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其頓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巴爾幹各國在馬其頓領土問題上的爭端。1878年結束俄土戰爭的《聖斯特法諾和約》將馬其頓劃歸保加利亞公國， 但為英、法等大國所阻，在柏林會議後馬其頓重歸土耳其統治。此後，保加利亞一直要求合併馬其頓，塞爾維亞、希臘等國也對該地區提出領土要求。1913年，塞、希、保等國組成的巴爾幹同盟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擊敗土耳其後， 土被迫將馬其頓交給同盟。但同盟國間為馬其頓的歸屬發生爭執，導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根據戰後簽訂的《布加勒斯特和約》，馬其頓被一分為三，分屬塞爾維亞(瓦爾達爾馬其頓)、希臘(愛琴馬其頓)和保加利亞(皮林馬其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兼併塞爾維亞所得部分，1919年被迫歸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所得部分組成馬其頓人民共和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其頓問題
- 針對對象：馬其頓
- 定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巴爾幹各國在馬其頓領土問題上的爭端
簡介,從巴爾幹地區到歐洲：馬其頓問題的起源研究,
簡介
馬其頓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巴爾幹各國在馬其頓領土問題上的爭端。1878年結束俄土戰爭的《聖斯特法諾和約》將馬其頓劃歸保加利亞公國，但為英、法等大國所阻，在柏林會議後馬其頓重歸土耳其統治。此後，保加利亞一直要求合併馬其頓，塞爾維亞、希臘等國也對該地區提出領土要求。1913年，塞、希、保等國組成的巴爾幹同盟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擊敗土耳其後，土被迫將馬其頓交給同盟。但同盟國間為馬其頓的歸屬發生爭執，導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根據戰後簽訂的《布加勒斯特和約》，馬其頓被一分為三，分屬塞爾維亞(瓦爾達爾馬其頓)、希臘(愛琴馬其頓)和保加利亞(皮林馬其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兼併塞爾維亞所得部分，1919年被迫歸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所得部分組成馬其頓人民共和國。
從巴爾幹地區到歐洲：馬其頓問題的起源研究
內容提要馬其頓問題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78年 《聖斯特凡諾條約》對馬其頓命運做出的初始安排。在該條約簽訂後的1/4世紀裡，巴爾幹主要國家保加利亞、希臘和塞爾維亞通過多種途徑，對馬其頓地區提出各自的主權聲索。上述三國對馬其頓地區的激烈爭奪，加上歐洲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共同促進了馬其頓民族主義的覺醒。在宣傳民族主義過程中建立起來的馬其頓革命組織利用巴爾幹國家謀求區域霸權的機會，頻繁地發動武裝起義，最終迫使長期以來置身事外的歐洲列強的態度發生根本性的轉變。1903年奧俄“維也納計畫”出台，馬其頓問題正式升級為一個全歐洲性的問題。
關鍵字馬其頓問題 聖斯特凡諾條約 維也納計畫 民族主義 巴爾幹地區
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作為歐洲“火藥桶”的巴爾幹地區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之間的關係有著濃厚的興趣，湧現出一些頗具學術價值的成果，這些成果多以巴爾幹諸國之間的領土與宗教糾紛、民族主義發展、與列強之間的互動為論述主題。然而，上述成果中鮮見“作為巴爾幹問題縮影”之馬其頓問題的專題著述。實際上，馬其頓問題既是20世紀初巴爾幹局勢變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是巴爾幹“火藥桶”屬性的核心問題之一。
馬其頓問題產生於19世紀後葉，主要是指馬其頓革命組織利用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巴爾幹諸國覬覦馬其頓領土而導致的相互之間的矛盾，通過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式迫使歐洲列強介入馬其頓事務，以此敦促奧斯曼帝國實施改革並改變基督徒的生存環境，從而進一步謀求建立一個馬其頓民族國家。關於馬其頓問題的起源研究學術界尚有不少爭議，例如，有一些學者以1870年保加利亞督主教（Exarchate）的建立為其肇始的標誌，也有一些學者將1878年《柏林條約》（The Treaty of Berlin）的簽訂定為其起點。這種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忽略了馬其頓問題的起源乃是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因而無法從根本上闡明該問題的複雜性及其影響。
