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大英
- 出生地：北京延慶人
- 出生日期：1910年11月
- 逝世日期：1991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中央政治學校
- 代表作品：著有《漢代財政史》、《中國財務行政論》、《中國田賦史》（下冊）
簡介,經歷,
簡介
馬大英，男，漢族，1910年11月出生，北京延慶人，1933年1月參加工作，民革黨員。
馬大英同志，畢業於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一期財政組。1959年11月，隨遼寧財經學院從瀋陽調來大連，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三級），任遼寧財經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馬大英同志歷任政協遼寧省第五、六屆委員會委員、常委，政協大連市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副主席，第六、七屆委員會副主席，先後當選民革第六、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民革第四、五、六、七、八次遼寧省代表大會代表，歷任民革遼寧省第五屆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七屆委員會顧問，民革旅大支部第四屆委員會主任委員。1981年11月當選民革大連市第一屆委員會主任委員，1984年6月當選民革大連市第二屆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任大連市第三屆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
經歷
馬大英同志，出生在原直隸省（今北京市）延慶縣永寧鎮一個商人家庭里，父親以開騾馬店為業，當時生意蕭條，一家八口僅僅能維持生活。20世紀20年代，家中又突遭變故，父親和二兄相繼亡故，生活頓失依靠。1923年，13歲的馬大英被其兄長帶到了張家口讀中學，進入了同盟會人張礪生等主辦的實業中學，開始接觸政治，並於1924年底加入了國民黨。其後，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先入政治系，旋改入財政系金融組。
1932年大學畢業後，1933年1月被任命為豫鄂皖三省總司令部農村金融救濟處湖北省羅田縣分處估導員，任務是發放農村貸款。這正好是土地革命時期，這段經歷，對他人生觀的確立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他立志不做貪官，並一生堅持了下來。他感到農村土地問題的嚴肅意義，究竟怎樣才能達到耕者有其田，怎樣叫做耕者有其田？他利用工作閒暇，先後走訪了農戶上千家，對農業經濟和土地問題，有個初步的了解。隨後，1933年11月，他被調到江蘇省財政廳江陰縣特派會計主任辦事處任會計主任，接著1935年6月，他又被調到江蘇省宜興縣政府任財政科長。四年地方財政工作，讓他對中國當時的政治、社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加深了他對人生的理解，同時在工作中他也思考過不少財政理論問題，鬱郁胸中，想求得解答。於是，於1937年3月1日，他正式進入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任助理研究員，這是正式從事學術活動的起點。1938年至新中國成立前，他先後完成了多部金融著作，有《中國財務行政論》、《中國財政收支系統論》和《中國田賦史》，期間1942——1945年他曾擔任《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的編輯，每年寫六至八篇論文。1946年他被調到中央政治學校校本部任副教授，同年8月升為教授。職務升遷並沒有影響他從事研究，他先後翻譯了多部西方財政學著作，並完成了《經濟平等論》一書，共四編十八章，探索了土地、資本的所有制與利用，探索了怎樣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探索國內各民族的經濟平等以及國際經濟關係論等，這些都為他今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6年11月，國民黨政府利用他的社會聲望，任命他為察哈爾省區域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制憲事宜，至1948年卸任。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輾轉於蘭州、北京，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1951年12月被分配到瀋陽東北計畫統計學院，1952年併入東北財經學院，任財政教研室副主任。從此，他的人生嶄新的一頁開始了。那時的教材為蘇聯教材，當時翻譯水平很低，錯誤百出，教學困難。為此他大量購置俄文書，自學俄語，鍛鍊得可以自己看書，從此不再單純依賴譯著，發現譯著中錯誤並加以改正。他先後用俄文翻譯了《新技術的經濟效果》、《國庫管理》，用英文翻譯了皮古的《財政學研究》，為當時教學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這期間，他先後經歷了肅反、下放、四清運動，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但這些挫折都沒有動搖他的決心，他依然筆耕不輟，他心中始終相信暴風雨總會過去，朝暉定將到來。1975年5月16日，調他回校，繼續從事教育工作。他先後協助遼寧省財政廳搞財政思想史料，隨後又辦起了遼財經濟研究所。他前後以英文翻譯了20多萬字的蘇聯經濟資料，又校訂了10萬字左右的日文蘇聯東歐經濟材料，還譯了些貨幣、國際金融資料，合計20萬字上下，為自己在學術上繼續前進打下了基礎。1979年夏，財政部在遼財辦國際稅收訓練班，他提出可以向與會人員介紹西方理論，以彌補當時我國財政理論的匱乏。他和同仁們經過87個日日夜夜的奮戰，給全國人民送去了兩本書，這在當時非常不易。進入20市級80年代，他把精力集中在對中國財政史編寫整理上。他負責編寫的中國財政史史料選編第六緝宋遼金部分，全部50萬字。他還編寫了中國財政通史宋遼金部分，以及《漢代財政史》、《宋代財政史》。其中《漢代財政史》是第一本中國斷代財政史。
他不僅著書立說，還非常注重教書育人。他對研究生和身邊的青年教師的要求是：“勤遠略，攻核心”，他強調調查研究，要求青年深入社會實地調查，把握中國經濟的特點與社會上存在問題的實質。他關心青年的成長，對找他解讀外文書的人從不拒絕，他每年閱讀學生和青年教師的稿件，從二、三萬字的論文，到幾十萬字的專著，他都悉心看後提出意見，共同商討。他的勤勉，可見一斑。
馬大英同志作為知識分子，不但潛心研究學術，而且在政治生活上也非常積極。他在擔任政協委員和民革領導期間，團結帶領廣大黨員同志，認真履行職責，是新時期民革大連市委的旗幟性人物。他對我國的財政體制非常關心，先後寫了三篇建議：一是社會主義財政體制問題初探，二是論財政權統一與財力集中，三是市財政建制原則的若干構想。對我國財政秩序如何建立，對當時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可能採取什麼措施，他撰寫了“財政的困境與出路”一文，予以發表。他還深切關心農村財政建設問題。馬大英同志認為，我國打開財政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於經濟理論和財政理論的徹底更新。馬大英同志，用他的一生，去追求，去實現，為的就是中國未來能有個穩定的財政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