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軼南，1897年農曆十月初八生於南宮縣宋旺村一個地主家庭。四歲喪母，八歲喪父，在大家庭中過著孤獨的生活。他自幼學習勤奮，成績優良，先後在南宮讀國小、國中，在保定讀高中。於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攻讀化學專業。在北大讀書期間，參加了“五四”運動。他曾給南宮中學、邢台大學的師生們講過火燒趙家樓、毆打賣國賊的親身經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韓軼南
- 出生日期：1897年農曆十月初八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性別：男
簡介,生涯,貢獻,
簡介
他有較好的外語基礎。精通英語、德語，還在抗日戰爭期間自修了法語、俄語，均達到了閱讀和筆譯本科專業書籍的水平。他常對子女說，學習外語，已成為他的一種嗜好。每天不記住幾個單詞 ，就感到空虛。他還常用一些名人刻苦讀書的事例和自己學習的體會，激勵子女克服困難，發奮讀書。
生涯
1923年，他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南宮任南宮中學校長。當時，因為國民黨執政，他不是國民黨員，因此受到排擠。當局要派國民黨員接任南宮中學校長職務，一時又找不到撤銷他校長的理由。但不久，就有人公開提出他的辦學方針不切時宜。他為此頗受刺激，認為自己放棄了專業，回南宮辦教育，一心想為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貢獻一份力量，卻沒想到幹事業如此艱難，因此很是寒心。1928年暑假，他毅然辭去任職五年之久的南宮中學校長職務。於同年下半年去山東煙臺煙濰汽車路局，暫作養家餬口的權宜之計。
這時，他思想上起了較大的變化。他開始考慮不願再辦教育，免得碰壁，準備用自己的專長和愛好振興實業。他在煙臺的三年中，考慮了一個興辦實業的計畫輪廓：一是搞養殖業，二是搞化學工業。大約於1931年上半年，他從煙臺託運回一批雪花膏瓶子，印有紫羅蘭雪花膏的商標。還有做肥皂、雪花膏的原料，如硬脂酸、巴拉粉、火鹼等。待他在下半年回家時，又給家中帶回一大堆東西，只見有雞籠、豬籠、兔籠數隻，裝有來亨雞、巴克夏豬、安哥拉長毛兔、義大利和美國的長耳短毛兔等，準備以此作為發展養殖業的基礎。
在他離開南宮中學三年多的時間裡，南宮中學校長不斷易人，以後便鬧起了學潮。當局為南宮中學校長的人選也很是為難。正在這時，見他回到南宮，教育局即派人請他再次出任南宮中學校長。鑒於前次的教訓，他說什麼也不肯接任此職。後有南宮縣教育局長親自到他家敦請，在這種情況下，他於1931年冬，再次出任南宮中學校長職務，直到“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學校被迫停辦。前後兩次他在南宮中學任校長十餘年。
他興辦實業的打算，被第二次出任南宮中學校長一事打亂。但他沒有放棄原來的計畫，仍然積極籌備發展養殖業。首先讓家裡人大量編織鐵絲網，這時南宮縣城陳星凡（此人當時在南宮開設點心鋪，字號記不清了）聽說他辦雞場，主動把他家坐落在縣城南關的一個閒院子借給他。這裡原有幾間舊房，經他整理修繕，改造為四、五間高大寬敞的雞舍，還有兩間飼養人員的宿舍。有了地方，又請來了專管飼養的人員——郝茂生。除來亨雞外，又購進不少本地雞，這樣雞場就辦起來了。雞場的開辦，引來了不少參觀的人。
當時他的全部精力用在辦學方面，明知雞場存在不少問題，也無精力過問，更不能解決。主要是缺乏大量集中飼養的知識，飼料配方也不科學，產蛋率很低；對於雞瘟的預防和治療，也缺乏具體措施和藥物，雞病死的很多。經過一年多的實踐，養雞以失敗告終。
從煙臺帶回來的良種兔，餵養在家中。那時他家住南宮城裡木廠街一個獨門小院裡，開始餵在特製的木籠里，因兔子繁殖力很強，最後發展到百餘只，木籠不能解決問題了，便放養在院中，任其自然繁殖。飼料來源，夏天請人到城外打青草，冬天則要餵玉米。因兔子太多，搞得院子又髒又亂，而且兔子打洞對房基也有損害，最後不得不把兔子全部處理掉。
