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顧大川
- 別名：谷蘭亭，劉文元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河北完縣
- 出生日期：1909年
- 逝世日期：1970年
- 職業：革命者
- 畢業院校：保定省立第二師範
- 信仰：共產主義
- 榮譽：“北平市國小教員會”執委
人物生平,悼文,
人物生平
出身農家。本名谷蘭亭。保定第二師範畢業。
三十年代在北平做國小教員，接受共產主義思想。
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支部書記。組織領導北平市國小教員的索薪、罷課、怠工等活動，被選為“北平市國小教員會”執委。
發起組織“語文研究會”，研究語文問題和國語羅馬字運動等。
1936年任中共北平市委文委書記。
抗日戰爭爆發後，流徙徐州，受聘為《國民日報》主筆，旬月間撰寫社論數十篇，鼓吹抗戰。
1937年11月至山西臨汾，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國總隊部組織部長，中共晉冀豫省工委特派員，領導豫北和民軍內的黨組織。負責華北軍政幹部學校，任太行南區抗日游擊司令部工委書記、政治主任。
1938年5月起，任太南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後兼宣傳部長）。
1940年1月，任太岳區黨委宣傳部長。
1943年任太岳區一地委書記、太岳軍區一分區政委兼決一旅政委。
1946年任太岳區黨委民運部長，領導太岳區土地改革，率太岳區代表團赴西柏坡參加全國土地會議。
相繼任太岳區黨委副書記、書記，太岳軍區副政委、政委。
1949年6月奉調入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
1952年11月調任中央人民政府計畫委員會，任農林水利計畫局局長，計委委員。
1956年起，任農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1962年率調查組赴四川郫縣，調查大躍進期間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歷時數月，深入村戶，親自計數墳頭，組織撰寫了十幾份詳細的調查報告呈中央。
1966年9月被打倒，其“四川調查”被誣指為“為劉少奇搞赫魯雪夫式政變報告準備材料”。
1970年夏下放河南西華農業部“五七幹校”，遭連續批鬥。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
1978年獲平反昭雪。
悼文
憶大川同志
吳辰
1943年秋季，我（時任太岳區一地委趙城縣委書記）到安澤縣看望縣委書記石萍（即宋潔涵）同志期間，地委書記顧大川同志找我，要我到地委去一下。我到地委見到大川同志後，他讓我準備匯報趙城工作。次日，我匯報一個多小時後，他說有些情況還不大清楚，咱們再繼續談談。
“趙城人民生活狀況如何？”大川同志詢問。我講了些情況，他說：講具體，“把游擊根據地、游擊區、敵占區各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典型戶講講？”我說不上來。他又問：“趙城敵我鬥爭形勢如何？”我講了些情況，他又說：“講具體，趙城城內、各據點敵軍數字及其動向如何？”我又無法回答。他一直問，一連問了我十多個問題，我都說不清楚。他看見我不好意思，給我一支香菸，又講個笑話，輕鬆一下。但是，緊接著又繼續發問，我覺得比挨打還要難受！快結束時，大川同志又把趙城工作做了肯定，說對敵鬥爭搞得好，各項任務完成得好，等等。不管怎樣說，我總覺得他在我頭上猛擊一拳，告訴我：要認真整風，要面向實際，要深入調查研究。
當天下午，大川同志讓我參加地委會，討論生產救災問題，到會地委委員有：軍分區司令員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劉有光、參謀長李成芳等。會開始後，大川同志講，關於生產救災今天著重談代食品問題，已通知大家準備意見，請講吧。到會委員都發了言，而且都是在民眾中調查過的新鮮意見。最後，大川同志講了幾句結束語，很扼要，很生動，我又受到一次領導方法的教育。
當年冬季，地委召集各縣縣委書記進行整風學習，共學20餘天。大川同志經常和我們閒談，過些日子，竟把閒談話題成為他系統報告的內容，他真有“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的”領導藝術。我觀察他頭腦中只有一件事——工作，個人生活很艱苦。他是我經常懷念的一位領導者。他已於1970年10月26日逝世，當時任國務院農業部副部長。他是1932年入黨的老黨員，資格老，品質好，水平高，貢獻多，給我們留下一個感人的偉大形象。
（本文摘自吳辰同志著《關於參加抗日戰爭的回憶錄》）
剛正清廉實事求是——紀念顧大川同志
（高揚文、王新三、焦善民、郭欽安、劉有光、董謙）
