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生養雀記:杏壇真言之一》內容簡介：1967年冬天的某一日，我背著簡單的行李，來到上海西南角的天馬公社，那天天氣陰沉沉的，仿佛要下雪。汽車停在天馬山腳下，我問過路的一個老農，到公社教委怎么走？他說：沿著這條河走十來分鐘就到了。於是我便沿著河走。我走得很慢，走了很久，才看見“天馬公社革命委員會”幾個大字。我走進了紅漆大門，找到了報到處——我的教育生涯就從此開始了。
基本介紹
- 書名：黃生養雀記:杏壇真言之一
-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 頁數：260頁
- 開本：32
- 品牌：復旦大學出版社
- 作者：黃玉峰
-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9074383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黃生養雀記:杏壇真言之一》是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簡介
黃玉峰，上海復旦大學附中語文特級教師，復旦大學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特聘教授，華東師大中文系碩士生導師，上海市寫作協會副會長，上海市詩詞協會理事，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語文協會理事，復旦大學書畫篆刻研究會理事。自1967年至今，從教四十三年，始終耕耘在教育第一線，積極從事教育改革，有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和較深厚的理論素養，對中國小教育尤其是對語文教育有較深刻、較獨特的見解。
圖書目錄
胸中海岳夢中飛(代序)
第一輯 岳母在我背上離去
岳母在我背上離去
閔子騫、二堂放子及其他
懷念小閣樓
喜歡挨罵
破車與我同行
摜沙發
我家無空調
名片印我
瀟灑的阿Q
妻子愛穿新衣裳
女人不在家
紅鼻子
沾光與添彩
被強暴的滋味
得意與窩囊
明月何皎皎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勞動佳節話勞動
我的和園
和園記
五易書齋名
一棵樹
黃生養雀記(之一)
黃生養雀記(之二)
黃生養雀記(之三)
黃生養雀記(之四)
黃生養雀記(補記)
讀書是我最大的樂趣
身在天盡頭
“叛徒”的足跡
在復旦附中升旗儀式上的講話
第二輯 語文教學該敲響警鐘了
帶飯的閱卷官
從副市長舉八寶粥想開去
放縱、懲罰、三字經
從教授不能教孩子談起
教師素質與死馬骨頭
莫讓孩子吃錯藥
夜來風雨聲考試知多少
我們需要“誠與愛”的教育
千樹萬樹梨花開
經典，伴你精神成人
閱卷教師的爭論
名作家與少年郎之比較及我的逃遁
不容小錯鑄大錯
高考前的最後幾堂語文課
“孤芳自賞”、“隨波逐流”及其他
四十五封信和美輪集
……
第三輯 不要漏掉錢鐘書
第四輯 十駕難酬知遇恩
第五輯 心中藝術的迷狂追求
第六輯 請一隻老鼠吃飯找誰
後記
第一輯 岳母在我背上離去
岳母在我背上離去
閔子騫、二堂放子及其他
懷念小閣樓
喜歡挨罵
破車與我同行
摜沙發
我家無空調
名片印我
瀟灑的阿Q
妻子愛穿新衣裳
女人不在家
紅鼻子
沾光與添彩
被強暴的滋味
得意與窩囊
明月何皎皎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勞動佳節話勞動
我的和園
和園記
五易書齋名
一棵樹
黃生養雀記(之一)
黃生養雀記(之二)
黃生養雀記(之三)
黃生養雀記(之四)
黃生養雀記(補記)
讀書是我最大的樂趣
身在天盡頭
“叛徒”的足跡