養殖業失敗後，他興辦實業的計畫仍在進行。大約在1934年，他把正在中學讀書的兒子送到天津一所化學工藝實授學校學習，畢業後在他的指導下，辦起了化學工業，取名“日新家庭工業社”，主要製作肥皂和雪花膏。當時遇到的困難是原料問題，只能從本地散碎購買一些油脂，這樣成本很高，和當時津滬一些大工廠的產品相比，產品質量不相上下，由於成本高而無競爭力，家庭化學工業搞了一年多也告失敗。
他飽嘗了舊社會的黑暗和痛苦，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極為不滿。殺人魔王劉必達在南宮任專員時，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白色恐怖籠罩著南宮。大約在1936年，南宮教育局長梁伯涵被捕了。這件事當時在南宮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他曾對孩子說，省里來了一個要員視察南宮的工作，他了解到南宮中學、師範、高小和鄉村國小教師中先進分子不少，地下黨很活躍，因此，他認為南宮縣教育部門的問題不少。在這個要員離開南宮時，給駐軍下了手諭，逮捕了梁伯涵。當時他思想進步，傾向共產黨，梁被捕後，他也很緊張，晚上很少住在家裡。他曾說：“早晨出去，誰知道晚上能不能回來。”（意思是也有可能被捕）在那段時間裡，全家替他提心弔膽，非常憂慮，害怕他出事。儘管他當時的處境也很困難。他仍積極設法營救梁伯涵。他說過營救梁伯涵通過兩個方面：一是他親自出面，找到他的老同學，當時在二十九軍任較高職務的徐廷援，請他出面幫助營救；另一個途徑是勸說已辭去南宮縣立高小校長職務的李子金先生，請李去天津找他的一位摯友（姓名不詳）向下令逮捕梁的要員直接說情。李開始顧慮很大，不肯應允。因李在任高小校長時有該校學生被誣為撕毀駐軍標語而被捕。李因系校長，也受到牽連而被捕，受刑很重。所以這次在營救梁伯涵的過程中，怕再涉嫌。但在韓的再三懇請下，他親去天津托人，這對梁的釋放，起了很大的作用。梁出獄後，曾專程到韓家表示謝意。
貢獻
他在辦學中，對學生很關心。有些畢業生，在外邊學習或工作，遇到困難，回到南宮，他總是儘量給他們安排幾節課，解決生活問題。那時南宮中學的國文教師趙鼎新同志（曾任南宮縣抗日民主縣長，解放後任北京市文化局長），原在北平上大學，參加了進步組織，遇到了困難，回到南宮，韓給他安排了工作。在白色恐怖時期，趙鼎新同志常給他講一些對時局的看法。有時他回家也給孩子講一些從鼎新同志那裡聽來的新聞，如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愛國統一戰線的精神等。他曾給兒子講過一件這樣的事。他說，有一次南宮一個姓張的紳士到南宮中學無意中談出縣政府要抓一個姓姚的嫌疑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待姓張的走後，他馬上把這一訊息告訴了姚××，讓他趕快離開南宮。第二天早晨，他又到東關汽車站看看姚是否走了。那時汽車還沒開，見姚×已坐在汽車上，他才放心地回來。
他一生不吸,煙不喝酒，生活儉樸，勤奮好學，克己奉公，為人耿直。在舊社會辦教育受到排擠，辦實業屢屢失敗，造成了家庭經濟的極度窘困，被人視為無能的落魄讀書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歷任滏陽中學理化教師、南宮中學副校長、副縣長、邢台大學副校長等職，並被選為河北省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教育工會執行委員等職。在工作之餘，他還編寫了《實用自然科學輯要》、《通俗化學常識》等著作，他的這些著作，後來被審定為中學課本。他親眼看到了夢寐以求的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科學技術長足前進，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總是感慨萬千。他常對子女說：“是共產黨給了我崇高的政治地位，優厚的物質待遇。我學的專長，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得到充分利用，對黨的恩情永生不忘。”並教育子女：“要聽黨的話，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他由衷地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