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奕住

黃奕住，印尼前首富及糖王。著名的愛國華僑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於1868年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市南安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奕住
• 國籍：印尼
• 出生地：福建省南安縣
• 出生日期：1868年
• 逝世日期：1945年6月15日
• 職業：愛國華僑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

人物概述

黃奕住是印尼著名的愛國華僑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於1868年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市南安縣（按：1993年5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准，撤銷南安縣，設立南安市。轄原南安縣行政區。）金淘鎮。為紫雲派黃守恭後人。祖先曾任高官顯職。後歸隱在家務農。他幼時曾上數年私塾後失學協助父母種田。12歲時，他開始從師學習理髮手藝。他和另三房兄弟統稱糖王家族，是民國初期-50年代末的顯赫家族。家業遍布各領域。僅於中國廈門就有160棟別墅，曾耗資百萬元打造“中國第一別墅”。黃奕住不單是印尼首富，更是知名慈善家和愛國人士。1914年，他的總資產已達300萬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編入《世界商業名人錄》中。曾對中國廈門大學，新加坡華僑中學、廣東嶺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倡捐巨資，累數十餘萬金。黃奕住與兄弟黃奕倫（倫公行事低調寡言，故少為人知），長子黃欽書，銀行家胡筆江等創辦了中南銀行，廈門自來水公司，廈門電話公司，黃聚德堂房地產公司，收購了“廈門德律風公司”和日商的“川北電話公司”，正式成為廈門首富家族。

時代背景

當時的舊中國，在滿清王朝的腐敗統治下，加上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廣大農村自然經濟逐步解體。生靈塗炭，農民生活陷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因此，1884年，黃奕住抱著出外謀生闖世界的想法，隨一批同鄉人出海，先到了新加坡，不久又流浪至印尼蘇門答臘島的棉蘭市，最後，移居到中爪哇的三寶壠市。他到三寶壠之初，人地兩生，語言不通，幸得一些同鄉之助，在街頭巷尾設一流動理髮攤，夜間則借宿在一間媽祖寺廟裡，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當地華僑稱他為“剃頭住”。

生平履歷

三寶壠市是中爪哇的首府，地處爪哇島的中心。它不僅是首都巴城（現在的雅加達，地處西爪哇）和東爪哇首府、主要商港泗水市之間的交通貿易聯絡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為爪哇島內外貿易、特別是中爪哇各種土特產品的主要集散地。黃奕住從事理髮業，使他有機會與當地社會的下層人民及華僑進行廣泛的接觸與交往，從而學習掌握了當地爪哇語言，了解及熟悉了不少的民情及風俗習慣。經過幾年刻苦耐勞、勤儉節約的工作及生活後，他積蓄了一點錢，在一位老華僑魏嘉壽（後來曾被聘為三寶壠中華會館顧問）的同情及協助下，他借了一些錢作為資本，改業從商，充當肩挑小販。他每天清晨肩挑各種日用小雜貨及食品，走街竄巷，或到附近村鎮叫賣。當時廣大鄉民及華僑勞動生產收入低下，因此，他採取了薄利多銷、以貨易貨（鄉民用當地農副土特產品換其日用生活品）或替他們代購、代售等便民措施，從而逐步取得了不少鄉民及華僑的好感和信任，買賣有所發展。

兩年之後，適逢三寶壠市政府將佐哈爾廣場開闢為自由市場，並在市場內建起攤棚點，修建攤棚的費用為1800盾，每位租賃攤位的商人出資65盾，黃奕住此時也用多年積蓄在該市場租了一個固定攤位，繼續經營日用食雜及土特產品。由於佐哈爾市場地點適中，1890年即已發展成為與另一個叫貝達馬芝的市場並駕齊驅的著名貿易中心。1898年，該市場已有240個攤點。絕大多數是華人經營的。黃奕住在其妻蔡韁的輔佐下，起早摸黑，通力合作，精心經營，生意取得較好的發展。不久，他將攤位擴展成一家正式商店。隨著生意的經營發展，黃奕住買了一輛馬車，經常親自駕駛到附近村鎮地區收購廉價土特產及推銷商品。