顧大川同志離開我們已經20年了。他生前曾任農業部副部長。他的共產主義的覺悟較早。1932年當他還是一個23歲的青年，便冒著生命的危險，在白色恐怖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隨後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又積極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他的一生表現了一個成熟的、真正的共產主義先鋒戰士的高尚品質。在生活上，一貫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在品德上，一貫剛直不阿，堅持原則；在學習上，一貫堅持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孜孜不倦，力求理論聯繫實際；在工作上，一貫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作風上，一貫密切聯繫民眾，與民眾同呼吸共命運，虛心聽取民眾意見，並善於團結幹部和耐心教育幹部。他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崇高的理想，而一貫身體力行的這些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風，不僅對我們這些前後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或者曾在同一地區和同一單位工作過的人，都有很深的感受，受過很多的教益，令人難以忘懷；就是對於當前進行的黨風教育、廉政建設、社會主義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也會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鑑作用。在這裡，我們著重對他一生剛正清廉的高尚品德和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作一個簡要的回憶，以表示對他的深切悼念和永久懷念！
（一）
從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歷史上看，無論在殘酷鬥爭的戰爭年代，也無論在現代化建設的和平時期，有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員，都是一輩子為政清廉，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甚至犧牲了自己的性命，顧大川同志就是這樣一位一輩子默默奉獻的人。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根據地軍民生活都是十分困難的，40年代初，天遭大旱，餓殍載道，當時大川作為太岳區一地委書記和一軍分區政委，時刻關懷的是怎么解救和減輕人民的苦難，並常以此教育家屬。1942年，他妻子生孩子時，沒有布做尿布，要他批點布以便給孩子做尿布。大川為此事嚴肅地批評說：“如果我這個軍分區政委帶頭拿軍用物資自用，大家都來要怎么辦？軍用布匹本來就少，都是為了解決部隊的急需。你怎么會這么想問題？”還有一次，大川妻子餵了幾隻小雞，準備雞下蛋後給他補養補養。他知道後又批評說：“你只惦記著自己，養雞為了補養自己，為什麼不去動員民眾餵雞，使大家都改善生活？！”他公私分明，剛正清廉，越是有困難，越是嚴格要求自己，要求家屬。
在艱苦的戰爭歲月是這樣，全國解放後進了大城市，身處在可能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的社會環境裡，大川先是作為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後來又作為中央農業部副部長，在長達22年的時間裡，他都是一直保持著艱苦奮鬥、剛正清廉的優良傳統。“以小見大”，這裡還是列舉兩件小事來說吧。1950年，大川再婚時，按常情來說，作為市委秘書長這樣一位不大也不小的幹部，結婚不大操大辦，也該在機關食堂宴請一下介紹人，或者買些糖果舉辦一個結婚儀式。可是，他什麼儀式也沒舉行，他們結婚後，介紹人才知道，連塊喜糖也沒吃著。難怪熟識他的人閒聊起來，就風趣地開玩笑說：“大川這位同志，又奇又怪，有時怪到不通情理的程度。”
這種怪癖也反映在大川的日常生活中，他在農業部任副部長時，住在一座小四合頭院子裡，東、西、北三面房間一共約有七、八十平方米，北房的會客室兼書房，約有18平方米，貼牆擺滿了破舊的桌子和書櫃，書櫃跟前長長地擺著一套紫紅色的破沙發，人坐下去就是個坑，茶几前只留下一長條走人的空隙。因此，客人進了部長屋，背靠“層層高山”，面對“峭壁石岩”，加上房間色調暗淡，沒點舒朗之感。可是他從沒要求更新。他不追求生活上的舒適，而把精力都集中在工作與學習上。他節假日很少外出串門子，不是上書店去看書買書，便是在屋子裡埋頭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從1953年到1964年，他就在這屋子裡寫了《關於辯證法的幾個問題》和《馬克思價值學說》的兩篇學習筆記。
從這些簡單的事例中，不難看出清正廉潔、艱苦樸素、勤懇學習的作風，不僅貫穿著他的一生，而且充分反映了他的高尚品德和個性。
（二）
