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喜田

高喜田，男，字耕之，號虛曠齋主。1956年生，山東省乳山市人。畢業於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文化學者、作家、攝影家。

曾擔任北京軍區空軍後勤部政治部幹事；國內貿易部中國國防軍工物資總公司計畫處處長、總經理辦公室主任、北京西藏北斗星圖片總社總經理等職。著有《全宋詞人名詞調索引》（與寇琪合著）、《魏晉名士的風流隱痛》、《易經與堪輿學及占星術》、《東交民巷與義和團》、《當代中國叢書》（執筆者之一）、《君子之道—中國人的處世哲學》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喜田
• 別名：耕之
• 出生日期：1956年
• 畢業院校：天津師範大學

人物簡介

字耕之，號虛曠齋主。1956年生，山東省乳山市人。畢業於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文化學者、作家、攝影家（中國攝影家協會“德藝雙馨”會員）。曾任：北京軍區空軍後勤部政治部幹事；國內貿易部中國國防軍工物資總公司計畫處處長、總經理辦公室主任、北京西藏北斗星圖片總社總經理等職。著有《全宋詞人名詞調索引》（與寇琪合著）、《魏晉名士的風流隱痛》、《易經與堪輿學及占星術》、《東交民巷與義和團》、《當代中國叢書》（執筆者之一）、《君子之道—中國人的處世哲學》等。雜文散見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經濟日報等。

最新著作：《君子之道——中國人的處世哲學》 中華書局2011年8月第一版，11月第二次印刷。

即將出版：《石破天驚論語正》中華書局2012年5月

研究方向：儒學，孔子，《論語》文本學

學術貢獻

一、首次系統總結出“君子之道”科學內涵；

二、對“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做出新解釋，推翻了孔子歧視婦女的觀點；

三、對《論語》文本做了獨到研究。首次向學術界介紹石永楙及其《論語正》；

四、在二十世紀詞學研究領域具有學術地位。

社會影響：在清華大學等數所高校作學術演講，反響強烈；接受中國青年報專訪，呼籲創造社會機制讓君子更易成功，影響巨大；新華網、中國網、人民網、香港大公報、北方網、中華書局網等均有大量報導。

2011年12月3日高喜田在

清華大學作學術報告

石破天驚《論語正》（即將由中華書局於2012年5月出版）

——影印本《論語正》前言

塗宗濤 高喜田

中華書局影印出版《論語正》一書，對於推進《論語》的文本研究，考察《論語》的原始面貌，準確理解孔子及其思想，弘揚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均大有裨益。茲僅就《論語正》及其作者石永楙的情況略為介紹如次：

一、石永楙的生平及其著述概況

石永楙（又名永懋、永茂），字松亭。生於1909年，卒於1975年。原籍山東茬平，久居天津。其父名興周，以教書為業，並通岐黃術。松亭幼承庭訓，讀經之餘，亦好切脈，曾師從北京四大名醫之一的施今墨學醫。少年入天津縣師範講習所就學，1927年加入嚴修創辦的崇化學會，為首屆學員，受業於章鈺（式之），奠定深厚國學基礎。“七·七事變”後曾西入巴蜀，在重慶結識徐悲鴻、傅抱石等畫家，彼此引為知己。抗戰勝利後返津，先後任教於法漢中學、木齋中學，又曾任藥鋪秘書職。其間陸續出版了《莊子正》、《大學正》、《中庸正》、《禮運正》等數部專著。1946年，所作《論語正》問世，受到當時學界名流如盧弼、金梁等人的肯定與讚賞。徐悲鴻對此書也極為推崇，曾函購數部寄贈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和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以期引起國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的關注。在日寇投降後的內戰期間，松亭因不滿於國民黨獨裁政治，曾加入過張東蓀、張君勱所創中國民主社會黨，並一度代理該黨天津黨部秘書長。1950年，“民社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松亭失業。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徐悲鴻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上書，請為石永楙安置工作，並隨信將石所著《論語正》寄呈。毛澤東曾覆信徐悲鴻，表示可推薦其到郭沫若任主任的中央文教委員會任職。為此徐悲鴻曾兩次親赴天津促其晉京，其後又有畫家黃養輝代表徐悲鴻專程到天津敦請，但因顧慮到政治與學術環境等問題，松亭終不肯赴京就職。其後寄寓津門，或行醫或教書或引車賣漿，處境日益窘困，晚景愈加悽惶。1974年，舉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松亭因言論不合時宜而被捕，1975年死於獄中，屍骨無存。