1 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爪哇地區的甘蔗種植業及製糖業進一步發展。附近的莫佐（Modjo）、塞達尤（Sedajoe）、卡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 Woengoe）、澤比靈（Tjepiring）和格穆（Gemoe）等地生產的甘蔗糖都運往三寶壠銷售，而後有的轉口輸出至歐美各國。中爪哇地區成了世界主要製糖及銷售糖業的中心之一。黃奕住以敏銳的洞察力意識到經營糖業的發展前景，因此，1895年後他即以經營糖業為主。從189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爪哇糖價維持在100公斤售價10盾至12盾左右，比較平穩，黃奕住以較低廉的價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購後，批發轉售至爪哇及印尼各地，並組織輸出至新加坡及歐美各國，獲得可觀的利潤。1910年，隨著其事業的發展，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套用，因此，他在三寶壠繁華的商業街中街購置了一座較大的店屋，並正式成立了“日興行”，雇用了中外文薄記及一些店員。此後，隨著糖業經營的發展，他先後在巴城、泗水、棉蘭、巨港、八加浪岸及新加坡等地設立了分行。這期間是黃奕住在商業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發展的時期。據有關資料記載，至1914年，他的總資產已達300萬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編入《世界商業名人錄》中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儘管爪哇離戰區較遠，干擾不是很大，但由於戰爭及交通等關係，不少糖商擔心歐戰影響輸出，猶豫觀望。黃奕住以過人的膽識，雄厚的資金，乘勢繼續收購了大量的蔗糖。1913年和1914年糖價每百公斤售價為11.66盾和12.1盾。但1915年至1917年，由於戰爭影響供應，歐洲各地糖價大漲，陸續漲至16.33盾、18.22盾和18.34盾。因此，這幾年間黃奕住的“日興行”又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1917年中，歐戰已進行了3年，各交戰國損失慘重，英、荷等國政府將許多貨船徵召回國使用。結果，爪哇各地蔗糖及其他土特產一度無法輸運出國，當地官、私營倉庫蔗糖堆積如山，糖價一度狂跌。一些華商因遭到嚴重損失而破產。同年6月12日，黃奕住的“日興行”和黃仲涵的“建源公司”等十多家大糖商在中華商會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決定組織一個糖業股份公司，共度難關，公司資本為1000萬盾，部分向荷蘭商業銀行貸款。但由於荷蘭商業銀行代表乘機提出了苛刻條件，華商沒有同意，結果公司沒能組成。黃奕住和華僑糖商們團結一致，連續舉行了13次會議，制訂了一些協作措施。黃奕住還曾將在新加坡購置的房地產向黃仲涵押借，解決了一定的周轉困難。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地區由於戰爭破壞，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歐航運恢復，糖價開始回升，甚至一日數千。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40盾，1920年更猛增至53.45盾的空前水平。黃奕住的“日興行”庫存的蔗糖不僅暢銷一空，而且還利用此大好時機，大量購進和大批輸出，獲得空前的暴利。其資產增至數千萬盾。黃奕住（日興行）、黃仲涵（建源公司）、郭錦茂（錦茂棧）和張盛隆（昌隆棧）成為爪哇最著名的四大糖商。與此同時，三寶壠華僑糖商為了相互協作，黃奕住的日興行和建源公司、錦茂棧、昌隆棧、瑞遠棧、信豐號、合昌號、聯成號、隆美號及瑞慶號等10家糖商組織了“華商糖局”，共同促進華商糖業的對外貿易和發展，打破荷蘭資本的壟斷。據1920年2月4日三寶壠中華商會會議記錄記載：“華商糖局”（1918年8月25日成立）綜計獲利共有30萬盾左右，除捐助各埠中華會館經費及各項辦事費、律師費等之支出外，尚存實銀19萬盾，公決該款作為華商糖局永久基金。