本文將以1878年《聖斯特凡諾條約》（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下文簡稱為“《聖約》”）的簽訂至1903年奧俄“維也納計畫”（The Vienna Scheme）的出台作為馬其頓問題的起源時段，藉助英、法、德、馬其頓等多國檔案，運用動態的和多層次的視角，全面闡釋馬其頓問題的緣起及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演化的基本進程，探究馬其頓問題與巴爾幹局勢變化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重新釐清它是怎樣因列強介入而從一個巴爾幹地區問題上升為一個影響歐洲全局的問題，以期豐富學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近東地區複雜局勢的認知，並有助於人們更為深刻地理解當代國際政治中的馬其頓問題。
一、馬其頓民族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
在歐洲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馬其頓民眾從宗教、語言等方面宣傳“馬其頓屬於馬其頓人”（Macedonia to the Macedonians）的思想。在宣揚民族主義過程中建立的革命組織帶領馬其頓民眾開展了民族解放運動，希望在列強勢力的干涉下，推翻奧斯曼帝國暴政，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宗教在民族主義建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社會身份（communal identity）、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歷史連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的一部分，和“民族”緊密相連，因而可以成為一個民族表達其身份和願望的方法。有鑒於此，為彰顯民族主體性，馬其頓民眾多次表達希望建立一個獨立於希臘宗主教（Patriarchate）和保加利亞督主教的奧赫里德大主教區的意願。督主教派往馬其頓的代表佩特科·拉切夫·斯拉韋伊科夫（PetkoRaečv Slavejkov）早已意識到：“我必須著重強調，這是重要的政治性因素——分離主義（separatism），正從宗教基礎向更廣泛的民族基礎蔓延。”1886年，在君士坦丁堡成立的“塞爾維亞—馬其頓人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erbo-Macedonians），旨在反對大保加利亞的宣傳。該協會向奧斯曼帝國政府提出在君士坦丁堡創辦一份純馬其頓語雜誌的申請，並在該雜誌的政治板塊（Political Section）上提出“馬其頓人的教會問題，斷絕與保加利亞督主教的關係，恢復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負責的奧赫里德大主教區，馬其頓所有的大主教區都置於奧赫里德大主教的管轄之下。……大力宣傳從馬其頓驅逐保加利亞主教和教師，取而代之的是馬其頓出生的主教和教師的想法”。1890年，奧赫里德居民向奧斯曼帝國政府提出恢復奧赫里德大主教區的請求：“我們想要有自己的教會和學校。……允許我們恢復奧赫里德大主教區，建立自己的學校，以母語教授孩童。”1891年，斯科普里大主教特奧多修斯（Theodosius）在寫給索菲亞修道院名譽院長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的信中表示：“馬其頓人牧師應該團結起來，敦促人民的覺醒，擺脫外國的權威，甚至擺脫宗主教和督主教的影響，並且在唯一真正的母親教會奧赫里德大主教的羽翼下實現精神上的聯合。”
馬其頓民眾除了強調民族宗教的主體性之外，還儘可能地從各種不同的通行語言中，提煉出一套標準化的對話方式，然後再把所有的通行語言降格為方言，建構出自己需要的民族語言。埃里克·J.霍布斯鮑姆（Eric J.Hobsbawm）認為：“倘若仍要以語言作為區分民族的工具，那么首要之事就是必須從現有的優勢語言當中，選擇一種作為國語（通過標準化與同一化過程）。”起初馬其頓人並無自己的民族語言，因而長期以來，多被視作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或者希臘人。1890年，作家卡爾·赫龍（Karl Hron）在《馬其頓斯拉夫人的民族性》（The Nationality of the Macedonian Slavs）一書的序言中提及：“從我對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爭端的研究來看，我深信無論從歷史的還是語言的角度來說，馬其頓人都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他們既不是塞爾維亞人，也不是保加利亞人，而是那些早期定居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人的直系後裔，遠早於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入侵者。”赫龍批評了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宣傳者戈普切維奇（Gopevic′）關於馬其頓人講塞爾維亞語的說法——“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講，馬其頓人肯定不說塞爾維亞語。”此外，他也否認了保加利亞歷史學家馬林·德里諾夫（Marin Drinoff）認為馬其頓語屬於保加利亞語分支的觀點。他說：“馬其頓語通過其自身的語音發展規律和語法規則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語言，由於這種獨特的語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自己的文學作品，因此經常依賴最鄰近的保加利亞文學作品，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保加利亞語就比其他語言同馬其頓語關係更為親密。”最後他表示，堅信“馬其頓人是一個單獨的民族”的事實終將被證實。