二、《論語正》的學術價值

欲知《論語正》的價值，必先略知現今通行本《論語》的問題所在。眾所周知，現今通行本《論語》，有學而、為政、八佾、里仁等二十篇，共四百八十餘章。“其分篇，無系統；其章次，無甚義理；其辭，每割截不完；其作者，不知何人”（石永楙《論語正·敘要》）。這部以《論語》標名、結構散亂的儒家經典，是在漢代產生並逐漸完成的。先是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受命整理在景帝末年從孔子舊宅牆壁中發現的散亂竹簡（所謂“孔壁中書”。其中論語部分後世稱為“古論語”），加以編綴隸寫成卷，用以教授魯人扶卿，名之曰《論語》（此前文獻中從未見“論語”名稱）；其後經安昌侯張禹改編為章句體以教授太子劉驁（漢成帝），史稱“張侯論”。張禹因貴為帝師，影響力大，故“張侯論”得以獨傳，其餘各家傳本逐漸湮沒，石永楙稱此為“亂本奪真”。東漢末年大司農鄭玄，在“張侯論”的基礎上，參校其它版本加以編訂和疏解，形成今天《論語》的模樣。其後經唐宋明清，《論語》被列入《四書》和《十三經》，成為欽定的經典，再無人敢增損或顛倒一字。這就是流傳兩千多年的《論語》文本的簡要歷史。其實《論語》的本來面目並非如此。今之學界皆知有魯論（魯論語）、齊論（齊論語）、古論（古論語），又有所謂“河間本”，但誰也未見過它們什麼模樣。雖如此，我們從古文獻中多少還是能夠得到有關《論語》原始面貌的一些信息。例如《漢書·藝文志》記載：“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而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中明確指出：“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根據王充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知道，在西漢時代，《齊論語》和《魯論語》都是分為上下二篇的，其中有“問王”和“知道”作為篇目；河間本分為九篇。這樣的篇章結構，與我們今天所見的二十篇版本，是完全不同的。石永楙先生透過浩如煙海的典籍史料，披沙揀金，追尋蛛絲馬跡，撥二千餘年之亂，正本清源，創成《論語正》皇皇鉅著，力求還原《論語》的真面目，其學術價值和對中華文化之貢獻，實有不朽之功。《論語正》首尾一貫，結構謹嚴，共上下兩篇：上篇：知道篇，共五章。分別是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問王篇，共四章。分別是正名第六，士恥第七，絕四第八，問王第九。此外，石永楙研究認為，今天我們所熟知的《論語》，其實應該叫作《孔子》（與《老子》《莊子》《孟子》等諸子百家著述的命名規則相同）；並認為《孔子》的作者，是子貢和陳亢。經過重新編綴纂合的《論語正》，不僅使古文獻中有關《論語》的記載有了著落，而且使孔子的思想得以符合邏輯地呈現在世人面前。為了說明這樣做的道理，石永楙撰述《論語正·敘例》一卷，以三萬餘言的篇幅，將《論語》的名稱變遷歷史、亂本奪真的情況、自己為釐正《論語》的紕繆所做的工作以及為彰顯孔子微言大義所做的論證等等，均細加闡述。並將所引證的典籍根據一一臚列，是一篇研究《論語》文本的專題論文，堪稱振聾發聵，彌足珍貴；在正文中凡有重新組合、調整的語句（書中稱為“簡”），都作出詳盡說明。如將通行本《論語》第十篇“鄉黨篇”前五章移為《知道篇第一》的弁辭，其理由是“先寫孔子在鄉黨朝廷一切動容，俾讀者想見其意度舉止”。這樣做是符合為文謀篇的基本規則的，且通篇來看，也頗有尺接寸合順理成章之感。類似之處，在《論語正》中可謂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思想創新、學術創新的浩大工程，是一部解構《論語》的驚世之作。著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避可能會受到“侮聖蔑經”的指斥，獻出這部國學奇書，其學術勇氣，令人景仰。金梁（息侯）讚佩石永楙為匡正《論語》文本的貢獻巨大，稱其“二千年來，一人而已”。《三國志集解》作者盧弼，是著名的飽學之士，他甚至把石永楙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與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地位相提並論，稱其為“二十世紀之馬丁路德”。徐悲鴻在致毛澤東信中稱石永楙“其所造就許多人驚服（悲鴻亦附和）”。這些公認的學者大家如此高調評價《論語正》，決非虛語。《論語正》的學術價值，概言之，一是為恢復《論語》的原始面貌做出開創性貢獻，對《論語》的文本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思路，深具研究價值。自漢代以來二千餘年，雖然歷代先哲前賢從未中斷過對《論語》和孔子的研究、解讀，並且也取得了累累碩果，其著述可謂汗牛充棟，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組成部分，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源泉之一。但卻無人對《論語》的文本進行認真研究，而這恰恰是最為根本和最為關鍵的環節。雖然歷代不乏智者對《論語》文本提出過質疑，但鮮有人像石永楙這樣下真功夫做嚴肅的科學的甄別，為恢復《論語》的原始面貌做出大量艱苦細緻且卓有成效的工作。應該說這是顛覆性的創舉，其價值和意義，將是巨大和深遠的；二是對完整準確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具深遠意義。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這一點幾乎是全世界的共識，甚至連有些反孔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但是兩千多年來，關於孔子的思想，存在不同的解讀，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結論，而這些結論所依據的卻往往是同一部《論語》，這是長期以來令學界深感困惑的問題。

