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是作者歷次演講、訪問及評論的結集，1997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4年第十六次重印刷，銷量已逾十萬冊。在本書中作者從經濟學角度解說中國歷史，令人耳目一新。本書內容高度概括，言語精闢，論點新鮮，有深度有廣度，是一本特別值得廣大讀者閱讀的好書。
基本介紹
- 書名：黃仁宇作品系列—中國大歷史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頁數：317頁
- 開本：32
- 作者：黃仁宇
- 出版日期：1997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108010364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黃仁宇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萬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么炙手可熱。歷史書有很多，黃仁宇的書讓讀者讀得很輕鬆，感覺很新鮮。這也許是最重要的。為什麼稱作大歷史?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聽劉心武解密“紅樓”疑雲；隨“百家講壇”破解“清十二帝疑案”；考古中國、解秘中國、探索發現……央視10套權威紀錄片全收錄，別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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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黃仁宇：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其後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媒體推薦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
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僱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總量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傭者。巨觀與 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巨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于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 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 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民眾運動，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民眾運動之積
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
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
他書刊里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
主張綜合；他堅持以20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
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
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誌39種，內中無
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
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
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
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
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
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乾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
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
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
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里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
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
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
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
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
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
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
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
“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
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
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
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
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閒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
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
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
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
系。《資治通鑑》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
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
值。《資治通鑑》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
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
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
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
度檢討歷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
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
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
標準，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鑑》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
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已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
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
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
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
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
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
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
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
束髮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檔案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
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
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覆，我在
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
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
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
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
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
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閒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
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末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
