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震怒性問責，南京紀委官方微博“鐘山清風”發布微博稱，在1月25日召開的全市城建城管環保工作動員大會上，溧水區城管局副局長俞立新沒有請假，而讓人代開會並遲到，被市長繆瑞林怒責，後當地決定給予俞立新免職、通報批評的處理。
新京報發錶王攀的觀點：“開會遲到免職”假如是明文規定，那么這名副局長可能也不敢找人代開會、更不會允許代開會遲到。而從現場市長怒責後的表態上，也可以旁證，繆瑞林市長當時說，從即日起，無論是市委開會，還是市政府開會，凡遲到的，第一，要向監察局說明原因，第二，要罰款，不論原因。可見，別說免職重處，就是“說明原因”、“罰款”這些輕處也才是“從即日起”的。依法行政，不僅是對普通老百姓而言，也是對於政府內部人員的。即使是處罰，也都應恪守在法律制度的軌道里，如果偏離了軌道，就走向了反面。
湖南紅網發表寇軍的觀點：“處理幹部也得有制度依據，不能今天不高興，腦袋一拍免職，明天高興，一句下不為例放過”。網路上的“唱反調”，不是標新立異出風頭，也不是為了刻意找茬、抬槓，更多地顯示了公眾對於“馬上處理”是否可以制度化的關注。“馬上體”與提高行政效能“馬上就辦”一樣，反映了政府管理行為中加大力度的決心和態度，然而，無論是社會公眾，還是政府部門，最為願意看到的還是持之以恆的制度執行力。
小蔣隨想：某某領導震怒，某人就成了被問責的倒霉蛋，某問題就能被高度重視、著力解決，這樣的套路人們看過太多，其核心還是官本位與領導說了算。這種情況的弊端在於，人治色彩依然很濃，絕對的權力蘊含各種不確定性和隱患，可能造成新官上任三把火與人走政息交替循環，民主與法治則被置於一邊。整頓吏治也好，社會規範也罷，需要通行的、可持續的明規則與切實執行。有了規矩才能成方圓，才能避免“同案不同判”以及“權大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