大川同志的清正廉潔和勤懇學習的精神，也直接反映在他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上。這就是他在工作上勤政務實，善於獨立思考，堅持實事求是和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儘管有的時候，人們認為他在“鑽牛角尖”，但總的說來，還是一輩子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無論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可以列舉很多事例。
1942年上半年，在農村減租減息過程中，在人權保障問題上，一度發生右的偏差，大川同志便無私無畏地提出既要堅定地保護幹部民眾的利益和積極性，不能給民眾潑冷水，也要適當照顧地主的利益。
1942年10月，日寇開始長期侵占岳北腹心地區的沁源縣後，中共太岳區黨委和軍區黨委即從實際出發，作出了長期圍困沁源敵人的決策。擔任區黨委宣傳部長的顧大川，這時被委以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的重任，他不僅參與了這一正確的決策，而且積極地執行了堅持不維持敵人和長期圍困敵人的方針。直至1945年4月取得沁源圍困鬥爭的最後勝利，受到黨中央的表揚，延安《解放日報》在《向沁源軍民致敬》的社論中，即把沁源圍困鬥爭譽為“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一面旗幟，是敵後抗戰中的模範典型之一”。
大川同志對侵占沁源腹心的敵人，是執行著堅決不維持敵人的方針，可是在同一時期，對於敵占白晉、同蒲鐵路沿線地區，他則從不同地區特點出發，敢於實事求是地提出並堅持不同的方針。有一次，中共屯留縣委副書記鄭海在向大川同志匯報工作時，說白晉線敵人經常出發到附近村莊搶掠殺虜民眾，有些民眾便提出可否組織假維持會，以減少民眾損失？鄭海表示堅決不同意，說這是民眾落後的一種表現。大川同志當即批評說：敵占交通沿線地區和敵占沁源腹心地區的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要知道“只有落後的領導，而沒有落後的民眾，認為民眾落後者是官僚主義。”並諄諄告誡鄭海說：“一定要說服民眾搞兩面政權，進行合法與非法相結合的鬥爭。”
也就是在這同一時期，少奇同志路經太岳區，他在高幹會上，就提出在敵占交通沿線地區，要搞合法與非法相結合的鬥爭，搞兩面政權，廣泛地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進行反對敵人的鬥爭。並論證說：“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是革命的兩種形式，都是革命”。因而，“敵占區反對進行合法鬥爭是不對的，要兩種形式都用”。後來在拔除和收復交通沿線的實際鬥爭中，“兩面政權”起了很大作用，證明這是正確的。
少奇同志對於減租減息工作，還作了重要指示。他說，如果不發動廣大民眾減租減息，抗日根據地是不能鞏固的。因而一定要把廣泛發動民眾進行減租減息，作為鞏固抗日根據地的中心一環。大川同志忠實地按照少奇同志指示辦事。
在岳北地區被敵人蠶食和侵占的形勢下，大川同志於1943年1月6日，在“岳北形勢與民眾工作的指示”中，不僅堅決擁護和貫徹少奇同志關於充分發動民眾減租減息的指示，而且在會後親自帶領春耕檢查團深入農村去發動民眾，同一切不重視發動民眾進行減租減息的錯誤思想，作了嚴肅的批評和鬥爭。
下面是抗戰時期，太岳區幹部都熟知的大川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幾件突出事例。
黨中央1945年5月4日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後，為加強土改工作的領導，大川同志於1946年1月調任太岳區黨委民運部部長，直到1949年7月，先後擔任太岳區黨委副書記、書記之職。在這期間，他主要分工抓了對全區土改、整黨工作的領導。
1946年夏至1947年夏，在土改工作中，都曾發生過“走貧僱農路線”的左傾錯誤，這雖是從外區“引進”來的，但大川同志作為區黨委負責人之一，沒能頂住這股歪風，也是承擔了責任的。而後在1947年7月至9月，10月至12月，“全國土地會議”和“冶陶會議”後，他在對土改、整黨工作的指導上，更注意了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例如：
1948年3月9日，在全區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他對土改工作的指導，就是根據三類不同的地區，提出不同的要求的。即：“第一類地區是土改徹底，封建半封建制度大體上已消滅，貧僱農已大體翻身，其方針是：整黨、抽補與建立農村民主生活相結合。第二類地區是土改尚不徹底，封建勢力已經被打垮，但尚有殘餘。其方針是：繼續徹底消滅封建勢力，割封建尾巴，退果實、補窟窿，再來一次補課。第三類地區是土改很不徹底，封建沒有消滅，貧僱農基本未翻身，土地問題基本未解決。其方針是：重新發動，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