長久以來，“教會與國家”一直被認為是“宗教與政治”的基本內容。而且在嚴重的民族衝突期間，基於宗教的民族認同會愈加明顯。另外，語言的重大文化意義在於，它不僅是一種交流的媒介，也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載體，它與過去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繫。在現代國家，語言的顯著特徵是，語言共同體（linguistic community）的成員身份轉化為一種種族或者民族共同體。巴爾幹民族國家贏得獨立或自治的經驗，使馬其頓民眾充分意識到宗教和語言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的重要意義。基於“政治與民族的單元應該同一”的原則，他們希望通過建立奧赫里德大主教區和創建馬其頓標準語的方式，彰顯其民族主體性，意圖在強鄰環伺的巴爾幹半島建立屬於自己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以免遭鄰國的侵吞。
在宣傳民族主義的過程中，馬其頓民眾創建了許多秘密的或合法的集團和協會。這些集團和協會少數出現在馬其頓，但是絕大部分出現在國外的貝爾格勒、索菲亞和俄國，有些還有自己短暫的出版物。巴爾幹戰爭之前，有超過20個這樣的集團和協會，其中最重要的是1893年建立的“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下文簡稱為“內部組織”）和1895年建立的“馬其頓最高委員會”（下文簡稱為“最高委員會”）。這些革命組織後來成為領導馬其頓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力量。
“內部組織”建立伊始，致力於在馬其頓各地秘密地構建組織網路、組建武裝部隊。關於“內部組織”的活動，斯塔夫里阿諾斯曾記述道：“‘內部組織’經過幾年的發展，組織網路已經遍布馬其頓。它們聚集了武器、訓練了人員、制訂了大規模起義的計畫。”採取秘密行動方式的“內部組織”直到1897年11月發生的“維尼察事件”（Vinitza Incident）才被奧斯曼帝國政府發現。一方面，“維尼察事件”使得奧斯曼帝國政府確信了“內部組織”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導致“內部組織”的組織行動策略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維尼察事件”後，“內部組織”的鬥爭方式由秘密轉變為公開。鑒於“內部組織”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自治且獨立的國家，或者在某種巴爾幹聯邦中成為平等的夥伴，如此可以將馬其頓及其人民從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1898年7月3日，“內部組織”領導人戈采·德爾切夫（Goce Delčev）告訴為其組織成員提供幫助的主教梅尼尼（Menini），馬其頓地區的革命運動已經全面展開，民眾都想推翻奧斯曼帝國暴政，修改《柏林條約》中關於馬其頓的相關條款，贏得民主政治權利，建立自治國家。1901年，“內部組織”領導人迪莫·哈吉迪莫夫（Dimo Hadzhidimov）在《馬其頓問題》（The Macedonian Question）一書中寫道：如果馬其頓不發動武裝起義，列強的政策就不會發生變化。馬其頓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列強的不作為、奧斯曼帝國暴政以及巴爾幹諸國的爭奪。1902年，另一位“內部組織”領導人尼古拉·卡列夫（Nikola Karev）向德爾切夫表示：“是時候發動起義進行鬥爭了，別指望自由的獲得源於希臘人或保加利亞人的幫助，我們馬其頓人要為自己戰鬥。1903年1月，“內部組織”召開會議，商討是否需要發動全面的武裝起義以及未來如何從事游擊戰等事宜。“內部組織”領導的針對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武裝鬥爭，使英國駐保加利亞公使喬治·威廉·布坎南爵士（Sir George William Buchanan）頗為驚嘆：“現在委員會（指‘內部組織’）變成了一個恐怖組織……從1898年至1903年，它們與奧斯曼帝國軍隊之間的交戰不下130次。”
“最高委員會”由移民保加利亞的馬其頓人創建，從其建立伊始就積極籌劃革命活動，意圖實現將馬其頓併入保加利亞的目的。1895年，“最高委員會”剛建立不久，就在保加利亞的默許下，組建了幾個武裝團體越境進入馬其頓，發動了武裝起義。法國駐索菲亞領事對此評論道：“保加利亞對馬其頓採取的行動尚未紮根於該國，這是從省區來的保加利亞人所為。”雖然起義最終被奧斯曼帝國政府所鎮壓，但是同年底，“最高委員會”在索菲亞召開會議並達成共識：繼續在馬其頓三省進行武裝起義；馬其頓的主體民族是保加利亞人；解決馬其頓的途徑是將三個省併入保加利亞，重建大保加利亞國。1901—1902年，“最高委員會”又多次派遣部隊越境進入馬其頓，試圖以發動武裝起義的方式占領馬其頓地區。
“內部組織”與“最高委員會”作為領導馬其頓解放運動的主要革命組織，雖然它們的最終目標不同，但是在暴力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爭取列強勢力干涉方面卻存在共同點。革命組織對現有權力框架進行的暴力改造，旨在解放被強制壓迫的馬其頓人。在奧斯曼帝國專制權力結構下，作為反對派或者反叛者的革命組織，希望通過自稱的法理地位實現民族國家的建構。它們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與尋求提供替代權力結構或制度的民族國家類似。恰如比倫特·迪肯（Bülent Diken）所認為的那樣，反叛者是指通過對不公正的權威或者條件說“不”來設定限制和邊界的人。反抗始於質疑現有價值觀的價值。這裡的利害關係是一種產生價值觀原則的務實性。另外，反抗也是一種意願和欲望的問題。馬其頓革命組織發動的武裝起義是對奧斯曼帝國政府現有權威的一種質疑，它們希望通過宣揚民族主義思想以及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式，重新界定屬於本民族的價值觀，將馬其頓民眾齊集於忠誠的信念之下，使民眾隨其一起開展武裝鬥爭，吸引列強勢力的干涉，共同推動馬其頓問題由一個地區性問題升級為全歐性問題。