《論語正》的問世，使我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觀察視角，給我們提供了重新解讀和領會孔子思想的新鮮路徑。例如關於“世而後仁”的問題。歷代疏解者均將“世”訓釋為“三十年”，把《論語·子路篇》中的：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解讀為：“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531頁）這樣的解釋，雖明顯牽強，卻代代相傳無人釐正。石永楙先生在把原散亂於通行本《論語》各處的簡片重新歸攏聯綴之後，把“世”訓釋為“繼世、世及之世”，把孔子的這段話與“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相聯繫，指出：“王者有聖德而君天下之稱，所謂萬民歸往謂之王是也。王者不能世世相繼，遂致天下為家，大同不能復見，仁政不能復行，其禍皆由獨夫有司，不能以天下與人而生‘即專制’，其為惡也大矣”（《論語正·敘例·微言大義乖絕辯》）。這樣的解讀，言之成理；再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從“與”之“偕同”、“相交”、“跟隨”、“親附”義引申訓釋為“事人”之“事”，把這一婦孺皆知的孔子名言解讀為“惟女子事小人之夫亦難事也”。指出此處之“小人”，“正指其所事之人而言”（《論語正·知道篇之五》）。這就推翻了歷來關於孔子歧視婦女的觀點；此外還有“文質彬彬”、“子見南子”、“顏路請車”等等，均發前人所未發，自成一家之言；三是對當前和未來推進儒家文化研究、建設中華文明道德等具有重大意義。當前社會浮躁不安，整體道德水平下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面臨極其艱巨的任務。孔子及其儒家學說這一寶貴精神資源，我們應該倍加珍惜並開發利用，以“批判繼承”的科學態度，並融和借鑑現代一切文明成果，重建我們的精神道德，以跟上世界和時代前進的腳步。《論語正》的面世，將會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借鑑並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當然，我們在充分肯定《論語正》學術價值的同時，也應該指出，它對《論語》文本的研究成果，對恢復《論語》的原始面貌所做的努力與探索，雖具開創性貢獻，有篳路藍縷之功，但並非定論。其中有些觀點，也不無可商榷之處。作者曾於卷末，懸酬徵求意見；另據石永楙學生稱，先生在講授《論語正》時，曾對其中多處做過修改，並有修訂手稿示人。可惜在“文革”荒誕歲月中，這些寶貴資料都已化為灰煙。《論語正》的價值與貢獻，亟待後學研究、評判。

三、《論語正》的出版發行情況

《論語正》初版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1946年11月）。由天津《大公報》館承印，豎排32開，線裝鉛印，上下二冊，封面由金梁題簽，正文前有金梁、盧弼、王西銘等人所作序言，其後為石永楙撰《敘例》一卷三萬餘言。正文中經文部分用大號宋體排印，撮要與疏解部分用小號宋體雙排附於經文下，每一篇章前後均有作者簡短說明。雖以文言行文，卻也淺白易讀。該書由王彬（字西銘）、李鈞（字興田）出資贊助，只印製1000冊，全部交由石永楙分贈友人或作學術交流之用。其時內戰風煙又起，國人無暇顧及文化學術，《論語正》的出版，正如雨落荒漠，寂然無聲。1949年後，厚今薄古，政治運動頻仍，“文革”期間儒學又遭到鋪天蓋地的批判，石氏並因此而枉死獄中，所以《論語正》始終未曾引起學術界的注意。目前這部著作，除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少數圖書館有館藏外，散落在民間收藏家手中者，在“文革”中恐亦大多毀滅。六十多年來，《論語正》如荊山之玉，寂寞無聞。近年來國學漸熱，在眾多解讀《論語》的著作中，鮮有提及《論語正》者。天津塗宗濤氏苹樓因藏有一部，曾委託宋文彬君撰《石永楙和他的<論語正>》一文，刊載於《天津史志》2010年第3期，略有影響。近有徐悲鴻研究者湛江師範學院彭飛先生著文介紹徐、石交往情況，對《論語正》有所提及。2009年，台灣台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編輯出版的《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三輯》，收錄了民國時期六十部卓有成就的經學專著，其中《論語正》被列為第四十八冊。可惜大陸讀者，不便獲讀，殊覚遺憾。今得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巖先生的重視，使《論語正》得以梓行流傳，石永楙先生如果九泉有知，可以瞑目矣。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論語正》的面世，不失為一份珍貴賀禮。 作者分別識於天津苹樓、北京虛曠齋夏曆壬辰年歲首。

中華書局 編者註：塗宗濤（1925— ） 號苹樓，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中華吟誦學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天津市國學研究會、中華詩詞學會、楹聯學會等學術團體顧問；並先後兼任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等校講席；當代藏書家。主要著作有《常用文史工具書簡目》、《詩詞曲格律綱要》、《詩詞曲答問》、《詩詞創作實驗錄》、《苹樓夕照集》等。《苹樓藏書瑣談》即將出版。本次影印底本《論語正》，即為塗先生所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