1948年9月2日至21日，在全區區分委書記以上幹部會議上，大川同志在《關於整黨問題的報告》中，提出“整黨分三步走”：初步整黨；結合土改整黨；結合民主運動整黨。在《關於土改和今後工作的報告》中，他提出今後工作要抓好三點：第一是土改糾偏；第二是了解土地情況，結束土改；第三是方針步驟與方法。他除分類指導外，還著重對糾偏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他說：“土改糾偏是合乎貧僱農利益的，左動搖了兩個東西，一個是私有財產動搖了，另一個是動搖了勤勞致富。土改後的私有財產和農民的勤勞致富，都應當受到政府的保護，這不只是中農的要求也是貧農的要求。‘左’侵犯了中農，造成貧農中農之間的裂痕，增加了貧僱農的困難。”大川同志在土改中，一貫重視團結中農，保護中農利益。
在土改結束時，有的同志認為不應查補，而應主要糾“左”，大川同志則及時提出，在糾“左”時，也要注意防止右的偏向。這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大川同志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不搞一刀切的幾個重要的事例。
（三）
大川同志1949年調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1952年又調任國家計委委員兼農林水利局局長，1956年9月又調任農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他專門從事農業工作，長達18年之久，直到1970年9月26日逝世。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大川同志在他長期積累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繼續堅持從國情出發，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地提出不少政策性的建議與做法。
1952年，大川調到國家計委後，正值討論制訂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畫。他閱讀了大量國內外有關制訂國民經濟計畫的資料和文章，又虛心聽取了幹部的匯報後，即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提出我們搞的國民經濟計畫、方法，完全照搬蘇聯的一套，太繁瑣，也是脫離中國實際的。國家計委領導聽取了他的這些意見，壓縮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如耕地利用分季節計畫指標等。
1956年9月，大川調到農業部任副部長後，於1961年7月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又提出《關於計畫體系問題》的建議。在這個建議中，他除肯定了制訂農業計畫的必要性外，還具體地分析了照搬蘇聯模式的計畫、方法，使我國農業計畫產生了這樣一些矛盾，即：計畫對象的分散性與計畫的集中性的矛盾；集體所有制經營的獨立性與計畫指標的強制性的矛盾；農業生產的變動性和計畫要求的不變性的矛盾；計畫的基礎工作和計畫的要求不相適應等等諸多矛盾。他根據這些矛盾的存在，並進而指明會發生這樣一系列的問題：計畫的性質是指令性的，還是參考性的；什麼叫國家計畫，是國家對生產單位計畫的指導，還是對生產單位計畫的決定；依靠誰來編制計畫，是國家統一來包攬，還是分級負責；計畫指導包括哪些內容；計畫的目的是什麼；什麼叫指導，其主要責任是什麼；哪些項目用數字標明，哪些項目只提方向性要求等等。在層層地具體分析下，最後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農業生產計畫是指導性計畫，不應是指令性計畫；在體制上，應是在國家指導性計畫下，對計畫實行分級管理；在制訂計畫的程式、計畫的指標、計畫的調整等等方面，他還提出一系列具體的建議：屬於中央統一安排的農產品，由中央根據需要和可能安排；屬於地方的由地方安排，不應由中央統一包攬；中央統一控制農產品的指標，只下達糧食、油料、棉花、煙、糖的收購數字。其他如開荒，主要下達擴大耕地開荒的方針政策。在程式上，在編制計畫之前，國家為了領導和組織計畫的實現，可下達編制計畫指示（代替過去控制數字）。總之，他在60年代，能夠提出制訂農業計畫，不要照搬蘇聯經驗，而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建議，這說明他能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具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責任心。
1959年，大川同志兼任“農村人民公社建設規劃專題組”組長，這時正值全國反右傾運動高漲之際，各部門大都又提出“大幹快上”的口號。可是他冒著政治的風險，對專題組的同志說“乾工作，頭腦要冷靜，要實事求是，……”。
