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詩人)

高天是一位詩人。原名高紫瑜,江蘇淮安市人。世居城內西長街的高氏,原本是名門望族,後家道中落,其父輩離淮去河南謀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天
  • 外文名:Gao Tian
  • 別名:高紫瑜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淮安市
  • 職業:詩人
  • 性別:男
人物概況,任職,

人物概況

高天1917年8月生於洛陽,少年時隻身去鄭州求學,高中畢業後,由於家庭經濟困窘,17歲輟學步人社會,進入《鄭州日報》當了一名記者。他青年時酷愛文學,尤其鐘情新詩。時日本侵略者步步擴大對華蠶食,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任憑國土淪喪,全國人民掀起救亡圖存的浪潮,作為熱血青年自然置身其中,1936年2月7日高天在鄭州《大華晨報》副刊《沙漠詩風》第4期上發表了詩作《南天詩》,以出眾的才華在中原文壇上嶄露頭角,該詩的開頭這樣寫道:“誰叫你到這世界上來?落地便是一聲痛哭……已得了厄運的徵兆么?伴著最初一滴淚以俱來的是永生的悲劇。”
在日本帝國主義夢想吞併中國,社會一片黑暗的情勢下,青年詩人發出了悲憤的吶喊。
然而高天觀察人生態度是積極的,他在詩的結尾這樣唱道:
“肩負的重任縱使你再挪不開腳步,生之路上還有走不完的前途,
一翻身便是脫卸的日子,
為了這,還該繅完最末一根殘絲。”
青年高天深感“肩負的重任”,為了趕走侵略者,改造社會,振興中華,必須“繅完最末一根殘絲”。這成為他一生的座右銘。他的詩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給讀者以極大的鼓舞。

任職

不久,高天轉入《大華晨報》任編輯,後又主編該報的兩個文藝周刊:《跋涉》和《沙漠詩風》。高天青年時代不但具有過人的文學天賦,還具有出色的組織才能。他與青年文學工作者程率真等組織了《勁風》文藝社,以文藝宣傳抗日,後成為著名作家的魏巍就是文藝社的成員之一。高天在三、四十年代創作了大量詩歌,抗戰爆發後,他全身心地投入新聞事業,解放後社會活動繁忙,只不斷地寫一些舊體詩,如《悼彭大將軍》、《懷念范長江同志》、《費老庚午春偕高天同志游金山寺合唱錄以志念》等。
《三十年代中原詩抄》主編周啟祥這樣介紹高天:“高天詩風堅實,又俊逸豐瞻,激情滿懷,目擊國勢衰微,而不禁為鬱憤深沉的長歌,有較大的現實意義。”魏巍在該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高天不僅以他的詩歌吸引著人們的注意,而且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組織者……在三十年代中原詩歌運動中,高天是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的。”
高天生前對自己的詩作從不重視,不願結集出版,大量的詩歌散見全國報刊,高天逝世後,夫人宋黎野決心將其大量通訊、詩作、文稿收集整理,我們期待高天的文集早日問世。
辛勤耕耘的記者編輯
高天是一位報人。他的大半生都在辦報,中國報業史上,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足跡,浸滲著他的汗水和心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高天來到武漢,任戰時《掃蕩報》、《時事新報》記者,為了及時真實報導抗日前線的情況,鼓舞全國人民抗戰的決心,他常常不顧個人安危,深人到前沿陣地,訪問參戰的官兵,搶拍歷史的鏡頭。在舉世聞名的台兒莊戰役和徐州會戰中。他親臨前線,寫出了不少生動的戰地通訊。1938年5月徐州會戰突圍時,13軍封鎖了隴海路,一些記者和戰地服務團的同志被堵在黃河故道,日軍派出四架飛機低空掃射,前進的道路被阻,大家連續奔波,疲憊不堪,饑渴難耐,不少同志十分懊喪;高天同志臨危不懼,帶領大家高唱《五月的鮮花》等救亡歌曲,鼓勵大家戰勝疲勞,克服困難,繼續前進。通過四天的晝伏夜行,這些記者和服務團的同志有驚無險地衝過了封鎖線,到達豫東平原安全地帶。
1938年秋,“保衛大武漢”戰鬥又打響了,當時的武漢成為外國新聞記者的採訪活動中心。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不能滿足外國記者的需要。在周恩來同志領導和籌劃下,中國共產黨決定成立一個革命宣傳機關——國際新聞社。胡愈之、范長江、高天、徐邁進、黃藥眠、孟秋江等一大批著名報人、記者成為國新社的創始人。9月的一天,大家集會於漢口胡愈之住的一家旅館,決定辦一個新型的進步新聞從業人員自己的通訊社,以宣傳抗戰、團結、進步為方針,起草了章程,制定了計畫。會後,高天以國新社特派員的名義前往湘鄂贛邊幕阜山區採訪。這是武漢外圍戰場的重要一面,高天在湘鄂間輾轉採訪時,武漢陷落了。國新社遷至長沙,長沙大火後,根據周恩來的統一部署,國新社在桂林“定居”。桂林成為了國新社的大本營。戰時生活極其艱苦,條件十分簡陋。剛到桂林時,國新社租用了一家小旅館的兩間房,一間夜晚打地鋪睡覺,一間白天工作和接待文化界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為抗戰苦而無怨。范長江同志幽默地說:“一間如沙丁魚一樣的睡覺,一間如羅漢殿一樣的辦公。”這期間,高天同志曾先後從桂林出發到西江、粵南前線採訪,一篇篇生動的戰地通訊出於他的筆端,發往國內外。
1940年春高天來到重慶,負責國新社重慶辦事處的工作,按照黨的安排,同時擔任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新加坡《南洋商報》和香港《華商報》駐重慶記者。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國新桂林總社在反動派的百般摧殘下,被迫關閉,重慶辦事處也隨之結束了工作。不久,高天經陳家康的聯繫,以“國新社”和《南洋商報》記者身份,受到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接見。談話時,周恩來肯定了國新社的成績,鼓勵進步的青年新聞記者堅持在敵後工作。這次談話,使高天獲得了在國統區堅持工作的巨大精神力量。
1941年高天經鄧穎超大姐介紹,與宋黎野女士在重慶結婚。婚禮由新聞、出版界元老孫伏園主持,當時重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大部分都出席了他們的婚禮。其中有《新華日報》和中共辦事處的領導,也有國民黨的黨政軍要人,沈鈞儒還在“嘉禮嘉賓”簿上題了詩。新房安排在嘉陵江畔孫老主辦的中外出版社的吊腳樓里,老舍先生詼諧調侃賦詩,稱其“天高洞房矮”。
1944年秋,高天任《新蜀報》代總編輯。《新蜀報》報社人員混雜,各種政治態度的人均有,潛伏在報社的特務利用版面製造事端,高天同志堅持團結進步,予以抵制。國民黨反動派決定逮捕高天。好友徐邁進得知訊息通知他趕快出走,高天家也未回,未來得及看一眼在醫院生產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就奔赴昆明。在昆明,高天任《掃蕩報》總編輯。他約請一批進步朋友收錄外電,以獨家新聞報導延安解放區的訊息,並發表一些進步文章,社長李誠毅立場反動,把高天視為眼中釘,帶武裝特務威脅高天改變立場,否則不能保證其人身安全。高天當即辭職,但李誠毅仍不罷休,決定進行逮捕。周恩來同志聞訊立即派人到昆明營救,高天在地下黨的掩護下進入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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