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全集:戲劇·詩歌·散文》為《馬基雅維利全集（共六卷）》的第五卷，其中收集了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大多數文學作品（部分已經失傳已經無法列入其中，如劇本《假面》）。 作者歌頌人的智慧、愛情，提倡享樂主義，譴責私利毀滅人的活力，抨擊教會的虛偽、墮落。馬基雅維利繼承和發展了古羅馬的喜劇傳統，他的作品展示了義大利的現實生活，抨擊了社會惡習和封建道德觀念，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道德喜劇的傑出作家。他的劇作具有鮮明的特色，通過構思巧妙、曲折誇張的情節刻畫富於性格特徵的人物，台詞幽默、風趣。《曼陀羅》是他最重要的劇作，也是第一部義大利語喜劇。劇本描寫迂腐的學者尼齊亞膝下無子，聽信青年卡利馬科的主意，要妻子盧克萊齊婭服用曼德拉草根，結果中了圈套，卡利馬科乘機和盧克萊齊婭相好，享受幸福。
基本介紹
- 書名：馬基雅維利全集:戲劇•詩歌•散文
- 譯者：徐衛翔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6379449
- 作者：尼科洛•馬基雅維利 (Machiavelli N.)
-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頁數：439頁
- 開本：16
- 品牌：北京吉版圖書有限責任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馬基雅維利全集》中文版全面反映了馬基雅維利在政治、軍事、外交、歷史、文學等方面的成就。整套書綜合多種版本的義大利文《全集》、《文集》和《選集》，選取優質底本，主要著作絕大多數從（古）義大利文譯出，個別作品部分從英文本譯出，但亦根據義大利文校對，力求原汁原味地再現經典。同時本書於2011年被列為國家“十二五”重點規劃項目，並獲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獎；同年獲“首屆華文出版物藝術設計大賽”銅獎。本書完成於1525年，是人文主義歷史學的巨著。
馬基雅維利超乎眾人之處在於：他既是天才的劇作家，又是卓絕的思想家，被他的作品逗得會心微笑的嚴肅讀者必定會追問：這些喜劇與他的政治著作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
——弗勞曼哈夫特
喜劇的存在是為了對觀眾有益並愉悅觀眾。認識老人的貪，情人的狂熱，僕人的把戲，食客的饕餮，窮人的慳吝，富人的野心，妓女的恭維，所有人的背信棄義——確實可以使任何人，尤其使青年人獲益匪淺。喜劇的目的是私人生活的一面鏡子。然而，舉起這面鏡子需要帶著優雅，需要使用能夠逗人開懷的語詞，使人們競相奔向這極度的喜悅，事後方能咀嚼出極端歡娛之下的有用鑑戒。
——馬基雅維利
馬基雅維利超乎眾人之處在於：他既是天才的劇作家，又是卓絕的思想家，被他的作品逗得會心微笑的嚴肅讀者必定會追問：這些喜劇與他的政治著作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
——弗勞曼哈夫特
喜劇的存在是為了對觀眾有益並愉悅觀眾。認識老人的貪，情人的狂熱，僕人的把戲，食客的饕餮，窮人的慳吝，富人的野心，妓女的恭維，所有人的背信棄義——確實可以使任何人，尤其使青年人獲益匪淺。喜劇的目的是私人生活的一面鏡子。然而，舉起這面鏡子需要帶著優雅，需要使用能夠逗人開懷的語詞，使人們競相奔向這極度的喜悅，事後方能咀嚼出極端歡娛之下的有用鑑戒。
——馬基雅維利
作者簡介
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尼科羅·馬基雅弗利,義大利政治家，義大利作家，是人類的思想巨人之一。1469.5.3.-1527.6.21.他的著作《 君主論 》（《The Prince》）影響了後世許多政治家，問世後引發激烈爭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一度被斥為“暴君的導師”，本書也被列為禁書，直至19世紀70年代才得以恢復名譽。他被譽為“近代政治學之父”。他的理論也被後世稱之為“馬基雅維利主義”。
圖書目錄
導言（胡維）
戲劇
安德羅斯女子
曼陀羅
克莉齊婭
詩歌
十年紀
十年紀第一
十年紀第二
金驢記
歌四章
論機運
論忘恩負義
論野心
論機會
狂歡節之歌
一被逐出天國的魔鬼之歌
二絕望的戀人與女郎之歌
三蒙福精靈之歌
四隱士之歌
五松果販之歌
六江湖術士之歌
散詩一組
致貝爾納多先生
歌謠
牧歌一章
八行短詩
十四行詩
小夜曲
致朱利亞諾·迪·洛倫佐·德·梅迪奇
致同一位
巴爾貝拉的祈求
致巴爾貝拉
短句二則
散文
貝爾法哥
玩樂協會章程
勸懺悔
非洲迫害史
佛羅倫斯人物品格
雜諺
關於語言的對話
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傳
編後記
戲劇
安德羅斯女子
曼陀羅
克莉齊婭
詩歌
十年紀
十年紀第一
十年紀第二
金驢記
歌四章
論機運
論忘恩負義
論野心
論機會
狂歡節之歌
一被逐出天國的魔鬼之歌
二絕望的戀人與女郎之歌
三蒙福精靈之歌
四隱士之歌
五松果販之歌
六江湖術士之歌
散詩一組
致貝爾納多先生
歌謠
牧歌一章
八行短詩
十四行詩
小夜曲
致朱利亞諾·迪·洛倫佐·德·梅迪奇
致同一位
巴爾貝拉的祈求
致巴爾貝拉
短句二則
散文
貝爾法哥
玩樂協會章程
勸懺悔
非洲迫害史
佛羅倫斯人物品格
雜諺
關於語言的對話
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傳
編後記
後記
《曼陀羅》由徐衛翔教授依據意一英對照本《馬基雅維利喜劇集》（The Comedies ofMachiavelli，Bilingual Edition，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avid Sices and James B.Atkinson，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5）譯出，翻譯過程中還參考了多種意文版和其他英譯本。
《安德羅斯女子》、《克莉齊婭》由劉儒庭先生依據馬爾泰利編校的馬基雅維利《作品全集》（Niccolb Machiavelli，Tutte le opere，a cura diMario Martelli，Florence：Sansoni Editore，1971）譯出，並由劉訓練依據意一英對照本《馬基雅維利喜劇集》做了校訂，《安德羅斯女子》還參考了王煥生先生譯的泰倫提烏斯的原作（收入《古羅馬戲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克莉齊婭》還參考了吉爾伯特的英譯本（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Volume II，translated by Allan Gilbert，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65/1989）。
詩歌部分由徐衛翔教授譯自馬基雅維利《歷史、政治與文學作品全集》（Niccolo Machiavelli，Tutte le opere storiche,politiche e letterarie.a cura di Alessandro Capata.Grandi Tascabili Economici Newton，Roma：Newton&Compton editori s.r.1.，1998），編排順序同此版本；部分參考了吉爾伯特的英譯本（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Volume 11，III）和1825年的法譯本（Machiavel，Cuvres completes de Machiavel，tome dixi6me，tr.Dar J.V.P6ri6s。Paris：Libraire Michaud，MDCCCXXV），《金驢記》還參考了加利馬爾出版社“七星文庫”版法譯本（Machiavel，Cuvres ComplOtes,Biblioth quedelaPl6iade，Paris：EditionsGallimard，1952）。
散文部分由胡維依據維萬蒂編校的馬基雅維利《全集》第3卷（Opere，ⅡI：a cura di Corrado Vivanfi，Torino：Einaudi，2005）譯出，編排順序同此版本。
《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傳》由周春生教授和劉訓練依據多個英譯本（Life of CasO'uccio Cas~acani，~anslated by Andrew Brown，London：Hesperas Press Limited，2003；Machiavelli：The ChiefWorks and Others，Volume II：The PortableMachiavelli，tr.and eds.by Peter E.Bondanella and Mark Musa.Penguin，1979；The Essential Wdtings ofMachiavelli，tr.and ed.bv Peter Constantine，The Modem Library，2007）並參照意文版譯出。
《安德羅斯女子》、《克莉齊婭》由劉儒庭先生依據馬爾泰利編校的馬基雅維利《作品全集》（Niccolb Machiavelli，Tutte le opere，a cura diMario Martelli，Florence：Sansoni Editore，1971）譯出，並由劉訓練依據意一英對照本《馬基雅維利喜劇集》做了校訂，《安德羅斯女子》還參考了王煥生先生譯的泰倫提烏斯的原作（收入《古羅馬戲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克莉齊婭》還參考了吉爾伯特的英譯本（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Volume II，translated by Allan Gilbert，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65/1989）。
詩歌部分由徐衛翔教授譯自馬基雅維利《歷史、政治與文學作品全集》（Niccolo Machiavelli，Tutte le opere storiche,politiche e letterarie.a cura di Alessandro Capata.Grandi Tascabili Economici Newton，Roma：Newton&Compton editori s.r.1.，1998），編排順序同此版本；部分參考了吉爾伯特的英譯本（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Volume 11，III）和1825年的法譯本（Machiavel，Cuvres completes de Machiavel，tome dixi6me，tr.Dar J.V.P6ri6s。Paris：Libraire Michaud，MDCCCXXV），《金驢記》還參考了加利馬爾出版社“七星文庫”版法譯本（Machiavel，Cuvres ComplOtes,Biblioth quedelaPl6iade，Paris：EditionsGallimard，1952）。
散文部分由胡維依據維萬蒂編校的馬基雅維利《全集》第3卷（Opere，ⅡI：a cura di Corrado Vivanfi，Torino：Einaudi，2005）譯出，編排順序同此版本。
