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福裕（1930——2013.1.17）男，曾任周恩來總理衛士。周總理衛士韓福裕於2013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韓福裕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30
- 逝世日期：2013,.1.17
- 職業：衛士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周恩來總理衛士
人物簡介,逝世,
人物簡介
周總理衛士韓福裕的紅色記憶
1月的北京,總是天寒地凍。每年1月8日這天早上10點之前，就會有固定的一群人身著深色素服，頂著凜冽寒風，神情凝重地來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面，默默獻上鮮花和水果。每個人懷著烙在心底永遠抹不掉的記憶與哀思，繞著紀念碑轉一轉，他們的心裡有一個共同悼念的身影——開國總理周恩來。他們之所以選擇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南面，是因為那上的碑文是周總理親手書寫的。這群人中有很多與總理並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他們都是曾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秘書、警衛、司機、炊事員、醫務人員等等。
在這群人中，有一位年逾古稀的硬朗的老者，他就是曾在總理身邊當過5年衛士的韓福裕。記者在一個炎熱的午後，有幸拜訪了韓老。韓老非常的謙和、平易，他不願多談，只說自己很普通，沒有什麼。但他不時的說自己這輩子很幸福，能在偉人身邊工作。言及悼念活動，這位70多歲的老人終於打開了話匣子。
（一）“從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總理是非常尊重他人人格的。”
“總理讓我們感動至深，這是言語表達不出來的。我們作為他的衛士保護他、照顧他，總理的右胳膊受傷了，屈伸不方便，我們就協助他穿衣服，先穿右手，再套左手，最後提上去。他非常整潔，領子上的風系扣要系好。有一回，總理整理裝束，我見他胳膊不很靈活，就主動躬下腰打算幫他繫上鞋帶，但是他說什麼也不願意讓我幫他系，他就腳蹬到凳子上，彎下腰，有點困難地系。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總理是非常尊重他人人格的。”韓老一邊激動地說，一邊做著當時總理繫鞋帶的吃力動作。
“這樣的小事，生活中很多。我老伴剛到時，在鄧大姐身邊工作，開飯時給總理也打上一份。總理吃完後，她就端著托盤往廚房走，總理就馬上走前兩步，刷的幫她把門打開，等她走過去。”韓老一說起這些事，感慨不已，“像我才去時，不太清楚總理的‘規矩’。有一次和他去後廳，當時是冬天，後廳門挺寬，掛著棉布帘子。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總理步伐矯健，走得很快。快到門口了，我就跑前一步打開帘子，他就說：‘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來。’當時周圍沒任何人在看，就我們兩個，我是他的衛士，就是照顧他的，有點眼勁兒的都會這樣，而他就是這樣，真的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對人很平等，對自己很嚴格。”說完，韓老還不時的感嘆：沒有一點官架子，但很氣派，很有風度，一看總理就是領導人，對人平易溫和、無微不至的關懷讓人不能不感動。
（二）“克什米爾號事件中遇難烈士家屬的生活，總理一直關注著。”
在八寶山矗立的“參加萬隆會議遇難的烈士公墓”碑座，碑名是周總理親題的。當年周總理所率代表團去參加亞非萬隆會議，由於那時中國民航還沒有遠程飛機，代表團只能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爾公主號”載送代表團去印度尼西亞，飛機停到香港啟德機場等候。但代表團在昆明時得到情報：國民黨特務準備在這架飛機上放置爆炸物。外交部有關部門立刻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告之有關情況，並要他們轉告香港當局注意採取安全措施。應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代表團又向印度再租用一架飛機，從昆明出發先到仰光，處理中緬兩國之間的問題。但是，香港當局對機場地勤人員沒有檢查和監督，國民黨駐香港特務機關收買一名檢修人員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機翼下放置了定時炸彈。“飛機飛離香港前往印尼五小時後爆炸，中國先行團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其中有一位是中辦交通科科長、總理的司機鐘步雲。”講到這裡，韓福裕拿出一幀珍藏多年的與鐘的合影給我們看。
