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讀書聲》是一本《南方讀書報·閱讀周刊》精選書評的結集。它的內容涉及文學藝術、思想學術、歷史及科普等多個領域。該評論集以學術性、文化性與藝術性為基點，內容豐富、語言多樣、風格獨特，可以稱得上是書評精粹的結晶。它不僅有助於我們汲取優秀的文學評論的經驗，還可以為讀者提供一本上佳的閱讀導引。
基本介紹
- 書名：風雨讀書聲
- 出版社：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
- 頁數：276頁
- 開本：32
- 品牌：廣東花城出版社
- 作者：陳朝華 崔向紅
- 出版日期：2009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6053762, 9787536053762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風雨讀書聲》是一艘船，開動它——文學的、藝術的、建築的、歷史的、科普的海洋任您暢遊……
它是一扇窗，推開它——精彩的解讀，獨立的言說，思辨的啟迪盡在其在……
它是一把鑰，旋轉它——洞察世事，把握國脈，體認民心，共鳴與契合邀您共舞。
它是一扇窗，推開它——精彩的解讀，獨立的言說，思辨的啟迪盡在其在……
它是一把鑰，旋轉它——洞察世事，把握國脈，體認民心，共鳴與契合邀您共舞。
圖書目錄
第一輯 漆黑的頂峰
多麗絲·萊辛，女性寫作和政治人生/康慨
向地而生的力量/姜貴珍
陽光下讀懷特快事一樁/孫仲旭
沉默派大師/曾園
我是最漆黑的頂峰/凌越
從現在一直到偉大/凌越
伊斯坦堡，呼愁的國度/塵翎
療愈系閱讀/劉梓潔
精緻的紐約，僅僅是紐約/林野王
又走了一個，唯一的一個/費長房
孩子共和國的藝術家們/王文佳
第二輯 今晚的尖叫
巴黎何以為巴黎/嚴飛
搖滾何止成金/張曉舟
記住你今晚的尖叫! /成慶
塔可夫斯基的另一種時光/周成林
最後一個手執攝影機的說書人/徐詞
我看到了! /西閃
讓阿爾莫多瓦致敬的碧娜·鮑許/吳興文
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己的蘭登書屋/李湃
遊走在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之間/黎泰
解讀北京街道的紋理/彭礪青
中國村落：老百姓創造的文化遺產/陳志華
第三輯 歷史的迷霧
外國人寫的中國史教材/仇鹿鳴
中國人的房內發生了什麼事/成剛
言說自由之路，實以鮮血鋪就/蔡朝陽
猴子看象/獨眼
一代宗師郭廷以/張建軍
民國初年的憲政嘗試/陳夏紅
放寬抗戰史的界限/維舟
黃仁宇的“第一桶金”/蘇小和
可以談論“老大哥”了/梁捷
由西向東看香港/陸曉敏
老港正傳/沈層雲
《明報》王國的秘密/傅國涌
在西班牙歷史迷霧中穿行/劉煒茗
以理性解讀瘋狂/范昀
風暴過後，只剩虛空/萬家星
第四輯 獨立的言說
余英時：知識人的出路/柴子文
靠什麼走出中世紀/朴之
胡政之的才情與風骨/賈曉慧
尋覓心中的紅色傳奇/李公明
文化勝於國家/楊小剛
以對話取代獨白/彭礪青
吳敬璉的法治夢/笑蜀
對中國民眾死刑觀念的啟蒙/孫運梁
民主不僅是“有話好好說”/王曉漁
窮人經濟學家索托的忠告/蘇小和
防止最壞，期待最好/梁捷
農民工的夢想照進中國的現實/橋東里
不是革命，而是演化/李華芳
坐在第一排看中國/符麗
地球在變暖，誰幹的好事? /黃永明
多麗絲·萊辛，女性寫作和政治人生/康慨
向地而生的力量/姜貴珍
陽光下讀懷特快事一樁/孫仲旭
沉默派大師/曾園
我是最漆黑的頂峰/凌越
從現在一直到偉大/凌越
伊斯坦堡，呼愁的國度/塵翎
療愈系閱讀/劉梓潔
精緻的紐約，僅僅是紐約/林野王
又走了一個，唯一的一個/費長房
孩子共和國的藝術家們/王文佳
第二輯 今晚的尖叫
巴黎何以為巴黎/嚴飛
搖滾何止成金/張曉舟
記住你今晚的尖叫! /成慶
塔可夫斯基的另一種時光/周成林
最後一個手執攝影機的說書人/徐詞
我看到了! /西閃
讓阿爾莫多瓦致敬的碧娜·鮑許/吳興文
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己的蘭登書屋/李湃
遊走在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之間/黎泰
解讀北京街道的紋理/彭礪青
中國村落：老百姓創造的文化遺產/陳志華
第三輯 歷史的迷霧
外國人寫的中國史教材/仇鹿鳴
中國人的房內發生了什麼事/成剛
言說自由之路，實以鮮血鋪就/蔡朝陽
猴子看象/獨眼
一代宗師郭廷以/張建軍
民國初年的憲政嘗試/陳夏紅
放寬抗戰史的界限/維舟
黃仁宇的“第一桶金”/蘇小和
可以談論“老大哥”了/梁捷
由西向東看香港/陸曉敏
老港正傳/沈層雲
《明報》王國的秘密/傅國涌
在西班牙歷史迷霧中穿行/劉煒茗
以理性解讀瘋狂/范昀
風暴過後，只剩虛空/萬家星
第四輯 獨立的言說
余英時：知識人的出路/柴子文
靠什麼走出中世紀/朴之
胡政之的才情與風骨/賈曉慧
尋覓心中的紅色傳奇/李公明
文化勝於國家/楊小剛
以對話取代獨白/彭礪青
吳敬璉的法治夢/笑蜀
對中國民眾死刑觀念的啟蒙/孫運梁
民主不僅是“有話好好說”/王曉漁
窮人經濟學家索托的忠告/蘇小和
防止最壞，期待最好/梁捷
農民工的夢想照進中國的現實/橋東里
不是革命，而是演化/李華芳
坐在第一排看中國/符麗
地球在變暖，誰幹的好事? /黃永明
文摘
第一輯 漆黑的頂峰
多麗絲·萊辛，女性寫作和政治人生/康慨