荷蘭殖民政府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不少損失，因此，戰後加緊了對其殖民地印尼的人民和廣大華僑的剝削壓榨。早在大戰結束前夕的1917年9月26日，荷印殖民政府即制訂了所謂“戰時所得稅條例”，其中規定凡是從1914年起獲利3000盾以上者，必須繳納30%的“戰稅”。因此，戰後荷印殖民政府又下令華商必須補交1914年至1918年間的戰時所得稅，以及其他因戰爭影響而停徵的稅收。荷印殖民政府此舉是妄圖一箭雙鵰，達到掠奪華商合法財產及排斥以至扼殺華僑工商業的目的。

1912年，荷印殖民政府即以此為名，要徵收糖王黃仲涵的“建源公司”3500萬盾的“戰稅”。黃仲涵被迫避居新加坡，最後客死其地。同樣，荷印殖民政府也曾下令要黃奕住的“日興行”補交各項“戰稅”1500萬盾。事實上，黃奕住的“日興行”和其他華僑糖商在過去5年間都已照章納了稅。荷印殖民政府的行動是明目張胆地對僑商進行赤裸裸的掠奪。當時，荷印殖民政府有政策規定：凡是荷蘭國籍民，享有減稅的權利。因此，當地政府官員曾以此動員黃奕住加入荷蘭國籍，從而可減輕交納此“戰稅”。日本駐三寶壠領事也企圖乘隙而入，拉攏和分化華商，邀黃奕住加入日本籍，以得到其“保護”。但是，黃奕住有強烈的中華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識破荷、日等國企圖“恩賜”和籠絡的目的，予以蔑視和拒絕。黃奕住從此事進一步認識到，由於中國政府的孱弱無能，無法保護華僑正當合法權益，廣大華僑和華商始終處在寄人籬下的海外孤兒的艱難境地。他意識到荷印殖民政府施行苛刻稅率，將來辛苦經營所得，也是盡充外庫，徒勞無功，於是決心“業成返國”。當時有的朋友曾對他的返國之舉勸說道：“中原多故，不如此間樂。君雄於貲，何地非樂土，為終焉計，不亦善乎？”但他堅定地回答說：“我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安能忍辱受人苛禁，托人宇下，隸人國籍者乎？且我國地大物博，建設易為功，畇畇離甸，寧非樂土？天下事在人為耳。”黃奕住和其子黃欽書、黃浴沂等商量處理了在印尼的產業，將“日興行”另行註冊，改易經理，逐步結束了棉蘭、巨港及北加朗岸等地的分行及辦事處業務，把三寶壠的不動產業劃歸其妻蔡韁及女婿許春隆接管後，於1919年4月5日，將其所積資金約合2000萬美元匯回祖國，結束了他僑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業，返回福建廈門市鼓浪嶼定居。

主要貢獻

黃奕住在返國前夕，即已考慮今後如何運用其資財為祖國的復興及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綜合起來，他在這方面的主要活動可概括為下列幾個方面：

