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歷史與領袖不容歪曲和否定》是2008 年中國新聞聯合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陳守禮
基本介紹
- 作者：陳守禮
- ISBN：9789889858476
- 定價：40.00
- 出版社：中國新聞聯合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8
- 副標題：評1999年版《辭海》對有關詞條的
- 叢書： 偉大人民領袖毛澤東叢書
圖書目錄,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
目 錄
前言········································································2
一、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中國共產黨是
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否定···························6
二、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首創“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
取得全國勝利……新的革命道路”的否定···································18
三、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的建黨、建軍思想路線和黨對軍隊的
絕對領導原則的否定····················································24
四、評1999年版《辭海》對“遵義會議”及其歷史意義的貶低、否定
和為黨史上歷次錯誤路線翻案············································30
五、評1999年版《辭海》對延安整風運動等歷次政治思想運動及其作用和
意義的否定·····························································38
六、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思想路線
戰略策略及其中流砥柱作用的貶低和否定··································46
七、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党進行解放戰爭的思想路線
戰略策略及其勝利的否定，對蔣介石“剿共”、“戡亂”的肯定················62
八、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正確決策
及其偉大成就的貶低和否定··············································69
九、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關於抗美援朝的正確決策和這場戰爭勝利的
貶低和否定····························································75
十、評1999年版《辭海》對1949年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否定····83
十一、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重視農民、農村、農業和農業社會主義
改造與建設的思想路線及其實踐的否定···································92
十二、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肯定的中國新文化的
代表魯迅、郭沫若的貶低和對社會主義文藝方向的否定·····················102
十三、評1999年版《辭海》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倡導、培育起來的
中國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否定························111
十四、評1999年版《辭海》對馬恩列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否定················123
十五、評1999年版《辭海》為新老修正主義和修正主義者翻案··················146
十六、評1999年版《辭海》為帝國主義侵略者和我國的投降派翻案··············163
十七、評1999年版《辭海》為蔣介石翻案···································188
十八、評1999年版《辭海》為胡適翻案·····································206
十九、評1999年版《辭海》對“胡適思想批判”的否定·······················213
二十、毛澤東的偉大是誰也否定不了的······································229
後語····································································240
內容簡介
前 言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一股歷史翻案風，這是與“全盤西化”、“與國際接軌”的思潮分不開的。
實際上，中共中央、國務院是從未有過一份檔案提到我國要“與國際接軌”的;相反,黨和國家領導人及中央黨報是批評“與國際接軌”的觀點和主張的，是一貫反對敵對勢力對我實行“分化”、“西化”的。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接軌?我國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的,與西方世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對立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和平共處開展經濟文化交流是必要的,是我們主張的；但是,如果我們的國家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搞所謂“接軌”,那就只能意味著取消我們自己的軌道,即否定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就必然要翻歷史的案，否定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及其歷史以至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歷史。這種錯誤主張是迎合西方反共勢力對我實行“分化”、“西化”,是違背我國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是違背我們國家的憲法和我們黨的黨綱黨章的,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
這裡有一個大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締造的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歷史和現實，這個基本原則是誰也否定不了的。這也是鼓吹“與國際接軌”論者既無法否定又繞不過的一個大前提。