獲知自己得到諾貝爾獎時，87歲的多麗絲·萊辛剛從醫院看兒子回來。家門口圍了一大堆記者，她一屁股坐到自家的台階上，對這份至高榮譽的反應顯得豪邁而爽朗，一如既往，絲毫不懂謙謙之道。
“我已經贏得了歐洲所有獎項，所有的牛逼大獎（every bloody one）。”她說，“我很高興把它們全得了，一個也不落。”
她還順手打破了一項世界紀錄——今年10月22日，老太太就將迎來自己的88歲大壽，這使她一舉成為有史以來最年長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此前這一紀錄的保持者，乃德國作家特奧多爾．莫姆森，他1902年獲獎時為85歲，轉年便去世了。
當然，高壽與諾貝爾文學獎之間並無必然聯繫，更不意味著你只要活得足夠長久，就一定會得到無上榮光。但是對過去107年來，那些至死也未聽到斯德哥爾摩喜訊的作家們來說，又何嘗不會感嘆活到最後也就笑到最後呢?
自1950年出道以來，多麗絲·萊辛女士已延續文學生涯長達57年，至今未覺筆沉手軟，這一時間甚至比許多作家的“物理生命”還要長。儘管其間亦有起落，經歷波峰浪谷，但她終歸是20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也是讀者面最廣的英國作家之一，哪怕僅有1962年的一部《金色筆記》，便足以使她在文學史上立足。
黑非洲經歷
1919年10月22日，多麗絲·萊辛生於波斯的克爾曼沙赫（今伊朗的巴克塔蘭），娘家姓泰勒，乃英國銀行職員阿爾弗雷德·庫克·泰勒和艾米麗·毛德。麥克維夫婦的頭生女。1925年，泰勒夫婦帶著多麗絲和小她兩歲的弟弟哈利遠赴南羅德西亞（今辛巴威），經營農場，但從未成功。
多麗絲的爸爸是個夢想家，種玉米賠錢後便一蹶不振，變得憤世嫉俗。她媽在家裡飛揚跋扈，卻照樣於事無補，小多麗絲因此一心想逃離家庭。在1994年出版的自傳首部《在我皮膚下》（Under，My Skin）的開篇，她回憶了自己在農場度過的童年時光。儘管家裡沒人信天主教，但她還是進了索爾茲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學校，不過14歲因眼疾輟學，從此再未回到課堂。按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未來的大作家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輩子只有國中文化——好在她有“我的大學”，通過博覽群書，自學成材。
15歲那年，少女多麗絲便離開破敗的農場，進城務工，先給人家做小保姆，然後到索爾茲伯里，逮啥幹啥，但以抄抄寫寫的文字活兒居多，從此養成寫字習慣，偷偷寫起小說。
1939年，多麗絲小姐嫁給了小科員弗蘭克·查爾斯·魏斯德姆，很快生了一子一女：約翰和珍。這段婚姻僅持續了四年。1945年，多麗絲女士再嫁德裔猶太難民和馬克思主義者戈特弗里德·萊辛，生子彼得。孰料第二場婚姻也不長久，萊辛夫婦於1949年離婚。戈特弗里德日後做了民主德國駐烏干達的大使。同年，多麗絲回到尚未從戰爭中復原的英國，從非洲陪伴她抵達倫敦的，只有滿腦袋的文學夢想、小兒子，以及第二任前夫的德國姓氏。
1997年，在紐約接受《Salon》雜誌採訪的時候，她說，她在任何場合中都是個“異類”，早在羅德西亞便是如此，不僅因為她的兩次婚姻，而且因為她是個“喜歡黑鬼的人（Kaffirlover）和赤色分子”，而在那個社會中，對黑人示好比當了“赤匪”還要壞上“一百萬倍”。
1950年，萊辛女士出版了小說處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以白入主婦與黑人男僕之間不可逾越的悲劇故事，寫盡非洲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之惡。從此正式踏上文學之路，以專業女作家的身份，在英國文壇和倫敦這座大都市中立足。
這一年，她只有30歲出頭，卻已經有了非凡的經歷：離過兩次婚，生過三個孩子，腦袋裡裝滿了非洲草原上的奇異故事。不僅如此，她還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在羅德西亞時，多麗絲便參加過馬克思主義小組，回到英國，才算真正“找到了組織”——1952年，她加入了英國共產黨，開過“8到10次”的支部會議，雖然於1956年那個多事之秋退了黨，但此後長期保持著政治熱情和左翼態度，不斷出現在反帝反核的街頭示威隊伍中。萊辛的“西方進步作家”的身份，即從此被蘇聯和新中國的文學界認定，她的長短篇小說開始在中國出版，早在1956年，《野草在歌唱》便被譯成中文。從此，中國讀者知道了兩個萊辛，一是18世紀的德國戲劇家和批評家萊辛（1729—1781），《拉奧孔》和《漢堡劇評》的作者；另一個是年輕的英國女作家，控訴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施於非洲人民的罪惡。同樣，因為她的共產黨員身份和反種族主義活動，南羅德西亞和南非當局於1956年宣布她“不得入境”。
紅色政治人生
她回憶當時的社會空氣，冷戰的氣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種“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氣氛，“它意味著每個人的反應都是極端的，要么擁護，要么反對。”