《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傳》由周春生教授和劉訓練依據多個英譯本（Life of CasO'uccio Cas~acani，~anslated by Andrew Brown，London：Hesperas Press Limited，2003；Machiavelli：The ChiefWorks and Others，Volume II：The PortableMachiavelli，tr.and eds.by Peter E.Bondanella and Mark Musa.Penguin，1979；The Essential Wdtings ofMachiavelli，tr.and ed.bv Peter Constantine，The Modem Library，2007）並參照意文版譯出。
序言
胡 維
一 秘書廳的人文主義者
1498年6月19日，馬基雅維利以29歲的“低齡”被任命為佛羅倫斯第二秘書廳的秘書長，主要負責外交事務，7月14日又被加任為“十人委員會”秘書。秘書廳並非行政機關，秘書長也沒有進入執政團的高層，但對於出身不甚高的年輕人來說，這一任命是引人注目的。馬基雅維利為什麼能夠出任如此重要的官職，我們沒有完備的文獻解釋，但可能與佛羅倫斯政府特別青睞人文主義學者的文教傳統有關。以下略談秘書廳的職能、幾任秘書長的身份、人文主義學問的增進尤其是修辭學的復興，以此來說明馬基雅維利的政治視野的形成和他的文學創作的時代背景。
義大利自羅馬帝國覆滅以來就處於分裂局面，城邦林立，外來武力干涉不斷，朝令夕改的外交、連橫合縱的政事，助長了外交事務上的深思熟慮和陰謀算計。這種纏鬥的局面易於陶冶出一種政治說服的藝術。很多統治者新近篡奪權力，尤其有闡發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歐洲文明進程正處於變革中，軍事貴族向官僚文治體系轉變，書寫文化也取代口語全面征服了官僚系統的運作，從權力的組織形式來看，已經包孕著未來的科層制社會的因子。中世紀後期發展起來的義大利大學學風相對務實，大學為日益複雜的社會培養了律師、書記員、職業文官，世俗知識分子有了更多上升之階。彼時義大利的富庶經濟就像海水漲潮托起了所有的船隻，政治權力更廣泛地下移：中下層商人、手工業者、各行會從業者等組成的“人民”（il popolo）階層興起，與大銀行家、大交易商、大土地所有者、自恃出身高貴的精英階層成了對立面，“人民”積聚了更多的博弈的力量，開始有信心表達對自由和共和的期許，政治變革在醞釀之中。
佛羅倫斯市政府秘書廳有著聘用頂尖人文主義者的傳統。秘書廳最初設立時並不具有政治權責，而是做一些“公共關係”、“宣傳部”、“發言人”一類的工作。因此從“職業性質”上考慮，沒有比受過嚴格拉丁文教育的精英知識分子更合適的了，他們進入政府，起草各種官方文書，發表演說和祝詞。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3卷第7章《再現古典風華：尺牘藝術》中這樣寫道：“不論是對共和政府、專政君主、還是教宗，人文學者在撰寫書信以及草擬公開、正式的演講稿這兩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不只尋找能用拉丁文撰寫優雅文章的才學之士來擔任秘書，其實更應說，大家都認為只有具備良好人文素養以及足夠才情的人文學者才能擔任秘書的工作。所以十五世紀在學術上具有聲望的重要人物大部分都將他們一生可觀的歲月奉獻在服務政府公職”（花亦芬譯，第 279 頁）。馬基雅維利初露頭角便在秘書廳就職，正是延續了這樣一個傳統。
文學與政治集於一身的楷范是古羅馬演說家和政治家西塞羅，他的人生體現了政治事業、道德哲學與文章的結合。從修辭的本源來說，修辭有商議和辯駁的力量，能表達反對意見（disputatio），能刻意從正反兩面論證（in utramque parte）。對修辭的推崇，其實包含了在僵硬的宗教教條和暴力軍事統治的兩種模型之外的一個和平模型—一個商議的（deliberative）、服務公共利益（pro bono publico）的理想。然而，從古典時代開始，修辭就有市政的（civic）與宮廷的（aulic）、共和的（republican）與帝制的（monarchic）的對立。在民主政治的鼎盛時期，各派力量積極展開政治說服；相反，在專制權力的牢固控制下，議政、陳情、呼籲、辯駁等處於尷尬的失語境地。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著有一篇《關於修辭的對話》（Dialogus de oratoribus），討論了羅馬從共和進入帝國後演說術的衰弱。（歷史一次次把修辭推向對專制王權妥協的道路，專制權力的膨脹，導致修辭不再具有議事和辯論的積極參政力量，只剩下對權力的讚美。）在中世紀，修辭學在教育體系里雖然是七門學藝之一，但相對於輝煌的古典時代已根本改變了性質，中世紀所謂的“修辭學”局限在語言教學的環境裡，不再有公共場合的演練，淪落為一是狹隘的寫作技術及風格訓練，二是儀式性的祝詞和贊語之類，這也就是喬治·甘迺迪（George Kennedy）所說的修辭由盛到靡的文字匠氣化（letteraturizzazione）過程。當歷史推進到13、14世紀的義大利，中小手工業和商業日臻發達，公民的、公共的、商議的生活復興，義大利學術風氣發生了轉變，重心從形上學的思辨轉移到了關於“人”的學問，突出表現在倫理學、政治學、修辭學這幾大領域的學術進步。故而14世紀初以來，義大利詩人學者輩出，交相輝映，出現了“詩人、歷史學家和講演家”合一的一類人，他們課徒授業，結交四方學人，砥礪學問，構造出一個“知識共和國”的雛形，且積極用事於政治，甚至進入權力中心。15世紀中期出現了兩位極受尊敬的人文主義者教皇，尼古拉五世（Pope Nicholas Ⅴ，1447-1455年在任）和繼任的庇護二世（Pope Pius Ⅱ， 1458-1464年在任），兩位教皇表現出了一種文藝復興所特有的復興古典輝煌的新精神，在其治下，教皇的秘書廳吸引了一些博學而能幹的人文主義者。
佛羅倫斯作為共和國，孕育的知識分子往往有共和主義傾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即是早期的代表。佛羅倫斯的大學教育體系，相對於帕多瓦、博洛尼亞另外兩大學術重鎮，沒有強大的中世紀法學訓練和經院主義傳統；相反，這裡的人文主義者借研究古典文獻而發揚其道德哲學和政治學說，共和思想更容易紮下根來。薩路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是彼特拉克的精神傳人，於1375-1406年間擔任秘書長。在義大利複雜的政局裡，文人筆墨頗有煽動性，薩路塔蒂曾因為攻擊教皇而於1376年被教皇發表諭令革除出教會。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早年著有《佛羅倫斯城市禮讚》（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謳歌共和傳統。在他1427-1444年擔任秘書長期間，佛羅倫斯上演了一場高層的暗算和血拚，梅迪奇家族和阿爾比齊家族爭奪權力，最終梅迪奇家族清除對手建立寡頭統治。布魯尼未受這一權力紛爭影響，他為政府撰寫的文書體現了一個職業文官的風範，無論事關和平還是戰爭，無論抵禦外侮抑或先挑起進攻，他都盡其本職傳達和捍衛佛羅倫斯市政府的決議，並以頌詞（laudatio，英語panegyric）的修辭形式為他的城市做“形象宣傳”。作為一個全面的古典學家，他精於古典哲學研究，出版了歷史巨著《佛羅倫斯人民史》（1439年），他的政治身份和學術貢獻並無扞格。到了馬基雅維利出生的時候，佛羅倫斯的第一秘書長是巴托洛梅奧·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他是馬基雅維利父親的朋友。他在秘書廳任職30年以上，是共和派人文主義者的首腦人物。
在此期間，公民的修辭（civic rhetoric）達到了全盛。著名學者漢斯·巴龍（Hans Baron）曾提出著名的概念“公民人文主義”（Bürgerhumanismus，英語civic humanism），他著重論述了佛羅倫斯特殊年代遭遇的政治軍事事件，1351年米蘭暴君維斯孔蒂帶領軍隊入侵、1390-1402年和米蘭的再次戰爭；佛羅倫斯一要應對強國米蘭的侵略，二要抵制強勢的教皇國的擴張，在這樣的危急時刻，佛羅倫斯人的地方主義認同高漲，堅定捍衛自己城邦的獨立，弘揚自由與共和的理想。巴龍過於強調外部歷史事件，其論點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修正，認為他執著於歷史事件的時序和因果。不過，這並不是否認他論點的重要價值，“公民人文主義”用於解釋新思想風氣是十分有效的。參與政治的“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迴避政治的“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是一個步入現代的世俗化轉型社會的內在矛盾。知識分子的確是在這個時期超越了中世紀的文法學家、法學家、書記員（dettatore）身份，實現了自我定義的積極轉變，成為作家（autore），甚至可以說詩人政治家（poeta oratore）。13世紀的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就已不是純粹的學院中人；之後的但丁捲入政治鬥爭中，直言不諱他的帝制論；從布魯尼到馬基雅維利這一系的秘書廳的人文主義者更是為公民生活與共和傳統激辯。
綜上所述，幾位文化名人先後執掌佛羅倫斯秘書廳，馬基雅維利是他們的精神繼承者。他們在道德哲學和歷史撰述上有突出貢獻，且身體力行地體現了職官榮耀和文學功用的結合，推動了秘書廳成為人文主義運動的中心。幾代人孜孜不倦研讀古典文獻，探討道德哲學和歷史學等關於“人”的學問，寫下期待義大利恢復古代光榮的豪邁文字。他們不滿足於基督教道德里孤獨求知的“沉思的生活”，而是作為愛國者、演說家、外交官、政治學說的闡述者投身於“積極的生活”。馬基雅維利正是持這一立場，批評基督教用謙卑和冥思的方式取代行動的人，用忍受痛苦來磨滅對偉大事業的追求；他推崇俗世精神和現實世界的榮譽感，欣賞具有卓越的德性（virtù），能領導軍隊、人民、共和國的強有力的政治家。
我們既然談了人文主義者的積極用世精神、共和主義政治訴求，也必須不偏不倚地評價其文化教育成果。20世紀史學大家科利思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認為，人文主義者在政治上的作為，實與他們的職業要求和知識環境有關，不能上升到過高的政治角度予以理想化。根據科利思泰勒基於大量原始檔案文獻做出的言之有據的謹慎評述，人文主義主要是一場文化運動、學問的復興，影響範圍有限，最大的功績其實就是教育的改革。有視野的教育家培育文藝之花，在公眾生活里結出果實。人文主義者將人文之學（studia humanitatis）納入教學大綱，推崇古典語言為人之為人的基本教養，並推廣成為後世歐洲知識人的共同追求—這是他們留下的影響深遠的遺產。不過，馬基雅維利從他的古典教育獲取的，絕不僅僅是拉丁文修辭和古代文物典籍的知識。古典教育陶冶了他對自由和榮譽的熱愛，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泉。
在馬基雅維利的青少年時代，佛羅倫斯處於1454年義大利諸國妥協簽訂的《洛迪條約》締造的珍貴的40年和平之中（1454-1494），培育出了豐碩的文化成果。一個多世紀以來，佛羅倫斯不僅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頂桂冠”（義大利語裡習慣稱為tre corone）收穫了義大利俗語文學的最高榮譽，而且這個城市引領了藝術和建築的劃時代的革命，有一批熱忱的私人藏書家、慷慨的文學藝術贊助者、活躍的學術小團體，在古典研究上領袖群倫，在希臘研究上獨領風騷（希臘的遺產不僅指文學、哲學，也有自然科學和政治實踐方面），是無可置疑的人文主義運動中心。到了15世紀中後期，經過幾代人的培育，“純”學術大大演進：語文學家波利齊亞諾（Angelo Poliziano）、哲學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梅迪奇家族庇護下的所謂“柏拉圖學園”的成員，他們占用的文獻資料更為齊備，知識更為淵博，語言更為雅正，學術野心更為廣大。潛心學術者終於能有條件做十分冷僻邃密的學問，從事實務者也可以在政治上有所成就。