其一，創辦銀行，扶助發展華僑工商業，振興祖國實業。

黃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業經營活動中，深刻體會到銀行金融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1917年，華僑糖商遇到困難，遭到荷蘭銀行資本的掣肘和刁難，使他認識到建立華僑銀行及本國資本銀行的重要意義。因此，他從印尼返國途經新加坡時，即投資入股華僑銀行40萬元叻幣。　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賓及日本等地考察時，“聞岷里拉（即現首都馬尼拉）華僑多泉（州）人，金融之權操縱於外國銀行，損失甚鉅”，因此，他和著名菲律賓愛國僑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華總商會商議後，決定共同“倡組中興銀行，以挽回權利”。“中興銀行”初定註冊資本1000萬元，先招股500萬元（菲幣）。黃奕住認股100萬元。該行初創時，實繳資本為200多萬元。黃奕住實際占了該行投資的一半，他被推舉為該行董事。在他的關心指導及同行們的齊心協力經營下，該銀行營業蒸蒸日上。到1933年時，其資本已實增至600萬元，資產總額達2470多萬元，成為菲律賓最主要的僑營銀行之一，對扶助華僑經營工商業及當地經濟發展起著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黃奕住因“念吾僑民苦異國苛法久矣，若不思為父母之邦，圖其富強，徒坐擁浮資非夫也”，專程前往上海，拜會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報》董事長史量才、銀行家胡筠（胡筆江）等人，共商“謀設中南銀行於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僑民不忘中國也。”該行創辦之初預定招股2000萬元，第一期繳足資本500萬元，黃奕住認股350萬元，占70%。經過一段時間籌備後，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銀行正式成立並營業。它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該行向國民政府立案後，“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發行鈔票，視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行。”因此，中南銀行成為當時全國可以發行鈔票的3家銀行之一。該行為了取信於民，“特聯合了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訂十足現金準備及準備公開制度，於四銀行之外，另設四行準備倉庫，專為保管準備現金，發行鈔票。”在中南銀行舉行的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黃奕住當選為董事長，胡筠任總經理，史量才、韓君玉等任常務董事。1924年，該行增資至750萬元，黃奕住入股500餘萬元，仍占資本額的3/4。隨著銀行業務的開展，該行先後在天津、廈門、漢口、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設立了分行，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此外，“國內國外各大都會商埠，均專約代理匯兌收付機關，並代顧主保管國內外發行的各種公債及契據，經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銀行成立之後，還積極投資支持國內各項民族工業的生產和發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紡織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電廠、誠孚工廠、天津北洋紡織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廣州礦務公司等等，對扶植民族工商業起了一定的作用。黃奕住之子黃浴沂回國後，曾就任中南銀行協理，代表黃奕住經營該行業務。黃奕住則息居廈門鼓浪嶼。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視。抗日戰爭爆發後，總經理胡筠在一次從香港飛赴重慶時，不幸飛機被敵機追擊而遇難身亡，黃浴沂即接任了總經理之職。此外，黃奕住學於1921年8月7日在廈門市創辦了“日興銀號”，以與南洋群島各地通呼吸，溝通廈門與海外華僑的僑匯、融資及促進工、商業等之發展。“其資金之鉅，為廈門各銀莊之冠”。由於“日興號”有良好的信譽，東南亞各地華僑曾紛紛把他們的遊資匯存該銀莊，以備家鄉建築房屋或其他實業之用。如印尼華僑李丕樹，即曾一次匯寄30萬元大洋，存於該行。

其二，創辦經營社會公用事業，建設家鄉。

黃奕住創建了廈門市自來水公司。

廈門是一個海島。廣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販們每天用運水船從海澄縣九龍江淡水區取來販賣的“船仔水”。市內小販們向運水船商買水後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給各家各戶。本世紀20年代前後，每天販水量約一萬多擔。這些食用水都未經消毒過濾，且經過多次轉運，極不衛生。黃奕住定居鼓浪嶼後，經常來往於廈門鼓浪嶼渡口，目睹水販們挑運販水的情景，深感此問題關係到全島居民們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關係到千家萬戶的亟待解決的主要社會及建設問題之一。因此他決心“創辦廈門自來水，以重衛生”。　1920年，他即發起籌辦廈門市自來水公司。翌年，他與廈門商會會長洪鴻儒、中國銀行廈門分行經理陳實甫、英商滙豐銀行買辦葉孚光及幾位照辦華僑共商籌資興辦事宜。1923年5月，公司經當時北京政府農商部批准定名為“商辦廈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資本為100萬元，黃奕住先認股40萬元。自來水的蓄水池、過濾池、水塔等公司建築工程於1925年在上海招標，結果，由德國西門子公司以92萬元中標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開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為2億8千萬加侖，可供全市20多萬居民9個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該公司召開成立大會，制訂章程，規定資本為200萬元，黃奕住當選為公司董事。1929年，黃奕住又倡議在鼓浪嶼日光岩和雞冠山分別建造了高低水池兩座，並備有大小運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將廈門自來水由船運至鼓浪嶼抽送池，從而解決了鼓浪嶼居民用水之需。這是廈門市（包括鼓浪嶼）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居民飲用自來水問題。黃奕住對廈門人民的貢獻是值得讚頌的。