1997年，她對《Salon》解釋自己的政治取向：“資本主義死了。它已經完結了。而未來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在短時間內，我們將擁有公義、平等，婦女、殘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這種空談令最聰慧的人所信，也讓我產生興趣。”
但她的政治幻滅感很快出現，並看到越來越多的失敗和可怕的東西。這一思想軌跡與大多數左翼西方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並無不同。這就是那樣一個時代：求索，迷茫，壓抑，絕望。
她的作品不斷涉及作為夢想和人生經歷的共產主義。1962年，她出版了《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這是萊辛最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今日已被公認為戰後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之作。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視作萊辛這一時期充滿衝突的思想寫照，其中的“紅色筆記”所記錄的，正是她對“史達林叔叔”從崇拜到幻滅的精神歷程。
《金色筆記》的成功，奠定了萊辛此後的盛名。她逐漸被譽為當代的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或弗吉妮婭·伍爾芙。諾貝爾文學獎公布時，她的出版商、哈潑柯林斯集團的女老闆簡·弗里德曼正在德國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她對《紐約時報》說：“無論對女性，還是對文學而言，多麗絲·萊辛都是我們所有人的母親之一。”
1960年代早期，萊辛投身戲劇業，協助創辦了平民藝術項目“42中心”（Centre 42），同時也開始戲劇創作。60年代後期，她深受伊德里斯·夏（Idries Shah）和蘇菲主義和諧觀念的影響，閉門不出，修身養性，有近20年時間不再拋頭露面，專寫科幻小說（她自己更喜歡用“太空小說”而非科幻小說稱之），直到80年代中期，萊辛才重回公眾視野，演講，座談，不斷出國訪問。其小說創作，也從外太空回到地球，重拾現實主義，偶爾還以化名簡．薩默斯出書，故意掩藏身份，考驗那些只認作家名氣、不關心作品質量的出版商。
90年代，她開始縮減公開活動的次數，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寫作，但仍於1993年5月訪問了中國。
萊辛自稱已把歐洲文學大獎包圓兒的說法，大概不算自吹自擂。她得到過毛姆獎（1954）、美第奇外國小說獎（1976）、奧地利國家獎（1981）、WH·史密斯獎（1986）、JT·布萊克傳記獎（1995）、洛杉磯時報圖書獎（1995）和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2001）等一大堆閃閃發光的獎章和證書，不過，卻與本土的最高書獎——布克獎三次失之交臂：她先後於1971、1981和1985年三獲提名，但均未勝出。
同時，她拒絕了英女王的封爵。
反諷的“自由女性”
在多麗絲．萊辛的文學世界裡，有三大主要場景：非洲、英國，以及太空。她時而在非洲草原遊蕩，時而回到倫敦的公寓沉思，一會兒在銀河系外談人生，一會兒重歸人間仰望星空。她的文學生涯漫長而多彩，幾近60年不曾中斷，文體和技巧上亦變化多端，且廣泛涉及多種主題：女性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精神分析，甚至神秘的蘇菲教義，並且時而在創作之外，投入親身研習，至忘我境，有時不免走火人魔，陷於狂亂境地。她十分勤奮而多產，迄今已出版了約五十本著作，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戲劇、詩歌、自傳和隨筆集。她的重要作品被翻譯為多種外語，在世界許多國家出版，早已成為擁有世界性影響的大作家。
萊辛的早期作品多以非洲為背景，繼處女作《野草的歌唱》之後，從1952年到1969年，她陸續出版了《暴力的孩子們》五部曲，描寫主人公瑪莎．奎斯特在政治與女性意識上的雙重覺醒。在此期間出版的《金色筆記》（1962），則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結構，成為真正的現代文學經典。
卡特（Ronald Carter）和麥克雷（John MacRae）在所著《英愛文學史》（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中認為，萊辛的《暴力的孩子們》系列，“或許是戰後年輕女性自我探索小說中最豐富之作。”《金色筆記》則是“1960年代最獲盛譽的作品之一”。
瑞典學院在回顧萊辛的創作道路時，特別向《金色筆記》致敬，稱之為以20世紀的視角，揭示男女關係的少有的“一部先鋒之作”。而相對於萊辛日後自稱的那些“太空小說”，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則在《牛津英國文學伴侶》（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中寫道，《金色筆記》是萊辛的“精神太空小說”。
