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現場2：延安時期

本輯反映發生在延安時期的重大黨史事件，將黨史現場及其今昔變化用圖文結合的方式展現讀者，儘可能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

基本介紹

• 書名：黨史現場2:延安時期
• 出版社：海峽出版發行集團,福建人民出版社
• 頁數：268頁
• 開本：16
• 品牌：福建人民出版社
• 作者：羅平漢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30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11067091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黨史現場》系列圖書由《黨史現場·中央蘇區時期》、《黨史現場·延安時期》、《黨史現場·西柏坡時期》三本組成。《黨史現場》系列圖書對於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三個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了大量細節披露和剖析，這些事件很多是以前黨史寫作中較少涉及也是不太為廣大讀者所了解的，比如《黨史現場·中央蘇區時期》中對於朱毛之爭、富田事件等的披露與分析，《黨史現場·延安時期》中對於王明回國後王明與中央關係的披露與分析，《黨史現場·西柏坡時期》中對於土地改革、蔣介石下野等事件的披露與分析等。
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珍貴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對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披露了一些以前未見於公開材料的檔案和資料。圖書在尊重歷史原貌的基礎上，通過對各種歷史資料的組合和印證，還原了黨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細節和脈絡，歷史故事生動，歷史人物真實可信，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作者簡介

作者羅平漢，男，1963年8月生，湖南安化縣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獲“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與研究，著有《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文革”前夜的中國》、《“大躍進”的發動》、《當代歷史問題札記》一至三集、《回看毛澤東》等。

圖書目錄

《黨史現場·延安時期》目錄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與三月會議
一、毛澤東、張聞天對右傾的警惕與王明回國
1“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2“統一戰線本身就包含右傾危險”
3“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
二、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1王明：“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
2毛澤東：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
3十二月會議所產生的影響
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1十二月會議之後的王明
2長江局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
3三月政治局會議所討論的問題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歷史地位
一、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背景
1延安與長江局的分歧（一）
2延安與長江局的分歧（二）
3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報告
二、全會的召開與毛澤東的政治報告
1六中全會的前奏：九月政治局會議
2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
3毛澤東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
三、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完全確立
1張聞天的組織報告與王明等人的發言
2“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
3“黨有了民眾信仰的領袖”

延安整風是如何發動起來的
一、整風運動的動因
1延安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
2毛澤東決心總結黨的歷史
3“改造我們的學習”
二、整風運動的準備
1中共中央作出增加黨性的決定
2“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
3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三、九月政治局會議與延安整風的啟動
1九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
2王明發言“揭穿”一個秘密
3王稼祥、任弼時發言打破了王明幻想
4整風運動由高級幹部發展到全黨

中共七大：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一、七大的籌備與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1中共中央多次決定召開七大
2聯合政府成為七大政治報告主題
3各種報告的準備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通過
二、中共七大的隆重召開
1毛澤東縱論七大工作方針
2“建立一個光明的新中國”
3“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4朱德、劉少奇的報告與周恩來的發言
三、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1“選舉問題不是個人問題”
2聯合政府：戰略目標還是策略手段？
3對資本主義認識的變化

文摘

隨後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周恩來再次前往廬山同蔣介石會談，並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給蔣介石，而這時蔣的態度卻十分冷淡。據周恩來說：“我們帶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動手改兩句，那時候我們還客氣，同意他修改了兩點。但修改了他也不發表，總想把共產黨合法這一點抹殺掉。”接著，日本在上海製造了“八一三”事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才下定抗戰的決心，並於9月22日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在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種態度，無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等對其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同時也一再提醒各級幹部，一定要防止在國共合作實現後發生右傾危險。
原因之二，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國共合作的建立，黨內相繼發生了若干在國共合作時喪失原則性、遷就國民黨的事件，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其中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鳴事件。
何鳴曾任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閩粵邊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等職，堅持了閩粵邊的游擊戰爭。1937年2月，何鳴通過國民黨報紙了解到已發生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匯報後，於是年5月開始同粵軍第一五七師進行停戰談判，並於6月26日達成合作抗日、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福建省保全獨立大隊的“六二六政治協定”，較早地開創了局部地區國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於何鳴對國共合作的複雜性認識不足，沒有執行南委提出的“駐防地應在我游擊區”的指示，將紅軍游擊隊帶往漳浦縣城集中改編，以致發生近千名游擊隊員被國民黨第一五七師繳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鳴事件)。
抗戰爆發之後，又相繼發生了屈從國民黨解散中共領導的民眾團體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隴東特委曾不顧國民黨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種抗日救亡組織。七七事變後，中共隴東特委的一些人卻自動解散這些進步團體。1937年8月，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發出通告，提出要取締中共所領導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以及其他進步團體。迫於國民黨方面的壓力，中共陝西黨組織中的一些人，未堅持鬥爭，於9月間自動解散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要該會的一些幹部參加國民黨包辦的陝西省各界抗敵後援會設計委員會。
原因之三，鑒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教訓。中共與國民黨曾經有過合作的歷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共合作固然造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力量及其影響也隨之擴大，但這次國共合作給共產黨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發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致使大批的共產黨員及革命民眾遭受殘酷的屠殺。像毛澤東這樣經歷過第一次國共合作由興起到破裂全過程的中共領導人，對於當年陳獨秀和共產國際在處理國共關係時，在蔣介石、汪精衛的進逼面前所採取的妥協退讓而造成的嚴重危害，有著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看來，要防止大革命失敗那樣的悲劇重演，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時，就必須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在國共合作未正式形成前，開展反關門主義的鬥爭，而在國共合作既已實現之時，就應防止右的傾向，警惕右傾危險。
實際上，在抗戰爆發後不久國共合作剛剛實現之時，張聞天、毛澤東就曾對為何“目前投降主義的危險在增長”作了解釋。張聞天認為，原因之一是“統一戰線愈發展，右傾危險性愈要增長，這是因為統一戰線本身就包含右傾危險”。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經驗不夠，黨對於土地革命已有豐富的經驗，而對其他鬥爭方式並不熟悉，而“我們與之建立統一戰線的國民黨是一個統治全國的黨，錢、人、地位都有，它還有相當的經驗”，這樣，黨內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響；同時，黨內“農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騙與引誘，女人、金錢、地位對有些人誘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湯，就輕於相信”，這也是內部容易產生右傾危險的因素之一。
毛澤東也就此解釋說：“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對於共產黨的污衊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鬥爭’的叫囂，國民黨關於‘共產黨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於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於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於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畫，國民黨對共產黨幹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等等情況。”“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鬥爭的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毛澤東、張聞天對國共合作實現後黨內可能出現的右傾危險，保持著高度的警惕。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