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手段
清查風暴也無法徹查
“羅彩霞事件”引爆了國內高校一場清查風暴。2009年6月,教育部高校學生司發出《關於核實普通高等學校重名重身份證號在校生學籍的通知》,清查高校冒名頂替假學生的風暴來臨了,要求對同姓名同身份證號的在校本專科學生學籍進行排查。
假學生泛濫成災的二、三類本科高校,包括民辦高校和二級學院,自然成為了這場清洗風暴的中心。
2009年底,如其他高校一樣,“張陽”所在的高校將在校學生高考報名時的照片張貼在寢室內和院系辦公樓內的走廊里,隨時接受舉報。
“通過各種信息的比對,每名輔導員對假學生情況是很了解的。其實到這個時候(09年底),即使假學生隱瞞自己的身份,通過照片的比對,同學們也能知道個大概。對於自己的命運,假學生自己內心也多少有些準備。”高明說。
據悉,每所高校的學生處或教務處,都有專職負責管理學籍的人員,他們可以登錄教育部內部網路,核查比對該校錄取學生的信息。
“通過錄取信息的搜尋比對,這10名學生中被確定與其他在校學生的信息重合,尤其是身份證號碼重合。學校再將其檔案資料反覆核實比對,確定他們是冒名頂替的假學生。”高明告訴記者。
顯然,真張陽已經在另一所大學就讀了,假“張陽”卻對此一無所知。“張陽”及其同系的10名假學生於是遭遇了文首所寫的尷尬。
在假身份被揭穿後,大多數假學生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平靜。“張陽”的家長最終沒有找好“關係”,他與10名學生中大部分人寫了退學申請,辦完退學手續後離校了。
“羅彩霞事件”帶來的另一變化是,教育部要求,從2009年起,對同姓名同身份證號的學生,經核實後方可進行學籍註冊。
“即使不清退,這些與他人身份證號重合的學生也無法註冊學籍。”高明告訴記者。“但即使在這10個學生里,還是有幾個學生憑藉關係硬,(退學的事情)到現在一直拖著。”高明告訴記者。
據高明介紹,他的學校有在校生3萬多人,今年6月被清退假學生的人數達300人以上。
清查風暴讓假學生泛濫成災的商丘高校戰戰兢兢。
商丘唯一一所國家二類本科院校———商丘師範學院(下稱商丘師院)同樣也是問題重重。今年初,商丘師院召開院系負責人會議,與會領導稱,教育部通知商丘師院存在假學生嫌疑的(即身份證號碼與他人重合的)至少有25個。
“領導隨後解釋說,經過核查,大部分因為公安部門辦理身份證時技術不過關,出現了重複。真正核查屬實的有6人,6人中,2人中途退學;2人的畢業證因為種種原因還沒有拿到,還在學校壓著;另外2人被取消了學籍。”商丘師院的內部人士告訴記者。
“商丘師院的假學生肯定不止這么多!”這位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顯然,教育部的清查只能對第一種方法炮製出的假學生起到效果。
2009年底,高明被要求向校學生處提交一份報告,詳細說明本院系假學生的情況。
系裡與高考報名照片不符的學生有30多人,高明全部上報了。包括“張陽”在內,還有包括前文提到的兩名冒名頂替的女學生(第二種方法炮製的)。
2010年5月,校方向各院系下達了清除假學生的通知,高明管轄的院系中,被要求清退的僅有上述的10名學生,並沒有這兩名女生。顯然,只要學校方面不追究,一個系有20多人漏網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窘境與反思
教育部的清查風暴有了相應成效,但對於更為隱蔽的假學生,恐非行政體制下的一次行動所能肅清的。清退之後,仍留有遺禍,且對於一條已經成熟完善的造假產業鏈而言,其源頭尚未切斷。
據知情人士透露,上文所述被《中國青年報》報導的商丘科技職業學院,因假學生問題暴露,該校的升本計畫被無限期地取消了。
前文提到的一所商丘民辦本科院校2007級三名假學生向記者透露,他們雖然還在大三,但因商丘科技職業學院的事被揭發,學校已通知要將他們“提前畢業”,與06級的學生一起離校。這三名學生分別來自兩個系。
“提前畢業”是一個清退的藉口。