小說的主人公是女作家安娜·伍爾夫，為了從混亂的狀態中理出頭緒，她記錄了四本筆記，以黑、紅、黃、藍四種顏色區別，分別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參與共產主義活動的政治經歷，她為更好理解自己而虛構出的另一個自我，以及記載夢想、13常生活和男女關係的個人日記，最後整合為“金色”的第五本筆記，其中充滿了文學女性在面對創作瓶頸時的內心苦鬥，亦關乎愛情、性解放、母愛和政治。小說也以這四本筆記的反覆出現和交疊結構全書，展現出安娜的內心衝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視為“自由女性”（解放了的、對男性更多責備，而不願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以此作為每一部分的開篇和結尾，儘管從她的言行來看，所謂的“自由女性”不無反諷。
“許多人稱頌《金色筆記》是萊辛的女性主義宣言……卻低估了它對共產主義和弗洛伊德這對雙生神祇的批評。”卡羅爾·辛普森·斯特恩（Carol Simpson Stern）在《當代小說家》（Contemporary Novel-ists）一書中寫道。而萊辛本人也反對評論界給她戴上女性主義者的高帽子。事實上，她的女性主義立場是有很大保留的，甚至對作為一種思潮和社會運動的女性主義本身也充滿了懷疑。小說結構上的複雜，映襯著現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混沌狀態，也驗證著萊辛對女性主義運動把複雜問題弄得“過於簡單化”的指責。
從瑪莎·奎斯特到安娜．伍爾夫，萊辛筆下有多個令人難忘的女性形象，她們既非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令人心碎的犧牲品，亦非手刃惡漢、或到處吹噓睡了多少個男人的激進的娘子軍，而是有思想自覺，有政治行動，但也因此深處痛苦漩渦，在自由與不自由，解放與未解放之間徘徊的女性。這樣的女性，儘管你在身邊不容易發現，卻又何嘗不是從她們身上看透了社會，看到她們包容著時代呢?她們的困境，又何嘗不是我們所有人——包括男性在內——的集體困境呢?
太空小說
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萊辛風格突變，開始轉向科幻小說創作——即她自稱的“太空小說”（space fiction）。自1979年到1984年，萊辛連出四書，集於《南船座老人星檔案》（Canopus in Argos：Ar-chives）的總題之下，寫核戰爭之後的人類種屬的發展。這一系列多少受了古代波斯索菲主義的影響一一生於波斯似乎讓她獲得了某種自我暗示，她甚至遁人深閨，潛心修煉。但是評論界和讀者對她這一階段的作品並不太買賬，他們更懷念那個紮根於現實、勇於挑戰陳規舊習、才華橫溢的新銳女作家。
1915年，萊辛從太空返回了地球，以一部《好恐怖分子》 （The Good 7errorist）重歸現實主義。1994年和1997年先後出版的自傳《在我皮膚下》和《行於幽暗》（Walking in the Shade）“標誌著她寫作生涯的一個新的高峰”。瑞典學院在授獎詞中說，“萊辛回溯的，不僅是她個人的生活，也是整個時代：英帝國的最後時日。”2001年出版的《最甜的夢》（The Sweetest Dream）儘管以虛構的形式出現，卻應是上述兩書的續篇，之所以寫成小說，大概是為生者避諱吧。
萊辛的其他重要作品還有《黑暗之前的夏日》（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1973），以及《第五個孩子》（The Fifth Child，198t），後者寫的是蠻暴巨嬰“本”，從娘胎里到學校，毀壞家庭，危害社會，在傳統的哥德式英國恐怖小說的外衣下，甚至帶上了些魔幻色彩。
2007年夏天，萊辛新出小說《裂隙》（The Cleft），再度披上科幻外衣，借古羅馬歷史學家之口，講原始社會初期沒有男人的世界。那時的所有人類均為女性，以單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嬰，而男嬰之所以出現，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數代戰鬥之後，女性終於接納男性：不僅從中發現性愛之美，亦退居二線，將領導權轉授男人，在純粹的動物式的性愛之外，兩性也滋生出友誼與愛情，進而發現男女相互需要的意義所在。
真正的女性主義者無法容忍這樣的“反動”作品，她們寧願要鬥爭而不要和諧。萊辛反擊說，《裂隙》根本無意做到“政治正確”。而這個字眼兒也出現在哈羅德．布盧姆對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論中。布盧姆教授說，瑞典學院的決定是出於“純粹的政治正確”，“儘管萊辛女士曾以一種少有的絕佳品質開始其寫作生涯，但我發現
她過去15年的作品完全無法卒讀……四流的科幻小說而已。”
當然，他說的只是“過去15年”，因為在他開列的那份著名的“西方正典”書目中，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赫然在目。
向地而生的力量/姜貴珍
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出版，帶給我們一次震撼的閱讀體驗。