馬基雅維利的父親貝爾納多（Bernardo Machiavelli，1426/1429-1500）是一名律師、法學博士，也是興趣廣泛的好學之士。1474-1487年間的日記記載，他在兒子成長期間曾借閱西塞羅的著作，還購買了李維的《羅馬史》等等。少年尼科洛從課堂到家庭都頗受到古典文學和歷史的薰陶。他曾跟隨佛羅倫斯大學教授阿德里亞尼（Marcello Virgilio Adriani）學習拉丁文，可能在這過程中脫穎而出，得到老師的賞識，進而受到舉薦。1498年2月，阿德里亞尼接替去世的巴托洛梅奧·斯卡拉，擔任佛羅倫斯第一秘書廳秘書長。4個月後，馬基雅維利也進入第二秘書廳擔任秘書長。
受篇幅和主旨所限，這裡不能敘述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斯市政府的具體工作，也不能對1494-1559年間的“義大利戰爭”這段政治歷史過多著墨，但讀者應知，離開政治環境談論馬基雅維利的創作是不可能的。1494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入侵義大利，打破了40年和平，導致一場大範圍的政治危機，佛羅倫斯人民逐出了膽怯的皮耶羅·梅迪奇，重新建立了共和國。馬基雅維利自1498年始為共和國政府服務，直到1512年梅迪奇家族捲土重來，共和國滅亡，他被剝奪公職，還曾受莫須有的誣告而下獄。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生涯，是隨著1498年佛羅倫斯共和國的重建開始的，也是在共和國再度被撲滅的憂患之時終結的。雖幾經周旋努力，但他再也沒能真正回到政治舞台，沒有實現建立民族國家、富國強兵的理想。
二 退隱與著述
馬基雅維利的作品有一個分水嶺—1512年從秘書廳政治中心被迫隱退到聖卡夏諾小農莊。19世紀的大學者維拉里（Pasquale Villari）認為，正是下野造就了獨立的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因此忽略他為政府官僚機構服務的14年，專注於1512年以後的高產期。這一偏向深深影響到了後來的很多學者。尤金尼奧·杜普雷·特賽德爾（Eugenio Dupré Theseider）、費代里戈·沙博（Federico Chabod）、尼科萊·魯賓斯坦（Nikolai Rubinstein）、弗雷迪·基亞佩利（Fredi Chiappelli）、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ck）等學者糾正了這一偏向，試圖將馬基雅維利在秘書廳期間的應景即事之作、檔案與信函，納入一個長遠的連貫的作品集裡。儘管1512年的轉折是決定性的，絕大多數重要作品在這之後寫就，不過也應該看到，他的文學生涯由來已久，有其源流和發展。基亞佩利指出，早在秘書廳時期，馬基雅維利的寫作已有自己的個性，比他的同事更有普遍性的理論的視野，而且風格機智、多變、富有文學性。此外顯而易見的是，馬基雅維利擔任秘書長和外交使節期間，撰寫官函和報告，和同事探討公務，對他日後的著述風格必然有影響，潛移默化之中錘鍊了他的文體，支援了他的思考意識，行文自然而然帶上了廣闊的拉丁文傳統的迴響。
但蒂·德拉·德爾察（Dante Della Terza）教授曾扼要地評述道，馬基雅維利研究里有過一些僵化的模式：《李維史論》里的共和制與《君主論》的君主制的對立；馬基雅維利所代表的世俗精神和政治科學，與薩沃納羅拉的宗教熱忱以及更廣義的宗教運動的對立；他的黑色幽默的輕快的喜劇詩文，與嚴肅冷靜的對國家民族命運剖析的對立……顯然，將馬基雅維利的思想本質化，嚴格劃分創作階段，誇大文學和政治之間的鴻溝，割裂作品的整體性，是非常不妥的。我們要考慮到文學在文藝復興時代知識生產里的重要地位，長遠看待馬基雅維利的文學創作，將其與政治歷史著作一起置於一個大氣磅礴的完整體系。本卷收錄的戲劇、寓言詩、短詩、對話、散章、人物傳記等，涵蓋了一般被稱為“文學”的作品，未甚周至，尚須橫向參照馬基雅維利所跨越的多種文體。他的私人通信展示了高超的文筆、傳神的描述，徑可視為文學作品，約翰·納傑米（John Najemy）教授近年的專著《朋友之間》即對馬基雅維利1513-1515年間和密友弗朗切斯科·韋托里的書信做出了相當“文學性”的解讀。本卷依照慣例收錄的是毫無疑義的“文學”作品，不過在這篇導讀里，也試圖引用書信和政論等文獻作為參考。
人文主義者抱有信念，相對於人事代謝的政治，詩文有著更為悠久的生命，詩文真正令人不朽。用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話說，在詩中建築一座不朽的紀念碑（eregi monumentum）。這一點，馬基雅維利似乎認可。他在《李維史論》中談論文學家的地位，呼應著西塞羅對文字修辭的教化力量的推崇，以文人為馴化者、文明的保存者：“在所有被讚美的人當中，最受人讚美的是那些成為宗教領袖和宗教創建者的人。排在他們之後的是那些建立了共和國或王國的人。在這些人之後，有名的是那些被指定擔任軍隊首領、擴張自己王國的領土或者他們祖國的領土的人。在這些人之後可以加上文學家，並且因為他們屬於不同的類型，他們中的每個人根據他的地位高低受到讚頌”（I. 10）。馬基雅維利的話不僅是作為文人而發，也隱含著一種治國者的思路。話里可能隱含著前輩人文學者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在《拉丁語言詳析》（Elegantiarum Latine Lingue，約1440年）一書的著名《前言》里所發揚的“語言征服”思想，以古羅馬在帝國境內推廣拉丁文為成功範例，認為要開拓疆土維持統治，就必須在征服地區推廣語言文學，否則權力也會瓦解。瓦拉的目的是恢復已故的光榮正確的古典拉丁文，重建拉丁文的語言共同體，在比喻意義上收復失地“光復羅馬”。這正是人文主義教育家的理想，企圖通過殘存的零磚碎瓦重建語言的大廈。而馬基雅維利可能相反，他的考慮是朝向現實政治的，不以語言文學為根本宗旨。俗語已占據壓倒性的優勢，他不會如前輩人文主義者一樣企圖恢復拉丁文，而是鄭重對待義大利人習用的語言，將語言文學置於鞏固國家權力的考慮中。
值得一提的是，馬基雅維利參加的“奧里切拉里花園”，成員多是反對復辟的梅迪奇勢力的共和派分子，他在這種花園聚會中開始寫作《李維史論》，討論以古羅馬共和國制度為楷模的共和制。他對他研讀的古典著作懷有深厚感情，但無情地指出，古典的范型（exemplum）和今天的現實脫節，知古未必能鑒今。他對古典的研讀有著切近現實的目的，而非拘泥地以古為師、從理想化的古典世界中尋找范型。至於那種受宮廷恩主庇護，有避世主義和默從權威的傾向、內在里排斥積極的政治生活的做法，是他所不取的。
這裡簡單談一談義大利的語言統一問題，史稱“語言之辯”（la questione della lingua）。一盤散沙互相敵對的義大利諸城邦，讓它們共同認可一門國民語言簡直比合併疆域還要困難。佛羅倫斯地區因為文學上的貢獻具有最高的聲望，國際上的影響力也較大，得到佛羅倫斯以外人士的推崇。威尼斯著名詩人、學者、樞機彼得羅·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大力提倡義大利俗語，在“語言之辯”中起了主導作用，著有《俗語論》（Prose della volgar lingua, 1525年出版，但先以手抄形式傳播了十多年），力主以14世紀佛羅倫斯文學語言為現代義大利語標準，以薄伽丘的散文、彼特拉克的詩歌為風格模型，使語言臻於純淨、理性、雅致。本博樞機的一大貢獻是指出了書面語言和口語的差異，強調一門語言需要有高度文學創造力和傑出文學成就才可以成為語言，他的話里有很深的人文情懷，對今天的我們也有所警示—語言如果僅存在於口語溝通層次卻沒有文化創造（如移民家庭能說漢語卻不識字），就會是一種自我消亡之途。本博樞機力圖推動分裂的義大利在語言和政治上複合，但他的語言改革方案還是過於文人色彩，他奉為圭臬的14世紀語言已經顯得古老，不符合語言兼收並蓄向前發展的趨勢，很多人不予認同。這裡還涉及對但丁的歷史評價的問題，本博是個詩風純正、追求音樂性的“彼特拉克主義者”，把但丁排斥出風格模型之外。另一位著名貴族文人特里西諾（Giangiorgio Trissino, 1478-1550）提出了他的理論，而特里西諾正是重新發現了消失兩百年的但丁的《論俗語的文采》的人。但丁為俗語正名，他對心目中的俗語的完整表述是“榮耀的、樞紐的、宮廷的、法庭的”（illustre, cardinale, aulicum et curiale），簡稱“宮廷的”，是更高、更普遍的理想語言, 超越了單獨某一地區、某一宮廷、某一文化中心。特里西諾受此啟發，主張以“宮廷語言”建立現代義大利民族語言的規範。他將但丁的論稿譯成了義大利語並傳播，引發了對國民語言和詩學的新討論。馬基雅維利在鄉間退隱期間寫了《關於語言的對話》，開篇的愛國者陳辭懇切，但隨後在語言問題上論證頗為任意，在他的作品裡恐怕屬於減分之作（曾被懷疑作者另有其人）。他否認義大利一國的共同語言（parlare comune di Italia），只承認地區方言（parlare proprio），處處以佛羅倫斯方言為尊，流露出一股違和的地方主義優越感。不過他畢竟對當代普通民眾的語言予以體諒，而將“宮廷”去權威化、去神秘化，反對教廷和宮廷里的精英文人（uomini litterati）壟斷對語言的解釋權。退一步說，但丁和特里西諾所謂的“宮廷語言”仍然是以佛羅倫斯地區方言為基礎的，馬基雅維利在這一點上和他們並無根本分歧。
馬基雅維利有一處自稱“詩人”，是在一個諷刺性的沒有詩人尊嚴的情境裡。1513年2-3月間他身陷囹圄，投詩兩首致朱利亞諾·德·梅迪奇，即1512到1516年間復辟的梅迪奇家族統治者，其一之開篇申訴自己的不幸：
我腿上捆著一副皮繩
繩子往肩膀上繞了六道：
其他的苦難且不去說它，
因為人們就是這樣對待詩人。
一場縲紲之厄和生死之難，正說明了文學理想的脆弱，文人在喜怒無常的命運和暴虐的當權者面前的岌岌可危。他被大赦也屬幸運，那個時代暴亂頻仍，有不少才士蒙冤遇害。納傑米教授講述了馬基雅維利時代的一個案例。1504年，潘多爾福·科蘭努丘（Pandolfo Collenuccio, 1444-1504）以叛國罪的罪名，在他的故鄉佩薩羅被復辟的暴君喬瓦尼·斯福爾扎殺害。科蘭努丘曾翻譯古典喜劇，寫過道德論文和對話，是戲劇家、歷史學家、法學家，參與政務和外交事務，是將文學和政治集於一身的例子，生平和馬基雅維利多有相似，並且和切薩雷·博爾賈交好。在他不幸成為權力角逐的犧牲品的那一年，馬基雅維利在任上開始寫《十年紀》。馬基雅維利可曾從他人的悲劇里預見到自己命運的急轉而下？1512年，馬基雅維利也被剝奪官職，沉淪下僚，次年更遭誣告系獄。
馬基雅維利在《論忘恩負義》寫道，“最終把普利亞的一些土地弄丟的孔薩爾沃，國王對他時刻猜度”。這裡說的是西班牙軍事統帥、駐那不勒斯的最高行政官員孔薩爾沃，他曾驅走法國軍隊，立下赫赫有名的戰功，那不勒斯的人文主義領袖喬瓦尼·彭塔諾（Giovanni Pontano）獻給他頌詩《論命運》（De fortuna）。但獻詩之後僅僅幾年，1506年，孔薩爾沃被他的君主斐迪南二世突然解除職務，境況淒涼。馬基雅維利和友人的書信中專門討論彭塔諾的《論命運》詩，並在《李維史論》（I. 29）里再次提及此事，感慨政治的翻雲覆雨。人不能看清歷史事件的走向，以微不足道的一己之堡壘對抗命運，常會被命運迎面鄙視。馬基雅維利寫下組詩《論機運》、《論野心》、《論忘恩負義》、《論機會》的時候，不僅是形式主義地沿用文學典故（literary topoi），也議論當代的事件，發不平之鳴，評述文學、人生、心理與歷史現實。
1525年馬基雅維利致圭恰迪尼的信中，自稱“歷史學家、喜劇家和悲劇家”（historico, comico et tragico）。在他的時代，他的戲劇作家身份更為人知，兩部劇作尤其《曼陀羅》在演出中取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悲劇家”，稍微費解，可能表達了他對義大利內憂外患時局的憂慮。他的諷刺詩文喜劇小說，亦莊亦諧，寓莊於諧，貫穿了不少黑暗和悲哀的主題。大思想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據此認真地將馬基雅維利視為一個悲劇作家，成為很有影響力的解釋。
