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

高金城（1886——1938）字固亭，河南襄城縣人。家貧，11歲入福音堂做勤雜工。13歲入基督教內地會學堂學習，後又到開封教會醫院勤工儉學。畢業後，來到蘭州，在白塔山下勃德恩醫院從事醫務工作。1917年起，先後在甘 （張掖）、肅 （酒泉）二州創辦福音醫院，行醫布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金城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河南襄城縣
• 出生日期：1886
• 逝世日期：1938
• 職業：醫務工作

人物生平

1922年，受馮玉祥之請，到開封任傷兵醫院院長。不久，又重返甘肅河西。1926年，馮玉祥五原誓師，高金城再次受馮玉祥之邀，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後方醫院院長。1930年，高金城離開西北軍，到北京協和醫院工作。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迸行英勇抵抗。高金城積極參加了協和醫院戰地醫療隊，到上海救護傷員。他看到國民黨抑制抗日，屠殺人民的現實，憤然離滬，回到協和醫院。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喪偶，他將年幼的子女寄養在香山慈幼院，隻身回到蘭州，在齊魯會館(今永昌路蘭州四十中)開辦福隴醫院。常和友人抨擊時弊，抒發政見。1936年12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他與住院的中共黨員吳波交談，為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捐棄前嫌，不殺蔣介石的偉大舉措深表佩服。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省襄城縣麥嶺鄉高莊人，1886年生於一個貧農家庭。

他自幼家境貧困，秉性忠厚。少時在鄉間福音堂做勤雜工而入基督教。一次打掃英籍傳教士趙立民房間，拾到一塊金幣，隨即歸還，因此受英國傳教士趙立民的賞識，自此趙立民一直教他學英語。13歲時被趙帶至縣基督教內地會學堂學習，成績優異。中學畢業又被保送開封英國人金存仁等辦的教會醫院勤工儉學，5年後取得正式畢業證書，旋即回到家鄉行醫、布道。以後應友人邀請，來到蘭州白塔山下英國人開辦的博德恩醫院。他目睹當地醫療條件落後，巫神馬腳利用迷信草菅人命，決意作一名“濟世救人”的醫生和傳教士，肩挑擔子遍遊河西走廊。從1917年起，他先後在甘州、肅州（今酒泉市）創辦福音堂醫院，把布道和醫病結合為一體，廣交社會各階層人士，並為當地培養了一批醫務人員。他對勞苦大眾感情尤深，常常分文不收藥費，對遠鄉求醫的農民甚至管吃管住，盡其所能為民行善。在甘州龍渠他曾說服動員農民鑿山打洞修出一條數里長的水渠，龍渠從此得名。農民感激他，送他一塊“濟世救人”匾額。他在甘、涼、肅三州人民中深受愛戴。

1922年，基督教在上海召開代表會，高金城應邀參加。返途經開封時，被留在當年學習過的醫院幫助工作。此時，馮玉祥部隊正與河南督軍趙祺發生戰爭，馮部一些傷兵住進這個醫院。在此期間，高金城與來院看望傷兵的馮玉祥將軍相識。馮見他醫術高明，邀請他擔任部隊臨時傷病醫院院長。戰事結束後，高金城又重返甘州繼續行醫布道。

當時，肅州鎮守使吳桐仁、道台齊連元、臬台朱贊等與軍閥馬麟、馬麒（馬步芳之父）狼狽為奸，敲骨吸髓地奴役百姓，街頭和獄中，傷之、斃之者駭人聽聞。高金城雖與那些上層人物相識，但堅決反對他們的倒行逆施，挺身而出要求懲辦肇事人，同時把被蹂躪的窮苦人收容到醫院救護，並以牧師身份到獄中為傷病者治療。一次，吳桐仁唆使爪牙當街無端毆打醫院馬車夫。高金城據理抗爭，吳等意欲鎮壓，高金城忍無可忍，率領民眾示威遊行，當眾揭露吳桐仁等人魚肉鄉里的種種惡跡。還有一次，一名叫馬壽山的新疆商人與道台齊連元合夥在上海做珠寶生意，因經營不善而倒閉。齊連元就依仗權勢把馬壽山押進獄中。馬借到福音堂聽布道機會，向高金城訴說了自己的冤屈，高金城立即到道台府責問齊連元，要求恢復馬壽山的自由。高的這些行為遭到了權貴們忌恨，他們捏造了“劫監砸獄，放走犯人”的罪名，將高金城逮捕，並報甘肅督辦劉郁芬和省長薛篤弼，意欲以死罪處之。