在復旦附中升旗儀式上的講話
第二輯 語文教學該敲響警鐘了
帶飯的閱卷官
從副市長舉八寶粥想開去
放縱、懲罰、三字經
從教授不能教孩子談起
教師素質與死馬骨頭
莫讓孩子吃錯藥
夜來風雨聲考試知多少
我們需要“誠與愛”的教育
千樹萬樹梨花開
經典，伴你精神成人
閱卷教師的爭論
名作家與少年郎之比較及我的逃遁
不容小錯鑄大錯
高考前的最後幾堂語文課
“孤芳自賞”、“隨波逐流”及其他
四十五封信和美輪集
……
第三輯 不要漏掉錢鐘書
第四輯 十駕難酬知遇恩
第五輯 心中藝術的迷狂追求
第六輯 請一隻老鼠吃飯找誰
後記
後記
編這兩本小書時，我正在寫另外兩本書。一本是呂型偉老先生催促我寫的《我的大語文教學》，一本是我自己迫切想寫的《說魯迅》。
呂老看了我的《“人”是怎么不見的》一文後，一連五次打電話給我，要我把自己對教育的看法和做法寫出來。呂老已是九十四歲的高齡，還如此關心教育，關心後輩，令我深深地感動，我不能不抓緊時間寫。呂老把我叫去時，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對我寫書的質量而言，“人云亦云不雲，老生常談不談”。第二句話是對我寫書的速度而言，他說：“你必須讓我看到這本書。”這兩句話給了我無形的壓力，而且是巨大的。我不能不義無反顧、夜以繼日地把它寫出來。我還在第一線上課，還在復旦大學客串開課，還有許許多多的雜事。
《說魯迅》是我自己急切地想寫的。我對魯迅的認識有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我曾是那樣地敬重他，崇拜他，把他作為自己的精神父親。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已經完全不同了，我想把自己的認識寫出來，與大家分享，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我有一種使命感，非要把它說出來不可。這樣繁重的工作，壓在我——一個年逾花甲的“五四青年”的身上，似乎有點力不從心。但無論如何我也要把它寫出來。
因此，我的這本書的編撰就不能不粗糙了。這是我心懷不安的。
感謝我的妻子為支持我的工作和學習，把一切家務都挑了起來，還經常把自己讀書的心得在吃飯時、睡覺前告訴我，常常把她認為精彩的片段讀給我聽。我真正體會到了親情的美好。
感謝楊士軍老師的催促，不是他一次一次地盯著我，也許我的這兩本書還不知會拖到哪一天呢！我是感激他的。
復旦大學心理學系的戈逸同學為我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在此也表示謝意。
呂老看了我的《“人”是怎么不見的》一文後，一連五次打電話給我，要我把自己對教育的看法和做法寫出來。呂老已是九十四歲的高齡，還如此關心教育，關心後輩，令我深深地感動，我不能不抓緊時間寫。呂老把我叫去時，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對我寫書的質量而言，“人云亦云不雲，老生常談不談”。第二句話是對我寫書的速度而言，他說：“你必須讓我看到這本書。”這兩句話給了我無形的壓力，而且是巨大的。我不能不義無反顧、夜以繼日地把它寫出來。我還在第一線上課，還在復旦大學客串開課，還有許許多多的雜事。
《說魯迅》是我自己急切地想寫的。我對魯迅的認識有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我曾是那樣地敬重他，崇拜他，把他作為自己的精神父親。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已經完全不同了，我想把自己的認識寫出來，與大家分享，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我有一種使命感，非要把它說出來不可。這樣繁重的工作，壓在我——一個年逾花甲的“五四青年”的身上，似乎有點力不從心。但無論如何我也要把它寫出來。