鐘步雲是位江西瑞金出來的老紅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事發後，總理很悲痛，當他見到鐘的妻子高秀英時，握著她的手，痛心地說：“鐘大嫂，老鐘是替我犧牲的……”高秀英悲痛之餘，說：“您能平安回來，就是全國人民的幸福。”而後，總理知道鐘有個哥哥是農民，在老家，很窮，鐘在生前每月寄幾十塊錢回去貼補，總理就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錢來按那數目不斷地寄去。在鐘逝世10周年之際，鐘的哥哥說家裡情況好轉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回來後就告訴總理家裡經濟狀況好了，叫總理不要再寄錢了。總理又問她這一趟來回花了多少路費，因為當時高從財務處臨時借了錢，總理又用自己的錢幫她補上了。
1975年1月，總理進入了他生命的最後日子，他清楚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儘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有關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安排了。在3月下旬，第三次大手術前，總理在秘書的協助下處理住院以來尚未批辦的重要檔案，其中不少是“文革”以來受到“審查”的許多黨政軍高級幹部的“懸而未決”的材料。他還把特偵組認為“能夠做出結論”的審查對象的材料再看一遍，這樣，一批長期遭監禁的革命老同志陸續獲釋。
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周總理，還是細緻地不停地工作，還是像過去一樣，把普通百姓的安危冷暖時刻掛在心頭。在克什米爾號事件20周年時，總理躺在病床上已很虛弱，但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看她，主要問她有沒有什麼困難，寫封信告訴他。高秀英當時已老，身邊六個子女都上山下鄉插隊去了。老人無依無靠，也就告訴總理身邊沒有一個照顧的人，有回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沒人端，自己下床時就摔在了地上，希望自己插隊的小女兒回來，留在身邊照顧自己。總理見到信後，親自批了一張條叫人去辦。當時一個辦事的局長知道了，就責問高秀英說，你知不知道總理病了，你還寫信干擾總理的治療。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動的說：“老鐘生前跟你們在一起工作，死了這么多年，你們問過一句沒？只有總理想著，派人問我有什麼困難沒有，我才寫了信……”“在克什米爾號事件50周年紀念日，我陪高秀英老人一塊去八寶山掃墓時，她又深情的向我提起了當年病中總理對她的關懷。
（三）“工人雕塑家一聽碑上的字是總理親題的，鏗鏗地很精心地趕製。”
“總理一生為人題碑不多，不妨我都講一講。”韓福裕潤了口茶水，頓了頓，又向記者講開了。“廉維的墓是周總理題的。如今，在八寶山公墓的一角，這座由總理題寫碑名的碑清晰可見。我曾幾次拜謁了廉維同志的墓地。她是名偉大的女性，堅定的共產黨員，參加過抗日戰爭，曾被敵人打得右目失明。但堅貞不屈的她，還把自己的子女送上革命前線。”隨後，韓福裕找出相關資料向記者展示了總理同廉維的女兒，著名電影藝術家張瑞芳的一段軼事。總理生前，曾對廉維的女兒張瑞芳說：“你的母親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們兄妹幾人加起來都多。”1960年，廉維因腦溢血去世。總理每天為國事操勞，廉維的子女們自然不願去打攪他，沒有告訴總理他們的母親去世的訊息。在葬禮後當晚，中南海就來了電話，是總理的，總理在電話里責怪張瑞芳為什麼不通知他，不讓他去見廉維最後一面。總理的責備與傷心，讓張瑞芳他們深深感動。後在全家建議下，張瑞芳寫信給總理，請總理親筆題碑，但不署名。總理就寫了好幾張題字，一字字挑選、斟酌。
