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甲歸田”的黃慶玖,是一位非典型基層公務員。在鄉鎮基層幹了一二十年,工資低,升職無望直至無欲,以養老心態活在官場。關於他的第一篇報導《副鄉長辭職種田》,被國內多家媒體轉載,在網上引發熱議,黃慶玖被看做是一個不戀官場、回歸農田的非典型基層官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慶玖
- 國籍:中國
- 職業:公務員
- 性別:男
人物背景,帶甲歸田,閒職,焦慮,選擇,賬本,媒體關注,專家觀點,公務員種田,於法於情都說不過去,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
人物背景
4月21日,黃慶玖在承包的田地旁勞作 “帶甲歸田”的黃慶玖,是一位非典型基層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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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他的種田背景,呈現的則是一些普通基層公務員的典型生存狀態:在鄉鎮基層幹了一二十年,工資低,升職無望直至無欲,以養老心態活在官場,有的如黃慶玖則開始“謀錢途”,以至於觸到國家公務員法的紅線,儘管此舉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
永州市零陵區,從主幹道拐進區畜牧局的辦公大樓,需要經過一條有些破落的巷子。畜牧局的招牌被幾根竹架子遮住,工人在院子裡挑沙土。這棟正在翻修的4層小樓,因遠離鬧市而顯得更加寂寥。
黃慶玖的辦公室在3樓。他是這棟樓里唯一一個沒有具體職務的工作人員,工作內容是“協助副局長做事”。他的辦公室,也是唯一個沒掛科室門牌的。
當初從鄉人大副主席申請調到此處,工作清閒無壓力是主要原因。同時,他當時已經獲得了第二個身份——在零陵區石山腳鄉擁有200多畝農田經營權的“種田大戶”。
從實職走向閒職,在官員和農民兩種身份之間疊加糾纏,讓他仿佛坐了趟人生的過山車。
帶甲歸田
閒職
黃慶玖42歲,身材有些微胖,頭頂的發已稀疏到幾近“荒蕪”。
他辦公室的隔壁是財務科和文明辦。財務科的幾個女同事對他印象不錯,“是個老實人,挺勤快的。”
一名短頭髮的女工作人員說,黃慶玖每天早上來到辦公室,便開始打掃衛生,有時候還幫她們把放在門外的垃圾倒了。除此之外,黃慶玖還愛學習,沒事喜歡鑽研網站,把畜牧局的網站重新搗鼓了一番,讓大家對這個來自鄉鎮的新同事刮目相看。
同事們對黃的過去所知甚少,但黃慶玖種田一事,不少同事都表示知情,而且“十分理解”。有同事說,“他是跟別人一起種田的,這沒什麼。”
黃慶玖是來到這個在編人員不到30人的單位。局裡給他騰挪出3樓的一間辦公室,職務是副主任科員,主要協助分管養殖和動物防疫的副局長做事。
局領導都在4樓。每天,黃慶玖都要爬辦公室左邊的Z字形樓梯,跑到副局長辦公室,聽他安排工作。
這位副局長姓蔣,記者見到他時,他正打電話部署新一期的生豬養殖(閹割)計畫。對於黃的表現,他不願做過多評價,只說,“我的事情都很雜,有事情就叫他,他一般也還能做好。”
蔣姓副局長說,黃慶玖在職稱上跟他是平級(都是副科級)的,但黃不是領導。
“每天都是做些瑣事。”黃慶玖說,在此之前,沒人做這份工作,所以不算接誰的班。
從鄉人大副主席到非領導職務,黃慶玖並沒有經過多少掙扎。他不止一次跟記者說,“能謀得縣城裡的清閒職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焦慮
黃慶玖出生在農村。從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零陵區石山腳鄉任職。1999年,28歲的他當上了鄉鎮分管農業的副鄉長。2年後,任人大副主席。在這個職位上,他幹了兩屆。
對於以往的仕途經歷,黃不願過多提及。“六局三辦一公司,只要跟農業沾點邊的,我都要負責接洽,很辛苦。”他說,最多的一次,他一連線待了5個不同的上級單位,忙得沒時間吃飯。
在他的老同事眼中,他是個“捨得吃苦,捨得用力”的人。除此之外,也有缺點,比如沒有魄力,不善人際關係等等。
“能吃苦”並沒給黃慶玖帶來多少收益。他說,直到離開鄉鎮,他的工資(包括福利津貼)每月才2300元——這個數目,是市區一名普通餐館年輕服務員工資的2倍左右,前提是餐館包食宿。