因此，我的這本書的編撰就不能不粗糙了。這是我心懷不安的。
感謝我的妻子為支持我的工作和學習，把一切家務都挑了起來，還經常把自己讀書的心得在吃飯時、睡覺前告訴我，常常把她認為精彩的片段讀給我聽。我真正體會到了親情的美好。
感謝楊士軍老師的催促，不是他一次一次地盯著我，也許我的這兩本書還不知會拖到哪一天呢！我是感激他的。
復旦大學心理學系的戈逸同學為我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在此也表示謝意。
序言
胸中海岳夢中飛（代序）
1967年冬天的某一日，我背著簡單的行李，來到上海西南角的天馬公社，那天天氣陰沉沉的，仿佛要下雪。汽車停在天馬山腳下，我問過路的一個老農，到公社教委怎么走？他說： 沿著這條河走十來分鐘就到了。於是我便沿著河走。我走得很慢，走了很久，才看見“天馬公社革命委員會”幾個大字。我走進了紅漆大門，找到了報到處——我的教育生涯就從此開始了。
我是從上海教育學院被分配到郊區的，當時這所學校的大部分學生都留在市區。我是畢業分配小組的成員，卻把自己分到了市郊。照我的家庭情況看，我是不該去郊區的。我的一個姐姐在奉賢農場，一個妹妹在家鄉紹興落戶了。我完全有資格留在上海。但我卻分到了農村。這倒並非因為我“思想好”，恰恰是因為我“思想不好”。當時我很喜歡一個同班的女生。她的條件只能去郊區。畢分組要把她分下去，我為之力爭。組裡掌權的同學何某、方某似乎知道我與她的關係，便開玩笑地說：“你要她留市區很容易，只要你自己到郊區去，騰出一個名額就行了。”我說：“那我就下去吧。”於是，我真的下去了，分到了天馬。
後來的故事是，我們並沒有發展感情。九個月後，我因為寫錯字而被視為反革命，拘留了二十二個月。被釋放時，我已經無臉去見她了。不久，她突然打電話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於是我送去了自己手書的詩詞條幅作為賀禮，從此分道揚鑣。
然而我的教書生涯就在這樣的不順利中展開了。我在一個叫徐莊的鄉下，教複式班。所謂複式班，就是同時教兩個年級的學生，而且是坐在一個教室里。那時我不但教語文，而且教外語，還教數學，甚至還帶過音樂課、體育課。我教的是初一和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釋放以後，便是下放勞動。因為我拚命地乾終於大病一場，病時好時壞，後我被調到松江少體校，在少體校一條走廊盡頭隔出的三個平方米的小屋裡，整整生活了十年。我為那隔出的天地取名為“有不為齋”。在那寂寞的日子裡，我讀了好多書，還常常練字，有時還有閒情畫畫。後來我被派到松江二中，最後到了復旦附中。那一年，我四十歲，到復旦附中一晃已過了二十四年了。
我的教改起步可以追溯到1985年，在松江二中。當時應試教育並沒有現在那么厲害，市面上還沒有一本“教輔書”，但教學內容卻很僵化。教的是楊朔、秦牧、碧野、魏巍等四五流作家的文章，報刊雜誌上的社論，領袖的講話，詩歌也大多是毛澤東的，古文、古詩很少，外國作品更是鳳毛麟角，我深深地感到悲哀。於是在課堂上增加了書本上沒有的東西。有古詩詞，有先秦散文，有外國的散文小說，還擠出空隙給他們講美學。當時我正在讀一些美學著作，向學生介紹了當時剛剛出版的《人的現代化》一書，自己也似懂非懂，便臨時販賣，記得還招來校領導和學生的反對，說我是不務正業。
到了復旦附中後，起先幾年，我只是“循規蹈矩”地教書，但同樣感到教材的陳舊，教法的僵化。隨著應試教育的愈演愈烈，我改革的內在驅動力也越來越強烈了。我採用了“請進來”、“走出去”的方法，開始了“追尋真善美”的教學實驗。有幸的是，我的改革嘗試，還曾得到蘇步青校長的關心和支持。蘇老的孫女蘇霖是我班的學生，我以家訪為由曾多次登門造訪。他告訴我他自己的學習過程，鼓勵我不但要自己實驗，而且要為語文教學“大喊大叫”。於是90年代初，我便開始在報刊上寫文章。最早的幾篇文章，是《從教授不能教自己的孩子談起》、《還我琅琅書聲》，後來陸續寫了上百篇，都是與教學有關的。有的是雜文，有的是教學雜談。