二、巴爾幹地區大國對馬其頓領土的覬覦和矛盾的激化
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國力衰落、危機四伏。政治上，帝國推行奧斯曼主義（Ottomanism）的意識形態，注重發展穆斯林權利，這使基督徒的不滿情緒日增，許多省份出現了一些積極尋求將特定地區從奧斯曼帝國統治下分離出來，建立沒有更高政治權威的獨立主權國家的運動，而且這些“叛亂”幾乎都得到了列強的支持。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巴爾幹國家就是在列強的支持下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經濟上，頻繁的戰爭、蘇丹為首的統治集團的奢靡生活以及經濟體制等方面的問題早已使帝國債台高築，另外帝國在歐洲發達的工業經濟以及金本位（gold standard）貨幣體系的衝擊下，被迫於1881年放棄了複本位制（bimetallic system），這對其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另外，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外交等領域同樣深受列強的影響，可以說，奧斯曼帝國已經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而是變成了西方的附屬國。為了謀得生存的機會，奧斯曼帝國在列強之間的相互鬥爭中獲益，藉助一方來對抗另一方，從而有一定的自由採取對自身有利的策略。奧斯曼帝國這種夾縫中求生存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當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為首的巴爾幹國家對馬其頓地區提出主權聲索時，奧斯曼帝國並未提出強烈反對，更多時候表現出容忍、克制，且樂見基督教國家之間的爭鬥，因為在其看來，這既是維護帝國穩定的策略，也是避免列強幹涉其內政的一種有效措施。
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三國對馬其頓的主權聲索各有側重，且利益分歧頗大，從而使號稱民族“垃圾堆積場”“完美的民族博物館”的馬其頓地區，形勢更加複雜與混亂。
（一）希臘聲索
希臘對馬其頓地區的主權聲索主要側重於宗教和精神層面，藉助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力量，在馬其頓民眾中宣傳希臘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的偉大理想，即希望建立一個希臘帝國，恢復希臘在近東地區的影響力。希臘認為，宗教是決定人們的同源關係與民族性的最重要的標準，因此，深受希臘正教影響的馬其頓斯拉夫人理應從屬於希臘文明。
首先，希臘利用其在整個馬其頓地區特有的文化優勢，成立了許多社團，服務其主權聲索。1861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希臘語言學協會”（The Greek Philological Society），1869年4月17日在雅典建立的“希臘字母傳播協會”（The Society for Dissemination of Greek Letters），都有助於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大部分城市中組織教育協會。1882年，“希臘字母傳播協會”在重組後，開始與雅典的學校組織以及希臘外交部加強合作，這使馬其頓地區的希臘人學校有了統一的監管體系。儘管1878年締結的《聖約》，似乎對希臘在馬其頓的野心予以致命的一擊，但在隨後的1/4世紀裡，希臘人的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還是取得了快速的增長，它們成為希臘主權聲索的重要支撐力量。據聖·帕帕佐普洛斯（St.Papadopoulos）統計：至巴爾幹戰爭爆發前夕，希臘人的教育成果包括：1041所學校、1704名教師以及接近6.8萬名學生。埃萊尼·D.貝利亞（Eleni D.Belia）也對1878年至1905年，希臘人在馬其頓地區的學校與學生人數進行了統計，結果發現，無論是學校還是學生人數都出現了大幅度增長。
其次，希臘組建武裝團體入侵馬其頓，與保加利亞及其支持的馬其頓組織進行鬥爭。1894年，希臘的一些官員在雅典創建了“民族連隊”（National Company），其目的在於激發奧林匹亞山脈之外的希臘人的民族情感。1896年，希臘陸軍中將亞歷山德羅斯·馬扎拉基斯-艾尼安（Alexandros Mazarakis-Ainian）在加入該組織之後表示：“我們認為，聯盟（指‘民族連隊’）必須優先幫助那些生活在保加利亞團伙恐怖統治下的馬其頓希臘人，而且有必要以實力與保加利亞抗衡。”1895年7月，當希臘媒體報導保加利亞武裝進入馬其頓的訊息之後，當時就有人宣稱：“如果我們失去馬其頓，我們將無法生存……因為馬其頓是雅典的衛城，希臘文化的先鋒。”1896年7月，“民族連隊”在馬其頓組建了幾支遠征軍，從事軍事行動。法國駐薩洛尼卡代表曾對此評論稱：“這是幾年以來第一次有一支入侵的希臘人武裝出現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上。”1897年，希土戰爭爆發，希臘軍隊在萊爾斯（Lairs）戰役中遭受慘敗，這種潰敗標誌著希臘人在馬其頓地區的游擊行動的終結。隨後，“民族連隊”的行動也被希臘政府正式禁止。然而，希臘武裝團體在馬其頓的行動只是暫時被壓制，隨著20世紀初馬其頓地區形勢日益惡化，希臘武裝團體的行動再次活躍起來。