“這三名學生被查出來與別人同名同身份證號碼。學校主動招人家進來,現在又清退人家,害怕被告狀,所以改口叫‘提前畢業’。”知情人士說。
截至記者發稿,這三名學生尚沒有拿到所謂的“畢業證”。
大四年級的假學生如何清退?據記者了解,該校也沒有拿出具體辦法。但是,目前該校大四的全體學生都沒有拿到畢業證。按照學校的常規,每年6月中旬,畢業生該畢業離校了。
“大四這一屆被查出來的假學生較多,核查清退進度慢,自然也殃及了真學生。”知情人士說。
目前的窘境,足令高校的決策者們深思。
然而,消滅、杜絕更為隱蔽的假學生炮製行為,恐非教育系統力所能及。
“控制假學生的源頭在於控制戶籍,這是唯一的辦法。”上述商丘專業造假人士告訴記者。他說,假學生現在確實不好做了,因為戶籍控制得很嚴。
“落實力度很強。戶籍警現在得把戶口上的人一個個落實,老人小孩兒一個不放過。”上述商丘專業造假人士告訴記者。
2009年以後,即使臨時身份證上的照片信息也會被公安廳採集。而且,公安局內部的戶籍信息上必須有照片,要求與身份證上的照片一致。
上述專業人士說:“商丘每年都要處理一批戶籍警。我去年找原來的關係去辦,都不敢辦了。今年更是如此。” (文中部分當事人為化名)
克隆3級跳
“克隆”大學生3級跳
初級版直接通過關係冒名頂替,一旦被冒名者重新考上大學,姓名身份等信息重合容易暴露,是大學生“克隆術”中最初級的。
升級版全套購買被頂替者的資料,為被頂替者重新辦理戶口,更換身份資料。“缺點”是成本大、風險高,做不大。
產業化通過戶籍警辦出大批虛假人名的真戶口,然後僱傭替考槍手用戶口上的名字參加高考,之後拿著高校錄取通知書、戶口、學籍等一整套東西,待價而沽。有專業人士稱如此“克隆”出的大學生至今都很安全。
禁絕方法
禁絕高校“克隆生”應當“硬執行”
“羅彩霞”案發生之後,“高考公平”長時間內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2009年以來,類似的“羅彩霞事件”屢屢曝出,教育部於當年下半年起在全國範圍內清查高校冒名頂替假學生,部分高校存在類似“羅彩霞”的“克隆”大學生並不鮮見。
類似羅彩霞案中,直接通過關係冒名頂替的“克隆”手段已是低級方式。作為升級版,通過全套購買被頂替者的資料,為被頂替者重新辦理戶口,更換身份資料都顯得有些過時,產業化地批量製造高校“克隆生”在一些地區已經見怪不怪。
中宜教育國內考試研究中心教研組組長戴斌認為,目前高校的“招生權力”過大,是一個隱患。對於多數人來說,高考錄取向外公布的信息太少,除了被動的被告知結果以外,沒有更多合法的渠道可以了解到更多情況。在信息的缺失之下,高考錄取的有些環節已經成了一個“黑箱”。
回顧羅彩霞案件,教育部曾明令規定,“錄取通知書不得通過個人或中介轉遞”“高等學校在新生入學後要加強對考生的資格複查”。然而,在權力和關係面前,這些“硬規定”卻形同虛設。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余衛明分析,阻斷高校“克隆生”製造鏈條,缺的不是各種規定,而是實實在在的“硬執行”。需要注意的是,在一系列冒名頂替案中,多數涉案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往往只是受到行政或黨紀處分,鮮有涉案人員被處刑事處罰。另外,對受害人的民事賠償往往過低。
戴斌等多位專家建議,對在招生過程中破壞招生秩序的高校或高級中等教育學校,要依據相關法規,視情節分別給予處理;明確招生審查工作的第一責任人,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在錄取通知書上印上考生照片,培養公眾的鑑別力;弱化招生單位核心權力,用“集體招生”制度杜絕“個人招生”的隨意性。
一些教育專家建議,是否可以考慮建一個全國聯網的招生核查系統,高校也應進行必要的入校比對核查工作,共同提高冒名頂替的難度和風險係數,以徹底遏制類似現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