蘇老鼓勵我說：“可以出本集子嘛。”但我總覺得分量不夠，遲遲沒有編輯。後來我與曾老師談起此事，他也鼓勵我出書，並主動與我說，可以請蘇老題字。曾老師是蘇步青的高足，沒幾天，他就把蘇老的題字拿來了。題字的內容是： 杏壇真言——賀黃玉峰老師新著出版。曾老師催我說，字都題好了，你什麼時候出書呀？感激之餘，我感到惶恐，自己的這點東西怎么配拿出去呢？以後工作更忙了，擔任教育電視台《詩情畫意》的總策劃、總撰稿，幾乎每周要寫五六篇稿子。後來還客串了電視欄目《文化中國》嘉賓，出版了四本《詩情畫意》，出版了《說李白》、《說杜甫》、《說蘇軾》等書，但是就是沒有把自己關於教育的文章集起來。
轉眼到了2010年。蘇老是2002年給我題的字，至今已經八年之久了，我心裡總壓著一塊石頭，沉甸甸的，總感到非要完成這件事不可。2010年是復旦附中校慶六十周年。負責科研的楊士軍老師來找我，要我把過去的文章編印出來，這正合我的心意，於是有了這兩本小冊子。當我編完《杏壇真言》之一、之二時，我禁不住又想起了蘇老和曾容老師，這兩位極力鼓勵我編書的長者，他們已看不到這兩本書的出版了。然而他們的諄諄教誨鼓舞著我，我將不會辜負這兩位長者的厚望，繼續在教育的田地上耕耘。這兩本書，也許是我的新的起點。
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正處於大變動的時期，有一位鬱郁不得志的思想家、文學家心懷悲憤之情離開京城，那年是農曆己亥年，他一路上每天寫一首詩，到年底編成一本《己亥雜詩》，這個人就是魏源、林則徐的好朋友，名叫龔自珍。
梁啓超曾把《己亥雜詩》的兩首詩中的兩句，集成一副對子，書贈當時正留學美國的冰心女士，此聯云：“世事蒼涼心事定，胸中海岳夢中飛。”這副對聯表達了在身受挫折、世事滄桑變幻不定的境遇中，仍然不失憂國憂民之志，仍然保持旺盛的進取精神。詩句表達出梁任公夢飛於高山大海，神馳於長江黃河，嚮往自由，熱愛生活，心繫祖國的至情。
這也正是我今天心中的感受。
故將此作為我序言的題目。
1967年冬天的某一日，我背著簡單的行李，來到上海西南角的天馬公社，那天天氣陰沉沉的，仿佛要下雪。汽車停在天馬山腳下，我問過路的一個老農，到公社教委怎么走？他說： 沿著這條河走十來分鐘就到了。於是我便沿著河走。我走得很慢，走了很久，才看見“天馬公社革命委員會”幾個大字。我走進了紅漆大門，找到了報到處——我的教育生涯就從此開始了。
我是從上海教育學院被分配到郊區的，當時這所學校的大部分學生都留在市區。我是畢業分配小組的成員，卻把自己分到了市郊。照我的家庭情況看，我是不該去郊區的。我的一個姐姐在奉賢農場，一個妹妹在家鄉紹興落戶了。我完全有資格留在上海。但我卻分到了農村。這倒並非因為我“思想好”，恰恰是因為我“思想不好”。當時我很喜歡一個同班的女生。她的條件只能去郊區。畢分組要把她分下去，我為之力爭。組裡掌權的同學何某、方某似乎知道我與她的關係，便開玩笑地說：“你要她留市區很容易，只要你自己到郊區去，騰出一個名額就行了。”我說：“那我就下去吧。”於是，我真的下去了，分到了天馬。
後來的故事是，我們並沒有發展感情。九個月後，我因為寫錯字而被視為反革命，拘留了二十二個月。被釋放時，我已經無臉去見她了。不久，她突然打電話告訴我她要結婚了。於是我送去了自己手書的詩詞條幅作為賀禮，從此分道揚鑣。