福音堂工作人員在外界民眾的幫助下，突破官府嚴密封鎖，翻越城牆，前往高台縣，向甘肅省當局電告事件經過。省上認為事關重大，當即電令聽後查辦，使吳等就地懲辦的陰謀未能得逞。省上隨即派員到肅州調查，弄清了情況，否定“劫監砸獄”，決定解省審理，到蘭後，傳訊吳桐仁等“三台”。吳平素作惡多端，聞訊畏罪棄官逃往新疆，高金城無罪釋放。這個戲劇性事件，成了20年代的一段佳話，“捕了高大夫，嚇走吳鎮守”的故事在河西三州民眾中廣為傳頌。

1927年，省政府任高金城為平涼後方醫院院長。同年9月，馮玉祥五原誓師北伐，路經平涼，見到高金城時驚訝的問：“你怎么也在這裡”？高將肅州遭遇詳告馮，馮要他隨軍東征，高欣然同意，為支持北伐戰爭，他把在甘州多年積蓄的藥品、器械全部捐給了國民聯軍。到了河南，國民聯軍在陝州鎮守使署成立了後方醫院，高金城被委為院長，並開始接受傷員。一年後到了鄭州，醫院改稱第二集團軍後方醫院，統管西安、洛陽等地傷病醫院，高仍任院長併兼孤兒院院長（李德全任副院長）。這期間，他結識了吉鴻昌、浦化人、余心情、吳波等人，並與吳波結成好友。浦化人曾是基督教徒，後隨馮玉祥去過蘇聯，轉而信仰了馬列主義，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對高金城的影響很大。

1930年，蔣馮閻大戰後，馮玉祥出國考察，高金城即赴北京協和醫院任外科醫生，潛心鑽研醫術。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高金城參加北平協和醫院組成的戰地醫療隊前赴上海支援十九路軍抗日。從上海回到協和醫院不久，高金城又到一家藥房任經理。這一時期，他的思想處於急劇變化階段，從親身經歷中，他切實悟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真理。他住的東單東裱褙胡同66號成了地下黨員經常來往和開會的地方，曾屢遭反動軍警搜查。1933年10月高不幸喪偶，這年冬，他將三個幼小子女寄養在了香山慈幼院，毅然隻身赴甘，實現造福隴人的夙願。

1934年,回到闊別多年的蘭州，在友人的幫助下，高金城租賃了齊魯會館辦起了福隴醫院。同年協和醫院護士長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為人，迢迢數千里從北京來蘭州同他結為夫妻。不久，開辦了牟玉光助產事務所，夫婦共同造福甘肅人民。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部隊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遭到馬步芳、馬步青等近十萬騎兵和地方民團的圍追堵截。在冬裝、彈藥、糧食奇缺的極端困難條件下，西路軍以兩萬之師同馬家軍沿祁連山激戰4個多月，最後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無數被俘紅軍慘遭屠殺或監禁；有的被編入“補充團”做苦役；有的潛伏在祁連山中；有的流落四鄉。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組織部長張琴秋等一時下落不明。黨中央和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朱德總司令、葉劍英總參謀長對營救和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非常關心。

1937年5月，黨中央決定在蘭州建立紅軍辦事處（後改稱八路軍辦事處），其主要任務之一，是就地組織力量營救西路軍失散人員。與此同時，南漢宸根據中央和周恩來副主席的指示，在西安組織力量營救甘肅河西和青海的西路軍被俘人員。高金城的老友吳波被南漢宸召回西安，同在西安負責西北地區黨的工作的張文彬等研究營救問題。張向吳提出想派人深入河西了解情況，但因剛打過仗，馬步芳統治很嚴，外人進去站不住腳，必須找個理想的人完成這一任務。吳波當即推薦高金城。他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思想進步，政治上比較可靠；他是醫院院長，又是基督教徒，在舊社會有較高的身份；河西走廊有他自己的醫院，又是基督教堂，有較好的社會基礎。高金城慨然允諾，接受黨的委託，並將醫院的各種家具贈給辦事處作辦公和住宿用。

8月1日晚上，剛從延安抵蘭州僅3天的中共中央駐甘代表謝覺哉，偕同駐甘辦事處處長彭加倫、秘書長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晤面，進一步商討來甘州營救西路軍的具體辦法，議定由高重新開設福音堂醫院掩護營救工作，並派紅軍老團長蔡光波協助，由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祖任命高金城為甘、涼、肅三州抗敵後援會主任，以方便他來到河西營救紅軍。

高金城和蔡光波沿著祁連山麓步行，一路風餐露宿來到甘州。高金城當年在這一帶名聲頗大，十多年來他的反帝愛國活動亦廣為人們所聞，三州上下普遍敬重他，信任他，真誠的歡迎他的再次到來。