那是一部描述夾邊溝農場右派的書，對右派命運的關注並不始白楊顯惠，他的特點在於他那種秉承自傳統史書的態度和勇氣，“不虛美，不隱惡。”
楊顯惠以彼書所開掘的那段獨特歷史和小說中體現出的強烈真實感受到關注，也為在文體和主義之流中疲倦不堪的文壇指出一種新的可能：對新題材的開發和對老技法的復歸。
2007年2月，楊顯惠的又一力作《定西孤兒院紀事》出版。
在一波波的文學潮流短促掀起又迅速衰竭，貌似潮流與技巧的花樣都已被窮盡的文壇，這兩部書是異數，也是矯正。內地文學自80年代中期以來開始的對“怎么寫”的轉向，使得眾多創作基本放棄了在開掘新題材上的努力，從公眾熟悉的視野取材，成為多數作家的選擇，文學的精力在“虛構”和“形式”上漸漸耗費。
這兩部作品卻似乎天然地擺脫了“怎么寫”的困惑，用大家久已貶抑過的現實主義筆法，呈現一個充滿原倉小陸的文學世界。
面向形式的追逐漸漸窮盡，貼近地面的翅膀慢慢高揚，如果說《夾邊溝記事》還存在著一些不足的話，那么在“底層寫作”和“現實主義衝擊波”表露了對真實的呼喚和渴望之後，在楊顯惠以更克制的筆法和更乾淨的風格馴服了他的那些特異題材之後，我們終於迎來了真實、厚重、面向現世和歷史的力作：《定西孤兒院紀事》。
這是關於1958年到1960年甘肅定西地區大饑荒遺孤們的故事，是又一本重新發現被遺忘的記憶之書，更是一本在文學上有著特殊風格和成績的小說。一本關於饑荒、死亡、記憶等重大題材的厚重文學作品。
從1958年到1961年三年大饑荒中的右派轉向大饑荒中的孤兒，楊顯惠的小說題材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同時也具有很鮮明的新鮮感。他一向描述的是被遺忘的歷史，被遮蔽的真實，因為《夾邊溝記事》，夾邊溝成為了右派命運研究的一個重要事件，因為《定西孤兒院紀事》，人們重新記憶起那些被禁止被淡忘的大饑荒年頭，記憶起了那些人相食的慘烈往事。楊顯惠總是從潮流的夾縫中逆向而行，在歷史深處觸底，發掘出真相的基石。他所描述的題材，不僅文學工作者很少關注，連歷史工作者也因種種原因未及打撈。他不僅重新發現文學的疆土，也重新整理人們的記憶。
多麗絲·萊辛，女性寫作和政治人生/康慨
獲知自己得到諾貝爾獎時，87歲的多麗絲·萊辛剛從醫院看兒子回來。家門口圍了一大堆記者，她一屁股坐到自家的台階上，對這份至高榮譽的反應顯得豪邁而爽朗，一如既往，絲毫不懂謙謙之道。
“我已經贏得了歐洲所有獎項，所有的牛逼大獎（every bloody one）。”她說，“我很高興把它們全得了，一個也不落。”
她還順手打破了一項世界紀錄——今年10月22日，老太太就將迎來自己的88歲大壽，這使她一舉成為有史以來最年長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此前這一紀錄的保持者，乃德國作家特奧多爾．莫姆森，他1902年獲獎時為85歲，轉年便去世了。
當然，高壽與諾貝爾文學獎之間並無必然聯繫，更不意味著你只要活得足夠長久，就一定會得到無上榮光。但是對過去107年來，那些至死也未聽到斯德哥爾摩喜訊的作家們來說，又何嘗不會感嘆活到最後也就笑到最後呢?
自1950年出道以來，多麗絲·萊辛女士已延續文學生涯長達57年，至今未覺筆沉手軟，這一時間甚至比許多作家的“物理生命”還要長。儘管其間亦有起落，經歷波峰浪谷，但她終歸是20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也是讀者面最廣的英國作家之一，哪怕僅有1962年的一部《金色筆記》，便足以使她在文學史上立足。
黑非洲經歷
1919年10月22日，多麗絲·萊辛生於波斯的克爾曼沙赫（今伊朗的巴克塔蘭），娘家姓泰勒，乃英國銀行職員阿爾弗雷德·庫克·泰勒和艾米麗·毛德。麥克維夫婦的頭生女。1925年，泰勒夫婦帶著多麗絲和小她兩歲的弟弟哈利遠赴南羅德西亞（今辛巴威），經營農場，但從未成功。
多麗絲的爸爸是個夢想家，種玉米賠錢後便一蹶不振，變得憤世嫉俗。她媽在家裡飛揚跋扈，卻照樣於事無補，小多麗絲因此一心想逃離家庭。在1994年出版的自傳首部《在我皮膚下》（Under，My Skin）的開篇，她回憶了自己在農場度過的童年時光。儘管家裡沒人信天主教，但她還是進了索爾茲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學校，不過14歲因眼疾輟學，從此再未回到課堂。按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未來的大作家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輩子只有國中文化——好在她有“我的大學”，通過博覽群書，自學成材。
15歲那年，少女多麗絲便離開破敗的農場，進城務工，先給人家做小保姆，然後到索爾茲伯里，逮啥幹啥，但以抄抄寫寫的文字活兒居多，從此養成寫字習慣，偷偷寫起小說。
1939年，多麗絲小姐嫁給了小科員弗蘭克·查爾斯·魏斯德姆，很快生了一子一女：約翰和珍。這段婚姻僅持續了四年。1945年，多麗絲女士再嫁德裔猶太難民和馬克思主義者戈特弗里德·萊辛，生子彼得。孰料第二場婚姻也不長久，萊辛夫婦於1949年離婚。戈特弗里德日後做了民主德國駐烏干達的大使。同年，多麗絲回到尚未從戰爭中復原的英國，從非洲陪伴她抵達倫敦的，只有滿腦袋的文學夢想、小兒子，以及第二任前夫的德國姓氏。
1997年，在紐約接受《Salon》雜誌採訪的時候，她說，她在任何場合中都是個“異類”，早在羅德西亞便是如此，不僅因為她的兩次婚姻，而且因為她是個“喜歡黑鬼的人（Kaffirlover）和赤色分子”，而在那個社會中，對黑人示好比當了“赤匪”還要壞上“一百萬倍”。