“烈士孫炳文的夫人、總理的干女兒孫維世的媽媽任銳的墓碑也是總理題的，在‘文革’中被砸毀。1975年，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才從8年的牢獄中出來，才知道岳母的墓碑被砸了，就想用國家補發的工資重建。”另一個有關總理題碑的故事向我們展現：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找到當時在中南海修建工程處的韓福裕，說金山出來了，想請你們看電影，不知道你們肯不肯。在當時政治氣候仍未穩定的情況下，與他們接觸的人還可能受到牽連，但是韓福裕不怕，心裡說：“組織上都相信他了，把他放出來了，我見見老朋友有什麼不可以。”當金山提出了請他幫忙修復任銳同志的墓時，韓福裕一口答應了。他就出面到建築雕塑藝術工廠找人，但那兒的頭頭說要有民政部出具的證明才行，所謂的證明是看墓主是不是壞人。他們就又只好去開證明，但當時組織部沒有恢復正常工作，年輕一輩的負責人又不知道任銳的情況，最後找到兩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簽字證明才通過。
“到了石料加工廠，5名工人雕塑家一聽碑上的字是總理為烈士親題的，二話不說，連夜加工加點，鏗鏗地很精心地趕製，將總理寫的字一筆一筆重現在那潔白的大理石上。鑿刻完後，加工費說什麼也不收，孫新世他們心裡很感激，但也很過意不去，錢不收，就請他們吃飯，送煙，送糖，但都被拒絕了。後來我就給他們出了個主意，買了5本紀念總理的畫冊《人民的悼念》送去，他們才收下。”
（四）“從那以後我就開始養水仙，總理的人品就像這花一樣聖潔。
總理去世時的各種弔唁活動，如遺體告別、追悼會等等，韓福裕都參加了。日子、時間，迄今他都記得詳詳細細，清清楚楚。我們問他為何去弔唁時他總帶上6盆水仙花，他邊回憶邊說：“1月14號下午，勞動文化宮大殿里的弔唁一結束，鄧大姐就捧著骨灰盒坐車到人民大會堂，將骨灰盒放到了台灣廳。總理生前，台灣沒解放，他生不能去，是遺憾，那就……”韓老說到這有點哽咽，眼圈也紅了，“當時在骨灰盒左右兩側擺了6盆水仙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25年來我都記得，1月份太冷，也剛好水仙開花。從那以後我就開始養水仙，那潔白的花，翠綠的葉子，鮮黃的蕊，總理的人品就像這花一樣聖潔……”
現今已是周恩來總理逝世後的第25個年頭。這群在總理身邊生活過的人大多早已白髮蒼蒼或已過世。死者已矣，但活者繼續。“1992年鄧穎超故去後，我們這群人將悼念場所換到了總理生活與工作的地方——西花廳。屋外的一草一木、屋內的一桌一椅，總理曾走過的地方、曾坐過的地方，總理曾同我們說過的話、曾望著我們的炯炯有神的眼神，一切的一切伴著總理的身影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難了的總理情結，讓韓福裕難抑自己激動的情緒。
據韓老講：在每年的1月8日這天，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也以普通人的身份，率幾位高僧，手捧鮮花，肅立於紀念碑前，行最高規格的藏族禮儀——向紀念碑獻上雪白的哈達，報答周總理對西藏人民的關懷，每年如此，直到他圓寂。“ 到了1983年，毛主席紀念堂開放後，我們就挪到了裡面的總理紀念室去悼念，在這裡我們暢談過去，相互敘說不同的經歷，相互交流自己所參與社會上的各種紀念總理的活動的情況，探討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來發揚總理的精神。 我們中有的在這天帶上下一、二代孩子，讓他們從這莊嚴的氣氛中感受總理的人品情操，教育他們奮發向上的同時，樹立崇高的人格。”
在這群人中，有一位年逾古稀的硬朗的老者，他就是曾在總理身邊當過5年衛士的韓福裕。記者在一個炎熱的午後，有幸拜訪了韓老。韓老非常的謙和、平易，他不願多談，只說自己很普通，沒有什麼。但他不時的說自己這輩子很幸福，能在偉人身邊工作。言及悼念活動，這位70多歲的老人終於打開了話匣子。
（一）“從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總理是非常尊重他人人格的。”
“總理讓我們感動至深，這是言語表達不出來的。我們作為他的衛士保護他、照顧他，總理的右胳膊受傷了，屈伸不方便，我們就協助他穿衣服，先穿右手，再套左手，最後提上去。他非常整潔，領子上的風系扣要系好。有一回，總理整理裝束，我見他胳膊不很靈活，就主動躬下腰打算幫他繫上鞋帶，但是他說什麼也不願意讓我幫他系，他就腳蹬到凳子上，彎下腰，有點困難地系。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總理是非常尊重他人人格的。”韓老一邊激動地說，一邊做著當時總理繫鞋帶的吃力動作。
“這樣的小事，生活中很多。我老伴剛到時，在鄧大姐身邊工作，開飯時給總理也打上一份。總理吃完後，她就端著托盤往廚房走，總理就馬上走前兩步，刷的幫她把門打開，等她走過去。”韓老一說起這些事，感慨不已，“像我才去時，不太清楚總理的‘規矩’。有一次和他去後廳，當時是冬天，後廳門挺寬，掛著棉布帘子。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總理步伐矯健，走得很快。快到門口了，我就跑前一步打開帘子，他就說：‘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來。’當時周圍沒任何人在看，就我們兩個，我是他的衛士，就是照顧他的，有點眼勁兒的都會這樣，而他就是這樣，真的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對人很平等，對自己很嚴格。”說完，韓老還不時的感嘆：沒有一點官架子，但很氣派，很有風度，一看總理就是領導人，對人平易溫和、無微不至的關懷讓人不能不感動。