為了大造輿論，高金城建議國民黨縣政府在大佛寺廣場召開抗日動員大會。

隨後，高金城以修復福音堂、重開醫院為名，向韓起功索要被其軍隊據為傷病醫院的福音堂，緊急召回曾在這裡培養的徒弟張明新、陳大偉、張秀玉等人，以醫院缺少醫護人員為由要回王定國、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4人，並且與被俘紅軍地下黨組織成員劉德勝、蔡文良等人取得聯繫，以福音堂醫院為據點，全面展開了營救紅軍的工作。

為尋找陳昌浩，高金城帶著醫護人員頂著炙人的烈日，走遍甘州、民樂的甘浚、龍渠、安陽、康隆寺、倪家營等區鄉，每到一處都向流散紅軍傳達黨的關懷，宣傳抗日形勢，暗暗開展收容工作。經多方了解，打聽到陳昌浩隱蔽在民樂花寨子一帶，高金城馬上派蔡光波和王定國前去接應。他們找到了掩護陳昌浩的郭老漢，郭說陳已在民眾護送下過了黃河。高金城當即電告謝老並轉報中央。除此之外，還搞清了張琴秋關押在青海西寧，黃鵠顯等關押在涼州，劉瑞龍等關押在甘州，也都向中央作了報告。

這期間高金城接到彭加倫“民樂縣南山隱藏紅軍幹部極多”的電報，要他設
法營救。南山一帶是洪水區區長兼民團團長、大地主孫振鐸的勢力範圍，控制較嚴。高金城與孫振鐸雖有舊交，但孫肯不肯合作，很難預測。高金城考慮再三，
決定冒險請孫振鐸商談，孫振鐸一向敬佩高金城的為人，應邀到了甘州。高金城向他講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戰的形勢，說明紅軍是一隻愛國抗日的部隊，請他高抬貴手，允許派人進他的管區收容流散紅軍。談話中高金城把彭加倫的電報交給孫振鐸，情懇意切地說：“我相信你是位愛國紳士，我把這封電報給你作抵押，我願以身家性命作保，如不相信，用這封電報便可將我的人頭拿去。”孫振鐸感動地說：“你放心，我們都是愛國的，我一定保護你們營救紅軍”。

密約順利達成，高金城複寫了一百多張字條，上寫：“中國工農紅軍改為十八集團軍，在蘭州設有辦事處，地址在蘭州南灘街五十四號，朱良才同志在那裡


接應你們。”派王定國和張明新、陳大偉兩位醫生，帶上字條來到民樂縣孫家莊和張掖大滿堡一帶聯繫失散同志，散發去蘭州找黨的指示路條。還告訴失散難友身體不好，行動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後門敲三下，有王定國、徐世淑同志接應。一個多星期後，果然找到一批紅軍，其中與西路軍野戰醫院院長丁世芳、西路軍派出的甘州中心縣委書記吳建初等，他們由高金城介紹到蘭州辦事處後，經西安回到了延安。中心縣委在張掖大滿堡秘密發展的王澤喜、潘發生等數名共產黨員，也有高金城設法轉送到延安進入抗大。由於某些原因不能走的紅軍，由孫振鐸負責保護，幫助他們在當地住下來，一直到全國解放。1951年土改期間，由這些落戶紅軍證明，孫振鐸被當做開明地主對待，並被選為區人民代表。

高金城還利用與張掖縣縣長馬鶴年的舊交，請他繼續關照獄中的同志，馬鶴年把關押在獄中被俘人員情況告訴高金城，為營救活動做出許多鮮為人知的貢獻。

9月6日，邱均品得知韓起功已察覺紅軍人員活動頻繁，要準備抓人，高金城也從上層人物那裡得到類似訊息，次日晚，黨支部仍在福音堂小樓召開會議，決定再派劉德勝去蘭州匯報情況，劉德勝走時，問高金城：對黨有什麼要說的？高金城沉思良久，鄭重地說：“我堅信共產主義。到了延安，請轉告中央，我要求

加入中國共產黨！”

高金城送走了自己周圍的紅軍後，繼續開展營救工作。1938年2月3日（舊曆正月初四）凌晨4時，韓起功以治病為由將高金城騙到大衙門內進行審訊，高金城視死如歸、臨危不懼，最後被秘密殺害在大衙門後花園內，終年52歲。

1949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張掖，一野一兵團司令部兼政委王震和二軍政委王恩茂專程探望了烈士的遺孀牟玉光。

1951年甘肅省人民政府民政廳追認高金城為革命烈士。

同年，惡貫滿盈的韓起功等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審判後鎮壓。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肅省委在張掖召開紀念高金城遇難14周年大會。謝覺哉、伍修權、朱良才、彭加倫以及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張德生、副書記孫作賓等領導同志和當年被高金城營救過的紅軍領導幹部魏傳統、李開芬、楊淑蘭、萬子英、劉德勝等都送了挽幛，高度頌揚高金城的功績。