（二）保加利亞聲索
保加利亞對馬其頓地區的主權聲索側重於歷史、語言和種族等方面。保加利亞認為，馬其頓斯拉夫人在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過程中，早已與自己形成一個整體，《聖約》將馬其頓併入保加利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雖然《柏林條約》暫時阻止了“大保加利亞”的夢想，但是保加利亞從未放棄對馬其頓地區的主權聲索。
第一，保加利亞大力支持督主教在馬其頓地區開展宗教與教育活動。1872年，保加利亞督主教根據蘇丹敕令第10條規定（即一個地區只要有2/3的民眾同意歸屬督主教管轄，該地區就歸其管理），派遣大量通常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的牧師，在馬其頓斯拉夫人中進行宣傳。經過長期的宗教宣傳，至1912年，馬其頓已有7個主教轄區置於督主教的管轄之下。根據馬其頓革命家佩塔爾·波普-阿爾索夫宣傳冊《在馬其頓的斯塔姆博洛夫主義及其代表》（Stambolovism in Macedonia and Its Representatives）的記載，督主教及其建立的學校類似於“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在馬其頓地區創造保加利亞人”。“督主教將最重要的職位提供給保加利亞人……同時從督主教轄區的職位中清除盡職的馬其頓人，用一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將他們從自己的家園中驅逐出去”；“督主教的目的在於清除我們國家一切可能的獨立運動，消除馬其頓人處理更重要的社會問題的所有可能性……使我們像被馴服的熊一樣舞蹈”。保加利亞督主教還積極開展教育活動，配合其宗教宣傳。貝利亞根據希臘方面提供的資料，統計了1884年至1905年保加利亞人在馬其頓開辦的學校與學生人數，數據顯示，雖然學校數量增長明顯，但是學生人數並未呈上升趨勢。
即便依據保加利亞人自己的統計數據，至1895年，馬其頓地區有600—700所學校，2.5-3萬名學生，還是與希臘人的數據有著較大的差距。
第二，保加利亞從語言的角度論證馬其頓人與保加利亞人同屬保族。著名的語言學家克爾斯特·佩特科夫·米西爾科夫（Krste Petkov Misirkov）在論述可證明馬其頓人屬於保加利亞人的幾個要素中，重點強調了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c′）的語言改革。米西爾科夫認為，卡拉季奇選擇波赫耶卡懷安（Jekavian）方言的西塞爾維亞語，作為塞爾維亞標準語，使得奧斯曼帝國歐洲省份的斯拉夫人居住區，除了塞爾維亞和波赫地區之外，都屬於說保加利亞語的地區，保加利亞和馬其頓遂形成了一個語言學的領土邊界，一個共同的團體。
（三）塞爾維亞聲索
塞爾維亞對馬其頓的主權聲索相較於希臘、保加利亞而言要晚許多。起初，塞爾維亞常與保加利亞政策同行，但是《聖約》使塞爾維亞人“先前的泛斯拉夫主義情感讓位於狹隘的民族主義”。
塞爾維亞因為缺乏類似希臘宗主教、保加利亞督主教那樣的教會支持，因此在文化滲透方面明顯不如希保兩國，很多時候只能以官方干涉的方式對馬其頓地區進行爭奪。1886年，塞爾維亞政府在貝爾格勒創建了“聖薩瓦協會”（The Society of Saint Sava），希望通過開設學校的方式喚醒馬其頓塞族人的民族意識，至1889年，已經在該地區開設了42所初級中學。1887年，塞爾維亞專門成立了一個負責監管境外塞族人學校和教堂的部門，1889年，該部門和那些在馬其頓的塞族人組織都被納入外交部的管轄。1891年，塞爾維亞駐馬其頓的領事和部分國內官員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會議制訂了準備在馬其頓地區採取行動的計畫，主要涉及開設男女學校、提供免費教材、給教師提供固定工資、傳播文學作品、在外交部設立一個馬其頓宣傳部等內容。此外，政府官員與王室成員也多次公開發表對馬其頓部分地區擁有領土主權的言論。1881年6月10日，塞爾維亞國王米蘭一世（Milan I）表示：“保加利亞人可能會吞併魯米利亞（Rumelia）和馬其頓，這將喚醒東方問題。儘管塞爾維亞渴望和平，但是絕不會毫無補償地接受保加利亞的擴張，摧毀《柏林條約》建立起來的東方平衡。”1895年，自由黨（The Liberal Party）領導人約萬·里斯蒂奇（Jovan Ristic′）也公開宣稱：“馬其頓是塞爾維亞人的遺產。我們的切身利益在於馬其頓和古塞爾維亞地區，任何結果都會影響到我們。”
塞爾維亞多次通過政府撥款的方式，資助馬其頓地區的塞族武裝團體。據英國駐塞爾維亞公使J.B.懷特海德（J.B.Whitehead）的一份報告記載：“很難說最近在科索沃省如此活躍的塞族武裝團體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塞爾維亞的資助與組織，但是毫無疑問，一些退役或者現役的塞爾維亞軍官的確參與了武裝行動，他們還偶爾齊集貝爾格勒，與塞爾維亞馬其頓委員會（Serbian Macedonian Committee）進行交流。”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懷特海德最終明確指出：“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塞族武裝團體受到了來自塞爾維亞政府的資助。……沒有什麼有效的措施可以阻止馬其頓塞族人以武力的手段來對抗保加利亞的侵略行為。”
