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洋務知識
黃維煊的父親黃得剛原來是一位讀書應舉的“文童”,後來見出路不大,投奔綠營,任浙提標前營把總。1841年,調任慈谿守備,參與抗英鬥爭,積勞而卒。黃家本是小康之家,父親的早亡,使家裡一下斷了經濟來源。黃維煊“性慷慨,喜任事”,是一個責任心強,敢擔當做事的人。1844年,寧波開埠,中外貿易大興。黃維煊“慨然有四方之志”,決意加入中外貿易行列,“駕舟窮絕域之奇,歷琉球,游日本,術精猗頓,業操計然”。由此可知,他到過琉球、日本經商。青年時期的海上中外貿易活動,使他學到了不少洋務知識。“精算法,通曉時務。家本海疆,凡估客、水軍、柁工、譯使之輩,鹹擇其尤而與之習,以故緣海險要及西番語言文字、機巧器械,靡不諳練,儲為有用之學,以應當世。”由此可見,黃維煊是一個從實際工作中鍛鍊出來的洋務人才。
參福建船政
作為軍人後裔,黃維煊不僅會經商,也會打仗。
1862年四月,清軍準備反攻寧波的太平軍。黃維煊替當道畫守御之策,主張從海上入手,得到寧紹台道道台張景渠的肯定。五月,黃維煊“督炮船,轟鎮海,斬關奪隘,直抵甬江,焚其堡,披其城,拔之。西搗慈谿,南鞭奉化”。接著,黃維煊“復帥西師攻復省垣”。1864年三月,全浙平定後,黃維煊靠軍功得授福建候補同知,加四品銜,賞藍翎。有人忌妒,稱黃維煊縱兵擄掠。當時
左宗棠新任浙江巡撫,對下要求嚴格,接報後大怒。真相大白後,黃維煊反而得到了左宗棠的賞識。
1865年十月底,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黃維煊作為幕僚,以福建候補同知身份隨行到閩南。左宗棠決意建造船廠,反對馬尾作為基地。他上疏朝廷,得到批准。讓法國軍官日意格、德克碑承辦船廠的事。1866年九月,正當馬尾船廠要正式開辦之際,朝廷要調左宗棠為陝甘總督。臨行前,推薦正在福建侯官守制的前江西巡撫
沈葆禎總理福州船政,日意格為正監督,德克碑為副監督。同時,物色了黃維煊等七個能吏縉紳輔佐沈氏。十一月,左宗棠離任。
在七人船政委員會中,“諸公或有官守,或別有職事,皆不克駐工親蒞其事”。黃維煊因為沒有實職,專職協助沈葆禎辦廠,成為沈氏的“左右手”。福建船政局廠“經始於同治五年九月,落成於七年七月,計建造衙廨、廠塢、洋房等八十餘所”。1870年閏十月,黃維煊寫了《福建創建船政局廠告成記》。1871年十一月,成《洋務管見》二卷。福建因有船政局,所以外國人云集,洋務活動較多。精通洋務的黃維煊是主要的參與者,“創船政,創電線,創鑄快槍、利炮、水雷、魚雷,皆預其役,幸皆垂成。凡閩省有與洋人交涉事,大府嘗以指臂相屬,巨細難易,幸鮮辱命,故同事鹹以熟悉洋務謬相引許”。《洋務管見》集中體現了當時的福建洋務工作,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任台灣同知
黃維煊有經濟才能,熟悉洋情,才長識博,為沈葆楨等所薦,1871年十月,實任台灣海防同知。因福建船政局事務多,脫不了身,遲至1873年正月上任。
黃維煊是肯做事的人,他剛上任,就調查民間疾苦。那年正逢台灣災荒,米價漲幅大,決意平價出售糧米。他派人調查米船隊的位置,然後發布訊息,稱台灣的米已經沒有了。米商聽說這個訊息後,紛紛開往台灣,沒有幾天工夫,“萬艘麇集”,於是台灣米價得以平穩。
台灣土著有170社,人稱番社。由於各種因素,土著人不太重視教育。他立義塾十二處,以興文教。想通過教育,改造台灣土著人的文化水平。台灣多火災,他引進了浙江一帶相當流行的民間自發的救火組織水龍會來救火災。三個多月下來,百廢俱舉,威信大震。可惜不久接到調京檄令,“台灣之民吁留,稟三上不得請,乃焚香跪送十數里,綿延不絕。又立生祠以報其德”。
測繪《沿海圖說》
黃維煊在福建期間的另一大貢獻是主持了《沿海圖說》的測繪工作。據其自序,起始於1866年。為了熟悉海上交通路線,左宗棠議創福建船政時,檄邀黃維煊赴沿海各口“察形勝之險要,測沙水之淺深”,可見,這是左宗棠布置的任務。於是,黃維煊“乃西之漢口,東之上海,南至香港、台灣,北之燕台牛莊(遼寧南部)及沿海島門港汊,靡不周至,凡山川之險夷、沙礁之淺深、潮汐之大小,繪圖詳說”。
黃維煊回來後向沈葆楨表達了將其所見、所測“梗概而列之圖”的想法,得到沈氏的大力支持。於是,“揭旨要,別支流”,招工繪畫,繪圖工作在黃氏的主持下展開。同在福建船政局的鎮海
貝錦泉精輪舶駕馭,“每稿具,輒就質焉”。經過五年的工作,至1872年十二月定稿。