大川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更具體地表現在1962年他對四川郫縣紅星公社的調查。郫縣紅星公社是1958年大躍進時，因毛主席參觀過，地方上便把它樹為“高舉紅旗的典型”。可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隨後又遭到嚴重的自然災害，民眾生產、生活中的問題，便充分暴露出來。這種浮誇的情況，在三年困難時期，不光是郫縣紅星公社，許多縣、社也都出現了由“吃不了”到吃不飽的現象。196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後，國務院為了摸清農村真實情況，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指派大川同志帶領一個工作組，深入到四川郫縣等5個縣，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為防止主觀性和片面性，大川同志一到四川，就對工作組作了這樣的部署：要選擇有代表性的不同類型的縣、社，解剖麻雀，掌握第一手材料，用事實和數字來說明問題。他對工作組是這樣要求的，他自己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親自調查了糧食徵購的問題，並根據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提出：改革糧食收購制度，實行徵購任務“大包乾”。他親自調查了田坎種植豆類問題，作為對農民口糧的補充。他在調查現行耕作制度時，也提出改革的具體意見。這些改革意見現在看來，算不了什麼，可是在當時實行“一大二公”、“越大越公”的“左”的思想指導下，大川敢於逆風而上，提出“三改”、“兩包”的意見，完全說明他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是一時一事的偶然現象，而是貫穿在他的一生中。
大川同志帶領工作組，深入郫縣等5縣調查，歷時4個月，寫了12個專題調查報告，並向國務院農口領導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得到他們一致讚揚。尚昆同志還說“有些地方比這還嚴重”。對於他這樣如實反映農村情況的調查報告，且不說歷經艱辛，僅從他實事求是地提出一些改進工作的意見來說，也是黨和國家需要博採眾議，以此作為恢復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佐證材料。
可是，哪裡想到，“文革”狂風襲來，大川同志的這些有價值的調查報告，不僅都一一打入“黑宮”，而且連他本人也被打倒在地，還踏上一隻腳。罪名是“反三面紅旗”，“為劉少奇搞赫魯雪夫式的秘密報告”準備的“黑材料”。在這股狂風驟雨的襲擊和摧殘下，大川同志的氣喘病雖日益加重，甚至後來僅靠輸氧維持生命，但他依然是無私無畏，堅持實事求是，堅決不承認是“反三面紅旗”的“黑材料”。他不是默默無聲地表示“抗議”，便是報以怒目斜視。當時“造反派”曾幾次派人到四川調查核實，也沒能把他的調查報告否定掉。
大川同志在“文革”期間，這種剛正不阿、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表現得更為突出感人。這裡只舉兩例。一次是外調人員向他調查某幹部的歷史材料，嫌他說的不對“口徑”，便瞪眼睛拍桌子，粗聲怒氣地說他不老實，他也毫不示弱，直言相對：你是向我作調查，還是要我對口徑？！我只能根據歷史事實說話，不能隨意給別人編造事實。還有一次，也是外調人員向他調查譚震林同志的問題，逼他揭發“譚震林的三反言行”。儘管他這時也是“擁譚派”要打倒的主要對象之一，但他並沒因民眾之間造成的對立，而隨意揭發譚的什麼問題；相反的，他卻堅定地答覆說：譚震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人。在“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生死關頭，大川同志能夠毅然決然做到面不改色，堅持黨性原則，都是因為他一輩子對黨忠心耿耿，執著執行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曾嚴肅地說：“不要輕率地相信什麼或不相信什麼，一定要有材料作為依據，切不可人云亦云，看風使舵，更不可主觀臆斷，也不可以點概面。”
（四）
大川同志對待工作以及待人處世堅持實事求是，嚴以要求，儘管有些被責問或被批評的幹部，一時急得腦袋冒汗，可是事後冷靜一想，感到他說的還是有道理的，便從內心裡對他產生了一種敬重感、信任感。例如，1964年，他帶領工作隊到中弁縣邵崗公社馬莊橋大隊搞四清，儘管他對村幹部沒有採取“一律靠邊站”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可是他對村幹部抓生產和交待自己的問題，還是嚴以要求，最終做到了“四清”和生產兩不誤。因而在工作隊撤離時，不僅幹部民眾集在村外夾道歡送，而且在“文革”初期，正在揪斗“走資派”的時候，邵崗公社還派代表帶著廣大幹群的深厚情誼，來中央農業部特地看望這位默默挨批的“走資派”顧大川。此情此景，使他不勝感慨，也給人們留下了對他的無限敬重和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