黃奕住承辦了廈門電話公司，發展廈門市內外的通訊聯繫。

早在1907年12月，廈門市即已開始運用電話，它是由華僑林爾嘉創辦的“廈門德律風（英文Telephone的音譯）公司”裝配的，擁有400門磁石式的電話機。鼓浪嶼當時是個“公共租界”，日商也辦有一個“川北電話公司”，電話業務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隨著廈門市政建設開始發展，原有電話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黃奕住深感發展廈門內外通訊聯繫的重要意義，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萬元收購了廈門德律風公司後，再增加30萬元資本，加以改裝及擴建。同時，他還應廣大廈、鼓市民“收購日本人電話公司”的倡議和要求，經過多方努力，於1923年以23250元將日商的“川北電話公司”購入自辦。黃奕住接辦廈門、鼓浪嶼電話公司後，銳意改進。他聘請了上海的錢鹹昌為總工程師，對原有的話機、電桿線路等進行改換，採用美國卡洛公司的新式機件，最大通話容量可達2500門，同時培訓接線員，並給予優厚的工資待遇，因此使電訊接收靈敏迅速暢通，用戶也迅速增加。與此同時，他還投資鋪設了廈門至鼓浪嶼海底電話電纜。1924年1月1日，廈、鼓之間也正式通話。1925年，他又投資10萬元在漳州市設立“通敏電話公司”，並在海澄、石碼、浮宮及南靖縣等地設立分線，進一步溝通了廈門與內地的通訊聯繫。後來，他又曾派錢鹹昌總工程師到泉州勘測，籌劃泉州、永春等地與廈門的長途電話，後因軍閥割據、地霸橫行、接著抗日戰爭爆發而未果。黃奕住設立電話公司，始終抱著“以服務桑梓為主旨，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黃奕住獨資創辦經營的“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獲準正式註冊立案，領照營業。資本額增至100萬元。

黃奕住曾籌建漳（州）龍（岩）鐵路，並致力於開發閩西礦產資源。

1905年，廈門至漳州的鐵路即已開始興建，1910年正式通車。當時從廈門至漳州的交通線路是從廈門乘船經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嶼，再乘火車。但當時該鐵路只鋪軌到江東橋，僅完成28公里，距離漳州還有22公里。黃奕住為了開發閩南及閩西南地區的經濟建設，1922年即有續建該鐵路並擴展至龍巖地區的打算，並曾約請荷蘭工程師樊迪克納前往視察，後因故中斷。1926年3月15日，菲律賓華僑在廈門鼓浪嶼開會發起救鄉運動。黃奕住在會上“提議續辦漳龍鐵路至龍巖，以利交通。僉謂敷設鐵路為救鄉根本要圖，即經全體通過”。會上選舉了黃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雙輝、陳培錕、黃琬、薩福均、鄭華、黃鐘訓、林榮森及薛敏老等11人為籌備委員。不久，召開成立大會，黃奕住被舉為籌委會主任，會址即設在其公館。同年10月12日，獲得當時交通部、農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術人員前來視察勘探及估價，然後由華僑出資主辦。但到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從廣東攻入福建，政局混亂，鐵路籌建計畫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領導的19路軍進駐福建後，政局較為穩定，又重新研究籌建該鐵路問題。6月1日在鼓浪嶼設立了漳龍路礦籌備處。黃奕住積極支持，曾聘請德國工程師來進行測量，繪有詳細藍圖，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準備。國民政府實業部也準備派地質工程師侯德風、礦業工程師王目倫等來進行測量。不斷，籌備工作在緊張進行時，又發生了福建閩變事件，結果全部計畫又成泡影。此後抗戰爆發，漳龍鐵路始終沒有建成。