《聖約》簽訂之後，希臘、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出於各自利益的考量，開始不斷地強化在馬其頓地區的文化滲透力度，用以證明馬其頓人屬於本民族，進而為各自的主權聲索提供法理依據。三個國家之間的激烈鬥爭，很多時候演變成直接派遣武裝團體進入馬其頓進行角逐，這不僅給馬其頓多民族的現狀增添了不安的因素，而且還成為馬其頓革命組織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誘因。三個國家為了謀求利益最大化，紛紛投入列強的懷抱，致使列強有時出於維持巴爾幹均勢的考慮，不得不關注該地區事務。
三、歐洲列強捲入馬其頓問題的博弈
《聖約》將馬其頓劃歸大保加利亞國的規定遭到了奧英的反對。兩國認為，大保加利亞國的建立破壞了巴爾幹地區的均勢。奧國外交大臣久洛·安德拉西伯爵（Count Gyula Andrássy）譴責了一手策劃《聖約》的尼古拉·帕夫洛維奇·伊格納季耶夫伯爵（Count Nikolay Pavlovich Ignatyev）。安德拉西伯爵表示，希望召開國際會議解決危機；馬其頓不能併入未來的保加利亞國且奧國也不會併吞馬其頓；創建一個自治或者直接臣屬奧斯曼帝國的馬其頓。之後，據報導稱，奧國的齊奇伯爵（Count Zichy）也將前往奧斯曼帝國，向其建議保護馬其頓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強迫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接受修改《聖約》。此外，奧國政府向奧斯曼帝國政府保證，恢復馬其頓地區的秩序。
《柏林條約》將大保加利亞一分為三，馬其頓重歸奧斯曼帝國的統治。1881年，俄、奧、德三皇聯盟（The League of Three Emperors）在重新確認馬其頓地位的同時，也為保加利亞危機（The Bulgarian Crisis）的爆發埋下了伏筆。聯盟條約附屬檔案規定：“三國將不反對保加利亞和東魯米利亞在《柏林條約》所劃歸它們的範圍內實行合併，如果這個問題由於情勢所迫最終發生的話，它們同意要勸阻保加利亞，不得對其毗鄰省區，特別是馬其頓，有任何侵略行為，並且要告訴它們，如果有這種情形，它們將自己承擔一切風險。”三皇聯盟是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大陸聯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體系的主要功能在於維繫奧俄之間的平衡，維持巴爾幹半島的均勢。鑒於保加利亞被允許在將來的某個時刻併吞東魯米利亞，因而，1881年塞爾維亞與奧國簽訂的密約中也獲得了向馬其頓地區擴張的保證。密約第7條規定：“如果由於目前無從預見的情勢發展的結果，塞爾維亞可能在其南部邊界方面取得領土（新帕扎爾州除外），奧匈帝國將不加以反對，並且應該運用它對其他大國的影響，爭取它們對塞爾維亞有利的態度。”1899年，該條款得到進一步明確，塞爾維亞的領土擴張，“只要條件允許，在瓦爾達爾河方向（the valley of Vardar）”。
1885年至1887年，絕大部分歐洲列強以及部分巴爾幹國家都捲入了因保加利亞合併東魯米利亞所引發的保加利亞危機中，危機期間列強也多次討論了馬其頓命運的問題。1885年9月21日，法國外交部部長表示，自己獲悉東魯米利亞和保加利亞的士兵已被派往了馬其頓。俾斯麥也在危機發生後對奧斯曼帝國政府提議，將其主要兵力部署到馬其頓，以免發生更嚴重的後果。此外，俾斯麥還對希臘人在馬其頓的陰謀深表憂慮。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Rober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在與法國駐英大使交流時也表示，自己對馬其頓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深表擔憂。
從《聖約》至保加利亞危機，縱然歐洲列強對馬其頓的命運表示了擔憂，但是此時的馬其頓問題還沒有引起列強足夠的重視，加上領導馬其頓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革命組織尚未建立，馬其頓民眾的鬥爭仍處於低烈度和組織不夠嚴密的階段，隨著巴爾幹國家之間的矛盾被列強暫時壓制，馬其頓問題連同巴爾幹和平的實現也一同沉寂了下來。
19世紀90年代中期，馬其頓革命組織利用奧斯曼帝國政府鎮壓亞美尼亞民族解放運動和希土戰爭（The Greco-Turkish War）引發的近東危機的機會，發動了數次起義，這使原本動盪不安的巴爾幹局勢更加複雜，沉寂許久的馬其頓問題再次引起了列強的關注。1895年5月23日，德國駐君士坦丁堡代辦亨克爾·馮·唐納斯馬克（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在發給宰相霍恩洛厄親王（Prince of Hohenlohe）的電報中提到，馬其頓人渴望獲得地區自治，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依據《柏林條約》第23條進行改革。“最高委員會”有良好的組織紀律，而且得到保加利亞政府的支持，因而此時不能排除馬其頓人開展血腥而致命的叛亂的可能性。同年6月12日，法國駐索菲亞公使認為，列強讓奧斯曼帝國政府按照《柏林條約》的有關規定，對亞美尼亞人居住地進行改革，勢必會引起保加利亞的不滿，保加利亞將藉此機會請求列強本著平等對待基督徒的原則，督促奧斯曼帝國政府也在馬其頓地區實施改革計畫。7月1日，霍恩洛厄提到，馬其頓問題即將進入一個危險的階段，其原因可以從再現的亞美尼亞人問題中去找尋。亞美尼亞人試圖在列強的幫助下，以“改革”之名義，獲得更大的自治權，這激發了馬其頓人渴望脫離奧斯曼帝國統治，爭取馬其頓與保加利亞合併的情感。