第一、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建立到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的歷史是充分肯定的。它寫道：“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在黨的許多傑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於首要地位。”“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第792、793、794頁）
第二、這個《決議》對1949年建國以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是充分肯定的。它寫道：“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同上書第794、795頁）
第三、在1995年5月2日，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所作《今後15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若干原則問題》這篇重要的政策性《報告》中，明確地指出：“在檔案中不要使用國內外經濟體制接軌這一用詞，因為所謂接軌，實際上是指改變我國的軌道，把它接到西方市場經濟的軌道上去。中國和西方的社會制度不一樣，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說，要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實現互接互補。”同時指出：“意識形態問題，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當然更談不上“接軌”了。（見《學習 研究 參考》雜誌1996年第7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聯合編輯出版）由此可見，在“經濟體制”等方面，也不能“改變我國的軌道”去與西方世界“接軌”，更何況“意識形態”。這是個原則問題，而且是基本原則。
第四、由於有些人不斷掀起“與國際接軌”這股錯誤思潮，我們的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在2003年9月1日《答記者問》中又一次明確答道：“在涉及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文化建設和基本生活方式等問題上，我們是不能隨意使用‘與國際接軌’一詞”的。在貿易領域中，適宜使用“國際通行做法”、“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國際標準”等提法，因為“‘與國際接軌’不是一個規範的術語”。同時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同樣不存在‘與國際接軌’的問題，也不宜使用‘與國際接軌’的提法。”這就說得非常明確具體了。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去“與國際接軌”，那就等於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以至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歷史。這是絕對錯誤和不能允許的。
以上的基本原則、基本精神，是黨中央一再重申和肯定的。2003年12月26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同志發表重要《講話》說：“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為古老的中國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闊步走向繁榮昌盛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總書記強調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7日）
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再次肯定和強調：“以毛澤東為傑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對抗日戰爭發揮了重要的思想和戰略指導作用。”再次重申和肯定了毛澤東和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以及毛澤東思想偉大的歷史貢獻。
1979年版《辭海》，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毛主席和周總理關懷、支持下開始修訂的第一部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辭海》。它在其《前言》中說：“1962年出《辭海·試行本》十六分冊，1965年4月出《辭海·未定稿》。粉碎‘四人幫’後，‘四人幫’所強加於《辭海·未定稿》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統統被推倒了。”它是在正常情況之下,先以“試行本”形式、後又以“未定稿”形式試版，在向各方面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經歷二十多年時間的編寫，才於1979年正式出版的。它所編寫的內容是符合客觀事實、符合我國憲法、符合黨中央的精神的。當然，《辭海》為了不斷完善、充實，精益求精，糾正個別、少數難免產生的差錯，修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原詞條符合史實，觀點正確,修訂者卻違背史實，系統地大面積地推倒和否定原寫的正確詞條或正確內容，我們就理應根據客觀事實和1979年版原詞條的正確表述加以指出，並要求糾正。因為寫進《辭海》,或從《辭海》中取消、刪除,都應該是有理、有據和嚴肅認真的。
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辭海》的修訂，恰恰是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與國際接軌”的思潮泛濫期間，一些編者難免受到這股錯誤思潮的影響，背離上述黨中央的《決議》和黨中央一再重申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違背史實,違背我們國家的憲法和我們黨的黨綱黨章,搞所謂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對於這一點，實際上《辭海》主編也已公開承認，這就是：當1999年版《辭海》修訂版出版受到讀者的批評、譴責時，《辭海》主編髮表《公開信》進行辯解，這信刊登在《百年潮》雜誌2000年第6期上。這《公開信》說，他們修改詞條是依據胡喬木寫給中央的《意見信》（見《文獻與研究》雜誌1987年第2期）的“意見辦理”的;又說胡喬木的《意見信》是談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這部辭書問題的;並說在中美“合編”這部辭書時，對【毛澤東】詞條怎么寫發生了“爭論”，美方對寫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偉大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些詞語不同意，表示“不接受”，經“爭論”，美方不肯讓步，假如“再爭則無法達成協定”，為了“達成協定”，中方接受了“美方的修改意見”,就一步到位地把【毛澤東】這個詞條中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偉大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詞語刪除掉了；（見中美合編的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5卷第740頁）還說胡喬木的《意見信》說，如不取消這些詞語,就“難以保持與各主要國家的同類辭書具有同等的客觀性、穩定性”。還提到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依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的寫法寫人物詞條。