黃奕住還積極從事廈門、鼓浪嶼的房屋及市政建設。

20年代以前，廈門可說幾乎沒有很好地建設，市容簡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後，廈門開始進行市政改革和建設，興建了一批新的樓房，其中華僑投資興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據調查，福建華僑投資房地產的主要有廈門、泉州、福州晉江縣。其中尤以廈門最為突出，占全部投資的90.19%。而廈門市的房地產建設投資中，又以印尼華僑為最多，黃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黃奕住組建了黃聚德堂房地產股份公司，投資金額為245萬元，占1930年廈門全市全部房地產投資（7641550元）的1/3左右。黃聚德堂房地產公司總計建築和購置的房屋達160座，面積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還投資助建了廈門海濱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嶼賓館即是黃奕住的產業，建築之大之優美，是屈指可數的。鼓浪嶼有一條“日興街”，也是他捐資修築的。黃奕住投資房地產業，自有其贏利目的，但他對廈門市容美化，對工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及市民住房條件的改善，無疑都起過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貢獻。

黃奕住不僅是一位愛國的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而且還是一位積極參加華僑社團、熱心文教公益福利事業及僑鄉各方面建設的社會活動家和愛國者。

早在1907年，黃奕住的經營事業有些初步發展時，即積極參加了各項愛國華僑社團活動。1907年3月7日，為了促進僑商的團結與合作，維護華僑的正當利益，他和三寶壠市著名僑商周炳喜、馬厥猷、甘欽福等30餘人共同發起創辦了三寶壠中華商會，這是印尼僅後於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個中華商會。該會的宗旨是“增進華僑商業知識，保護半島華僑利益，發展本島華僑商業，促進祖國對爪哇島的貿易。”從1907年成立第一屆董事會起至1913年的第七屆董事會，黃奕住都被選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幾屆董事會，他又被選為該會副會長。黃奕住參與該會領導層工作期間，積極參加會務，為祖國及當地僑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從1907年至他回國為止的十多年間，他積極參加和推動該會對祖國廣東、廣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東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災害進行募捐救濟活動，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獻。1909年，三寶壠、巴城和泗水的中華商會本著增強祖國海軍力量的願望，開展了“捐助中國海軍”的活動。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廣圻參贊到三寶壠募集航業銀行股資，促進祖國航運業之發展，黃奕住認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廈門信用銀行代表許綸華到該地招股，以推動廈門的經濟發展，黃奕住認股5000元。這一年，由於荷印殖民政府將當地華僑養老院和貧民院解散，不少僑商聞訊後甚為憤慨。中華商會召集了各社團聯席會議，決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撫年老無靠之貧僑。黃奕住被推舉為該堂的財政，負責籌借及管理該堂的一切經費及收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民國。中華商會從1912年2月29日起聯合併領導各社團及廣大華僑進行了3天的慶祝活動。黃奕住擔任了慶祝活動籌委會委員及財政工作。在這3天的慶祝活動中，三寶壠華僑熱烈的愛國之情空前高漲。黃奕住也為推翻了腐敗的滿清封建王朝而歡欣鼓舞，愛國熱情進一步增強。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孫道仁派葉國瑞到三寶壠徵募軍務債票時，黃奕住和其他商會董事都認為此事關係到家鄉的改建及救國活動，他認購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寶壠中華商會經商議後，致電當時的北京國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國與外國訂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寶壠舉辦了一個“博覽會”。黃奕住和其他董事認為這是一個宣傳介紹祖國的好機會，共同出資建了一個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陳列展覽室。在這前後，中華商會的全體董事（包括黃奕住）“鑒於前清政府之舉借外債，致損國權，不願再作外債之舉借，因發起國民捐”，以幫助民國成立後的國家各方面的建設。黃奕住和其他董事分頭到各地向僑胞勸募，曾獲得巨款，匯返祖國。1915年5月13日，商會董事們獲悉袁世凱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甚為氣憤，曾致電北京政府“勿簽對日不平等條約”。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寶壠中華商會，希望獲得當地甘蔗良種及其種植方法。黃奕住是一位多年經營蔗糖業的著名糖商，熟悉情況，因此和諸董事一道，寫了詳細介紹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廣種植，促進福建家鄉經濟作物的發展。由於祖國政局的種種原因，黃奕住上述種種活動雖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愛國愛鄉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