為了避免巴爾幹局勢進一步惡化，列強對保加利亞政府及其支持的“最高委員會”發出嚴厲警告，試圖藉此平息可能再次出現的馬其頓動亂。1895年6月30日，德國向保加利亞政府傳達本國意見，倘若歐洲各國認定馬其頓地區的行動完全出於保加利亞的煽動，那么德國懷疑列強是否還會支持保加利亞現有政府。7月4日，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保羅·康邦（Paul Cambon）致電外交部部長時表示，法國應建議奧國盡其所能地阻止馬其頓動亂的蔓延，不給保加利亞煽動者們以干涉的任何藉口。倘若巴爾幹局勢因亞美尼亞人問題持續惡化，那么馬其頓問題將會有新的發展態勢，屆時歐洲將陷於最嚴重的糾紛之中。奧國外交大臣阿格諾爾·馬里亞·戈武霍夫斯基伯爵（Count Agenor Maria Goluchowski）也表示，不給保加利亞捲入馬其頓事務的藉口。除此之外，各列強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力圖協調一致，約束奧斯曼帝國政府和保加利亞政府在馬其頓問題上的對抗行為，儘可能維持巴爾幹局勢的穩定。奧、英、意三國向保加利亞政府施壓，勸說後者不要支持馬其頓叛亂分子，否則保加利亞將無法得到列強的支持。對於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建議則是，只能使用正規軍，以免出現不必要的暴行。
列強努力平息近東危機的嘗試卻因1897年的希土戰爭再次受挫。索爾茲伯里斷言，在希臘普遍存在騷動的情況下，列強封鎖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只會導致希臘人進入馬其頓地區。霍恩洛厄則表示，希臘政府已經計畫在未來某個時刻攻擊奧斯曼帝國的馬其頓邊境，並且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也會進攻奧斯曼帝國。只有奧俄聯合才可以阻止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不安的靈魂。德國支持奧俄合作，如果俄國需要德國進行配合的話，德國將非常樂意提供幫助。4月20日，德國外交部國務大臣阿道夫·馬沙爾·馮·比貝爾施泰因（Adolf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表示，只要奧俄協調一致，那么兩國就不會容忍馬其頓的和平和秩序被任何一個巴爾幹國家打破。馬沙爾還嚴厲斥責了保加利亞斐迪南親王支持馬其頓革命組織的行為，認為保加利亞此舉有引起歐洲糾紛的危險，這與奧、俄、德三國意願相違背。倘若斐迪南親王在希土締結和平條約之後提出其要求，他可能有更多的機會獲得成功。此外，馬沙爾還讓德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紹爾馬（Saurma）轉告蘇丹，德國已對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發出了嚴厲警告，要求兩國不要採取針對奧斯曼帝國的任何行動。
在德國的極力推動下，1897年《奧俄協定》（The Austro-Russian Entente）簽訂，一般認為，“如果奧俄可以在巴爾幹地區保持一種均勢狀態，那么和平總是有可能的”。但是隨著“內部組織”與“最高委員會”領導的馬其頓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加上巴爾幹國家對馬其頓地區的爭奪，使以奧俄為代表的列強不得不時刻關注馬其頓形勢的發展。1898年12月12日，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前外交部國務大臣馬沙爾提及，在當地外交界，馬其頓問題已成為政治對話的主要議題，馬其頓地區的災難只是時間問題，列強的干涉變得不可或缺。但是，馬其頓地區充斥著不同基督徒及民族之間的激烈衝突，這就阻礙了問題的最終解決。而且奧斯曼帝國政府樂見此類紛爭，因此列強有必要採取聯合行動，敦促奧斯曼帝國政府進行改革。1899年1月7日，奧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海因里希·馮·卡利切（Heinrich von Calice）向保加利亞代表表示，保加利亞不要指望奧國對其支持的馬其頓革命行動有任何的支持與同情。1月13日，俄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季諾維也夫（Zinoviev）表示，倘若保加利亞甘冒危險的話，俄國將無法容忍革命的馬其頓，保加利亞將自行決定其命運。1月17日，俄國外交大臣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穆拉維約夫伯爵（Count Mikhail Nikolayevich Muravyov）與英國駐俄大使查爾斯·斯科特（Charles Scott）會談時重申，俄國認為當前形勢不適合解決馬其頓問題，巴爾幹國家以武力從事的所有叛亂活動，將自行承擔責任和風險，它們絕不會得到俄國的任何支持。
從德、奧、俄三國的表現來看，它們不希望馬其頓動亂蔓延以及巴爾幹均勢遭到破壞。德國希望奧俄維繫友好諒解，使其可以充當兩國的協調者，藉機爭取俄國加入三國同盟，以此破壞法俄協約，孤立法國。奧國因忙於內部民族紛爭，俄國則將擴張方向轉向遠東地區，因而兩國都希望維繫巴爾幹地區的均勢與和平。至20世紀初，“內部組織”和“最高委員會”發動的暴力事件進一步升級，奧俄為了避免巴爾幹諸國之間爆發爭奪馬其頓的戰爭以及其他列強染指它們視之為本國勢力範圍的巴爾幹半島，決定率先介入馬其頓事務。1902年12月，俄國外交大臣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拉姆斯多夫伯爵（Count Vladimir Nikoayevich Lamsdorff）借訪問維也納之際，與戈武霍夫斯基一同提出了幾項改革計畫，並且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立即執行。戈武霍夫斯基認為，馬其頓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奧俄政府正努力擬定一項旨在改善馬其頓管理的草案，希望《柏林條約》的其他簽字國在收到改革計畫之後，能與其一同監督奧斯曼帝國政府實施改革。1903年2月21日，奧俄將“維也納計畫”正式遞交奧斯曼帝國政府，要求後者進行必要的改革，至此，馬其頓問題正式成為一個全歐性問題。
