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1918年9月至2018年2月），男，出生於俄羅斯，歷史學博士，教授，蘇聯科學院（現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81年）、蘇聯（現俄羅斯）特命全權大使（1967年）。師承俄羅斯漢學家、俄羅斯漢學研究彼得堡流派奠基人В.М.阿列克謝耶夫，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學研究流派，被公認為當前俄羅斯漢學界的泰斗。20世紀60年代曾擔任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在東方學、中國學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績。撰寫10多部專著、500多篇論文。其中《19世紀末中國維新運動與康有為》（1959）和《孫中山的外交政策觀點與實踐》（1964）被認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成果。2013年3月23日，齊赫文斯基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2018年2月24日，齊赫文斯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9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
- 外文名：Тихвинский,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
- 別名：齊赫文斯基
- 國籍：俄羅斯
- 出生地：俄羅斯列寧格勒
- 出生日期：1918年9月
- 逝世日期：2018年2月24日
- 職業：文學 語言家、漢學家
- 畢業院校：列寧格勒大學
- 主要成就：俄羅斯科學院院士
俄羅斯歷史學家全國委員會主席
俄羅斯科學院主席團顧問
獲“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 代表作品：學位論文《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
人物生平,工作情況,人生記事,主要著作,評價,
人物生平
1918年09月，齊赫文斯基於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醫生家庭。
齊赫文斯基出生於列寧格勒醫師家庭。
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1945年07月30日獲歷史學副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孫中山的原則：民族主義和他的對外政策》。
1953年06月22日，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
1958年08月01日，獲高級研究員職稱。
1959年10月21日，獲教授職稱。
1968年11月26日，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
1981年當選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解體後仍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
1981至1989年當選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委員。
2018年02月24日，齊赫文斯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9歲。
工作情況
1938～1957年、1967年起蘇聯外交部工作人員。
1939～1940年駐烏魯木齊副領事。
1946～1949年駐北京總領事。
1949～1950年駐華大使館參贊。
1949年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齊赫文斯基以蘇聯駐北平總領事和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的身份，參與了蘇聯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全部過程，並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邀請，參加了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
1999年10月1日，應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50周年紀念日慶祝活動。1953～1956年駐英國大使館參贊。
1956～1957年駐日本代辦處負責人和大使館公使銜參贊。
1957～1960年蘇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遠東司司長。
1966年起被授予特命全權大使外交頭銜。
1968～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
1975年起蘇聯外交部歷史外交管理局局長。
1969～1970年為中蘇邊界談判蘇聯代表團團員。
1957～1961年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研究人員。
1959年起任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
1962～1964年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經濟研究所室主任。
1964年起東方學研究所所長。
1980至1986年任蘇聯外交部外交學院院長。
蘇聯和俄羅斯國家獎金獲得者。
人生記事
1954年在劍橋、1960年在莫斯科、1964年在德里分別參加第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1954年在達勒姆、1958年在帕烏達、1965年在利茲分別參加第七、十二、十七屆國際青年中國學家大會。曾參加過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第六屆國際檔案館大會和第十七屆國際檔案館圓桌會議，第二十二、二十三屆國際中國學家大會，第二十八屆歐洲漢學研究協會。在第二十三屆大會上做題為《大清帝國統治集團“自強政策”的基本傾向》的報告。曾在蒙古烏蘭巴托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德里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波爾多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利茲大學、義大利帕多瓦大學以及巴西里約熱內盧大學講過學。1950年代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所屬研究所工作。1971年11月在“蘇聯中國學的迫切問題”學術討論會上做題為《中國史研究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和任務》的報告。1973、1974年分別在第四、五次“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學術討論會上做了發言。
主要著作
《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歷史問題》，莫斯科，1953年第6期）。
《中國的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中國社會思想史片斷）》（《哲學問題》，莫斯科，1953年第6期）。
《19世紀末中國的進步政論作品》（《歷史問題》，莫斯科，1958年第8期）。
《譚嗣同——19世紀末維新運動的左翼思想家》（《蘇聯中國學》，莫斯科，1958年第3期）。
《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和康有為》（莫斯科，1959年）。
《蘇中文化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10年》，莫斯科，1959年）。
《中國》、《辛亥革命》（《世界通史》第7卷，莫斯科，1960年）。
《發達的封建主義時代的中國（唐宋時期）和東亞鄰國》（《中國、日本：歷史和語文學》，莫斯科，1961年）。
