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

《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是蘇聯革命家列寧創作的政治著作,首次出版於1905年。

在該書中,列寧提出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創作絕對自由”的虛假性,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出版物的黨性原則,給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
  • 外文名: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作者:列寧
  • 類別:政治著作
  • 首版時間:1905年
  • 字數:約3300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作品思想,作品影響,作品評價,作品爭議,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列寧提出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創作絕對自由”的虛假性,指出這種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話,生活在社會中卻要離開社會而絕對自由是不可能的。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出版物的黨性原則。在寫作事業上,反對作機械的、劃一的平均和搞少數服從多數、公式主義,提倡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但這只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不能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

創作背景

1905年初開始的全俄範圍的政治罷工預示著革命風暴即將來臨,人民武裝起義勢在必行。面對強大壓力,沙俄政府許諾給人民一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列寧認為這是一個歷史的契機。因為,過去的俄國根本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無產階級政黨難以通過黨的報刊進行思想的領導,現在黨可以通過公開出版自己的報刊來宣傳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以達到思想領導的目的。但是,必須對黨的宣傳工作進行必要的改造,《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是列寧從國外回到聖彼得堡主持布爾什維克中央工作時,為指導全黨發動民眾、組織民眾,為不斷提高民主派的覺悟,為即將到來的武裝起義做充足準備而作。

作品思想

文中首先提出“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的主張,劃清了黨的文學同資產階級文學的界限。黨的文學同資產階級的習氣不同,與資產階級營利性的商業的出版業相反,與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相反;黨的文學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對於利用黨的招牌來宣傳反黨言論的黨員,必須遭到“清洗”,必須被趕走;黨的文學還應受到黨的監督。
其次,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文學的功能。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是個人或者集團的賺錢工具,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文學事業應當成為開動社會民主主義的“齒輪和螺絲釘”,應當成為有組織、有計畫、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
再次,列寧還駁斥了資產階級宣揚的創作的絕對自由的主張。指出資產階級所謂的創作的絕對自由都是虛假的,是資產階級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空話,要去揭發它,反抗它。真正自由的文學是懷有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關切,是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而服務,是要使未來的經驗(從原始空想形式的社會主義發展成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列寧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文學的屬性進行這樣的改造會有一定的難度,但是黨要明確地提出這個新任務,著手解決這個新任務。
最後,列寧強調,黨的文學應該受黨的監督,提倡言論自由,但不允許利用黨的招牌來鼓吹反黨的觀點。黨綱、黨的策略決議和黨章是確定黨的觀點和反黨觀點的界限。列寧嚴正指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鼓吹的絕對自由的言論不過是一種偽善,是資產階級或無政府主義的空話。列寧還提出要對一切報紙、雜誌、出版社等進行改組工作,使它們根據這些或那些原則完全加入黨組織,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學,它才能在資產階級社會範圍內擺脫資產階級的奴役,同真正現今的徹底的革命的階級的運動匯合起來。

作品影響

列寧的這篇著作提出了文學的黨性原則,給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是列寧在文學這門學科中最重要的貢獻。這篇著作把整個馬克思主義美學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史達林所規定的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和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就是從列寧的文學的黨性原則出發的。

作品評價

俄國作家伊凡諾夫:這篇論文撕毀了所謂“自由藝術”的擁護者們的假面具,使人完全信服的證明了,文學只有成為有黨的思想的、“公開地與無產階級結合的文學”才是“真正自由的”,它恰好跟擁護反動利益的“偽自由的”資產階級文學相反,對社會主義美學的形成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
《人民日報》:《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以鮮明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運用階級、階級鬥爭的觀點,無情地撕下了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鼓吹的所謂“超階級文學”的假面具,深刻地揭穿了那些號稱“絕對自由”的作家先生們的形形色色的醜惡嘴臉,對於增強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加強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蘇聯文藝理論家鮑· 索· 梅拉赫:列寧在文中的觀點在資產階級作家和政論家看來是奇談怪論,但正是它繼承和發展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文學批評古典作家們的優良傳統,揭開了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新的一頁。列寧的思想繼承了俄國進步文學的傳統,繼承了上一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義批評的傳統,它成為未來的藝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的綱領。
蘇聯美學家M·C·卡岡:在文中,列寧提出了藝術的黨性,他發現黨性是一種嶄新的性質,這是藝術在偉大的社會改造和革命戰鬥的時代獲得的。列寧沒有把創作自由和黨對藝術的領導對立起來,而是講二者辯證的相互依賴性,即藝術跟無產階級事業有深刻的、內在的、思想上的聯繫。
蘇聯文藝理論家Ю·巴拉巴斯:列寧1905年的這篇著名論文,首次異常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藝術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創作的黨性和自由的問題,提出了在過去和現在都決定著我們黨的文化政策的內容和形式的基本原則。列寧這篇文章,正如他關於藝術問題的其他著作和論述一樣,實際上是與伯恩斯坦、考茨基、王德威爾得、傑斯德列的觀點完全對立的,是在新的條件下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學觀點的繼承和發展。