然而我的教書生涯就在這樣的不順利中展開了。我在一個叫徐莊的鄉下，教複式班。所謂複式班，就是同時教兩個年級的學生，而且是坐在一個教室里。那時我不但教語文，而且教外語，還教數學，甚至還帶過音樂課、體育課。我教的是初一和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釋放以後，便是下放勞動。因為我拚命地乾終於大病一場，病時好時壞，後我被調到松江少體校，在少體校一條走廊盡頭隔出的三個平方米的小屋裡，整整生活了十年。我為那隔出的天地取名為“有不為齋”。在那寂寞的日子裡，我讀了好多書，還常常練字，有時還有閒情畫畫。後來我被派到松江二中，最後到了復旦附中。那一年，我四十歲，到復旦附中一晃已過了二十四年了。
我的教改起步可以追溯到1985年，在松江二中。當時應試教育並沒有現在那么厲害，市面上還沒有一本“教輔書”，但教學內容卻很僵化。教的是楊朔、秦牧、碧野、魏巍等四五流作家的文章，報刊雜誌上的社論，領袖的講話，詩歌也大多是毛澤東的，古文、古詩很少，外國作品更是鳳毛麟角，我深深地感到悲哀。於是在課堂上增加了書本上沒有的東西。有古詩詞，有先秦散文，有外國的散文小說，還擠出空隙給他們講美學。當時我正在讀一些美學著作，向學生介紹了當時剛剛出版的《人的現代化》一書，自己也似懂非懂，便臨時販賣，記得還招來校領導和學生的反對，說我是不務正業。
到了復旦附中後，起先幾年，我只是“循規蹈矩”地教書，但同樣感到教材的陳舊，教法的僵化。隨著應試教育的愈演愈烈，我改革的內在驅動力也越來越強烈了。我採用了“請進來”、“走出去”的方法，開始了“追尋真善美”的教學實驗。有幸的是，我的改革嘗試，還曾得到蘇步青校長的關心和支持。蘇老的孫女蘇霖是我班的學生，我以家訪為由曾多次登門造訪。他告訴我他自己的學習過程，鼓勵我不但要自己實驗，而且要為語文教學“大喊大叫”。於是90年代初，我便開始在報刊上寫文章。最早的幾篇文章，是《從教授不能教自己的孩子談起》、《還我琅琅書聲》，後來陸續寫了上百篇，都是與教學有關的。有的是雜文，有的是教學雜談。
蘇老鼓勵我說：“可以出本集子嘛。”但我總覺得分量不夠，遲遲沒有編輯。後來我與曾老師談起此事，他也鼓勵我出書，並主動與我說，可以請蘇老題字。曾老師是蘇步青的高足，沒幾天，他就把蘇老的題字拿來了。題字的內容是： 杏壇真言——賀黃玉峰老師新著出版。曾老師催我說，字都題好了，你什麼時候出書呀？感激之餘，我感到惶恐，自己的這點東西怎么配拿出去呢？以後工作更忙了，擔任教育電視台《詩情畫意》的總策劃、總撰稿，幾乎每周要寫五六篇稿子。後來還客串了電視欄目《文化中國》嘉賓，出版了四本《詩情畫意》，出版了《說李白》、《說杜甫》、《說蘇軾》等書，但是就是沒有把自己關於教育的文章集起來。
轉眼到了2010年。蘇老是2002年給我題的字，至今已經八年之久了，我心裡總壓著一塊石頭，沉甸甸的，總感到非要完成這件事不可。2010年是復旦附中校慶六十周年。負責科研的楊士軍老師來找我，要我把過去的文章編印出來，這正合我的心意，於是有了這兩本小冊子。當我編完《杏壇真言》之一、之二時，我禁不住又想起了蘇老和曾容老師，這兩位極力鼓勵我編書的長者，他們已看不到這兩本書的出版了。然而他們的諄諄教誨鼓舞著我，我將不會辜負這兩位長者的厚望，繼續在教育的田地上耕耘。這兩本書，也許是我的新的起點。
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正處於大變動的時期，有一位鬱郁不得志的思想家、文學家心懷悲憤之情離開京城，那年是農曆己亥年，他一路上每天寫一首詩，到年底編成一本《己亥雜詩》，這個人就是魏源、林則徐的好朋友，名叫龔自珍。
梁啓超曾把《己亥雜詩》的兩首詩中的兩句，集成一副對子，書贈當時正留學美國的冰心女士，此聯云：“世事蒼涼心事定，胸中海岳夢中飛。”這副對聯表達了在身受挫折、世事滄桑變幻不定的境遇中，仍然不失憂國憂民之志，仍然保持旺盛的進取精神。詩句表達出梁任公夢飛於高山大海，神馳於長江黃河，嚮往自由，熱愛生活，心繫祖國的至情。
這也正是我今天心中的感受。
故將此作為我序言的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