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叔先生簡介
任職歷程
高平叔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留學於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新社會科學研究院。歷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籌備主任及研究員,紐約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研究員,美國佛蒙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貿易部中國國際經濟所(現商務部研究院)所長等職。
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北京大學兼職研究員。
突出貢獻
高平叔早在16歲時就受知於蔡先生,後襄助蔡先生做研究工作,蒐集整理資料,代擬文稿。蔡先生對他的作品竟是逐字逐句推敲。有人開玩笑地說:“你簡直是蔡先生晚年親自指導的一個研究生。”自從1935年蔡先生囑託高平叔為他編文集和傳記以來,高平叔先生已編著出版蔡元培全集、選集、注釋本文集、傳略、年譜簡編等近四十冊,計一千四百餘萬字。蔡先生的一些言行,高平叔可以說是親耳恭聽、親眼目睹、親身經歷的。因此,高教授是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最合適的人選。高平叔先生以年近九旬高齡,為完成“蔡元培研究三部曲”(蔡元培全集、年譜長編、大傳)而日夜拼搏。現全集、長編已面世,而大傳尚未竣稿。惜天不假年,高平叔先生宏願未成完璧而仙逝。蔡元培先生被尊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高平叔先生為弘揚蔡翁精神,孜孜以求,重誠守諾,奉獻終身,其道德文章、高風亮節也在學術界樹起了一座豐碑。
著作目錄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全集、蔡元培美育論集、蔡元培哲學論著、蔡元培年譜長編等
獻身蔡元培研究
蔡元培囑託
獻身蔡元培研究的高平叔
□高成鳶
蔡元培先生是現代中國的教育與學術的宗師,是華人世界中不分黨派無人不敬的人物。曾有報刊刊載了天津南開大學教授高平叔先生的文章《六十年前的囑託:我和蔡元培的一段文學因緣》,這是新出版的《蔡元培年譜長編》自序的一部分,交代了他受蔡元培先生親自囑託編全集的經過。
接受囑託時,高先生還是20多歲的青年,到他完成為蔡元培全集詳加注釋的偉大工程的1998年,他已變成耄耋老人。他把一生奉獻給蔡元培研究,從1935年就下工夫收集整理資料,抗戰爆發,積累的成果散失殆盡。高平叔先生說:“終天抱恨,莫過於此。”他本人的專業是經濟學,已經卓有建樹,他捨棄專業從美國歸來,就為便於從事蔡元培研究。但“文革”中又下放改造,直到1977年北上,又經兩年的奔走求援,始得定居天津。使他痛心的是浪費了大好年華。
《蔡元培年譜長編》
後來蔡元培的研究也要首先突破禁區,其標誌是1980年北京舉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紀念會和北京大學成立蔡元培研究會,對於這兩件事的促成,高先生起過重要作用。高先生深知自身使命的重大,他在編《全集》的過程中,給自己外加了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的艱巨任務。經過15個寒暑,近兩百萬字的巨著,終於與《全集》先後問世。學術界一致認為,《年譜長編》的難度和意義都超過《全集》。例如書中根據先烈楊杏佛之子提供的證明,破除了歷史謊言,澄清了
胡適先生退出人權同盟事件的真相。
其他奉獻
此外,高先生還應各方面的需要,編寫了眾多的蔡元培專題言論集。我想超強的精力耗費必定會傷及老人的身體,以致縮短了他的壽命。主要使命勉強完成,他就離開了人世。我因供職於圖書館,眼看這位老者搬運大摞舊報刊埋頭翻閱,助手也沒一個,受其感動,加上我對蔡先生的崇拜和黃鈺生老館長的特別授意,我為他的事業奉獻了一些業餘時間。最繁重的是他為《全集》加注釋,需要查找生僻文字和典故。接到他家人的訃告電話時,我不僅想到某學者為他寫的詩:蔡氏言行信足傳,高翁秉筆竟遺篇。
千金一諾情何重,心力拋殘六十年。正是賴有高平叔這樣的仁人志士,蔡元培先生開拓的民族文化現代化的偉業才能夠薪盡火傳,以至永遠。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紀念高平叔先生
除去少數的先知,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是難以捉摸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命運,只有在驀然回首時,才驚訝的發現,自己踏出的原來是這樣一條人生的軌跡。
我就常常疑惑,我不是想做將軍的嗎?我不是學管理的嗎?我怎么會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把三十多年的人生歷程認真檢點一下,我終於慢慢的想通了。
不論你走的是哪一種人生路,只要你細細思量,你會明白,一點點偶然,一點點機緣,鑄就了今天的必然。
1986年,我十六歲,正在求學的年紀。突然接到一項任務,去幫一個叫高平叔的南開大學老教授整理東西。那時的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高平叔是何許人也,心想:教授大概就是一個戴著老花鏡的白髮蒼蒼的老頭兒吧。
到了高先生家中,我確實吃了一驚,倒不是高教授的形象與我的想像有什麼差別,只是覺得這屋子太小太舊,裡面又塞滿了書,我還從沒見過有人家裡有這么多的書!