何以是悲劇家？從政的十多年裡，對馬基雅維利影響重大的，可能是思想上的冷靜和對人性理解的深刻。他深切體會了權術，領教了人的自利。他身經了國家之間的背信棄義、無情的恐嚇和仇殺，看到他欣賞的政治人物—切薩雷·博爾賈、“黑條”喬瓦尼（Giovanni dalle Bande Nere）—一個個折戟沉沙，埋葬了他的政治寄託。處於平民的身份，他渴念著重回政府，但他嚴厲批判墮落的貴族和統治者，對權力有著清醒的審視以及不信任。他備受爭議的是重新定義了古典哲學裡的“利益”（utile）和“道德”（honestum）範疇，承認道德上的純實讓步於現實的功利和權謀。在《君主論》里嚴肅地說“只要看上去有道德就可以了”，“被愛不如被害怕”，“要有狐狸的狡猾和獅子的暴力”，既是寓意的詩意的語言，又強烈指向現實，那種無動於衷的道德淡漠其實驚心動魄。不過，“古典道德”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對立難以決然理清。他的行文有文學風格，多有懷疑、反諷、游離，堅持個人經驗的不可定義性。維拉里以降的學者區分政治科學與個人道德原則，馬基雅維利“使得政治從道德中分離出來”。克羅齊做出了一個有名的評語：“馬基雅維利發現了政治的必然性和自律性，也就是說，超越了道德善惡的政治。”道德和政治終究在離、合之間，個人和權力有著同謀而又背離的關係。
雖則如此，沙博說，馬基雅維利的底色仍然是暖的，沒有像他的朋友圭恰迪尼那樣一冷到底：馬基雅維利對人性和人的能力尚有信心，他認為在腐敗的社會裡一樣能有好的生活，統治者在求名逐利的同時能造福於公民集體。他沒有活著看到更大的悲劇—1529-1530年佛羅倫斯被西班牙軍隊圍城十個月後投降，圭恰迪尼卻不幸看到了—所以他還相信治事理亂之術，相信可以力挽狂瀾。他說起世相人情，還有著一種親切幽默的喜劇精神。
1513年，馬基雅維利出獄後回到父親留下的農莊，過上著名的鄉村賦閒生活—白天捕鳥、砍柴、讀情詩、去酒館喝酒找熱鬧、和俗人打牌甚至打架，晚上回家莊嚴肅穆讀古人書，自言夜晚一人讀書，和古人晤對，忘記了煩憂和死亡（致韋托里，書信247）。這成了他的文學創作的爆發期。他當年出仕之時也曾抱怨辛苦、低薪、遠別離、弱國無外交，但此時被貶到鄉間報國無門，重新求職遲遲未果，怨憤之情可想見。
戲劇《曼陀羅》的開場詩，綿里藏針表達了他的不滿：
請多多寬待，他只能運用才思，
靠著空虛的想法
讓他悲傷的日子略為和緩，
因為再也沒有
他的用武之地，
因為他已被禁止
在其他事業上展現他的其他才智，
他曾經的辛勞也沒得到償報。
詩的下一節繼續說，世風澆漓，正直的人遭受不義指責後，都自降其志，不能再忍受痛苦繼續勞作，不能—
……辛勤勞作，忍受痛苦，
為了能將自己的千種不幸，鑄成一項
風吹不散、霧藏不住的偉業。
言下之意，他則異於是，依然心如砥柱，為了成就偉業。
政治家被迫在閒暇中從事文學，這有很多先例，比如但丁遲至1310年45歲時在流亡中開始寫《神曲》，如果不是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逐，但丁可能沒有時間和強烈的動力創作。馬基雅維利與之相似，在失勢後才有閒暇執筆寫作。“空虛的想法”排遣了憂愁，戲劇的巧思征服了觀眾，文學以略為苦澀的形式給人以報償。這也成全了他，將積累的政治智慧和人性觀察注入史著、政論、兵書中。這也是流亡者的勝利復仇了。
三 詩歌·戲劇·愛情
關於馬基雅維利早期的創作，我們知道一個確切日期1504年，他在職期間寫作詩歌《十年紀》第一篇，並於1506年刊行。《十年紀》評議了1494年法國入侵義大利以來的現實政治事件，第一篇截止到1504年。《十年紀》採用了但丁式的三行詩體（terza rima）評述史事，上承拉蒂尼和但丁的寓言詩傳統。1514年前後，他賦閒時開始寫第二篇，續寫1509年的事件。迪奧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評道，同樣是“鏡鑒”（speculum）作品，同時代韋拉扎諾（Verrazzano）的寫作帶有中世紀餘緒，而馬基雅維利在敘事和關懷上非常現代。
馬基雅維利鐘情於三行體。三行體採用aba，bcb，cdc……的交叉連韻，每行十一個音節，是但丁《神曲》里首創、彼特拉克的組詩《勝利》（I trionfi）所確立的文學形式。格律相同的是卡皮托洛（capitolo），或稱諷刺三行體，一般指篇幅較短的諷喻之作。他用諷刺三行體寫成了《論機運》、《論忘恩負義》、《論野心》、未完成的《論機會》（合稱《歌四章》，I capitoli）。同樣是諷刺三行體的還有1517年的《金驢記》。《金驢記》糅合了各種主題，化用了荷馬史詩《奧德賽》和阿普列烏斯《金驢記》，對但丁的《神曲》進行了極致的模仿，創造了一個賞罰獨特的世界，評說命運和人間事，把權貴們貶為獸群，讓污泥中的公豬開口說出“豬比人有著更多的德性”似是而非的道理。《金驢記》化用了幻夢（vision）和寓言（allegory）的形式，但沒有中世紀鏡鑒文學的經院主義思維和道德說教，以幻游奇遇為說法，諧謔渾然天成，寓言已面目全非！
自稱詩人的馬基雅維利對詩體有過多種嘗試，寫了十四行詩和“拖尾”十四行詩（sonetto caudato，“拖尾”意即末尾增一個詩節）。隨著騎士史詩的流行，八行體（ottava rima）走紅，他也寫了八行體短詩（strambotto）。他為自己的喜劇創作了長歌（canzone），是戲劇表演整體中的一部分。長歌的韻律更為複雜，音節長短交錯，從但丁到16世紀詩人都認為長歌是義大利詩歌的最高形式，是詩藝的終極考驗。1526年他為情人、演出他的喜劇的歌手芭芭拉·薩盧塔蒂（Barbara Salutati）寫了幕間詩，並由法國作曲家菲利普·韋爾德洛（Philippe Verdelot）譜成了曲。他那五首詩屬於最早的多音重唱歌曲（madrigal），在音樂史上有一席之地，相關的曲譜和演奏錄音有出版。
馬基雅維利初涉文學創作可能和戲劇有關。1490年代他將古羅馬泰倫提烏斯的劇本《安德羅斯女子》（Andria）譯為義大利文，後於1517-1520年期間修訂刊印。他可能還翻譯了普勞圖斯的劇本《一壇金子》（Aulularia），今不存。他的喜劇《曼陀羅》、《克莉齊婭》，表現出了鮮明的文藝復興時代特色，即古典文學的復興。我們可先從戲劇歷史的角度，簡單介紹。
“雅典已經被毀，街道、廣場、各種各樣的地點已經沒法辨認。另外，雅典人講的是希臘語，你們不懂那種語言。因此，你們就來觀看發生在佛羅倫斯的這個故事吧。”《克莉齊婭》序幕里這番話，繼承了古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泰倫提烏斯的觀眾致辭。古羅馬劇作家將希臘來源的故事混合、重組、移花接木到拉丁文中（contaminatio），馬基雅維利也對拉丁文源故事進行了這樣的轉寫。在義大利，古典題材演變而來的戲劇稱為“博學劇”（commedia erudita）。不少統治者，特別是費拉拉、曼圖亞、烏爾比諾等地的統治者，大力提倡古典戲劇的俗語化（volgarizzamento，英語vernacularization），宮廷里上演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採用炫目的布景、多姿多彩的舞蹈、假面具和音樂，產生了融歌舞和文字於一體的整體性的戲劇。義大利當時的第一詩人阿里奧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也是一位著名戲劇家，1508年開始在費拉拉宮廷等地上演了多部“博學劇”。他的替換（supposizione）手法給喜劇舞台以很大的影響：床上伴侶的替換，關鍵那一刻的偷梁換柱，有低俗的笑劇特點，但不傷大雅，一時間風靡舞台，後來也為莎士比亞借用。馬基雅維利對阿里奧斯托很推崇，但不免同道相輕，在《關於語言的對話》一文里挑剔他的語言，言下認為自己更勝一籌。
義大利早期戲劇的一個特點是即興表演，強調演出者的個人才能和演出效果。一幕幕中間歌者穿插著出場，顯出中世紀吟遊表演（giullare）的餘韻，更有通俗戲劇（teatro popolaresco）的特點。戲劇表現手法上有重複的套路，素材可以大量地改編而再現。《克莉齊婭》序幕里道出了馬基雅維利的創作論，“教益”在其次，重心在讓觀眾“高興”：
戲劇的創作，為的就是讓觀眾獲得教益，並讓觀眾高興。看看老年人的貪婪、戀人的瘋狂、僕人的詭計、食客的饕餮、窮人的苦惱、富人的野心、娼妓的諂媚和所有人的背信棄義，這對各種人確實大有教益，對年輕人尤其如此。戲劇中充滿了這些事例，它們能夠被極為恰當地展現在戲劇舞台上。但是，要想愉悅大家，就必須能夠打動觀眾，讓他們發笑。
他的兩部劇演出都很成功，《曼陀羅》在佛羅倫斯、羅馬、威尼斯等地演出多次，尤其為他贏得了聲譽。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戲劇本質上仍是文人劇，內涵豐富，有匠心獨具的構思，也適宜印刷閱讀。當時人文主義理論家已在嚴肅討論戲劇本質和特徵，推崇戲劇中的現實主義和理性成分。1525年後，錫耶納、佛羅倫斯等地成立了學院來引導戲劇，建立理性的規範。當然，義大利戲劇的熱鬧傳統沒有中斷，最國際化的城市威尼斯一直崇尚演出才能，戲說世界風俗和各類喜劇類型，後來發展出了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
即使馬基雅維利不以政論和史著聞名，《曼陀羅》仍然會是文學史上的名作。多數學者認為《曼陀羅》於1518年狂歡節期間初演。1518年10月第一次刊印，題為《卡利馬科和盧克蕾佳的喜劇》，應該是出版商所擬，儼然把兩位青年男女塑造成一對找到了真愛的佳偶。馬基雅維利1520年4月20日致圭恰迪尼的信提到劇本《尼洽老爺》，尼洽老爺也就是劇中自命不凡卻上當受騙的丈夫，這種以滑稽人物為題的方式也很常見。1524年印了第三版，標題才定為《曼陀羅》。這個標題非常不俗，透露了全劇情節的關鍵—生育力。尼洽老爺和美麗的妻子苦於婚後無子，為了生兒育女而雙雙妥協，才有了卡利馬科一干人的計謀。曼陀羅根莖狀如人形，在民間百科知識里被附會了各種傳聞。曼陀羅被用為昏睡藥，見於阿普列烏斯《金驢記》第10章，老醫生察覺了來找他買毒藥的人有蹊蹺，謹慎地配了昏睡藥，避免了孩子被害；另有一種植物學、博物學傳統，將曼陀羅和刺激情慾聯繫在一起，認為曼陀羅能催情，也有毒性，民間發展出曼陀羅調配的“愛的藥方”和符咒。馬基雅維利是熟悉以上典故和傳說的，但另闢蹊徑，想出了新奇的情節：女子服用曼陀羅根莖可以治療不孕，但第一個和她交合的男子會被毒死，需要找一位替死鬼拔毒。卡利馬科原本打算採用傳統的求愛方式，在人多混雜的地方伺機求見；但捨棄常規，以獨門的醫藥知識為幌子，終於大獲成功。
這部黑色喜劇展示了馬基雅維利式主人公的出奇制勝和不擇手段。結構緊密，劇情出人意表，有一些詭異的轉折。昏聵的丈夫、貪財的修士、狡猾的食客，都是傳統的喜劇類型，但《曼陀羅》劇中人物別有一層深度，超越了范型。《曼陀羅》的序幕點出，本劇是一場智力的對決，“一個不機靈的醫生……一個精於騙人的食客”，他們將演繹一樁趣事，給觀眾以娛樂（badalucco，這個詞馬基雅維利曾在書信224用來指鄉下隱居時的捕鳥活動）。引誘有夫之婦，在中世紀故事（fabliaux）和文藝復興小說（novelle）里已司空見慣，薄伽丘《十日談》里的通姦有假扮天使的，有以驅魔為名的，褻瀆神聖，不一而足。但《曼陀羅》的特別之處、有著“政治”特點的是：劇中人從頭到尾採取了說服手段，敢於讓“名”和“實”分離。修辭工具發揮了魔力，拉攏了盧克蕾佳的母親，也誘使尼洽老爺、盧克蕾佳各自應允這個實驗。母親勸女兒說，如果沒有生下一男半女，她就沒有地位，一無所有—這是重要的社會背景，透露出女性經濟地位低下的現實。提莫竇修士更是振振有詞，用趨利避害的功利觀念寬慰盧克蕾佳，“不能因為怕壞處就把好處也放過”，並混淆概念說，“犯罪的是意願，而不是身體”（la volontà è quella che pecca, non il corpo），用神學上的犯罪意志和犯罪行為來巧辯，文過飾非。提莫竇修士的形象吸收了中世紀的反教士諷刺文學（anti-fraternal satire），他背後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學形象系譜。盧克蕾佳是貞潔女子，為了經濟上自保，不得已從權犧牲名節。尼洽老爺是個鄉氣的輕信的老頭，也同意了妻子和人同床。從法理上說，以夫婦一致同意（consensus matrimonialis）為基礎的婚姻合法性一下陷入非常荒謬的境地，令基督教婚姻道德極為難堪。另一部戲劇《克莉齊婭》的故事發生於1506年，比《曼陀羅》的故事晚兩年，裡面交代盧克蕾佳已經懷孕，還讚美了提莫竇修士，完美地補上了一筆，聽上去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馬基雅維利喜劇里，那些關於愛情的繽紛計謀、真假情感、火樹銀花的修辭，多少讓人猜想：哪些透露了劇作家的個人性格？哪些甚至可以和他本人的經歷對照？他會怎樣應對情愛的糾紛？……也許有一份關鍵文獻可以參考，那就是最能透露人的心曲和性格的書信。馬基雅維利長期和他的朋友、駐羅馬教廷的大使弗朗切斯科·韋托里通信，那些閃耀著理想、感情、人性的信件，有一定的自白性質，有助於我們窺見他的生活和思想。當然，批評家警告，不可帶有浪漫幻想，切不可真以為書信是可靠的心靈的視窗。