《康有為作品翻譯》、《〈禮運篇〉注》、《〈大同書〉序》、《〈孔子改制考〉序》〔《中國近代思想家作品選（1840～1898）》，莫斯科，1961年，翻譯、注釋並作序〕。
《孫中山對外政策的觀點和活動（1905～1912）》（《中國的辛亥革命》，莫斯科，1962年）。
《孫中山和同殖民主義鬥爭的民族團結問題》（莫斯科，1963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科學中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表現》（《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莫斯科，1964年）。
《蘇聯現代歷史編纂學中的俄日和蘇日關係問題》（《歷史問題》，莫斯科，1964年第2期）。
《孫中山外交政策的觀點和實踐》（莫斯科，1964年）。
《滿族在中國的統治》（莫斯科，1966年）。
《孫中山——中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蘇聯的朋友（1866～1925）》；〔《紀念孫中山一百周年誕辰（1866～1966）》，莫斯科，1966年〕。
《孫中山——蘇聯人民的朋友》（莫斯科，1966年，俄文和英文版）。
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
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蘇聯現代歷史編纂學中的日本史的幾個問題》（《歷史問題》，莫斯科，1967年）。
《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孫中山對外政策的觀點》（《第二十屆國際中國學家大會報告集》，1968年）。
《1911～1913年辛亥革命：文獻資料集》（莫斯科，1968年）。
《古代和中世紀的中國及其近鄰》（莫斯科，1970年，合著）。
《韃靼蒙古征服亞洲和歐洲》（《亞洲和歐洲的韃靼蒙古人》，莫斯科，1970年）。
《19世紀最後10年的清帝國：中國在亞洲覺醒的時代》（《亞非國家近代史》，莫斯科，1971年）。
《孫中山——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遠東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2期）。
《17世紀的俄中關係（文獻與資料）》（莫斯科，1969年第1卷，1972年第2卷，責任編輯）。
《前言》（《中國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責任編輯）。
《中國歷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蘇聯中國學問題》，莫斯科，1973年，合著）。
《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遠東問題》，莫斯科，1975年第3期）。
《大漢族霸權主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著作》（《歷史問題》，莫斯科，1975年第11期）。
《中國歷史與現時代》（莫斯科，1976年）。
《蘇聯的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歷史和現代》(莫斯科，1977年)。
《18世紀的俄中關係（資料與檔案）》（第1卷，莫斯科，1978年，責任編輯）。
《遠東國際關係史（1945～1977）》（哈巴羅夫斯克，1978年，主編）。
《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莫斯科，1980年，合著）。
《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辛亥革命的思想體系》（《近代現代史》，莫斯科，1980年第1期）。
《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革命運動》（《遠東問題》，莫斯科，1982年第1期）。
《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和鄰國》（莫斯科，1982年，主編）。
《檔案的駁斥：反對偽造俄中關係史》（莫斯科，1982年，主編）。
《我生活中的中國》、《中國革命者遺囑，孫逸仙的生活、鬥爭和政治觀點演變》（莫斯科1986年）。
《中國與世界史》（莫斯科1988年）。
《我的一生與中國》（莫斯科1988年）。
《我生活中的中國》（莫斯科1992年）。
《中國走向統一和獨立之路（1898—1949），根據周恩來生平資料敘述》（莫斯科1996年，2000年在北京出中文版）。
《俄羅斯與日本注定要建立睦鄰關係（外交官回憶和史學家札記）》（莫斯科1996年）。
《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其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的駐外代表機構》（莫斯科1997年）。
《十九世紀俄中關係》檔案與資料集（莫斯科1995年）。
《二十世紀俄中關係》檔案與資料集（莫斯科2000年）。
《對外交工作的研究與回憶》（莫斯科2001年）。
《重返天安門——齊赫文斯基回憶錄》（莫斯科2002年，2004出中文版）。
評價
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師承俄羅斯著名漢學家、俄羅斯漢學研究彼得堡流派奠基人В.М.阿列克謝耶夫，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學研究流派，被公認為當前俄羅斯漢學界的泰斗。20世紀60年代曾擔任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在東方學、中國學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績。一生著述宏豐，撰寫出10多部專著、500多篇論文。其中《19世紀末中國維新運動與康有為》（1959）和《孫中山的外交政策觀點與實踐》（1964）被認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成果，在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的史學界和漢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這兩本著作與後來出版的《1898－1949年中國獨立和統一的道路：根據周恩來的傳記資料》（1996），構成其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三個不同階段的奠基作。其研究方法、翔實史料和闡釋的觀點，對俄羅斯漢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主編的《中國近代史》（1972）出版後被譯成中、英、法、波蘭等多種文字，影響延續至今。2000年主編的《中國的改革與革命》系列叢書獲俄羅斯聯邦國家獎，時任總統普京曾親自給他頒獎。齊赫文斯基還是資深外交家，1968-1974年任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1981年後任蘇中友好協會主席、榮譽主席。曾多次作為外交官來華工作，親眼目睹或參與了中國近現代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作為當時留在北京的唯一蘇聯官方代表，促成了在新中國成立第二天就實現中蘇建交。他一生不遺餘力研究和傳播中國歷史和文化，同時也致力於發展中俄（蘇）友好關係。齊赫文斯基漢學研究造詣深厚，對漢學研究和傳播以及中俄兩國關係的發展做出過傑出貢獻，在俄羅斯和國際漢學界具有深遠影響。近年來，儘管年事已高，仍為中國近代史、中俄關係史研究事業孜孜不倦地工作，為中俄兩國在新世紀鞏固和加強傳統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奉獻自己的一切。
作為俄羅斯成就卓著的歷史學家、俄羅斯中國近代史和俄中關係史研究的領銜學者，齊赫文斯基在60餘年的學術生涯中發表各類研究成果500餘篇，專著10餘部，其中許多著作及文章被翻譯成各種文字，介紹到世界各國。近年來，儘管齊赫文斯基院士年事已高，但他仍為中國近代史、中俄關係史研究事業孜孜不倦的工作，為中俄兩國在新世紀鞏固和加強傳統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奉獻著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