四、餘論
《聖約》做出將絕大部分馬其頓地區劃歸大保加利亞的規定，遭到以奧英為主的歐洲列強的反對。列強圍繞肢解大保加利亞與安排馬其頓命運展開的外交活動，使馬其頓問題第一次進入國際社會的視野之中。《聖約》簽訂後的1/4世紀裡，希臘利用其數個世紀以來從奧斯曼帝國獲得的宗教文化優勢在馬其頓地區大力推行文教事業，試圖說服當地民眾相信其是古希臘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保加利亞藉助督主教的力量在馬其頓地區開展宗教宣傳與文化滲透活動，支持“最高委員會”從事革命鬥爭，爭取將馬其頓併入保加利亞，從而實現大保加利亞國的夢想。塞爾維亞則憑藉政府的力量直接介入馬其頓事務，意圖重現中世紀塞爾維亞王國的輝煌。
三個主要巴爾幹國家在馬其頓地區的爭奪激化了馬其頓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推動了馬其頓民族主義的覺醒。馬其頓民眾期望通過建立獨立的奧赫里德大主教區以及創建馬其頓標準語的方式來彰顯其民族主體性，進而為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提供輿論與思想上的準備。在宣傳民族主義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部組織”和“最高委員會”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力量。它們利用巴爾幹國家在謀求區域霸權時所產生的矛盾頻繁策動起義，最終迫使自《聖約》簽訂以來盡力維護巴爾幹均勢且置身事外的列強捲入了馬其頓事務。1903年奧俄針對馬其頓問題制定的涉及任命檢察長、重組警察部隊和憲兵隊、開展政治大赦等內容的“維也納計畫”，可以說是長期以來馬其頓地區力量、巴爾幹區域力量和列強力量相互碰撞的產物。
“維也納計畫”出台後，馬其頓改革問題逐漸成為列強外交博弈的重心之一，強化了巴爾幹國家之間的暫時合作和歐洲列強之間的互動，促進了相關各國利益格局的分化與力量的重組。
首先，馬其頓改革問題是英俄關係改善的重要推動力。1903年，奧俄為將馬其頓改革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進一步提出了“米爾茨施泰格計畫”（The Mürzsteg Programme）。英國雖未提出質疑，但也表示自己有進一步核查、討論、修改計畫的權利。1904年，英國主動尋求與法國達成共識以爭取改革的主動權，得到了法國的積極回響，這一結果成為《英法協約》得以締結的因素之一，英俄關係也進而得到了改善。英俄關係的改善推動了日後《英俄協約》的簽訂以及奧俄由合作走向對抗，進而影響了整個歐洲政治局勢的變化。
其次，馬其頓問題促成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前巴爾幹同盟的形成。波士尼亞危機結束之後，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開始在馬其頓問題上進行合作，保加利亞外交部部長聲稱，倘若沒有巴爾幹國家的參與，馬其頓問題將無法得到解決。1912年，在俄國的幫助下，巴爾幹國家建立起反奧斯曼帝國的同盟，其中馬其頓在巴爾幹同盟的締結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每個王朝都想用馬其頓來裝飾其皇冠，增加其財富，增強其實力，鞏固其在一個偉大的巴爾幹國家中的王位以及增加其統治的輝煌。”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以巴爾幹同盟的勝利而告終，標誌著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統治的基本結束。
最後，馬其頓問題是造成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重要誘因。塞爾維亞因未取得亞得里亞海的出海口，因此希望修改《塞保同盟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between the Kingdom of Bulgaria and the Kingdom of Serbia）關於馬其頓領土分割的條款，以犧牲保加利亞為代價獲取更多的領土補償；希臘意圖獲得莫納斯提爾省南部以及薩洛尼卡省；保加利亞則堅持在原有同盟條約的基礎上分配所獲得的領土。巴爾幹同盟在瓜分戰利品即馬其頓上出現的巨大分歧成為同盟解體的關鍵因素。恰如理察·C.哈勒（Richard C.Hall）在分析希保分歧時所說：“保加利亞—希臘關於馬其頓分割以及薩洛尼卡處置的爭議是巴爾幹同盟崩潰和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爆發的主要因素。”
保加利亞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招致慘敗。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希臘和門的內哥羅的外交代表齊集布加勒斯特，達成了旨在針對保加利亞以及保障馬其頓現狀的一項正式協定。巴爾幹同盟的解體給巴爾幹權力結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急於復仇的保加利亞加入了同盟國集團，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門的內哥羅則加入了協約國集團，這種極具對抗性的巴爾幹權力結構融入了更具全局性的歐洲大國兩極對抗同盟體系，巴爾幹國家之間的領土爭奪與列強之間的霸權之爭一同設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背景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