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

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倉前街道倉前塘路88號，占地5.34畝，展館面積近2000平方米，於2009年7月8日正式開館。陳列館主要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老一輩餘杭糧食人創建全國首批“無蟲”糧倉和“四無”糧倉的光輝歷史，是一座集糧倉文化、糧油文化和糧食廉政文化於一體的專業陳列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
• 地點：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
• 占地：5.34畝
• 展館面積：近2000平方米

介紹

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倉前街道倉前塘路88號，占地5.34畝，展館面積近2000平方米，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題寫館名，於2009年7月8日正式開館。陳列館主要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老一輩餘杭糧食人創建全國首批“無蟲”糧倉和“四無”糧倉的光輝歷史，是一座集糧倉文化、糧油文化和糧食廉政文化於一體的專業陳列館，為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浙江省糧食系統傳統教育基地和浙江省黨史教育基地，館內完好保存的四棟“倉前糧倉”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共分五個展區：一是四無糧倉的創建和發展歷史展區，通過大量圖片（珍貴歷史照片）和實物（獎狀、錦旗、書籍等）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老一輩們創建全國首批“無蟲”糧倉和“四無”糧倉的歷史；二是糧食倉儲歷史展區，完好地保存了全國首批“四無”糧倉舊址，並以建築風格各異的糧倉複製品展示江南糧倉歷史和漕運文化；三是農耕文化展區，通過風箱、水車、犁、耙、木榨油車等展示江南農耕勞作和糧油加工場景；四是糧油知識展區，展示各類糧油品種，常見儲糧害蟲標本和我國糧食統購統銷時期的各類糧油票證；五是廉政文化展區，展示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廉政建設和糧食安全的論述和要求。

創建史

1950年—1952年，餘杭縣發動全縣糧食職工開展保管好糧食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用自己的雙手和簡單工具，大搞清潔衛生，改善儲糧條件，杜絕害蟲滋生。

1953年9月，經浙江省糧食廳無蟲糧倉鑑定組檢查鑑定，確認餘杭全縣80座糧倉其中有55座實現“無蟲”，餘杭縣創造全國首批“無蟲”糧倉。

1953年10月12日，省糧食廳通報嘉獎餘杭縣創造“無蟲糧倉”的事跡，並獎給“創無蟲倉先鋒”錦旗一面，號召各地學習這一經驗。

1953年10月24日，蘇聯倉蟲防治專家莫若洛夫到餘杭縣倉前、城關（今餘杭街道）、閒林3個區糧庫參觀考察“無蟲糧倉”，對這些糧庫的清潔衛生、蟲害防治留下深刻印象，檢查後說：“這裡的糧倉可以作為糧食保管工作的典範”。

1954年1月17日，中央糧食部、華東區糧食局和浙江省糧食廳在杭州召開授獎大會，糧食部授予餘杭縣“無蟲糧倉”稱號並發給獎狀，華東區糧食局授予餘杭縣“保糧工作的旗幟”的錦旗。糧食部倉儲局龍映北副局長參加授獎。2月9日《浙江日報》笫一版報導了會議情況，並發表題為《進一步推廣“無蟲”糧倉先進經驗》的短評。

1954年3月6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介紹餘杭縣首創大批無蟲糧倉的事跡，並發表題為《推廣餘杭縣無蟲糧倉的經驗，作好糧食保管工作》的短評。

1954年3月6日—9日，餘杭縣召開了1953年度全縣保糧工作總結評比授獎大會，餘杭縣糧食局在總結“無蟲糧倉”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創建無蟲、無霉、無鼠、無雀的“四無糧倉”，這是全國糧食部門首次提出創建“四無”的口號。

1954年3月14日，《浙江日報》以頭版、二版和四版三個版面7篇文章12幅組照的規模集中報導了餘杭縣創造“無蟲”糧倉的事跡和創建“四無”糧倉的決心，並發表述評《把糧食保管工作的質量提高一步》。

1954年3月31日，浙江省糧食廳董方明廳長帶領全省各專署、縣（市）糧食局長到餘杭縣參觀無蟲糧倉。

1954年4月11日，浙江省糧食廳和省廣播電台聯合召開了廣播大會，學習推廣餘杭“無蟲糧倉”先進經驗，董方明廳長作報告，保糧模範喻傳秀和倉前糧管所馬五毛副主任介紹保糧經驗。至四月中旬，一個“學餘杭、創四無”的活動已在全省糧食系統廣泛開展。