（二）“克什米爾號事件中遇難烈士家屬的生活，總理一直關注著。”
在八寶山矗立的“參加萬隆會議遇難的烈士公墓”碑座，碑名是周總理親題的。當年周總理所率代表團去參加亞非萬隆會議，由於那時中國民航還沒有遠程飛機，代表團只能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爾公主號”載送代表團去印度尼西亞，飛機停到香港啟德機場等候。但代表團在昆明時得到情報：國民黨特務準備在這架飛機上放置爆炸物。外交部有關部門立刻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告之有關情況，並要他們轉告香港當局注意採取安全措施。應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代表團又向印度再租用一架飛機，從昆明出發先到仰光，處理中緬兩國之間的問題。但是，香港當局對機場地勤人員沒有檢查和監督，國民黨駐香港特務機關收買一名檢修人員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機翼下放置了定時炸彈。“飛機飛離香港前往印尼五小時後爆炸，中國先行團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其中有一位是中辦交通科科長、總理的司機鐘步雲。”講到這裡，韓福裕拿出一幀珍藏多年的與鐘的合影給我們看。
鐘步雲是位江西瑞金出來的老紅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事發後，總理很悲痛，當他見到鐘的妻子高秀英時，握著她的手，痛心地說：“鐘大嫂，老鐘是替我犧牲的……”高秀英悲痛之餘，說：“您能平安回來，就是全國人民的幸福。”而後，總理知道鐘有個哥哥是農民，在老家，很窮，鐘在生前每月寄幾十塊錢回去貼補，總理就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錢來按那數目不斷地寄去。在鐘逝世10周年之際，鐘的哥哥說家裡情況好轉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回來後就告訴總理家裡經濟狀況好了，叫總理不要再寄錢了。總理又問她這一趟來回花了多少路費，因為當時高從財務處臨時借了錢，總理又用自己的錢幫她補上了。
1975年1月，總理進入了他生命的最後日子，他清楚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儘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有關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安排了。在3月下旬，第三次大手術前，總理在秘書的協助下處理住院以來尚未批辦的重要檔案，其中不少是“文革”以來受到“審查”的許多黨政軍高級幹部的“懸而未決”的材料。他還把特偵組認為“能夠做出結論”的審查對象的材料再看一遍，這樣，一批長期遭監禁的革命老同志陸續獲釋。
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周總理，還是細緻地不停地工作，還是像過去一樣，把普通百姓的安危冷暖時刻掛在心頭。在克什米爾號事件20周年時，總理躺在病床上已很虛弱，但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看她，主要問她有沒有什麼困難，寫封信告訴他。高秀英當時已老，身邊六個子女都上山下鄉插隊去了。老人無依無靠，也就告訴總理身邊沒有一個照顧的人，有回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沒人端，自己下床時就摔在了地上，希望自己插隊的小女兒回來，留在身邊照顧自己。總理見到信後，親自批了一張條叫人去辦。當時一個辦事的局長知道了，就責問高秀英說，你知不知道總理病了，你還寫信干擾總理的治療。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動的說：“老鐘生前跟你們在一起工作，死了這么多年，你們問過一句沒？只有總理想著，派人問我有什麼困難沒有，我才寫了信……”“在克什米爾號事件50周年紀念日，我陪高秀英老人一塊去八寶山掃墓時，她又深情的向我提起了當年病中總理對她的關懷。
（三）“工人雕塑家一聽碑上的字是總理親題的，鏗鏗地很精心地趕製。”