1514年間（書信228-231），韋托里為一位少女科絲坦扎傾倒，日思夜想，“聽任自己被欲望征服是一件多么可恥的事情啊”，“我正竭盡全力地抗拒愛情”，於是詢問他的朋友尼科洛，這種情況，以他的戀愛經驗，是要克制還是放任？
馬基雅維利回信了，詼諧地引用一串喜劇台詞和神話典故，嘲笑韋托里內心的天人交戰。針對韋托里拋給自己的問題，他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番，他如何被“愛神”一再傷害創痛巨深，卻依然百折不回以苦為樂：
我任愛神恣意而為，我追隨他穿過高山、溪谷、森林、平原；我發現我要是善待他，他就會給我更多歡樂。因此，請卸下包袱，扯掉籠頭，閉上眼睛，說：愛神啊！往前走吧，帶我向前走；若結果美好，願你受到讚美，若結果不妙，願你受到責備；我不過是你的奴隸。你折磨我，不會多得什麼，反而會吃虧，因為你是在折騰你自己的東西。
他給出的明確意見是（果然繼承了薄伽丘）：
您應該縱情享受愛情，有花堪折直須折。若事情依然如您所寫的那般，那我羨慕您甚於羨慕英國國王。請您追隨命運之星的指引，不要把好事錯過了，哪怕只錯過一點點。我現在認為，過去一直認為，將來還會認為，薄伽丘說得對：做了再後悔總比後悔不做好。
1515年1月31日（書信247），馬基雅維利形容自己束手就縛，任憑自己處於愛情的捆綁之中：
束縛著我的鐐銬是如此堅固，以致我對自由已完全不敢奢望，以致我無力想像以任何方式解除束縛；即使命運或別種人定的計策可以向我開啟一條脫離鐐銬之路，我或許也不願意沿之走下去。
這些真實的信件里可以看到他喜劇的影子。承認肉慾，也就是承認人性，承認強健的生命意志以及對生命里美好事物的正當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里的下面一段話，常被評論者引用：
任何人要是看到我們的書信，我敬愛的同道啊，看到它們的豐富多姿，必定會大為驚訝。乍一看，我們似乎都是嚴肅的人，注意力完全集中於重大事務，頭腦中流過的任何想法，無不關乎莊重、篤實。不過翻到下一頁，讀者就會發現，我們—仍是同一個我們—猥瑣、輕浮、好色，專愛幹些荒誕不經的事。
他的書信主要篇目是嚴肅的，其實不常涉及情愛，唯一不堪的篇目大概只有遇到妓女的一樁怪事（書信178）。但他正視自己的多重性格，為多變而辯護：“在我看來是值得稱道的，因為我們是在效法自然，多變的自然。任何效法自然的人都不應當受到非難”（書信247）。
這種“多變的自然”具有一定的心理學上的現實。但馬基雅維利是一個有高度的文體意識的作家，詩文、戲劇、正史、書信等作品裡流露出多種氣質。多變的背後信然有某種一致的人格嗎？—或者還是，我們只捕捉到一個機智的面具和神秘的笑容？
馬基雅維利的喜劇很有薄伽丘的風情，可惜他未能寫出一百個短篇故事，僅僅創作了《貝爾法哥》，也是名篇。《貝爾法哥》寫於1520年左右，民間傳統和喜劇精神十足，後半部分“驅魔”來源於印度故事。作家發揮他的政治家天分，構想出了一個高度理性的地獄裡的官僚體系。地獄冤魂們認為，“男人娶老婆就會下地獄”，引發了一場地府里的民主會議，魔鬼王以君主風範說一番長篇宏論。起草了無數政府檔案的馬基雅維利，這類官文直奔腕下。之後是魔鬼長貝爾法哥受命來到人間，以十年為期，體會婚姻的滋味。出地獄時有規定：既然化身為人，就屈從於人的七情六慾，和人一樣經受
考驗。
從故事來源來說，西方文學有著悠久的憎婚（misogamy）和憎女（misogyny）主題，一個古典的修辭訓練名目就是“是否娶妻”（ducendane uxor，昆提良《論演說家的教育》2. 4. 25）。在基督教尤其修道院的禁慾主義道德觀的背景下，誕生了大量的勸阻娶妻（dissuasio）作品，舉出理由和例證，勸人勿要娶妻。13世紀有一部集大成的“名作”，馬修路斯的《悲訴》（Liber lamentationum Matheoluli），其中把婚姻生活比作煉獄：已婚男子向耶穌申訴自己的不幸，耶穌回答，我為你準備的修煉場所就是婚姻，讓你每天處在熔爐之中、鐵烙之下，讓你每天都是殉身的烈士，每天修煉自己，這樣，尚在人間的時候，你的夫人已經把你的罪過淨化好了（第2393-3038行）。馬基雅維利所描繪的娶妻之恐怖，魔鬼最後寧可逃到地獄也不敢回妻子身邊，也是在這個傳統里。
他編故事時也毫不客氣地嘲笑他的故鄉：佛羅倫斯是信貸資本之都，吸引了魔鬼從地獄裡來安家，但魔鬼也奈何不了這個城市的浮華風氣，生生地走上自我毀滅之路。他刻畫了一個富裕青年如何一步步走向財困、破產、負債、被債主追捕；一個女人如何生活奢靡、作威作福，使得丈夫傾家蕩產亡命天涯。《貝爾法哥》拿婚姻和女性開玩笑，但家產敗落的過程卻寫進了政治家馬基雅維利對沒有根基的繁華的反省、對上層社會競事奢華失去進取精神的批判。另一方面，農民賈馬太是個有意思的形象，狡猾而善於抓住時機，智取魔鬼，終成善果，讓這個故事發生轉折，出現了機靈鬼/惡漢小說（romanzo picaresco）的風味。馬基雅維利崇尚的“德性”（virtù）是精神意志的果敢強大，也是順應時勢而變化的才智—也許竟在這個農民身上有所體現。
除了《十年紀》的第一篇，本卷的文學篇目基本作於馬基雅維利1512年11月7日被迫離職之後。共和國的覆滅只是一場序幕，之後的佛羅倫斯幾經權力角逐、外來軍事干涉、宗教狂熱、暴政、圍城、經濟危困。在隱退農莊期間， 馬基雅維利寫了政治思想史上劃時代的《君主論》，以一個愛國者的身份自信地說：“十五年來我既沒有睡大覺，也沒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鑽研治國的技藝……像我這樣一個四十三年來一直保持誠實的好人，是不會改變自己的本性的”（書信224）。愛國精神一以貫之，他的寫作也是具有歷史使命感、針砭時弊的，落足點始終在佛羅倫斯的歷史與宿命、義大利興衰等現實重大問題。本卷的文學篇目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誕生的。有對時事的諷喻詩，有政治人物傳記，有史事速寫，有情詩，有歡快的愛情喜劇，有興之所至的雜記。希望我們的文學卷能以豐富多樣的文類給讀者帶來閱讀的愉快！
一 秘書廳的人文主義者
1498年6月19日，馬基雅維利以29歲的“低齡”被任命為佛羅倫斯第二秘書廳的秘書長，主要負責外交事務，7月14日又被加任為“十人委員會”秘書。秘書廳並非行政機關，秘書長也沒有進入執政團的高層，但對於出身不甚高的年輕人來說，這一任命是引人注目的。馬基雅維利為什麼能夠出任如此重要的官職，我們沒有完備的文獻解釋，但可能與佛羅倫斯政府特別青睞人文主義學者的文教傳統有關。以下略談秘書廳的職能、幾任秘書長的身份、人文主義學問的增進尤其是修辭學的復興，以此來說明馬基雅維利的政治視野的形成和他的文學創作的時代背景。
義大利自羅馬帝國覆滅以來就處於分裂局面，城邦林立，外來武力干涉不斷，朝令夕改的外交、連橫合縱的政事，助長了外交事務上的深思熟慮和陰謀算計。這種纏鬥的局面易於陶冶出一種政治說服的藝術。很多統治者新近篡奪權力，尤其有闡發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歐洲文明進程正處於變革中，軍事貴族向官僚文治體系轉變，書寫文化也取代口語全面征服了官僚系統的運作，從權力的組織形式來看，已經包孕著未來的科層制社會的因子。中世紀後期發展起來的義大利大學學風相對務實，大學為日益複雜的社會培養了律師、書記員、職業文官，世俗知識分子有了更多上升之階。彼時義大利的富庶經濟就像海水漲潮托起了所有的船隻，政治權力更廣泛地下移：中下層商人、手工業者、各行會從業者等組成的“人民”（il popolo）階層興起，與大銀行家、大交易商、大土地所有者、自恃出身高貴的精英階層成了對立面，“人民”積聚了更多的博弈的力量，開始有信心表達對自由和共和的期許，政治變革在醞釀之中。
佛羅倫斯市政府秘書廳有著聘用頂尖人文主義者的傳統。秘書廳最初設立時並不具有政治權責，而是做一些“公共關係”、“宣傳部”、“發言人”一類的工作。因此從“職業性質”上考慮，沒有比受過嚴格拉丁文教育的精英知識分子更合適的了，他們進入政府，起草各種官方文書，發表演說和祝詞。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3卷第7章《再現古典風華：尺牘藝術》中這樣寫道：“不論是對共和政府、專政君主、還是教宗，人文學者在撰寫書信以及草擬公開、正式的演講稿這兩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不只尋找能用拉丁文撰寫優雅文章的才學之士來擔任秘書，其實更應說，大家都認為只有具備良好人文素養以及足夠才情的人文學者才能擔任秘書的工作。所以十五世紀在學術上具有聲望的重要人物大部分都將他們一生可觀的歲月奉獻在服務政府公職”（花亦芬譯，第 279 頁）。馬基雅維利初露頭角便在秘書廳就職，正是延續了這樣一個傳統。
文學與政治集於一身的楷范是古羅馬演說家和政治家西塞羅，他的人生體現了政治事業、道德哲學與文章的結合。從修辭的本源來說，修辭有商議和辯駁的力量，能表達反對意見（disputatio），能刻意從正反兩面論證（in utramque parte）。對修辭的推崇，其實包含了在僵硬的宗教教條和暴力軍事統治的兩種模型之外的一個和平模型—一個商議的（deliberative）、服務公共利益（pro bono publico）的理想。然而，從古典時代開始，修辭就有市政的（civic）與宮廷的（aulic）、共和的（republican）與帝制的（monarchic）的對立。在民主政治的鼎盛時期，各派力量積極展開政治說服；相反，在專制權力的牢固控制下，議政、陳情、呼籲、辯駁等處於尷尬的失語境地。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著有一篇《關於修辭的對話》（Dialogus de oratoribus），討論了羅馬從共和進入帝國後演說術的衰弱。（歷史一次次把修辭推向對專制王權妥協的道路，專制權力的膨脹，導致修辭不再具有議事和辯論的積極參政力量，只剩下對權力的讚美。）在中世紀，修辭學在教育體系里雖然是七門學藝之一，但相對於輝煌的古典時代已根本改變了性質，中世紀所謂的“修辭學”局限在語言教學的環境裡，不再有公共場合的演練，淪落為一是狹隘的寫作技術及風格訓練，二是儀式性的祝詞和贊語之類，這也就是喬治·甘迺迪（George Kennedy）所說的修辭由盛到靡的文字匠氣化（letteraturizzazione）過程。當歷史推進到13、14世紀的義大利，中小手工業和商業日臻發達，公民的、公共的、商議的生活復興，義大利學術風氣發生了轉變，重心從形上學的思辨轉移到了關於“人”的學問，突出表現在倫理學、政治學、修辭學這幾大領域的學術進步。故而14世紀初以來，義大利詩人學者輩出，交相輝映，出現了“詩人、歷史學家和講演家”合一的一類人，他們課徒授業，結交四方學人，砥礪學問，構造出一個“知識共和國”的雛形，且積極用事於政治，甚至進入權力中心。15世紀中期出現了兩位極受尊敬的人文主義者教皇，尼古拉五世（Pope Nicholas Ⅴ，1447-1455年在任）和繼任的庇護二世（Pope Pius Ⅱ， 1458-1464年在任），兩位教皇表現出了一種文藝復興所特有的復興古典輝煌的新精神，在其治下，教皇的秘書廳吸引了一些博學而能幹的人文主義者。