1954年8月，浙江省糧食廳首次制訂了“四無糧倉”標準和鑑定辦法，這可稱之為全國第一部“四無標準”和“鑑定辦法”。

1955年4月，浙江省糧食廳按照糧食部頒發的全國統一標準，將“四無”內容調整為“無蟲、無霉、無鼠雀、無事故”。1954年一年中，浙江省開展了五次“四無”大檢查，累計檢查糧食60多億公斤。

1954年底，經過省糧食廳組織的檢查鑑定，餘杭全縣87座糧倉中，實現無蟲糧倉76座，無霉糧倉75座，無鼠糧倉30座，無雀糧倉75座，達到無蟲、無鼠、無雀、無霉的“四無糧倉”標準的有27座。

1955年，餘杭縣倉前糧庫獲得中央糧食部“首創四無”和浙江省人民委員會、浙江省糧食廳先進生產（工作）者、“模範糧庫”獎狀。

倉前糧倉

倉前糧倉位於餘杭倉前街道，南臨餘杭塘河，其前身是南宋時期臨安便民倉。今在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內完好保存了4棟單體建築，均坐北朝南，占地面積1661平方米。其中2棟為清道光年間的老式木房，於建國初作木板地壟倉，為房式倉。二十世紀60年代，按蘇聯模式加建2棟平房，為蘇式倉。是全國首批"無蟲"糧倉和“四無”糧倉舊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倉儲發展史

嘉慶《餘杭縣誌》倉廒篇有“積儲為濟民之實政，而倉廒又積儲之先務”之語，倉廒，儲糧處所也。

早在良渚文化時期出現的乾欄式房屋建築（即在地上栽樁架板，高於地面，然後在板面上建房），學者認為這既是餘杭先民的居室也是儲藏稻穀的倉庫，是史前社會長江下游地區一種別具特色的“糧倉模式”。乾欄式的最大優點是防潮、通風。甚至最初的乾欄式建築很可能就是為解決稻穀的大量儲藏而設計的。

我國實行糧食專倉儲備制度約創於春秋戰國之際，秦繼之，興盛於漢，至隋唐已具宏大規模,史稱“資儲遍於天下”。餘杭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糧倉古蹟是“餘杭倉城”，唐順宗永貞初（805年），由刺史張綱奏置。位於餘杭舊縣治以東二里的安樂山，每個倉房高二丈，上廣八尺，下廣二丈，多達四十餘間，周回四里一百五十步，築倉為城，城內還有更早的唐天寶八年（749年）採訪使奏置的常平倉（按，官府為實現糧食儲備價格調控所設的專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餘杭倉城”至五代吳越時為錢氏所廢。

兩宋時期，杭嘉湖有浙西糧倉之稱，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稻米產區，城北所聚漕糧大多為蘇、湖、常、秀、潤、淮稻米，糧源可謂近水樓台。尤其是到了南宋時期，都城遷至杭州，餘杭地處東南的財賦中心，各地漕運糧食大多通過運河運輸，“江湖米運輸京師（杭州），歲以千萬石計”，臨安有大的糧食倉庫八個，儲糧千萬石，可備臨安城二、三年之需。今餘杭“倉前”地名的由來，即因臨安便民倉所在而得名。

元明時期，餘杭的糧食儲備比較充足。特別是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權後，極為重視倉儲，敕令各地方政府在當地設立預備倉，糴糶收貯以備凶荒，並擇請當地年高篤實者進行倉儲管理。曹菽園《棲水文乘》：“預備倉始名老人倉。明初，令天下州縣鄉都各里置倉，擇耆老一人主之，故名。正統間，戶部奏遣郎中劉廣沖巡行兩浙，勸立預備，遂改老人倉為預備倉”。張半庵《棲里景物略》：“（預備倉）按此倉名為義倉，有二所：一屬仁和，在鎮之南奉真觀之右；一屬德清，在鎮之北大善寺之右，俱萬曆初重建”，其中塘棲仁和倉“按其基地，系藉沒姚、沈二姓民產，故姚氏墓，共有四畝零幾分，初署曰預備”，明季猶存。明末清初張有道《題棲水助義倉》詩：“水上連廒南北殊，殘黎粒食此中需。百年保乂渾無事，知是神皇勵政圖。”