“總理一生為人題碑不多，不妨我都講一講。”韓福裕潤了口茶水，頓了頓，又向記者講開了。“廉維的墓是周總理題的。如今，在八寶山公墓的一角，這座由總理題寫碑名的碑清晰可見。我曾幾次拜謁了廉維同志的墓地。她是名偉大的女性，堅定的共產黨員，參加過抗日戰爭，曾被敵人打得右目失明。但堅貞不屈的她，還把自己的子女送上革命前線。”隨後，韓福裕找出相關資料向記者展示了總理同廉維的女兒，著名電影藝術家張瑞芳的一段軼事。總理生前，曾對廉維的女兒張瑞芳說：“你的母親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們兄妹幾人加起來都多。”1960年，廉維因腦溢血去世。總理每天為國事操勞，廉維的子女們自然不願去打攪他，沒有告訴總理他們的母親去世的訊息。在葬禮後當晚，中南海就來了電話，是總理的，總理在電話里責怪張瑞芳為什麼不通知他，不讓他去見廉維最後一面。總理的責備與傷心，讓張瑞芳他們深深感動。後在全家建議下，張瑞芳寫信給總理，請總理親筆題碑，但不署名。總理就寫了好幾張題字，一字字挑選、斟酌。
“烈士孫炳文的夫人、總理的干女兒孫維世的媽媽任銳的墓碑也是總理題的，在‘文革’中被砸毀。1975年，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才從8年的牢獄中出來，才知道岳母的墓碑被砸了，就想用國家補發的工資重建。”另一個有關總理題碑的故事向我們展現：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找到當時在中南海修建工程處的韓福裕，說金山出來了，想請你們看電影，不知道你們肯不肯。在當時政治氣候仍未穩定的情況下，與他們接觸的人還可能受到牽連，但是韓福裕不怕，心裡說：“組織上都相信他了，把他放出來了，我見見老朋友有什麼不可以。”當金山提出了請他幫忙修復任銳同志的墓時，韓福裕一口答應了。他就出面到建築雕塑藝術工廠找人，但那兒的頭頭說要有民政部出具的證明才行，所謂的證明是看墓主是不是壞人。他們就又只好去開證明，但當時組織部沒有恢復正常工作，年輕一輩的負責人又不知道任銳的情況，最後找到兩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簽字證明才通過。
“到了石料加工廠，5名工人雕塑家一聽碑上的字是總理為烈士親題的，二話不說，連夜加工加點，鏗鏗地很精心地趕製，將總理寫的字一筆一筆重現在那潔白的大理石上。鑿刻完後，加工費說什麼也不收，孫新世他們心裡很感激，但也很過意不去，錢不收，就請他們吃飯，送煙，送糖，但都被拒絕了。後來我就給他們出了個主意，買了5本紀念總理的畫冊《人民的悼念》送去，他們才收下。”
（四）“從那以後我就開始養水仙，總理的人品就像這花一樣聖潔。
總理去世時的各種弔唁活動，如遺體告別、追悼會等等，韓福裕都參加了。日子、時間，迄今他都記得詳詳細細，清清楚楚。我們問他為何去弔唁時他總帶上6盆水仙花，他邊回憶邊說：“1月14號下午，勞動文化宮大殿里的弔唁一結束，鄧大姐就捧著骨灰盒坐車到人民大會堂，將骨灰盒放到了台灣廳。總理生前，台灣沒解放，他生不能去，是遺憾，那就……”韓老說到這有點哽咽，眼圈也紅了，“當時在骨灰盒左右兩側擺了6盆水仙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25年來我都記得，1月份太冷，也剛好水仙開花。從那以後我就開始養水仙，那潔白的花，翠綠的葉子，鮮黃的蕊，總理的人品就像這花一樣聖潔……”
現今已是周恩來總理逝世後的第25個年頭。這群在總理身邊生活過的人大多早已白髮蒼蒼或已過世。死者已矣，但活者繼續。“1992年鄧穎超故去後，我們這群人將悼念場所換到了總理生活與工作的地方——西花廳。屋外的一草一木、屋內的一桌一椅，總理曾走過的地方、曾坐過的地方，總理曾同我們說過的話、曾望著我們的炯炯有神的眼神，一切的一切伴著總理的身影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難了的總理情結，讓韓福裕難抑自己激動的情緒。
據韓老講：在每年的1月8日這天，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也以普通人的身份，率幾位高僧，手捧鮮花，肅立於紀念碑前，行最高規格的藏族禮儀——向紀念碑獻上雪白的哈達，報答周總理對西藏人民的關懷，每年如此，直到他圓寂。“ 到了1983年，毛主席紀念堂開放後，我們就挪到了裡面的總理紀念室去悼念，在這裡我們暢談過去，相互敘說不同的經歷，相互交流自己所參與社會上的各種紀念總理的活動的情況，探討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來發揚總理的精神。 我們中有的在這天帶上下一、二代孩子，讓他們從這莊嚴的氣氛中感受總理的人品情操，教育他們奮發向上的同時，樹立崇高的人格。”
逝世
周總理衛士韓福裕於2013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