高金城

高金城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我黨的忠誠朋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接受我黨的領導，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在河西幫助我黨收容、營救西路軍流散人員的工作中，不畏強暴，不避艱險，不辭辛勞，使許多流散紅軍指戰員回到黨的懷抱。當我們回顧營救西路軍指戰員這段歷史時，深深緬懷為革命獻身的高金城烈士，他顧全大局，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將光耀千秋、彪炳史冊。

成就榮譽

1937年春，渡河西征的紅西路軍，在河西遭強敵圍攻，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許多紅軍被俘或流散在河西農村。黨中央決定組織力量進行營救。高金城在那裡辦過教堂和福音醫院，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是到河西營救紅軍的最佳人選。經吳波推薦，1937年5月，張文彬、彭加倫來蘭建立紅軍駐甘辦事處(8月，改為八路軍辦事處)時，即與高金城取得聯繫，高金城慨然允諾去河西營救西路紅軍。8月1日，黨中央代表謝覺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彭加倫、秘書長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詳細研究了去張掖營救西路軍的具體辦法，並由謝老提請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祖任命高金城為甘涼肅三州抗敵後援會主任。8月7日，高金城到達張掖後，即以甘涼肅抗敵後援會主任的身份，廣交各界人士，宴 請地方官紳，申明恢復福音醫院，接受抗日傷病員住院治療，並在他的建議下，在大佛寺召開了抗日動員大會。他在講演中，強調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釋放政治犯出來抗戰等。隨後，他以重新開辦福音醫院為名，要回了被韓起功傷兵醫院占用的福音堂。他原在張掖培養的學徒，也紛紛回到福音醫院工作，協助尋找流散紅軍。不久，他與流散紅軍中臨時黨支部取得了聯繫，向他們傳達了黨申央的關懷、西安事變後的形勢和黨在蘭州建立八路軍辦事處的情況，並以缺少護理人員為由，向韓起功要回了女紅軍王定國、徐世淑等。在臨時黨支部密切配合下，開始了營救紅軍的工作，醫院的20張床位，經常住滿了紅軍傷員，治癒後，一批又一批送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轉送延安。

歷史故事

為了尋找紅軍領導幹部陳昌浩，他帶上藥品、器械，走遍了張掖、民樂、臨澤各縣農村，並將打聽到的張琴秋、黃鵲顯、劉瑞龍、魏傳統等人被關押的情況報告給八路軍駐蘭辦事處，由中央進行營救。1937年9月，彭加倫電告高金城，張掖南山隱藏紅軍很多，要設法營救。高金城冒著生命危險，向民樂縣紅水區區長兼民團團長孫振鋒進行交涉，派人攜帶100多張寫好的“紅軍改編為十八集團軍，在蘭州設有辦事處，朱良才在那裡接應你們”的傳單，進入紅水區，向流散紅軍散發。紅軍接到傳單後，紛紛向蘭州進發，由“八辦”負責送回延安。

流散紅軍大批離開張掖，引起了敵人的懷疑。高金城與臨時黨支部商議，決定將支部成員分批撤離。不久，韓起功部的一位處長告訴高金城，馬步芳密謀殺害共產黨員的名單上有高的名字，勸他迅速離開張掖。但他認為自己擔負的任務尚未完成，故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繼續設法營救流散紅軍。1938年春節前夕，高金城又收容了十幾名紅軍傷員住院治療。2月3日(正月初四)凌晨，韓起功派中校副官馬兆祥，謊稱“韓師長得了急症，請高院長出診”，將他騙到 100師司令部，韓起功逼迫他承認是共產黨員，要他交出共產黨員名單，交待放走了多少共黨分子。高金城大義凜然，臨危不俱，讚揚共產黨愛國愛民，是抗日救國的民族英雄；痛斥國民黨反動派是民族敗類，韓起功是嗜殺成性的土匪、劊子手。韓起功惱羞成怒，命令斷其四肢，高金城忍受著劇疼，仍罵不絕口，最後被活埋在張掖大衙門後花園裡。

高金城紀念碑

社會評價

1949年秋，張掖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野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王震、二軍政委王恩茂專程探望了烈士遺媚牟玉光。

1951年，甘肅省人民政府民政廳追認高金城為革命烈士，並在原福音堂舊址修建烈士紀念塔。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肅省委在張掖召開紀念高金城遇難14周年大會。謝覺哉、伍修權、朱良才、彭加倫以及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張德生、副書記孫作賓等領導同志和當年被高金城營救的西路軍幹部魏傳統、李開芬、王定國、楊淑蘭，萬子英、劉德勝等都送了挽幢，表示悼念，頌揚高金城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