作品爭議

在列寧這篇文章的影響下,建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黨的文學”或曰“文學的黨性原則”幾乎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指導思想。該文在1980年代之前的各種版本中也一直譯作《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政治氣候仍舊陰晴不定,文藝體制亟待改革,文藝指導思想也需要調整。1980年歲末,《人民日報》《文藝報》《文匯報》等報刊上掀起了討論“黨與文藝關係”的熱潮。1981年,一些期刊上開始出現重新討論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文章。文章普遍認為過去文藝界對列寧這篇文獻的理解存在誤區,片面強調“黨性”,忽略了“創作自由”、“創作個性”,從而給文藝界帶來了消極影響。
1982年,在胡喬木的推動下,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室開展《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譯文的重新修訂工作,並最終將標題改譯為《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該次修訂可視為為中共中央針對文藝界呼聲所做出的回應,通過新譯文的發表來調整新時期中共的文藝政策。同年6月25日,胡喬木提出“政治也不得不為經濟服務,不得不為教育服務,不得不為文化服務,其中也包括為文學藝術服務”。新時期中共領導人對待文藝創作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某種程度上放鬆了文學與政治的強制捆綁。
20世紀80年代末,又陸續出現討論《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譯名修改問題的文章,有學者認為新譯名並未能解決原文中“литература”一詞的翻譯難題,也未能透徹領悟列寧的寫作動機和社會效果。1990年2月15日,在京召開的有關文藝的黨性原則問題座談會上,有學者稱“在一個時期里,當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支配的中國思想界文藝界多元化結構中被排斥得連一塊立錐之地都難以維繫的時候,黨對文藝的領導權問題和文藝的黨性問題更成為面目可憎的純教條主義而被拋之九霄雲外”。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表現後果則是1989年影響全國的學生運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也指出“我們的新聞工作必須堅持黨性原則”,重新領會列寧該文中關於文學黨性的經典闡述再次成為貫徹落實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政治思想的有效途徑。
自此以來,理論界、學術界、翻譯界一直存在爭議。爭議的核心,始終是對“文學”一詞的解釋問題,對“黨的文學(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詞組能否成立的不同看法問題。

出版信息

該文寫於1905年11月13日,同日刊載於《新生活報》第12號上。
中譯文有11種:1.一聲譯,發表在1926年12月6日出版的上海《中國青年》第144期,標題是《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
2.陳望道譯,收在《蘇俄文學理論》一書附錄中。標題是《伊理基論文學》,摘譯《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其中前4個自然段和最後一個自然段未譯。
3.丹仁譯,發表在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上海《世界文化》第呂期,標題是《組織與文學》。
4.戈寶權譯,發表在1941年1月10日出版的重慶《文化陣地》第6卷第1期《列寧論文學藝術與作家》一書中,標題是《論黨的文學》。又發表在1944年7月15日出版的重慶《民眾》第9卷第13期,標題是《列寧論黨的文學的問題》。後來,全譯文發表在1949年上海時代出版社出版的《蘇聯文藝》第36期。
5.P·K·譯,發表在1942年5月14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時報》上,標越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6.肖三譯,收在1943年4月讀者出版社初版、1947年5月東北書店再版的《列寧論文化與藝術》一書中,標題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7.司徒真譯,北京新潮書店1950年出版,(1+70)頁,32開,豎排平裝,書名是《覺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8.呂熒譯,收在1952年10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列寧論作家》一書中,標題是《覺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9.發表在1953年7月12日出版的《解放軍文藝》第7期,標題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譯者未署名。
10.曹葆華譯,收在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馬恩列斯論文藝》和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列寧論文學》等書中,標題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11.中共中央編譯局譯校,首次發表在1958年12月出版的《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10卷,標題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後來,中譯文經過重新校訂,新校訂的中譯文發表在1982年11月16日出版的《紅旗》第22期上,標題是《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收在《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版(1957年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維吾爾文版(1958年)。

作者簡介

列寧(俄語:Ле́нин,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俄語: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布爾什維克黨創立者、蘇聯建立者和第一位領導人。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列寧主義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稱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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