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
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
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
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
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書評者在報刊里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談及古今中
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
“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箇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么能使中國改現，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這邊那
里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
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
《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
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誌里出現。這種
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
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
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
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
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
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
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
國歷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
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
這境界的程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
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
‘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
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
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
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
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
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4次，親歷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
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
耐煩了。
黃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紐普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
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僱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總量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傭者。巨觀與 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巨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于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 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 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民眾運動，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民眾運動之積
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
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
他書刊里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
主張綜合；他堅持以20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
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
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誌39種，內中無
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
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
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
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
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
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乾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
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
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
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里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
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
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
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
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
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
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
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
“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
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
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
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
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閒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
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
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
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
系。《資治通鑑》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
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
值。《資治通鑑》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
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
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
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
度檢討歷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
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
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
標準，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鑑》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
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已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
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
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
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
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
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
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
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
束髮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檔案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
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
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覆，我在
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
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
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
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
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
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閒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
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末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
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
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
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
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
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書評者在報刊里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談及古今中
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
“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箇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么能使中國改現，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這邊那
里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
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
《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
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誌里出現。這種
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
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
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
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
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
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
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
國歷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
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
這境界的程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
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
‘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
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
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
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
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
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4次，親歷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
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
耐煩了。
黃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紐普茲
圖書目錄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者 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歷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張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成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實驗
第十二章 西湖和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白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灣\香港和澳門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者 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歷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張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成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實驗
第十二章 西湖和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白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灣\香港和澳門
文摘
傳統的中國歷史家一向在褒貶品評人物，在臨到秦始皇頭上時則覺得題材之大，牽涉之多，不容易隨便處置。他的殘酷無道達到離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譴責?可是他統一中國的工作，用這樣長遠的眼光設計，又用這樣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一個思想周密的讀者可能因秦始皇和他的隨從的野蠻行徑而感到困惱，可是在另一段文字里，又為他不斷地努力企圖實現他超過匹夫匹婦所敢於想像的計謀，甚至冒著無限的危險，不折不撓地執行而感動。
歷史記載中的始皇，顯示他虛榮心重，有時尚且行止古怪。在當日一般情形之下，所述迷信的趨向很可能是事實。史書中提及他有一次因風受阻而不能渡湘水，歸罪湘君女神作祟，於是遣發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樹木以資報復，可見得他在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對，而不是震惑於超自然的力量。他以黑色代表帝國之色彩也是逾時代的獨創。從他所樹碑文看來，他除了重視域內長久的和平之外，也極端注重性道德，認為與全民的休戚有關。他有20多個兒子和至少10個女兒。史籍上除了提及他多夫的母親之外，對他一生有關的女子隻字未提。始皇帝遊歷極為廣泛，他不僅履足於市廛，而且遍歷名山大川，他曾在夜間微服巡行國都之內。雖說始皇愛征伐，他卻從未統帥三軍。此外他是一個不畏疲勞的工作者，他預定每天必須過目的竹簡，以重量作進度，不到目標不得休息。在有關國家大計的場合他總先諮詢下屬，可是最後的決策，始終出於他本身。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鐵腕統治全國12年的時間，從未發生重大的事變。這是一個泱泱大國，前後遭兵燹幾十載，而且追溯到以往的震盪局面，尚可以包括幾百年。
他遺留下的位置，沒有人能接替。他剛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予以陰謀和政變彼此殘害。一年之內，全國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變不知凡幾。又3年後秦亡，始皇帝的親人和重要的隨從也全部喪生。
當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時，大明帝國已不復可能由上端隨意地操縱把持。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利的架構築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縱使我們並不把經濟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隨意創造，或隨意的顛覆去適用於短時間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組也不能避免某種程度的暴力出現。當朱元璋主持國政時，當日的社會尚在一種遊動狀態，可以由他以勤苦節儉的情調組織擺布。他的農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儘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為簡單節儉。他的文官組織充其量也不過8000人，薪給之低，即依中國的標準看來，也算特殊，因為朱元璋自己以農民而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為人民公僕，就必定要照字義上成為公僕。在類似情形之下所有稱為“吏”者，也另成一系統，尚且是官僚組織之下層。多數的吏員系奉召服務，一般不給酬，如果他們有薪給的話，最多亦不過維持家室的食米而已。