1950年，萊辛女士出版了小說處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以白入主婦與黑人男僕之間不可逾越的悲劇故事，寫盡非洲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之惡。從此正式踏上文學之路，以專業女作家的身份，在英國文壇和倫敦這座大都市中立足。
這一年，她只有30歲出頭，卻已經有了非凡的經歷：離過兩次婚，生過三個孩子，腦袋裡裝滿了非洲草原上的奇異故事。不僅如此，她還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在羅德西亞時，多麗絲便參加過馬克思主義小組，回到英國，才算真正“找到了組織”——1952年，她加入了英國共產黨，開過“8到10次”的支部會議，雖然於1956年那個多事之秋退了黨，但此後長期保持著政治熱情和左翼態度，不斷出現在反帝反核的街頭示威隊伍中。萊辛的“西方進步作家”的身份，即從此被蘇聯和新中國的文學界認定，她的長短篇小說開始在中國出版，早在1956年，《野草在歌唱》便被譯成中文。從此，中國讀者知道了兩個萊辛，一是18世紀的德國戲劇家和批評家萊辛（1729—1781），《拉奧孔》和《漢堡劇評》的作者；另一個是年輕的英國女作家，控訴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施於非洲人民的罪惡。同樣，因為她的共產黨員身份和反種族主義活動，南羅德西亞和南非當局於1956年宣布她“不得入境”。
紅色政治人生
她回憶當時的社會空氣，冷戰的氣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種“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氣氛，“它意味著每個人的反應都是極端的，要么擁護，要么反對。”
1997年，她對《Salon》解釋自己的政治取向：“資本主義死了。它已經完結了。而未來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在短時間內，我們將擁有公義、平等，婦女、殘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這種空談令最聰慧的人所信，也讓我產生興趣。”
但她的政治幻滅感很快出現，並看到越來越多的失敗和可怕的東西。這一思想軌跡與大多數左翼西方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並無不同。這就是那樣一個時代：求索，迷茫，壓抑，絕望。
她的作品不斷涉及作為夢想和人生經歷的共產主義。1962年，她出版了《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這是萊辛最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今日已被公認為戰後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之作。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視作萊辛這一時期充滿衝突的思想寫照，其中的“紅色筆記”所記錄的，正是她對“史達林叔叔”從崇拜到幻滅的精神歷程。
《金色筆記》的成功，奠定了萊辛此後的盛名。她逐漸被譽為當代的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或弗吉妮婭·伍爾芙。諾貝爾文學獎公布時，她的出版商、哈潑柯林斯集團的女老闆簡·弗里德曼正在德國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她對《紐約時報》說：“無論對女性，還是對文學而言，多麗絲·萊辛都是我們所有人的母親之一。”
1960年代早期，萊辛投身戲劇業，協助創辦了平民藝術項目“42中心”（Centre 42），同時也開始戲劇創作。60年代後期，她深受伊德里斯·夏（Idries Shah）和蘇菲主義和諧觀念的影響，閉門不出，修身養性，有近20年時間不再拋頭露面，專寫科幻小說（她自己更喜歡用“太空小說”而非科幻小說稱之），直到80年代中期，萊辛才重回公眾視野，演講，座談，不斷出國訪問。其小說創作，也從外太空回到地球，重拾現實主義，偶爾還以化名簡．薩默斯出書，故意掩藏身份，考驗那些只認作家名氣、不關心作品質量的出版商。
90年代，她開始縮減公開活動的次數，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寫作，但仍於1993年5月訪問了中國。
萊辛自稱已把歐洲文學大獎包圓兒的說法，大概不算自吹自擂。她得到過毛姆獎（1954）、美第奇外國小說獎（1976）、奧地利國家獎（1981）、WH·史密斯獎（1986）、JT·布萊克傳記獎（1995）、洛杉磯時報圖書獎（1995）和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2001）等一大堆閃閃發光的獎章和證書，不過，卻與本土的最高書獎——布克獎三次失之交臂：她先後於1971、1981和1985年三獲提名，但均未勝出。
同時，她拒絕了英女王的封爵。
反諷的“自由女性”