佛羅倫斯作為共和國，孕育的知識分子往往有共和主義傾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即是早期的代表。佛羅倫斯的大學教育體系，相對於帕多瓦、博洛尼亞另外兩大學術重鎮，沒有強大的中世紀法學訓練和經院主義傳統；相反，這裡的人文主義者借研究古典文獻而發揚其道德哲學和政治學說，共和思想更容易紮下根來。薩路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是彼特拉克的精神傳人，於1375-1406年間擔任秘書長。在義大利複雜的政局裡，文人筆墨頗有煽動性，薩路塔蒂曾因為攻擊教皇而於1376年被教皇發表諭令革除出教會。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早年著有《佛羅倫斯城市禮讚》（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謳歌共和傳統。在他1427-1444年擔任秘書長期間，佛羅倫斯上演了一場高層的暗算和血拚，梅迪奇家族和阿爾比齊家族爭奪權力，最終梅迪奇家族清除對手建立寡頭統治。布魯尼未受這一權力紛爭影響，他為政府撰寫的文書體現了一個職業文官的風範，無論事關和平還是戰爭，無論抵禦外侮抑或先挑起進攻，他都盡其本職傳達和捍衛佛羅倫斯市政府的決議，並以頌詞（laudatio，英語panegyric）的修辭形式為他的城市做“形象宣傳”。作為一個全面的古典學家，他精於古典哲學研究，出版了歷史巨著《佛羅倫斯人民史》（1439年），他的政治身份和學術貢獻並無扞格。到了馬基雅維利出生的時候，佛羅倫斯的第一秘書長是巴托洛梅奧·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他是馬基雅維利父親的朋友。他在秘書廳任職30年以上，是共和派人文主義者的首腦人物。
在此期間，公民的修辭（civic rhetoric）達到了全盛。著名學者漢斯·巴龍（Hans Baron）曾提出著名的概念“公民人文主義”（Bürgerhumanismus，英語civic humanism），他著重論述了佛羅倫斯特殊年代遭遇的政治軍事事件，1351年米蘭暴君維斯孔蒂帶領軍隊入侵、1390-1402年和米蘭的再次戰爭；佛羅倫斯一要應對強國米蘭的侵略，二要抵制強勢的教皇國的擴張，在這樣的危急時刻，佛羅倫斯人的地方主義認同高漲，堅定捍衛自己城邦的獨立，弘揚自由與共和的理想。巴龍過於強調外部歷史事件，其論點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修正，認為他執著於歷史事件的時序和因果。不過，這並不是否認他論點的重要價值，“公民人文主義”用於解釋新思想風氣是十分有效的。參與政治的“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迴避政治的“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是一個步入現代的世俗化轉型社會的內在矛盾。知識分子的確是在這個時期超越了中世紀的文法學家、法學家、書記員（dettatore）身份，實現了自我定義的積極轉變，成為作家（autore），甚至可以說詩人政治家（poeta oratore）。13世紀的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就已不是純粹的學院中人；之後的但丁捲入政治鬥爭中，直言不諱他的帝制論；從布魯尼到馬基雅維利這一系的秘書廳的人文主義者更是為公民生活與共和傳統激辯。
綜上所述，幾位文化名人先後執掌佛羅倫斯秘書廳，馬基雅維利是他們的精神繼承者。他們在道德哲學和歷史撰述上有突出貢獻，且身體力行地體現了職官榮耀和文學功用的結合，推動了秘書廳成為人文主義運動的中心。幾代人孜孜不倦研讀古典文獻，探討道德哲學和歷史學等關於“人”的學問，寫下期待義大利恢復古代光榮的豪邁文字。他們不滿足於基督教道德里孤獨求知的“沉思的生活”，而是作為愛國者、演說家、外交官、政治學說的闡述者投身於“積極的生活”。馬基雅維利正是持這一立場，批評基督教用謙卑和冥思的方式取代行動的人，用忍受痛苦來磨滅對偉大事業的追求；他推崇俗世精神和現實世界的榮譽感，欣賞具有卓越的德性（virtù），能領導軍隊、人民、共和國的強有力的政治家。
我們既然談了人文主義者的積極用世精神、共和主義政治訴求，也必須不偏不倚地評價其文化教育成果。20世紀史學大家科利思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認為，人文主義者在政治上的作為，實與他們的職業要求和知識環境有關，不能上升到過高的政治角度予以理想化。根據科利思泰勒基於大量原始檔案文獻做出的言之有據的謹慎評述，人文主義主要是一場文化運動、學問的復興，影響範圍有限，最大的功績其實就是教育的改革。有視野的教育家培育文藝之花，在公眾生活里結出果實。人文主義者將人文之學（studia humanitatis）納入教學大綱，推崇古典語言為人之為人的基本教養，並推廣成為後世歐洲知識人的共同追求—這是他們留下的影響深遠的遺產。不過，馬基雅維利從他的古典教育獲取的，絕不僅僅是拉丁文修辭和古代文物典籍的知識。古典教育陶冶了他對自由和榮譽的熱愛，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泉。
在馬基雅維利的青少年時代，佛羅倫斯處於1454年義大利諸國妥協簽訂的《洛迪條約》締造的珍貴的40年和平之中（1454-1494），培育出了豐碩的文化成果。一個多世紀以來，佛羅倫斯不僅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頂桂冠”（義大利語裡習慣稱為tre corone）收穫了義大利俗語文學的最高榮譽，而且這個城市引領了藝術和建築的劃時代的革命，有一批熱忱的私人藏書家、慷慨的文學藝術贊助者、活躍的學術小團體，在古典研究上領袖群倫，在希臘研究上獨領風騷（希臘的遺產不僅指文學、哲學，也有自然科學和政治實踐方面），是無可置疑的人文主義運動中心。到了15世紀中後期，經過幾代人的培育，“純”學術大大演進：語文學家波利齊亞諾（Angelo Poliziano）、哲學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梅迪奇家族庇護下的所謂“柏拉圖學園”的成員，他們占用的文獻資料更為齊備，知識更為淵博，語言更為雅正，學術野心更為廣大。潛心學術者終於能有條件做十分冷僻邃密的學問，從事實務者也可以在政治上有所成就。
馬基雅維利的父親貝爾納多（Bernardo Machiavelli，1426/1429-1500）是一名律師、法學博士，也是興趣廣泛的好學之士。1474-1487年間的日記記載，他在兒子成長期間曾借閱西塞羅的著作，還購買了李維的《羅馬史》等等。少年尼科洛從課堂到家庭都頗受到古典文學和歷史的薰陶。他曾跟隨佛羅倫斯大學教授阿德里亞尼（Marcello Virgilio Adriani）學習拉丁文，可能在這過程中脫穎而出，得到老師的賞識，進而受到舉薦。1498年2月，阿德里亞尼接替去世的巴托洛梅奧·斯卡拉，擔任佛羅倫斯第一秘書廳秘書長。4個月後，馬基雅維利也進入第二秘書廳擔任秘書長。
受篇幅和主旨所限，這裡不能敘述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斯市政府的具體工作，也不能對1494-1559年間的“義大利戰爭”這段政治歷史過多著墨，但讀者應知，離開政治環境談論馬基雅維利的創作是不可能的。1494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入侵義大利，打破了40年和平，導致一場大範圍的政治危機，佛羅倫斯人民逐出了膽怯的皮耶羅·梅迪奇，重新建立了共和國。馬基雅維利自1498年始為共和國政府服務，直到1512年梅迪奇家族捲土重來，共和國滅亡，他被剝奪公職，還曾受莫須有的誣告而下獄。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生涯，是隨著1498年佛羅倫斯共和國的重建開始的，也是在共和國再度被撲滅的憂患之時終結的。雖幾經周旋努力，但他再也沒能真正回到政治舞台，沒有實現建立民族國家、富國強兵的理想。
二 退隱與著述
馬基雅維利的作品有一個分水嶺—1512年從秘書廳政治中心被迫隱退到聖卡夏諾小農莊。19世紀的大學者維拉里（Pasquale Villari）認為，正是下野造就了獨立的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因此忽略他為政府官僚機構服務的14年，專注於1512年以後的高產期。這一偏向深深影響到了後來的很多學者。尤金尼奧·杜普雷·特賽德爾（Eugenio Dupré Theseider）、費代里戈·沙博（Federico Chabod）、尼科萊·魯賓斯坦（Nikolai Rubinstein）、弗雷迪·基亞佩利（Fredi Chiappelli）、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ck）等學者糾正了這一偏向，試圖將馬基雅維利在秘書廳期間的應景即事之作、檔案與信函，納入一個長遠的連貫的作品集裡。儘管1512年的轉折是決定性的，絕大多數重要作品在這之後寫就，不過也應該看到，他的文學生涯由來已久，有其源流和發展。基亞佩利指出，早在秘書廳時期，馬基雅維利的寫作已有自己的個性，比他的同事更有普遍性的理論的視野，而且風格機智、多變、富有文學性。此外顯而易見的是，馬基雅維利擔任秘書長和外交使節期間，撰寫官函和報告，和同事探討公務，對他日後的著述風格必然有影響，潛移默化之中錘鍊了他的文體，支援了他的思考意識，行文自然而然帶上了廣闊的拉丁文傳統的迴響。
但蒂·德拉·德爾察（Dante Della Terza）教授曾扼要地評述道，馬基雅維利研究里有過一些僵化的模式：《李維史論》里的共和制與《君主論》的君主制的對立；馬基雅維利所代表的世俗精神和政治科學，與薩沃納羅拉的宗教熱忱以及更廣義的宗教運動的對立；他的黑色幽默的輕快的喜劇詩文，與嚴肅冷靜的對國家民族命運剖析的對立……顯然，將馬基雅維利的思想本質化，嚴格劃分創作階段，誇大文學和政治之間的鴻溝，割裂作品的整體性，是非常不妥的。我們要考慮到文學在文藝復興時代知識生產里的重要地位，長遠看待馬基雅維利的文學創作，將其與政治歷史著作一起置於一個大氣磅礴的完整體系。本卷收錄的戲劇、寓言詩、短詩、對話、散章、人物傳記等，涵蓋了一般被稱為“文學”的作品，未甚周至，尚須橫向參照馬基雅維利所跨越的多種文體。他的私人通信展示了高超的文筆、傳神的描述，徑可視為文學作品，約翰·納傑米（John Najemy）教授近年的專著《朋友之間》即對馬基雅維利1513-1515年間和密友弗朗切斯科·韋托里的書信做出了相當“文學性”的解讀。本卷依照慣例收錄的是毫無疑義的“文學”作品，不過在這篇導讀里，也試圖引用書信和政論等文獻作為參考。
人文主義者抱有信念，相對於人事代謝的政治，詩文有著更為悠久的生命，詩文真正令人不朽。用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話說，在詩中建築一座不朽的紀念碑（eregi monumentum）。這一點，馬基雅維利似乎認可。他在《李維史論》中談論文學家的地位，呼應著西塞羅對文字修辭的教化力量的推崇，以文人為馴化者、文明的保存者：“在所有被讚美的人當中，最受人讚美的是那些成為宗教領袖和宗教創建者的人。排在他們之後的是那些建立了共和國或王國的人。在這些人之後，有名的是那些被指定擔任軍隊首領、擴張自己王國的領土或者他們祖國的領土的人。在這些人之後可以加上文學家，並且因為他們屬於不同的類型，他們中的每個人根據他的地位高低受到讚頌”（I. 10）。馬基雅維利的話不僅是作為文人而發，也隱含著一種治國者的思路。話里可能隱含著前輩人文學者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在《拉丁語言詳析》（Elegantiarum Latine Lingue，約1440年）一書的著名《前言》里所發揚的“語言征服”思想，以古羅馬在帝國境內推廣拉丁文為成功範例，認為要開拓疆土維持統治，就必須在征服地區推廣語言文學，否則權力也會瓦解。瓦拉的目的是恢復已故的光榮正確的古典拉丁文，重建拉丁文的語言共同體，在比喻意義上收復失地“光復羅馬”。這正是人文主義教育家的理想，企圖通過殘存的零磚碎瓦重建語言的大廈。而馬基雅維利可能相反，他的考慮是朝向現實政治的，不以語言文學為根本宗旨。俗語已占據壓倒性的優勢，他不會如前輩人文主義者一樣企圖恢復拉丁文，而是鄭重對待義大利人習用的語言，將語言文學置於鞏固國家權力的考慮中。
值得一提的是，馬基雅維利參加的“奧里切拉里花園”，成員多是反對復辟的梅迪奇勢力的共和派分子，他在這種花園聚會中開始寫作《李維史論》，討論以古羅馬共和國制度為楷模的共和制。他對他研讀的古典著作懷有深厚感情，但無情地指出，古典的范型（exemplum）和今天的現實脫節，知古未必能鑒今。他對古典的研讀有著切近現實的目的，而非拘泥地以古為師、從理想化的古典世界中尋找范型。至於那種受宮廷恩主庇護，有避世主義和默從權威的傾向、內在里排斥積極的政治生活的做法，是他所不取的。