這時候每一個村莊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鄉約”。又構築“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跡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因為遺傳、婚姻、財產交割，及毆鬥而發生糾紛者，也由父老在這兩座建築物前評判分解。
每當農曆正月及十月，一年兩次，各地方主持“鄉飲”，所有的人戶都要參加。在分配飲食之前，有唱禮、演講，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評鄉民不守規則行為之各種節目，如果有劣行的鄉民規避被指責的程式，則由全體與會者指摘其為“頑民”，按情節可呈明政府，充軍邊疆。這樣一來，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職責都已經在鄉村中實施兌現，於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內執行他們的任務。在朱元璋的時代，所有官僚除非特準，否則不許下鄉，如有擅自下鄉的，可以以“擾民”論罪，判處死刑。
經過70年之後，以上各種法制規章大致已被時代淘汰而不復生效。文官組織已經一再擴大，其員額超過當日2倍而成長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適，即使名義上的薪給如舊，他們已有各項半合法的額外收入。當初的14，341殷實的戶口此時已無人提及。他們已被“縉紳”階級替代，西方的學者照英國習俗稱之為gentry。這縉紳階級包括所有文職官員和他們家庭中的成員，並及於監生貢生和捐資納監的人物，他們由政府準予“冠帶榮身”，人數遠較朝代草創期間為多，可是最多時仍不及全國人口百分之二。並且也只在朝代末年，土地已有相當的集中，捐資納監的泛濫，才有這程度。切實的數字無法獲得，只是我翻閱過一大堆各地方志、傳記、官方檔案等等，約略估計可能有25萬戶各擁有田地在200畝(約強於30英畝)至2500畝(稍強於400英畝)之間，而且下端的戶數遠較上端的為多，超過以上資產之戶數則極稀少。
這縉紳階級要不是與文官集團通聲氣，即是當中的成員，所以他們是全國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為朝廷的執事人物也是鄉村間的地方領袖，因之構成了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聯繫。他們公認，良好之政府植基於保持傳統的社會價值，並且這一個優秀分子集團的成員又因為社會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動性不時更換。一般因為科舉考試的成敗，影響到一家一室之興衰，如此也替這集團覓得新人物而淘汰舊戶室。明朝之後又繼之以清朝，這種組織及其功能在中國近代史里發揮而為一種穩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積習所至，也在20世紀的中國需要改造社會時，成為一種切實的障礙。
官僚階級既將他們心目中的政府當作一種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離不開小自耕農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維持生計，自是不能欣賞現代經濟的蓬勃力量。後者從不平衡的情形而產生動力，而中國的官僚與縉紳階級則預先製造一種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區勉強地湊合一致，因此他們背世界的潮流而行，與宋朝變法的人士立場相左，而整個地表現內向。
明朝的稅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礙力量。簡單說來，明朝的第一個皇帝不顧世界潮流，製造出來的一種財政體系，過於簡陋；第三個皇帝又不顧其設計之目的，只拉過來將之濫用，第五個皇帝採收縮退後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潰。可是演變至此，要想改造這制度的機會業已一去而不復返，如果要構成經濟上更為有效的組織，則必須採用一種不同的會計制度，如是則整個文官集團都要重新訓練，更用不著說要組織銀行培養帶服務性質的事業了。可是事實上，這時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貨幣工具，即令維持現狀，仍屬牽強。雖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紙幣還是因為印刷過多，逐漸被人拒絕使用。這弊病還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濫發紙幣，即忽略了製造銅錢，這五銖錢是中國傳統卜民間交易下至鄉村的媒介，及至白銀大量輸入於中國，民間即用碎銀作為交換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僅無法禁止私人交易之用銀，連它自己的財政單位也逐漸地以銀為本位，於是政府對貨幣整個的失控，既不知道使用貨幣的數量，更談不上接濟操縱其流通了。
明政府與自然經濟的力量分離，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門機關既缺乏在業務上增加活動範圍的力量，也只好強調儒教的意識形態，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權也愈來愈過火了。
在許多情形之下，這政治威權帶著負性格，而甚至影響到皇帝之使用特權。皇帝可以處罰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極難提拔一個親信或者令之任要職，他可以在現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沒有權力推行新法影響到全國。如果在皇帝的龍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種儀禮上之做作，即是追認某項既成事實。
這可不是說明朝的歷史讀來只是乾燥無味，相反的，這相持不下的局面內產生無數的縱橫曲折，包括了各種陰謀巧計。只是讀者如不具備若干基本知識，則可能在這各種花樣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為離奇古怪的矯情造作，何者為真精神好漢性格。讀者不要忘記當本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國興起時，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種武器，為宣傳專家拋擲來去。
1858年夏，英法美俄軍艦集結於天津附近海岸。前二者採取軍事行動，後二者在近距離觀望。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領。所謂天津條約簽署於6月，實際上包括4種條約。這些條約一般的讓各國派遣使節駐在北京，關稅值百抽五，轉口稅2．5%，此外指名將內地口岸通商，於是所有的內地省份，包括台灣和海南島，中國承認外國船隻可航行於內河。這數國持有護照之公民得自由來往內地。在中英條約上，承認鴉片貿易為合法。中國向英法賠償軍費。
以上條約，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換繕本之後生效。次年，外國軍艦準備執行交換，抵達塘沽海岸時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設有障礙。只有美國公使接受中國官員之指示由陸路入京，交換繕本，雖說中國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態度。俄國使節原由陸路來華，也交換如儀。英法公使率領船艦18隻，決心掃除河中障礙，與炮台上新炮位互相開火衝突。中國方面之部隊由蒙古將領僧格林沁指揮，英艦4沉6傷，死傷四百餘人，可是到頭中國仍須賠償損失。
1860年英軍18000人與法軍7000人，又在華南雇得中國苦力2500人擔任後勤，由陸路側背攻擊大沽後占領天津。途中和議耽擱了聯軍的進展，但是在10月他們已進占北京。鹹豐皇帝逃往熱河，死在行宮。圓明園為皇帝夏季離宮，去今日之北京大學不遠，首先被聯軍掠奪，次由額爾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毀。1860年之中英中法條約由鹹豐之弟恭親王奕訢出面簽字，承認1858年之條約有效，將九龍割讓與英，並承認法國教士有在中國內地購置地產的權利。
在連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穫者為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俄國領使自稱有勸說英法軍離京之功，要求並獲得黑龍江省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包括今日之海參崴(Vladivostok)及伯力 (Khabarovsk)，雖說在中國內憂外患無力支顧期間俄人已進入該處空曠地區戡界築屋，並威脅中國地方官接受其主權。此間所轄土地逾30萬英里，1860年之中俄條約只算承認既成事實， 又擴大範圍。
歷史記載中的始皇，顯示他虛榮心重，有時尚且行止古怪。在當日一般情形之下，所述迷信的趨向很可能是事實。史書中提及他有一次因風受阻而不能渡湘水，歸罪湘君女神作祟，於是遣發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樹木以資報復，可見得他在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對，而不是震惑於超自然的力量。他以黑色代表帝國之色彩也是逾時代的獨創。從他所樹碑文看來，他除了重視域內長久的和平之外，也極端注重性道德，認為與全民的休戚有關。他有20多個兒子和至少10個女兒。史籍上除了提及他多夫的母親之外，對他一生有關的女子隻字未提。始皇帝遊歷極為廣泛，他不僅履足於市廛，而且遍歷名山大川，他曾在夜間微服巡行國都之內。雖說始皇愛征伐，他卻從未統帥三軍。此外他是一個不畏疲勞的工作者，他預定每天必須過目的竹簡，以重量作進度，不到目標不得休息。在有關國家大計的場合他總先諮詢下屬，可是最後的決策，始終出於他本身。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鐵腕統治全國12年的時間，從未發生重大的事變。這是一個泱泱大國，前後遭兵燹幾十載，而且追溯到以往的震盪局面，尚可以包括幾百年。