在多麗絲．萊辛的文學世界裡，有三大主要場景：非洲、英國，以及太空。她時而在非洲草原遊蕩，時而回到倫敦的公寓沉思，一會兒在銀河系外談人生，一會兒重歸人間仰望星空。她的文學生涯漫長而多彩，幾近60年不曾中斷，文體和技巧上亦變化多端，且廣泛涉及多種主題：女性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精神分析，甚至神秘的蘇菲教義，並且時而在創作之外，投入親身研習，至忘我境，有時不免走火人魔，陷於狂亂境地。她十分勤奮而多產，迄今已出版了約五十本著作，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戲劇、詩歌、自傳和隨筆集。她的重要作品被翻譯為多種外語，在世界許多國家出版，早已成為擁有世界性影響的大作家。
萊辛的早期作品多以非洲為背景，繼處女作《野草的歌唱》之後，從1952年到1969年，她陸續出版了《暴力的孩子們》五部曲，描寫主人公瑪莎．奎斯特在政治與女性意識上的雙重覺醒。在此期間出版的《金色筆記》（1962），則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結構，成為真正的現代文學經典。
卡特（Ronald Carter）和麥克雷（John MacRae）在所著《英愛文學史》（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中認為，萊辛的《暴力的孩子們》系列，“或許是戰後年輕女性自我探索小說中最豐富之作。”《金色筆記》則是“1960年代最獲盛譽的作品之一”。
瑞典學院在回顧萊辛的創作道路時，特別向《金色筆記》致敬，稱之為以20世紀的視角，揭示男女關係的少有的“一部先鋒之作”。而相對於萊辛日後自稱的那些“太空小說”，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則在《牛津英國文學伴侶》（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中寫道，《金色筆記》是萊辛的“精神太空小說”。
小說的主人公是女作家安娜·伍爾夫，為了從混亂的狀態中理出頭緒，她記錄了四本筆記，以黑、紅、黃、藍四種顏色區別，分別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參與共產主義活動的政治經歷，她為更好理解自己而虛構出的另一個自我，以及記載夢想、13常生活和男女關係的個人日記，最後整合為“金色”的第五本筆記，其中充滿了文學女性在面對創作瓶頸時的內心苦鬥，亦關乎愛情、性解放、母愛和政治。小說也以這四本筆記的反覆出現和交疊結構全書，展現出安娜的內心衝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視為“自由女性”（解放了的、對男性更多責備，而不願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以此作為每一部分的開篇和結尾，儘管從她的言行來看，所謂的“自由女性”不無反諷。
“許多人稱頌《金色筆記》是萊辛的女性主義宣言……卻低估了它對共產主義和弗洛伊德這對雙生神祇的批評。”卡羅爾·辛普森·斯特恩（Carol Simpson Stern）在《當代小說家》（Contemporary Novel-ists）一書中寫道。而萊辛本人也反對評論界給她戴上女性主義者的高帽子。事實上，她的女性主義立場是有很大保留的，甚至對作為一種思潮和社會運動的女性主義本身也充滿了懷疑。小說結構上的複雜，映襯著現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混沌狀態，也驗證著萊辛對女性主義運動把複雜問題弄得“過於簡單化”的指責。
從瑪莎·奎斯特到安娜．伍爾夫，萊辛筆下有多個令人難忘的女性形象，她們既非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令人心碎的犧牲品，亦非手刃惡漢、或到處吹噓睡了多少個男人的激進的娘子軍，而是有思想自覺，有政治行動，但也因此深處痛苦漩渦，在自由與不自由，解放與未解放之間徘徊的女性。這樣的女性，儘管你在身邊不容易發現，卻又何嘗不是從她們身上看透了社會，看到她們包容著時代呢?她們的困境，又何嘗不是我們所有人——包括男性在內——的集體困境呢?
太空小說
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萊辛風格突變，開始轉向科幻小說創作——即她自稱的“太空小說”（space fiction）。自1979年到1984年，萊辛連出四書，集於《南船座老人星檔案》（Canopus in Argos：Ar-chives）的總題之下，寫核戰爭之後的人類種屬的發展。這一系列多少受了古代波斯索菲主義的影響一一生於波斯似乎讓她獲得了某種自我暗示，她甚至遁人深閨，潛心修煉。但是評論界和讀者對她這一階段的作品並不太買賬，他們更懷念那個紮根於現實、勇於挑戰陳規舊習、才華橫溢的新銳女作家。
1915年，萊辛從太空返回了地球，以一部《好恐怖分子》 （The Good 7errorist）重歸現實主義。1994年和1997年先後出版的自傳《在我皮膚下》和《行於幽暗》（Walking in the Shade）“標誌著她寫作生涯的一個新的高峰”。瑞典學院在授獎詞中說，“萊辛回溯的，不僅是她個人的生活，也是整個時代：英帝國的最後時日。”2001年出版的《最甜的夢》（The Sweetest Dream）儘管以虛構的形式出現，卻應是上述兩書的續篇，之所以寫成小說，大概是為生者避諱吧。