在印尼三寶壠從商期間，黃奕住對當地華僑教育事業的推動和發展也不遺餘力。現代的印尼華僑學校是始於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華會館創辦的中華學堂，接著三寶壠等各地紛紛效法，亦先後建立了中華會館、中華學校。黃奕住是創辦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華會館負責人云集三寶壠開會，決定成立“荷印中華總會”，作為所有僑團和僑校的中心組織。總會會務每年分別由巴城、三寶壠及泗水三市中華會館輪流主辦。1907年，三寶壠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一期會務，並決定將中華總會易名為“爪哇學務總會”，專管華僑學校教育事宜。　1911年至1915年，三寶壠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二期會務。黃奕住擔任了“爪哇學務總會”的領導人，並負責財政工作。當時籌備學校教育經費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黃奕住在任期間花了不少心血，且還慷慨解囊，出資協助。1916年3月15日，黃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黃仲涵等共同發起創辦第一間華僑中學“華英中學”。黃仲涵擔任該校董事會擔保人，郭春榮任董事會主席，黃奕住任財政委員之職直到回國為止。“華英中學”的建立，為中爪哇各地華僑子弟升入中學深造、學習中文和英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於董事們共同努力，經費較充裕，師資力量較強，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華僑子弟人才，始終是爪哇著名華僑中學之一。

1920年黃奕住返回祖國以後，對福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亦作了許多捐獻。1920年，他即在家鄉南安縣樓下鄉創辦了斗南國小。1923年又創建了斗南初級師範學校，為家鄉國小培養師資。在他的影響及推動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華僑捐資辦學的熱潮。斗南學校從創辦直至黃奕住逝世為止，所有經費“均由他獨資供給，雖匪患頻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頓”。1912年，他又在鼓浪嶼創辦了“慈勤女子中學”。他每年不提供經常經費三分之二，直至抗戰爆發後廈門淪陷，慈勤女子中學才被迫停辦。黃奕住還獨資捐建了廈門同文學院一座教學樓，該樓命名為“奕住樓”。陳嘉庚先生創辦廈門大學時，黃奕住捐贈10萬元。1927年他又捐贈廈門大學圖書設備費國幣3萬元。為了紀念和表彰他熱心教育的義舉，1931年6月，在廈門大學的主樓“群賢”一樓刻下了“黃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圖書，其誼可著”的石碑文，以資紀念。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裡。他還先後對新加坡華僑中學、廣東嶺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倡捐巨資，累數十餘萬金”。他前後購置3萬元圖書給廈門鼓浪嶼中山圖書館等。他之所以如此熱心興辦教育及文化事業，正如他自己所說：“吾幼失學，為大憾事，今於吾父吾母卯基之鄉，吾身數十年經營衣食之地，晚歲遊歷之區，為青年學子略盡吾情，彌吾闕憾焉。”此外，他還捐資17000多元獨修閩南古剎及泉州開元寺著名的東、西塔中的東塔，以保護文化歷史古蹟。至於泉州順濟橋的修築及對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業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詳列。1921年10月，他捐獻3萬元助濟華北遭受旱災之災民。為此，當時中國政府曾贈予“急公好義”的牌匾嘉獎。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災，他也捐助賑濟災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樂善好施”的匾額。總之，他一生對“四方之慈善事業踵門勸募者，靡弗樂為之應，瑣之不勝枚舉也。”