高先生從書堆里站起來,很和善的招呼我。我這時才知道,我的任務就是幫他整理書籍和資料。
高先生那時已是七十多歲了,每天從早上到深夜只是鑽在書堆里。偶爾探出身來,讓我幫著看看稿件,查查資料。那時的我,滿腦子本來都是軍事和戰場,現在整日盯著一堆書和在一個在書中自得其樂的老頭兒,覺得好生奇怪。
兩個月過去了,我的任務完成了。但高先生要求我再多留些日子。
我又在高先生身邊呆了四五個月,在這段日子裡,高先生與我的交流多了起來,我知道了他家裡的一些情況,原來他的妻子是
劉海粟的學生,在文革後不久就去世了,談起這些,高先生總是忽而傷感,忽而快活,手中還不時摩挲著他妻子的畫作。在這段日子裡,高先生交給我的任務也多了起來,查資料,校稿件,忙得我不亦樂乎,的確,當時我很快樂,我已經喜歡上了這個老頭。
我要回部隊了,高先生臨別時送了我兩樣東西,一樣是蔡元培文集一至五卷,是他的學術之大成,至今還在我的書櫃裡;一樣是一本集郵冊。
後來,只要到天津,我還是會去看望高先生,但總共也只有三四次。
後來,我知道了高先生的價值。高先生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新社會科學研究院。歷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籌備主任及研究員,紐約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研究員,美國佛蒙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貿易部中國國際經濟所所長及研究員等職。在國際經濟及對外貿易方面,高先生早已是有成就的學者,著譯頗為豐碩。然而,1979年他卻放棄自己的專業而全力以赴地轉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箇中緣由,只為一諾。
原來高先生十六歲那年,也見到了一個大人物,即是蔡元培。
那時高先生還是一名中學生,而蔡元培已62歲,二人接觸之後,交往日深。1935年,蔡先生提出讓高平叔為他蒐集和編輯一部《文存》。在之後的六十年中,高先生編訂蔡元培“全集”、“選集”、注釋本“文集”、“書信選”以及“傳記”、“年譜”、“年譜長編”等近30種,總字數達一千萬以上;此外,高先生還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為幾十個專題,分別獨立成篇地進行研究,寫出論著40餘篇。雖然他的研究成果獲得了海內外的高度評價,但當高先生實現了“向中國歷史交卷,亦向中國倫理道德交卷”之時,他本人已屆耄耋之年,85歲高齡了!
有學者評價說:“高平叔的一言承諾,決定了他一生的經歷,而且做到了義無反顧,無私奉獻的地步。他這一生,幾乎皆為蔡先生奉獻,這樣執著的‘傻人’,真是舉世難找第二人”!
後來,到了1998年,高先生去世了,而我正因為出了車禍,躺在病床上,終於沒能為他送別。但我知道我在他身邊短短的幾個月,在我一生中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