萊辛的其他重要作品還有《黑暗之前的夏日》（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1973），以及《第五個孩子》（The Fifth Child，198t），後者寫的是蠻暴巨嬰“本”，從娘胎里到學校，毀壞家庭，危害社會，在傳統的哥德式英國恐怖小說的外衣下，甚至帶上了些魔幻色彩。
2007年夏天，萊辛新出小說《裂隙》（The Cleft），再度披上科幻外衣，借古羅馬歷史學家之口，講原始社會初期沒有男人的世界。那時的所有人類均為女性，以單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嬰，而男嬰之所以出現，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數代戰鬥之後，女性終於接納男性：不僅從中發現性愛之美，亦退居二線，將領導權轉授男人，在純粹的動物式的性愛之外，兩性也滋生出友誼與愛情，進而發現男女相互需要的意義所在。
真正的女性主義者無法容忍這樣的“反動”作品，她們寧願要鬥爭而不要和諧。萊辛反擊說，《裂隙》根本無意做到“政治正確”。而這個字眼兒也出現在哈羅德．布盧姆對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論中。布盧姆教授說，瑞典學院的決定是出於“純粹的政治正確”，“儘管萊辛女士曾以一種少有的絕佳品質開始其寫作生涯，但我發現
她過去15年的作品完全無法卒讀……四流的科幻小說而已。”
當然，他說的只是“過去15年”，因為在他開列的那份著名的“西方正典”書目中，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赫然在目。
向地而生的力量/姜貴珍
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出版，帶給我們一次震撼的閱讀體驗。
那是一部描述夾邊溝農場右派的書，對右派命運的關注並不始白楊顯惠，他的特點在於他那種秉承自傳統史書的態度和勇氣，“不虛美，不隱惡。”
楊顯惠以彼書所開掘的那段獨特歷史和小說中體現出的強烈真實感受到關注，也為在文體和主義之流中疲倦不堪的文壇指出一種新的可能：對新題材的開發和對老技法的復歸。
2007年2月，楊顯惠的又一力作《定西孤兒院紀事》出版。
在一波波的文學潮流短促掀起又迅速衰竭，貌似潮流與技巧的花樣都已被窮盡的文壇，這兩部書是異數，也是矯正。內地文學自80年代中期以來開始的對“怎么寫”的轉向，使得眾多創作基本放棄了在開掘新題材上的努力，從公眾熟悉的視野取材，成為多數作家的選擇，文學的精力在“虛構”和“形式”上漸漸耗費。
這兩部作品卻似乎天然地擺脫了“怎么寫”的困惑，用大家久已貶抑過的現實主義筆法，呈現一個充滿原倉小陸的文學世界。
面向形式的追逐漸漸窮盡，貼近地面的翅膀慢慢高揚，如果說《夾邊溝記事》還存在著一些不足的話，那么在“底層寫作”和“現實主義衝擊波”表露了對真實的呼喚和渴望之後，在楊顯惠以更克制的筆法和更乾淨的風格馴服了他的那些特異題材之後，我們終於迎來了真實、厚重、面向現世和歷史的力作：《定西孤兒院紀事》。
這是關於1958年到1960年甘肅定西地區大饑荒遺孤們的故事，是又一本重新發現被遺忘的記憶之書，更是一本在文學上有著特殊風格和成績的小說。一本關於饑荒、死亡、記憶等重大題材的厚重文學作品。
從1958年到1961年三年大饑荒中的右派轉向大饑荒中的孤兒，楊顯惠的小說題材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同時也具有很鮮明的新鮮感。他一向描述的是被遺忘的歷史，被遮蔽的真實，因為《夾邊溝記事》，夾邊溝成為了右派命運研究的一個重要事件，因為《定西孤兒院紀事》，人們重新記憶起那些被禁止被淡忘的大饑荒年頭，記憶起了那些人相食的慘烈往事。楊顯惠總是從潮流的夾縫中逆向而行，在歷史深處觸底，發掘出真相的基石。他所描述的題材，不僅文學工作者很少關注，連歷史工作者也因種種原因未及打撈。他不僅重新發現文學的疆土，也重新整理人們的記憶。
序言
這是《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書評精粹的結晶，其所評對象是近三年來在文學藝術、思想學術、歷史及科普等多個領域產生重要影響的優秀圖書。同時，這也是《南方都市報》創刊11年來讀書版相關文章第一次結集出版。
近10年來，《南方都市報》的文化副刊一直在顛覆和突破傳統副刊小情小調、無病呻吟的快餐消閒生態，以清新脫俗的文風、啟蒙心志的品趣、體察現實的情懷、追蹤思潮的敏銳，構建並呈現出有自我格局、有自己靈魂的都市副刊新模組。而讀書版，無疑是審視南方都市報副刊的文化個性與價值取捨最開闊最活躍的標本。它的獨立姿態與評判深度、它的專業操守與表達高度，是締造《南方都市報》文化影響力和公信力最銳利也最沉實的符號譜系。
近10年來，《南方都市報》的文化副刊一直在顛覆和突破傳統副刊小情小調、無病呻吟的快餐消閒生態，以清新脫俗的文風、啟蒙心志的品趣、體察現實的情懷、追蹤思潮的敏銳，構建並呈現出有自我格局、有自己靈魂的都市副刊新模組。而讀書版，無疑是審視南方都市報副刊的文化個性與價值取捨最開闊最活躍的標本。它的獨立姿態與評判深度、它的專業操守與表達高度，是締造《南方都市報》文化影響力和公信力最銳利也最沉實的符號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