1931年秋，日本軍國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等地。廣大海外僑胞對此侵略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並紛紛組織各種救國抗日團體，捐助支援祖國抗日事業。中國航空建設協會曾發起獻機運動。黃奕住當時正在菲律賓巡視業務，得訊後立即捐贈5萬元。此外，他還作了不少其他捐獻。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消極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軍不斷吞食占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有人曾勸黃奕住加入外國籍，以保全生命及財產，遭到黃奕住堅決拒絕。他表示：“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吾無意時髦。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岳飛‘還我河山’，血紅四字，精誠威嚴，墨舞心聲，流芳千古。”黃奕住這種愛國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值得人們學習和敬仰。

在此期間，黃奕住還考慮到上海中南銀行及各地分行、廈門日興銀莊存款客戶的利益，曾登報啟事，通知所有客戶：“不論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來領取本息。”以維護客戶利益及該行信譽，免遭日寇之劫掠。當“黃日興銀行停業時，存款凡300餘萬元，一一償清，不使（客戶）受毫髮損。”廈門淪陷前夕，他考慮到鼓浪嶼地區小，難避敵人及漢奸耳目，決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蟄居期間，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深為痛心。他“每聞時事，即悒悒不樂，謂天下不相中國，降此鞠凶，呼欽書（其子）兄弟，告之曰：吾愛國愛鄉之心，不後於人。一入國門，即思竭涓埃之極，乃卒未酬所志”，而引為畢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黃奕住不幸病逝於上海，終年80歲。

黃奕住的一生經歷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輩華僑、歸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從一位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剝削壓榨而無以為生的中國農民，被迫出洋謀生，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精心經營，從一位剃頭匠、肩挑小販而成為富有的僑商，從一位自發的具有淳樸鄉土觀念的中國移民而成為自覺的憂國憂民、熱愛祖國及家鄉、積極支持資助並直接從事祖國及家鄉各項建設事業的愛國華僑領袖、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受到廣大華僑及鄉親們的推崇。他畢生“行事既善，聲聞以廣”。回國後，“迭受政府大綬寶光嘉禾章之褒，廈門總商會、市政府之正、副會長之聘，鼓浪嶼工部局補推他為華人董事，並曾被僑務局聘為高等顧問等職。”“蓋舉國中朝野，鹹於府君（黃奕住）敬禮有加焉。”雖然由於歷史時代社會等原因，黃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終堅持愛國愛鄉的愛國主義思想，為做一名中華民族的兒女而自豪。直到臨終之際，他仍諄諄教誨其子孫。要繼承其遺志，忠於祖國。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們學習和紀念的。

黃奕住的子孫後代現還在鼓浪嶼，海外等地生活。

家族成員

大宅

黃奕住- 王和（元配）

- 蔡韁娘

12個兒子（齊掌黃聚德堂）

黃欽書[大爺] (歷任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央僑務委員會委員、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第一屆常委、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第二、三屆主席)
黃浴沂[二爺]
黃世華[16爺]
女兒：黃萱 (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助手)-周壽愷
-黃萱女兒：周函

二宅

黃奕倫
長子：黃世九[七爺]
黃世九長子：黃種瑤

三宅

四宅

遺訓

余來自田間，深知社會疾苦，賦性質直，見義思為，生平關於教育、慈善諸端贊助，向不後人。亦指定專款，俾能繼續供（貢）獻人群。

家族產業

1、創辦上海中南銀行；

2、日興銀號；

3、1923 年，商辦廈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黃奕住認股40萬元）；

4、1929年，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黃奕住獨資100萬元）；

5、1930年，黃聚德堂房地產股份公司，投資金額為245萬元，占1930年廈門全市全部房地產投資（7641550元）的1/3左右。黃聚德堂房地產公司總計建築和購置的房屋達160座，面積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

6、1901年3月17日館創辦中華學堂；

7、華僑中學“華英中學”（與黃仲涵一同創辦）；

8、1923年，創辦斗南初級師範學校；

9、於鼓浪嶼創辦“慈勤女子中學” （後因抗戰廈門淪陷而停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