這裡簡單談一談義大利的語言統一問題，史稱“語言之辯”（la questione della lingua）。一盤散沙互相敵對的義大利諸城邦，讓它們共同認可一門國民語言簡直比合併疆域還要困難。佛羅倫斯地區因為文學上的貢獻具有最高的聲望，國際上的影響力也較大，得到佛羅倫斯以外人士的推崇。威尼斯著名詩人、學者、樞機彼得羅·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大力提倡義大利俗語，在“語言之辯”中起了主導作用，著有《俗語論》（Prose della volgar lingua, 1525年出版，但先以手抄形式傳播了十多年），力主以14世紀佛羅倫斯文學語言為現代義大利語標準，以薄伽丘的散文、彼特拉克的詩歌為風格模型，使語言臻於純淨、理性、雅致。本博樞機的一大貢獻是指出了書面語言和口語的差異，強調一門語言需要有高度文學創造力和傑出文學成就才可以成為語言，他的話里有很深的人文情懷，對今天的我們也有所警示—語言如果僅存在於口語溝通層次卻沒有文化創造（如移民家庭能說漢語卻不識字），就會是一種自我消亡之途。本博樞機力圖推動分裂的義大利在語言和政治上複合，但他的語言改革方案還是過於文人色彩，他奉為圭臬的14世紀語言已經顯得古老，不符合語言兼收並蓄向前發展的趨勢，很多人不予認同。這裡還涉及對但丁的歷史評價的問題，本博是個詩風純正、追求音樂性的“彼特拉克主義者”，把但丁排斥出風格模型之外。另一位著名貴族文人特里西諾（Giangiorgio Trissino, 1478-1550）提出了他的理論，而特里西諾正是重新發現了消失兩百年的但丁的《論俗語的文采》的人。但丁為俗語正名，他對心目中的俗語的完整表述是“榮耀的、樞紐的、宮廷的、法庭的”（illustre, cardinale, aulicum et curiale），簡稱“宮廷的”，是更高、更普遍的理想語言, 超越了單獨某一地區、某一宮廷、某一文化中心。特里西諾受此啟發，主張以“宮廷語言”建立現代義大利民族語言的規範。他將但丁的論稿譯成了義大利語並傳播，引發了對國民語言和詩學的新討論。馬基雅維利在鄉間退隱期間寫了《關於語言的對話》，開篇的愛國者陳辭懇切，但隨後在語言問題上論證頗為任意，在他的作品裡恐怕屬於減分之作（曾被懷疑作者另有其人）。他否認義大利一國的共同語言（parlare comune di Italia），只承認地區方言（parlare proprio），處處以佛羅倫斯方言為尊，流露出一股違和的地方主義優越感。不過他畢竟對當代普通民眾的語言予以體諒，而將“宮廷”去權威化、去神秘化，反對教廷和宮廷里的精英文人（uomini litterati）壟斷對語言的解釋權。退一步說，但丁和特里西諾所謂的“宮廷語言”仍然是以佛羅倫斯地區方言為基礎的，馬基雅維利在這一點上和他們並無根本分歧。
馬基雅維利有一處自稱“詩人”，是在一個諷刺性的沒有詩人尊嚴的情境裡。1513年2-3月間他身陷囹圄，投詩兩首致朱利亞諾·德·梅迪奇，即1512到1516年間復辟的梅迪奇家族統治者，其一之開篇申訴自己的不幸：
我腿上捆著一副皮繩
繩子往肩膀上繞了六道：
其他的苦難且不去說它，
因為人們就是這樣對待詩人。
一場縲紲之厄和生死之難，正說明了文學理想的脆弱，文人在喜怒無常的命運和暴虐的當權者面前的岌岌可危。他被大赦也屬幸運，那個時代暴亂頻仍，有不少才士蒙冤遇害。納傑米教授講述了馬基雅維利時代的一個案例。1504年，潘多爾福·科蘭努丘（Pandolfo Collenuccio, 1444-1504）以叛國罪的罪名，在他的故鄉佩薩羅被復辟的暴君喬瓦尼·斯福爾扎殺害。科蘭努丘曾翻譯古典喜劇，寫過道德論文和對話，是戲劇家、歷史學家、法學家，參與政務和外交事務，是將文學和政治集於一身的例子，生平和馬基雅維利多有相似，並且和切薩雷·博爾賈交好。在他不幸成為權力角逐的犧牲品的那一年，馬基雅維利在任上開始寫《十年紀》。馬基雅維利可曾從他人的悲劇里預見到自己命運的急轉而下？1512年，馬基雅維利也被剝奪官職，沉淪下僚，次年更遭誣告系獄。
馬基雅維利在《論忘恩負義》寫道，“最終把普利亞的一些土地弄丟的孔薩爾沃，國王對他時刻猜度”。這裡說的是西班牙軍事統帥、駐那不勒斯的最高行政官員孔薩爾沃，他曾驅走法國軍隊，立下赫赫有名的戰功，那不勒斯的人文主義領袖喬瓦尼·彭塔諾（Giovanni Pontano）獻給他頌詩《論命運》（De fortuna）。但獻詩之後僅僅幾年，1506年，孔薩爾沃被他的君主斐迪南二世突然解除職務，境況淒涼。馬基雅維利和友人的書信中專門討論彭塔諾的《論命運》詩，並在《李維史論》（I. 29）里再次提及此事，感慨政治的翻雲覆雨。人不能看清歷史事件的走向，以微不足道的一己之堡壘對抗命運，常會被命運迎面鄙視。馬基雅維利寫下組詩《論機運》、《論野心》、《論忘恩負義》、《論機會》的時候，不僅是形式主義地沿用文學典故（literary topoi），也議論當代的事件，發不平之鳴，評述文學、人生、心理與歷史現實。
1525年馬基雅維利致圭恰迪尼的信中，自稱“歷史學家、喜劇家和悲劇家”（historico, comico et tragico）。在他的時代，他的戲劇作家身份更為人知，兩部劇作尤其《曼陀羅》在演出中取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悲劇家”，稍微費解，可能表達了他對義大利內憂外患時局的憂慮。他的諷刺詩文喜劇小說，亦莊亦諧，寓莊於諧，貫穿了不少黑暗和悲哀的主題。大思想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據此認真地將馬基雅維利視為一個悲劇作家，成為很有影響力的解釋。
何以是悲劇家？從政的十多年裡，對馬基雅維利影響重大的，可能是思想上的冷靜和對人性理解的深刻。他深切體會了權術，領教了人的自利。他身經了國家之間的背信棄義、無情的恐嚇和仇殺，看到他欣賞的政治人物—切薩雷·博爾賈、“黑條”喬瓦尼（Giovanni dalle Bande Nere）—一個個折戟沉沙，埋葬了他的政治寄託。處於平民的身份，他渴念著重回政府，但他嚴厲批判墮落的貴族和統治者，對權力有著清醒的審視以及不信任。他備受爭議的是重新定義了古典哲學裡的“利益”（utile）和“道德”（honestum）範疇，承認道德上的純實讓步於現實的功利和權謀。在《君主論》里嚴肅地說“只要看上去有道德就可以了”，“被愛不如被害怕”，“要有狐狸的狡猾和獅子的暴力”，既是寓意的詩意的語言，又強烈指向現實，那種無動於衷的道德淡漠其實驚心動魄。不過，“古典道德”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對立難以決然理清。他的行文有文學風格，多有懷疑、反諷、游離，堅持個人經驗的不可定義性。維拉里以降的學者區分政治科學與個人道德原則，馬基雅維利“使得政治從道德中分離出來”。克羅齊做出了一個有名的評語：“馬基雅維利發現了政治的必然性和自律性，也就是說，超越了道德善惡的政治。”道德和政治終究在離、合之間，個人和權力有著同謀而又背離的關係。
雖則如此，沙博說，馬基雅維利的底色仍然是暖的，沒有像他的朋友圭恰迪尼那樣一冷到底：馬基雅維利對人性和人的能力尚有信心，他認為在腐敗的社會裡一樣能有好的生活，統治者在求名逐利的同時能造福於公民集體。他沒有活著看到更大的悲劇—1529-1530年佛羅倫斯被西班牙軍隊圍城十個月後投降，圭恰迪尼卻不幸看到了—所以他還相信治事理亂之術，相信可以力挽狂瀾。他說起世相人情，還有著一種親切幽默的喜劇精神。
1513年，馬基雅維利出獄後回到父親留下的農莊，過上著名的鄉村賦閒生活—白天捕鳥、砍柴、讀情詩、去酒館喝酒找熱鬧、和俗人打牌甚至打架，晚上回家莊嚴肅穆讀古人書，自言夜晚一人讀書，和古人晤對，忘記了煩憂和死亡（致韋托里，書信247）。這成了他的文學創作的爆發期。他當年出仕之時也曾抱怨辛苦、低薪、遠別離、弱國無外交，但此時被貶到鄉間報國無門，重新求職遲遲未果，怨憤之情可想見。
戲劇《曼陀羅》的開場詩，綿里藏針表達了他的不滿：
請多多寬待，他只能運用才思，
靠著空虛的想法
讓他悲傷的日子略為和緩，
因為再也沒有
他的用武之地，
因為他已被禁止
在其他事業上展現他的其他才智，
他曾經的辛勞也沒得到償報。
詩的下一節繼續說，世風澆漓，正直的人遭受不義指責後，都自降其志，不能再忍受痛苦繼續勞作，不能—
……辛勤勞作，忍受痛苦，
為了能將自己的千種不幸，鑄成一項
風吹不散、霧藏不住的偉業。
言下之意，他則異於是，依然心如砥柱，為了成就偉業。
政治家被迫在閒暇中從事文學，這有很多先例，比如但丁遲至1310年45歲時在流亡中開始寫《神曲》，如果不是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逐，但丁可能沒有時間和強烈的動力創作。馬基雅維利與之相似，在失勢後才有閒暇執筆寫作。“空虛的想法”排遣了憂愁，戲劇的巧思征服了觀眾，文學以略為苦澀的形式給人以報償。這也成全了他，將積累的政治智慧和人性觀察注入史著、政論、兵書中。這也是流亡者的勝利復仇了。
三 詩歌·戲劇·愛情
關於馬基雅維利早期的創作，我們知道一個確切日期1504年，他在職期間寫作詩歌《十年紀》第一篇，並於1506年刊行。《十年紀》評議了1494年法國入侵義大利以來的現實政治事件，第一篇截止到1504年。《十年紀》採用了但丁式的三行詩體（terza rima）評述史事，上承拉蒂尼和但丁的寓言詩傳統。1514年前後，他賦閒時開始寫第二篇，續寫1509年的事件。迪奧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評道，同樣是“鏡鑒”（speculum）作品，同時代韋拉扎諾（Verrazzano）的寫作帶有中世紀餘緒，而馬基雅維利在敘事和關懷上非常現代。
馬基雅維利鐘情於三行體。三行體採用aba，bcb，cdc……的交叉連韻，每行十一個音節，是但丁《神曲》里首創、彼特拉克的組詩《勝利》（I trionfi）所確立的文學形式。格律相同的是卡皮托洛（capitolo），或稱諷刺三行體，一般指篇幅較短的諷喻之作。他用諷刺三行體寫成了《論機運》、《論忘恩負義》、《論野心》、未完成的《論機會》（合稱《歌四章》，I capitoli）。同樣是諷刺三行體的還有1517年的《金驢記》。《金驢記》糅合了各種主題，化用了荷馬史詩《奧德賽》和阿普列烏斯《金驢記》，對但丁的《神曲》進行了極致的模仿，創造了一個賞罰獨特的世界，評說命運和人間事，把權貴們貶為獸群，讓污泥中的公豬開口說出“豬比人有著更多的德性”似是而非的道理。《金驢記》化用了幻夢（vision）和寓言（allegory）的形式，但沒有中世紀鏡鑒文學的經院主義思維和道德說教，以幻游奇遇為說法，諧謔渾然天成，寓言已面目全非！
自稱詩人的馬基雅維利對詩體有過多種嘗試，寫了十四行詩和“拖尾”十四行詩（sonetto caudato，“拖尾”意即末尾增一個詩節）。隨著騎士史詩的流行，八行體（ottava rima）走紅，他也寫了八行體短詩（strambotto）。他為自己的喜劇創作了長歌（canzone），是戲劇表演整體中的一部分。長歌的韻律更為複雜，音節長短交錯，從但丁到16世紀詩人都認為長歌是義大利詩歌的最高形式，是詩藝的終極考驗。1526年他為情人、演出他的喜劇的歌手芭芭拉·薩盧塔蒂（Barbara Salutati）寫了幕間詩，並由法國作曲家菲利普·韋爾德洛（Philippe Verdelot）譜成了曲。他那五首詩屬於最早的多音重唱歌曲（madrigal），在音樂史上有一席之地，相關的曲譜和演奏錄音有出版。
馬基雅維利初涉文學創作可能和戲劇有關。1490年代他將古羅馬泰倫提烏斯的劇本《安德羅斯女子》（Andria）譯為義大利文，後於1517-1520年期間修訂刊印。他可能還翻譯了普勞圖斯的劇本《一壇金子》（Aulularia），今不存。他的喜劇《曼陀羅》、《克莉齊婭》，表現出了鮮明的文藝復興時代特色，即古典文學的復興。我們可先從戲劇歷史的角度，簡單介紹。