整個明代，餘杭地界上共建有常平倉四個，分別在餘杭縣治東南三里五顯廟對面，以及瓶窯鎮，長樂鎮，閒林鎮。有預備倉七個，分別在縣治東南一里的際留坊、東南二里的德茂坊，縣北二十五里的後杳界和石瀨市，以及當時屬仁和縣治的臨平鎮，塘棲鎮（有兩個，一屬當時的仁和縣，一屬當時的德清縣）。縣倉一個，在縣城東儀門內之東。便民倉一處，在靈源二三保城西橋東，嘉靖年間遷至步伍橋東。其中，塘棲鎮逐漸成為杭州的主要“糧倉”，明嘉靖年間，儲米達數十萬石，而當時整個浙江規定運京的漕糧每年才63萬石（《大明會典》）。

到清代，地方政府對原有重要的倉儲設施予以重建，並不斷予以添建和完善，例如：康熙元年（1661年），餘杭知縣宋士吉同縣丞王家善重修倉前便民倉，新造後廳、川堂，並建造和加固圍牆。康熙十四年（1675年）餘杭知縣王奎光重修東關外便民倉坐廳三間，計倉廒二十二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餘杭知縣龔嶸在倉外繚以周垣，並築臨河之堤磡，以資完固。後又查案舊址，對縣治東南的兩個預備倉進行修建，設法積穀，以便賑濟。捐俸建設倉廒房屋，積穀一百石，並勸率各里積儲。至雍正五年（1727年），餘杭地方政府又添建倉廒六間，每間貯谷五百石。七年添建一十九間，八年添建一十六間。

明清時期不僅地方政府重視糧食儲備，民間也擁有大量的糧食庫存，初步實現了地方糧食安全的多元化。以塘棲為例，商人們利用春秋季節之差，以絲易米，造就了著名的米市。舊志稱：“市中富賈，外境販入米，炤期上棧，明歲春夏之交，開倉易絲，以獲其利”（《棲里景物略》卷一）。這種利國利己的商業模式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和有識之士的推崇。李杭《問心牘》：“夫唐棲四面水鄉，各省直米豆與諸貨物輻輳，縉紳及富厚之家，皆於此置造棧房，或自積營利，或召貯取租，其來久矣。大抵米粟出產有限，積囤無窮，秋成谷賤則收，次夏絲齊則發。換易之利，積計復至數倍。合無因其棧房之便，積囤之利，勸令隨力加積，據實報數，其縣或置一簿，聽各棧戶認填，余積米若干擔，除五月間換絲髮變外，務照原認米數，於青黃不接時候，督令湖墅發糶接濟。省下饑荒仍照時價，不虧原本，彼則總之取利，我則藉以濟荒，又或官有帑銀，即令唐棲積米之家領批附糴。其人起家斗斛角糠之間，計算必精，駕輕就熟，其從必勇，而又得借官批庇，其新米所利，亦不少舳艫銜尾。因公及私，此誠兩便之道也。”（《荒政叢書》卷一○）

清末民國初，餘杭倉儲設施或廢或毀，僅有縣東便民倉尚存部分，計頭門三間，倉廳三間，川堂一間，上房五間，倉神殿三間，頭門一座，倉廒六十間，廚房二間，照牆一堵。四面圍牆二百五十丈，又披屋兩間。光緒二年水毀沖塌頗多，後重修。與此相反，民間糧食貿易發展迅速，糧食儲備和應急功能逐漸由市場來實現。民國時期，如塘棲的米行多至 80餘家，一些米行資本雄厚，塘棲的“袁桐春”，有銀洋12萬以囤米，年進出約2萬石。餘杭塘棲和杭州大關、海寧硤石為杭州地區水路聯接的三大米市。由於糧食貿易發達，市場競爭激烈，各店均非常注重大米質量和價格穩定。但到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控制糧食，客貨運輸中斷，商戶凋敝，通貨膨脹日趨嚴重。抗戰勝利以後，雖然商業逐漸恢復，但糧價仍一夕數漲，為穩定米市，加強儲備，國民政府將餘杭鎮東門頭的三大商會會館改建為了糧倉。

——　摘自蘆雪齋《餘杭糧食倉儲發展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