黃慶玖說,在鄉鎮任職的20年時間裡,他最初一個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單位房裡,每天數著日子過,很焦慮。後來遇到現在的妻子,住房條件有了一些改變,卻也增加了很多開銷。為了補貼家用,妻子後來去了一家紙板廠,工作環境惡劣,每月工資卻只有700多元。
黃慶玖說,他的頭髮就是那些年掉光的。
2006年,他找親戚借了些錢,在郊區買了套100平米的房子,總房款10多萬,他選擇5年按揭,每月還貸將近2000元。
這個數字曾讓他喘不過氣來。“當時想的是,趁孩子還小,不太需要錢,能過去就過去。生活嘛,總要逼一逼自己的。”
妻子隨後去了市區一家酒店當服務員,每天晚上10點多才能回家,黃慶玖下班後要給孩子做飯,家務活也基本由他“承包”。儘管如此,他還是很滿足——用黃自己的話說,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一絲光亮,畢竟,妻子的工資漲到了1000元。
如今,黃慶玖的兒子已經上初一了。黃慶玖說,這是個讓父親焦慮的時候,“現在學費不要錢,等過了這3年,畢業擇校、上高中、考大學,哪個不是要死命花錢。”
選擇
命運,似乎也在這個時候給了他“機會”。黃慶玖說,2012年3月份,他在石山腳鄉的南山村、文屯村督促春耕生產,發現有不少農田處於拋荒狀態,他覺得很可惜。
跟村里幾個幹部商量一番後,黃慶玖決定帶頭“大戶包田”,把這些農田全都利用起來。
他躊躇滿志。之後,不到一個月時間,黃慶玖和村里另外兩個農民,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從村民手裡租到了200畝農田,用於制種和傳統水稻種植。
這些田地,大多遠離水利設施和鄉間公路,地勢不好,分布也零散。而要實現機械化大面積耕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土地要連片。
黃慶玖說,要從農民手裡租到田,不是容易事,“農民們都有‘離鄉不離田’的想法。”黃慶玖多次跟著村幹部去說服村民,村民最終多半會被這個“領導”打動,黃慶玖便可以用其他零散的田換來相對集中的田。
在獲得土地經營權之後的幾天時間裡,黃慶玖聯繫上了省內一家大型種業公司。按照公司慣例,黃慶玖免費獲得種穀,收成後再將谷種賣給公司——這個,也讓黃慶玖覺得滿意。
黃慶玖投入了4萬元,他說,這些錢都是找親戚東拼西湊借來的。
彼時,黃慶玖還在石山腳鄉鄉政府任職。鄉政府離農田只有2公里路程,黃慶玖有輛電動車,雖然工作忙碌,他還是經常抽時間下田。
2012年6月,零陵區各鄉鎮換屆。零陵區組織部的工作人員下到各鄉鎮摸底情況,像黃這樣在同一個職位上擔任了兩屆的,要么交流到其他鄉鎮擔任職務,要么平調到區里,擔任非領導職務。
黃慶玖選擇了後者。為此,他還寫了一份申請,理由是:“年齡已大,希望能換個環境工作”。
他說,“鄉鎮事情太多,壓力很大,換到別的鄉鎮也是換湯不換藥,可能當上正科級,但沒幾個人願意。”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鄉鎮公務員說,一個基層公務員,在崗位上做了很多年後,沒有後台,沒有突出的能力,一般很難再往上升。那些基層幹部如何安置?最常規的做法,就是平級調到縣裡或區里,做份閒職直到退休,“也算是養老”。
而這,也正合乎黃慶玖本人的解讀。他幾乎是高高興興地去區畜牧局報到的,因為“以後可以有更多時間照顧農田”。
賬本
五一小長假後的第一個工作日。黃慶玖帶著一支由25個村民組成的“插秧隊”,浩浩蕩蕩地朝他的田地走去。
他下到田裡,指導別人怎么把泥巴糊到田埂邊上,以填好那些泥鰍鑽出來的洞,不讓田裡的水流走。之後,又教一位村民怎么分辨母本四葉苗和五葉苗。折上岸頭,他隔老遠跟幾個做工的婦女喊話,某塊田要重新翻泥,太硬了播不了苗。
他確實有些忙。他承包的田地變成了400畝。
他曾給記者算過一筆賬。從種子到入倉,一畝農田成本有谷種、插秧、機耕、收割、農藥、化肥、田管、曬穀等費用,正常情況下這些開支約為每畝500元左右,一塊畝產300公斤的水田,收成大概是600到700元,平均賺100多元;而用於制種(結出的稻穀不用於口糧,而是賣給種子公司)的水田,相對來說,成本和利潤都要高,純利潤大概為每畝200到300元左右——理想狀態下,100畝農田,如果全部用於制種,年利潤可達到兩三萬元。
這也正是黃慶玖擴大生產的原因。算下來,400畝農田,可以賺得8萬到12萬元,加上政府補貼(零陵區為了鼓勵種田大戶,規定100畝以上大戶獎勵1萬元,而據黃慶玖說,政策可能更加利好,400畝有望獎勵4萬元),最少也可以賺到12萬元——這個數字,是黃慶玖目前工資年收入的5到6倍。
這個有著400畝農田種植經營權的人,身份卻不是農民。即使下到農田,黃慶玖的左上衣口袋依然別著一個圓形工作牌,上面寫著職務:零陵區畜牧水產局副主任科員。