這部《沿海圖說》是如何送進皇宮的?應是1869年十月貝錦泉等駕駛中國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到天津接受朝廷檢閱時送上的。這部《沿海圖說》引起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興趣,“留中備覽”,故1881年版《皇朝沿海圖說》扉頁上題“曾經御覽”。
《沿海圖說》,也稱《沿海山沙水礁圖說》,總圖、分圖共三十二張,故也作“三十二卷”。目前寧波慈谿的水銀先生收藏一部。《皇朝沿海圖說》,應是黃家鼎出版時定的名。此前無“皇朝”兩字,黃維煊自跋作《沿海圖說自跋》可證。或以為縮印本始於光緒七年黃家鼎刊刻時,其實早在同治十一年時,就已經縮印了,自跋有“縮本幅仄”語。
這部地圖集的意義在於是中國第一部實測航行圖。《沿海圖說》是如何繪出來的?張美翊稱“黃君嘗譯製海道圖”,這個觀點是值得辨析的。黃維煊、貝錦泉等人花了五年時間完成測繪工作,他們是靠自己力量完成的。譬如《甬江圖說》上“在鎮海招寶山測”,完全符合近代地圖要求。此外,航道深度用的是蘇州碼,不同於外國的阿拉伯數字,也可證明是獨立繪成的。據水銀先生研究,《皇朝沿海圖說》為中國最早的近海實測航行圖,即按現代地理學原理進行實地踏勘、測量並繪圖的。這個結論是可以成立的。
測繪中國沿海航行地圖事,英國人始於19世紀60年代,中國人也恰在此時,這樣的巧合現象倒是值得分析的。古代中國,雖有陸海,但主要是一個內陸國家。“古之志輿地詳矣,而測海者代無傳書”。1840年鴉片戰爭後,隨著海上交流的擴大,中外均關注到了中國沿海航海圖的繪製。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黃維煊投入製圖工作的。
在黃維煊之前,清朝有關海洋的圖書,有
姜宸英《海防總論》、
陳倫炯《天下沿海形勢錄》、
魏源《海國圖志》、
徐繼畲《瀛寰志略》及
李廷鈺《海疆要略》諸書,均有其缺陷,難以為航海實踐之用。作為“測海”結果的《沿海圖說》出版,克服了清代傳統輿地書的缺陷。“今輪船往來半天下,兵商共濟,環海數萬里,島嶼星羅,礁磧縷結,操舟駕馭者,鹹奉公之書以為寶筏雲。”可見《沿海圖說》對當時航海與軍事之實用價值。
從今天來看,《沿海圖說》仍有一些獨到的現實價值。據水銀先生研究,《地球釋度》下的東西半球地圖在現在中國南海的位置,有“中國海”三個大字。可見在那個時代是世界各國人士的常識。在台灣東部,《沿海圖說》已經出現八重山和太平山(即宮古山)。在八重山南與太平山西的島嶼就是釣魚群島,雖然沒有標名字,但在中國範圍之內。如果繼續深入研究下去,會有更多的新發現的。
好學多藏書
黃維煊雖然沒有走上科舉之路,但他好學,尤其重視圖書收集,建怡善堂以藏書。蒐集到圖書2334種,27557卷,可見規模不小。又成《怡善堂書目》一卷,分部甲乙丙丁四部,“以類相從,檢取頗易”。自稱雖沒有多少善本,但“無巧偷豪奪之患。至子孫讀不讀守不守,皆非吾所敢知”。
維煊所著經濟文稿及數學之類,積寸厚三十冊。可惜黃維煊過於慎重,其子黃家鼎“屢請錄副,以備鐫刻”,黃維煊均以“屬草未定”而沒有答應。這一來,就留下後遺症。1872年六月底到上海後擬轉船回寧波,“覆檢行李,書篋已失所在”。這確實是一大文化損失。
1872年,黃維煊從北京“航海南歸。途中觸暑,瀕危者再。六月杪,舟抵滬瀆”。他告假後“易舶返甬”,七月十二,卒於寧波家中,才四十六歲。黃維煊“急於求治之心,不暇養生之計”,這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所在。因沈葆禎的請恤,1875年十月,贈太常寺卿,祭葬如二品,例蔭一子,以知縣用。下葬於鄞西王夾岙茶園山之原。
黃維煊,對很多寧波人來說是個陌生的名字,此前僅被作為清代寧波不太有名的藏書家偶爾為人提及。近日,我偶讀晚清寧波學人董沛《怡善堂遺稿序》,注意到晚清寧波有一個叫黃子穆的人,曾參與福建船政局廠管理、重視台灣土著人教育諸事,甚感興趣。查閱有關資料,發現黃子穆就是黃維煊,慈谿的水銀先生已經注意到了他的《沿海圖說》,稱為中國最早的近海實測航行圖。近日查有關目錄,從天一閣得黃維煊《怡善堂剩稿》一讀,大喜過望,有關黃維煊的諸多歷史謎團在這裡都得到了破解。
《沿海圖說》引起過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興趣,“留中備覽”,故1881年版的《皇朝沿海圖說》扉頁上題有“曾經御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