“雅典已經被毀，街道、廣場、各種各樣的地點已經沒法辨認。另外，雅典人講的是希臘語，你們不懂那種語言。因此，你們就來觀看發生在佛羅倫斯的這個故事吧。”《克莉齊婭》序幕里這番話，繼承了古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泰倫提烏斯的觀眾致辭。古羅馬劇作家將希臘來源的故事混合、重組、移花接木到拉丁文中（contaminatio），馬基雅維利也對拉丁文源故事進行了這樣的轉寫。在義大利，古典題材演變而來的戲劇稱為“博學劇”（commedia erudita）。不少統治者，特別是費拉拉、曼圖亞、烏爾比諾等地的統治者，大力提倡古典戲劇的俗語化（volgarizzamento，英語vernacularization），宮廷里上演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採用炫目的布景、多姿多彩的舞蹈、假面具和音樂，產生了融歌舞和文字於一體的整體性的戲劇。義大利當時的第一詩人阿里奧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也是一位著名戲劇家，1508年開始在費拉拉宮廷等地上演了多部“博學劇”。他的替換（supposizione）手法給喜劇舞台以很大的影響：床上伴侶的替換，關鍵那一刻的偷梁換柱，有低俗的笑劇特點，但不傷大雅，一時間風靡舞台，後來也為莎士比亞借用。馬基雅維利對阿里奧斯托很推崇，但不免同道相輕，在《關於語言的對話》一文里挑剔他的語言，言下認為自己更勝一籌。
義大利早期戲劇的一個特點是即興表演，強調演出者的個人才能和演出效果。一幕幕中間歌者穿插著出場，顯出中世紀吟遊表演（giullare）的餘韻，更有通俗戲劇（teatro popolaresco）的特點。戲劇表現手法上有重複的套路，素材可以大量地改編而再現。《克莉齊婭》序幕里道出了馬基雅維利的創作論，“教益”在其次，重心在讓觀眾“高興”：
戲劇的創作，為的就是讓觀眾獲得教益，並讓觀眾高興。看看老年人的貪婪、戀人的瘋狂、僕人的詭計、食客的饕餮、窮人的苦惱、富人的野心、娼妓的諂媚和所有人的背信棄義，這對各種人確實大有教益，對年輕人尤其如此。戲劇中充滿了這些事例，它們能夠被極為恰當地展現在戲劇舞台上。但是，要想愉悅大家，就必須能夠打動觀眾，讓他們發笑。
他的兩部劇演出都很成功，《曼陀羅》在佛羅倫斯、羅馬、威尼斯等地演出多次，尤其為他贏得了聲譽。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戲劇本質上仍是文人劇，內涵豐富，有匠心獨具的構思，也適宜印刷閱讀。當時人文主義理論家已在嚴肅討論戲劇本質和特徵，推崇戲劇中的現實主義和理性成分。1525年後，錫耶納、佛羅倫斯等地成立了學院來引導戲劇，建立理性的規範。當然，義大利戲劇的熱鬧傳統沒有中斷，最國際化的城市威尼斯一直崇尚演出才能，戲說世界風俗和各類喜劇類型，後來發展出了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
即使馬基雅維利不以政論和史著聞名，《曼陀羅》仍然會是文學史上的名作。多數學者認為《曼陀羅》於1518年狂歡節期間初演。1518年10月第一次刊印，題為《卡利馬科和盧克蕾佳的喜劇》，應該是出版商所擬，儼然把兩位青年男女塑造成一對找到了真愛的佳偶。馬基雅維利1520年4月20日致圭恰迪尼的信提到劇本《尼洽老爺》，尼洽老爺也就是劇中自命不凡卻上當受騙的丈夫，這種以滑稽人物為題的方式也很常見。1524年印了第三版，標題才定為《曼陀羅》。這個標題非常不俗，透露了全劇情節的關鍵—生育力。尼洽老爺和美麗的妻子苦於婚後無子，為了生兒育女而雙雙妥協，才有了卡利馬科一干人的計謀。曼陀羅根莖狀如人形，在民間百科知識里被附會了各種傳聞。曼陀羅被用為昏睡藥，見於阿普列烏斯《金驢記》第10章，老醫生察覺了來找他買毒藥的人有蹊蹺，謹慎地配了昏睡藥，避免了孩子被害；另有一種植物學、博物學傳統，將曼陀羅和刺激情慾聯繫在一起，認為曼陀羅能催情，也有毒性，民間發展出曼陀羅調配的“愛的藥方”和符咒。馬基雅維利是熟悉以上典故和傳說的，但另闢蹊徑，想出了新奇的情節：女子服用曼陀羅根莖可以治療不孕，但第一個和她交合的男子會被毒死，需要找一位替死鬼拔毒。卡利馬科原本打算採用傳統的求愛方式，在人多混雜的地方伺機求見；但捨棄常規，以獨門的醫藥知識為幌子，終於大獲成功。
這部黑色喜劇展示了馬基雅維利式主人公的出奇制勝和不擇手段。結構緊密，劇情出人意表，有一些詭異的轉折。昏聵的丈夫、貪財的修士、狡猾的食客，都是傳統的喜劇類型，但《曼陀羅》劇中人物別有一層深度，超越了范型。《曼陀羅》的序幕點出，本劇是一場智力的對決，“一個不機靈的醫生……一個精於騙人的食客”，他們將演繹一樁趣事，給觀眾以娛樂（badalucco，這個詞馬基雅維利曾在書信224用來指鄉下隱居時的捕鳥活動）。引誘有夫之婦，在中世紀故事（fabliaux）和文藝復興小說（novelle）里已司空見慣，薄伽丘《十日談》里的通姦有假扮天使的，有以驅魔為名的，褻瀆神聖，不一而足。但《曼陀羅》的特別之處、有著“政治”特點的是：劇中人從頭到尾採取了說服手段，敢於讓“名”和“實”分離。修辭工具發揮了魔力，拉攏了盧克蕾佳的母親，也誘使尼洽老爺、盧克蕾佳各自應允這個實驗。母親勸女兒說，如果沒有生下一男半女，她就沒有地位，一無所有—這是重要的社會背景，透露出女性經濟地位低下的現實。提莫竇修士更是振振有詞，用趨利避害的功利觀念寬慰盧克蕾佳，“不能因為怕壞處就把好處也放過”，並混淆概念說，“犯罪的是意願，而不是身體”（la volontà è quella che pecca, non il corpo），用神學上的犯罪意志和犯罪行為來巧辯，文過飾非。提莫竇修士的形象吸收了中世紀的反教士諷刺文學（anti-fraternal satire），他背後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學形象系譜。盧克蕾佳是貞潔女子，為了經濟上自保，不得已從權犧牲名節。尼洽老爺是個鄉氣的輕信的老頭，也同意了妻子和人同床。從法理上說，以夫婦一致同意（consensus matrimonialis）為基礎的婚姻合法性一下陷入非常荒謬的境地，令基督教婚姻道德極為難堪。另一部戲劇《克莉齊婭》的故事發生於1506年，比《曼陀羅》的故事晚兩年，裡面交代盧克蕾佳已經懷孕，還讚美了提莫竇修士，完美地補上了一筆，聽上去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馬基雅維利喜劇里，那些關於愛情的繽紛計謀、真假情感、火樹銀花的修辭，多少讓人猜想：哪些透露了劇作家的個人性格？哪些甚至可以和他本人的經歷對照？他會怎樣應對情愛的糾紛？……也許有一份關鍵文獻可以參考，那就是最能透露人的心曲和性格的書信。馬基雅維利長期和他的朋友、駐羅馬教廷的大使弗朗切斯科·韋托里通信，那些閃耀著理想、感情、人性的信件，有一定的自白性質，有助於我們窺見他的生活和思想。當然，批評家警告，不可帶有浪漫幻想，切不可真以為書信是可靠的心靈的視窗。
1514年間（書信228-231），韋托里為一位少女科絲坦扎傾倒，日思夜想，“聽任自己被欲望征服是一件多么可恥的事情啊”，“我正竭盡全力地抗拒愛情”，於是詢問他的朋友尼科洛，這種情況，以他的戀愛經驗，是要克制還是放任？
馬基雅維利回信了，詼諧地引用一串喜劇台詞和神話典故，嘲笑韋托里內心的天人交戰。針對韋托里拋給自己的問題，他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番，他如何被“愛神”一再傷害創痛巨深，卻依然百折不回以苦為樂：
我任愛神恣意而為，我追隨他穿過高山、溪谷、森林、平原；我發現我要是善待他，他就會給我更多歡樂。因此，請卸下包袱，扯掉籠頭，閉上眼睛，說：愛神啊！往前走吧，帶我向前走；若結果美好，願你受到讚美，若結果不妙，願你受到責備；我不過是你的奴隸。你折磨我，不會多得什麼，反而會吃虧，因為你是在折騰你自己的東西。
他給出的明確意見是（果然繼承了薄伽丘）：
您應該縱情享受愛情，有花堪折直須折。若事情依然如您所寫的那般，那我羨慕您甚於羨慕英國國王。請您追隨命運之星的指引，不要把好事錯過了，哪怕只錯過一點點。我現在認為，過去一直認為，將來還會認為，薄伽丘說得對：做了再後悔總比後悔不做好。
1515年1月31日（書信247），馬基雅維利形容自己束手就縛，任憑自己處於愛情的捆綁之中：
束縛著我的鐐銬是如此堅固，以致我對自由已完全不敢奢望，以致我無力想像以任何方式解除束縛；即使命運或別種人定的計策可以向我開啟一條脫離鐐銬之路，我或許也不願意沿之走下去。
這些真實的信件里可以看到他喜劇的影子。承認肉慾，也就是承認人性，承認強健的生命意志以及對生命里美好事物的正當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里的下面一段話，常被評論者引用：
任何人要是看到我們的書信，我敬愛的同道啊，看到它們的豐富多姿，必定會大為驚訝。乍一看，我們似乎都是嚴肅的人，注意力完全集中於重大事務，頭腦中流過的任何想法，無不關乎莊重、篤實。不過翻到下一頁，讀者就會發現，我們—仍是同一個我們—猥瑣、輕浮、好色，專愛幹些荒誕不經的事。
他的書信主要篇目是嚴肅的，其實不常涉及情愛，唯一不堪的篇目大概只有遇到妓女的一樁怪事（書信178）。但他正視自己的多重性格，為多變而辯護：“在我看來是值得稱道的，因為我們是在效法自然，多變的自然。任何效法自然的人都不應當受到非難”（書信247）。
這種“多變的自然”具有一定的心理學上的現實。但馬基雅維利是一個有高度的文體意識的作家，詩文、戲劇、正史、書信等作品裡流露出多種氣質。多變的背後信然有某種一致的人格嗎？—或者還是，我們只捕捉到一個機智的面具和神秘的笑容？
馬基雅維利的喜劇很有薄伽丘的風情，可惜他未能寫出一百個短篇故事，僅僅創作了《貝爾法哥》，也是名篇。《貝爾法哥》寫於1520年左右，民間傳統和喜劇精神十足，後半部分“驅魔”來源於印度故事。作家發揮他的政治家天分，構想出了一個高度理性的地獄裡的官僚體系。地獄冤魂們認為，“男人娶老婆就會下地獄”，引發了一場地府里的民主會議，魔鬼王以君主風範說一番長篇宏論。起草了無數政府檔案的馬基雅維利，這類官文直奔腕下。之後是魔鬼長貝爾法哥受命來到人間，以十年為期，體會婚姻的滋味。出地獄時有規定：既然化身為人，就屈從於人的七情六慾，和人一樣經受
考驗。
從故事來源來說，西方文學有著悠久的憎婚（misogamy）和憎女（misogyny）主題，一個古典的修辭訓練名目就是“是否娶妻”（ducendane uxor，昆提良《論演說家的教育》2. 4. 25）。在基督教尤其修道院的禁慾主義道德觀的背景下，誕生了大量的勸阻娶妻（dissuasio）作品，舉出理由和例證，勸人勿要娶妻。13世紀有一部集大成的“名作”，馬修路斯的《悲訴》（Liber lamentationum Matheoluli），其中把婚姻生活比作煉獄：已婚男子向耶穌申訴自己的不幸，耶穌回答，我為你準備的修煉場所就是婚姻，讓你每天處在熔爐之中、鐵烙之下，讓你每天都是殉身的烈士，每天修煉自己，這樣，尚在人間的時候，你的夫人已經把你的罪過淨化好了（第2393-3038行）。馬基雅維利所描繪的娶妻之恐怖，魔鬼最後寧可逃到地獄也不敢回妻子身邊，也是在這個傳統里。
他編故事時也毫不客氣地嘲笑他的故鄉：佛羅倫斯是信貸資本之都，吸引了魔鬼從地獄裡來安家，但魔鬼也奈何不了這個城市的浮華風氣，生生地走上自我毀滅之路。他刻畫了一個富裕青年如何一步步走向財困、破產、負債、被債主追捕；一個女人如何生活奢靡、作威作福，使得丈夫傾家蕩產亡命天涯。《貝爾法哥》拿婚姻和女性開玩笑，但家產敗落的過程卻寫進了政治家馬基雅維利對沒有根基的繁華的反省、對上層社會競事奢華失去進取精神的批判。另一方面，農民賈馬太是個有意思的形象，狡猾而善於抓住時機，智取魔鬼，終成善果，讓這個故事發生轉折，出現了機靈鬼/惡漢小說（romanzo picaresco）的風味。馬基雅維利崇尚的“德性”（virtù）是精神意志的果敢強大，也是順應時勢而變化的才智—也許竟在這個農民身上有所體現。
除了《十年紀》的第一篇，本卷的文學篇目基本作於馬基雅維利1512年11月7日被迫離職之後。共和國的覆滅只是一場序幕，之後的佛羅倫斯幾經權力角逐、外來軍事干涉、宗教狂熱、暴政、圍城、經濟危困。在隱退農莊期間， 馬基雅維利寫了政治思想史上劃時代的《君主論》，以一個愛國者的身份自信地說：“十五年來我既沒有睡大覺，也沒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鑽研治國的技藝……像我這樣一個四十三年來一直保持誠實的好人，是不會改變自己的本性的”（書信224）。愛國精神一以貫之，他的寫作也是具有歷史使命感、針砭時弊的，落足點始終在佛羅倫斯的歷史與宿命、義大利興衰等現實重大問題。本卷的文學篇目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誕生的。有對時事的諷喻詩，有政治人物傳記，有史事速寫，有情詩，有歡快的愛情喜劇，有興之所至的雜記。希望我們的文學卷能以豐富多樣的文類給讀者帶來閱讀的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