媒體關注
此時,關於黃慶玖以公務員身份種田的質疑聲開始傳來。當記者再次見到黃慶玖時,他說,自己更多的時間是在辦公室,沒花在種田上。
5月10日,記者來到黃慶玖的辦公室,辦公桌上零星堆著幾份過期報紙和諸如《讀者》之類的雜誌。黃慶玖從抽屜里摸出一本綠殼日記本說,他最近都在研究十八大精神,每天都會抄上幾頁十八大報告,日記本現在已經被他抄了近100頁。
電腦旁邊比較顯眼的地方,擺放了一個日曆本,黃慶玖用黑色水筆在上面寫了每天的工作日程,1月和2月都甚少標註,只在元旦和春節期間,寫著寥寥幾個字:制種、稻穀結賬。
到了3月份,除去雙休日,日曆本上開始每天都有標註。不過,內容依然簡單,有的只寫了四個字:今天開會。
黃慶玖說,自己的事被媒體報導後,他仿佛坐了一趟人生的過山車。“最初,是作為正面典型報導的嘛,我自己也吹了些牛,哪裡曉得後來又說不能種田。”
“根本沒賺10多萬呢。”黃慶玖說,只賺了點汗水錢,兩三萬的樣子,“當時覺得,大戶包田,科學種植,是肯定可以賺錢的,哪裡想到會這么不掙錢。”
的確,關於他的第一篇報導《副鄉長辭職種田》,被國內多家媒體轉載,在網上引發熱議,黃慶玖被看做是一個不戀官場、回歸農田的非典型基層官員。
而後,關於身份的質疑隨之而來。據稱,黃慶玖還因此接到上級領導部門的電話,批評他“愛出風頭,惹了麻煩。”
對於黃慶玖種田一事,零陵區組織部稱,他們不了解情況,也不作評價。“這是他的個人行為。”
黃慶玖說,妻子跟他吵架,罵他蠢,讓他跟記者解釋,他不是一個人種田,也沒賺那么多錢。記者提出採訪黃慶玖的妻子,被他婉言拒絕。
黃慶玖對記者說,他已經決定不再種田了。“今年投入的幾萬塊錢,算是借給別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給我一點利息就可以了。”
他說,自己來自農村,考上大學不容易,是村里和父母的驕傲,如果因為種田丟了公務員的工作,會被村里人看成是“捨本逐末”的笑話。
黃慶玖說完這些,臉上顯出更深的疲倦。他捶了捶腦袋,眼皮耷拉下來,緩慢地關掉電腦,打了卡,走出辦公室。
“兒子回家了,要給他做晚飯。”他望著記者,似乎欲言又止。
不過很快,他從口袋裡摸出了一塊錢,道別之後,坐上了正好趕來的公車。
專家觀點
公務員種田,於法於情都說不過去
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慶玖的行為已經違反國家公務員法,而且在情理上同樣說不過去,他這等於拿著國家財政、納稅人的錢,辦自己的事,納稅人能同意嗎?
公務員閒職太多,那就精簡,國家和人民財政負擔也不會這么重。現在的情況是,公務員考到了中央就一直在中央,考到了基層,就不太可能到中央。應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並進行從上到下的職務流動,讓基層公務員也看到希望。
竹立家(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在中國很多鄉鎮,有兩種現象越來越普遍:一是一些基層公務員通過參股委託他人辦公司、企業等經商活動來謀利;二是官員通過自己的親屬、妻子、兒女等辦公司或經商謀取私利。黃慶玖的情況雖然不是經商,也沒有利用土地開企業開公司,但作為一個曾經分管農業、現在依然在相關單位謀職的公務員來說,利用農田從事生產並獲得利益,本質上跟公務員經商並沒有區別。
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
肖仁福(湖南作家,研究官場多年):黃慶玖的情況雖然不容於法律,但是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類似黃慶玖這種公務員從事副業的情況,在中國基層比較普遍,所以矛頭不應對準個人甚至這種現象,而是制度,政府應該思考,為什麼會有這么多官員人浮於事?公務員種田或者類似的現象為什麼存在?大致可以理解為,他要生存,他的家庭要生活。當他在一個單位不需要操太多心,甚至可做的工作很少時,面對生活的壓力,他作為一個父親,一個丈夫,便會去尋找一些可能的“門路”。
楊波(學者,研究公務員制度改革):問題的根源在於制度。首先,基層公務員中很多職位的設定屬於雞肋,甚至成為擺設,基本沒有很多事情做,加上待遇偏低,升職無望,這幾乎已經構成了基層公務員另謀“錢”途的主要原因。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一些欠發達地區基層公務員缺乏監督,這也間接促成了基層公務員在編不在崗、吃空餉現象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