他遺留下的位置，沒有人能接替。他剛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予以陰謀和政變彼此殘害。一年之內，全國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變不知凡幾。又3年後秦亡，始皇帝的親人和重要的隨從也全部喪生。
當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時，大明帝國已不復可能由上端隨意地操縱把持。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利的架構築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縱使我們並不把經濟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隨意創造，或隨意的顛覆去適用於短時間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組也不能避免某種程度的暴力出現。當朱元璋主持國政時，當日的社會尚在一種遊動狀態，可以由他以勤苦節儉的情調組織擺布。他的農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儘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為簡單節儉。他的文官組織充其量也不過8000人，薪給之低，即依中國的標準看來，也算特殊，因為朱元璋自己以農民而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為人民公僕，就必定要照字義上成為公僕。在類似情形之下所有稱為“吏”者，也另成一系統，尚且是官僚組織之下層。多數的吏員系奉召服務，一般不給酬，如果他們有薪給的話，最多亦不過維持家室的食米而已。
這時候每一個村莊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鄉約”。又構築“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跡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因為遺傳、婚姻、財產交割，及毆鬥而發生糾紛者，也由父老在這兩座建築物前評判分解。
每當農曆正月及十月，一年兩次，各地方主持“鄉飲”，所有的人戶都要參加。在分配飲食之前，有唱禮、演講，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評鄉民不守規則行為之各種節目，如果有劣行的鄉民規避被指責的程式，則由全體與會者指摘其為“頑民”，按情節可呈明政府，充軍邊疆。這樣一來，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職責都已經在鄉村中實施兌現，於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內執行他們的任務。在朱元璋的時代，所有官僚除非特準，否則不許下鄉，如有擅自下鄉的，可以以“擾民”論罪，判處死刑。
經過70年之後，以上各種法制規章大致已被時代淘汰而不復生效。文官組織已經一再擴大，其員額超過當日2倍而成長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適，即使名義上的薪給如舊，他們已有各項半合法的額外收入。當初的14，341殷實的戶口此時已無人提及。他們已被“縉紳”階級替代，西方的學者照英國習俗稱之為gentry。這縉紳階級包括所有文職官員和他們家庭中的成員，並及於監生貢生和捐資納監的人物，他們由政府準予“冠帶榮身”，人數遠較朝代草創期間為多，可是最多時仍不及全國人口百分之二。並且也只在朝代末年，土地已有相當的集中，捐資納監的泛濫，才有這程度。切實的數字無法獲得，只是我翻閱過一大堆各地方志、傳記、官方檔案等等，約略估計可能有25萬戶各擁有田地在200畝(約強於30英畝)至2500畝(稍強於400英畝)之間，而且下端的戶數遠較上端的為多，超過以上資產之戶數則極稀少。
這縉紳階級要不是與文官集團通聲氣，即是當中的成員，所以他們是全國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為朝廷的執事人物也是鄉村間的地方領袖，因之構成了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聯繫。他們公認，良好之政府植基於保持傳統的社會價值，並且這一個優秀分子集團的成員又因為社會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動性不時更換。一般因為科舉考試的成敗，影響到一家一室之興衰，如此也替這集團覓得新人物而淘汰舊戶室。明朝之後又繼之以清朝，這種組織及其功能在中國近代史里發揮而為一種穩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積習所至，也在20世紀的中國需要改造社會時，成為一種切實的障礙。
官僚階級既將他們心目中的政府當作一種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離不開小自耕農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維持生計，自是不能欣賞現代經濟的蓬勃力量。後者從不平衡的情形而產生動力，而中國的官僚與縉紳階級則預先製造一種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區勉強地湊合一致，因此他們背世界的潮流而行，與宋朝變法的人士立場相左，而整個地表現內向。
明朝的稅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礙力量。簡單說來，明朝的第一個皇帝不顧世界潮流，製造出來的一種財政體系，過於簡陋；第三個皇帝又不顧其設計之目的，只拉過來將之濫用，第五個皇帝採收縮退後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潰。可是演變至此，要想改造這制度的機會業已一去而不復返，如果要構成經濟上更為有效的組織，則必須採用一種不同的會計制度，如是則整個文官集團都要重新訓練，更用不著說要組織銀行培養帶服務性質的事業了。可是事實上，這時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貨幣工具，即令維持現狀，仍屬牽強。雖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紙幣還是因為印刷過多，逐漸被人拒絕使用。這弊病還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濫發紙幣，即忽略了製造銅錢，這五銖錢是中國傳統卜民間交易下至鄉村的媒介，及至白銀大量輸入於中國，民間即用碎銀作為交換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僅無法禁止私人交易之用銀，連它自己的財政單位也逐漸地以銀為本位，於是政府對貨幣整個的失控，既不知道使用貨幣的數量，更談不上接濟操縱其流通了。
明政府與自然經濟的力量分離，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門機關既缺乏在業務上增加活動範圍的力量，也只好強調儒教的意識形態，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權也愈來愈過火了。
在許多情形之下，這政治威權帶著負性格，而甚至影響到皇帝之使用特權。皇帝可以處罰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極難提拔一個親信或者令之任要職，他可以在現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沒有權力推行新法影響到全國。如果在皇帝的龍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種儀禮上之做作，即是追認某項既成事實。
這可不是說明朝的歷史讀來只是乾燥無味，相反的，這相持不下的局面內產生無數的縱橫曲折，包括了各種陰謀巧計。只是讀者如不具備若干基本知識，則可能在這各種花樣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為離奇古怪的矯情造作，何者為真精神好漢性格。讀者不要忘記當本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國興起時，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種武器，為宣傳專家拋擲來去。
1858年夏，英法美俄軍艦集結於天津附近海岸。前二者採取軍事行動，後二者在近距離觀望。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領。所謂天津條約簽署於6月，實際上包括4種條約。這些條約一般的讓各國派遣使節駐在北京，關稅值百抽五，轉口稅2．5%，此外指名將內地口岸通商，於是所有的內地省份，包括台灣和海南島，中國承認外國船隻可航行於內河。這數國持有護照之公民得自由來往內地。在中英條約上，承認鴉片貿易為合法。中國向英法賠償軍費。
以上條約，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換繕本之後生效。次年，外國軍艦準備執行交換，抵達塘沽海岸時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設有障礙。只有美國公使接受中國官員之指示由陸路入京，交換繕本，雖說中國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態度。俄國使節原由陸路來華，也交換如儀。英法公使率領船艦18隻，決心掃除河中障礙，與炮台上新炮位互相開火衝突。中國方面之部隊由蒙古將領僧格林沁指揮，英艦4沉6傷，死傷四百餘人，可是到頭中國仍須賠償損失。
1860年英軍18000人與法軍7000人，又在華南雇得中國苦力2500人擔任後勤，由陸路側背攻擊大沽後占領天津。途中和議耽擱了聯軍的進展，但是在10月他們已進占北京。鹹豐皇帝逃往熱河，死在行宮。圓明園為皇帝夏季離宮，去今日之北京大學不遠，首先被聯軍掠奪，次由額爾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毀。1860年之中英中法條約由鹹豐之弟恭親王奕訢出面簽字，承認1858年之條約有效，將九龍割讓與英，並承認法國教士有在中國內地購置地產的權利。
在連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穫者為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俄國領使自稱有勸說英法軍離京之功，要求並獲得黑龍江省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包括今日之海參崴(Vladivostok)及伯力 (Khabarovsk)，雖說在中國內憂外患無力支顧期間俄人已進入該處空曠地區戡界築屋，並威脅中國地方官接受其主權。此間所轄土地逾30萬英里，1860年之中俄條約只算承認既成事實， 又擴大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