《辭海》主編的《公開信》在引證了以上《胡信》的“意見”、“美方的修改意見”以及“依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的寫法,作為修改詞條的依據後說：“此後《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由此看來，舉出這些“依據”和“理由”，並表示“按此意見辦理”，豈不是明明白白地承認了《辭海》確實是在搞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嗎？更有說服力的是事實的證明：1999版《辭海》在《前言》中也承認：“1992年，上海辭書出版社與東華書局合作，在台灣地區出版《辭海》（1989年版）。”應該指出:“台灣地區”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是同西方世界一致的。
“台灣地區”的統治者準許公開“在台灣地區出版《辭海》（1989年版）”不是沒有條件的,這條件正是在於1989年版已經按“美方的修改意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的寫法改寫了詞條。在改寫的詞條中已經否定、貶低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者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否定、貶低了馬克思、列寧等人;相反，改寫了蔣介石等國民黨的黨政軍人物詞條,均為之恢復了“名譽”；還相應地改寫了一些有關政治、歷史事件的詞條。
《辭海》是怎樣具體“按此意見辦理”來規範、修改眾多詞條,把美方“不接受”的內容作了刪改的呢？現在人們已清楚地看到,它是採取了“不宣而戰”、“漸進式”的辦法，分三步走的。這就是：第一步是通過1989年修訂版出版的機會，用刪改或取消詞條的辦法來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當時人們只注意到編者在【毛澤東】詞條中刪除原詞條用“偉大的”這個詞來評價毛澤東，即否定毛澤東的“偉大”。實際上，編者不只是刪除“偉大的”一個詞，而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五個關鍵性的重要詞條以及與之有關聯的數以百計的詞條內容都作了刪除或將整個詞條取消，以滿足美方“不接受”這些革命內容的要求。第二步是通過1999年修訂版出版的機會，仍用刪改、取消詞條的辦法來進一步否定、貶低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當時人們只注意到編者在【毛澤東】詞條中刪除“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實際上，編者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五個關鍵性詞條，以及與之有關聯的數以百計的詞條的內容，又都作了進一步刪除或將整個詞條取消，以進一步滿足美方“不接受”革命內容的要求。這是《辭海》在搞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的行動中，已經走了的兩步，事實俱在，白紙黑字明擺著。既然《公開信》宣稱“此後均按此意見辦理”，那么，“此後”的第三步也會再走，即等到2009年出版修訂版時，再來更進一步刪除或取消《辭海》中屬於美方“不接受”的革命內容。這是邏輯的必然。
然而，毛澤東確實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確實是“偉大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確實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這早已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公認。如果要想改變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評價，那就涉及我們黨的黨綱、黨章和國家的憲法，這是要經全黨和全國人民討論後，黨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作出決定的。《辭海》怎能把《胡信》的“意見”和“美方的修改意見”置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的黨綱黨章之上呢？因此，我們認為《辭海》主編的《公開信》舉出的“與國際接軌”的“依據”和“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堂堂的主權國家，編寫本國《辭海》的詞條，竟然要以美方的“接受”或“不接受”為取捨的標準，這是將我國置於何等地位？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1999年版《辭海》對有關詞條的錯誤刪改。所謂“有關”詞條，是指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關”的詞條，與社會科學“有關”的詞條。在這些方面也不是所有“有關”的詞條,而是我們已發現有問題的“有關”詞條，重點是“有關”貶低、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和貢獻的部分，“有關”貶低、否定馬恩列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歷史和貢獻的部分。我們採用的主要方法是對比法,因為“有比較,才有鑑別”。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應尊重事實，讓事實來說話。不僅經過刪改重寫的詞條應與原寫的詞條作對比，更重要的是原寫和重寫的詞條都應與事實作對比，這才能看出哪些詞條寫得符合事實、觀點正確。
我們認為指出這些有關詞條刪改中的錯誤，是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因為《辭海》是具有權威性的工具書，不同於一般報刊的文章，也不同於出版社出版的一般書籍。《辭海》是供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疑難問題時查對、驗證的,人們往往會以它為準繩的。因此，在對有關詞條的取消、增設、刪改中的錯誤，其產生的誤導作用和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而且其危害是嚴重和長期的。為了對黨對人民負責，筆者花了八年多時間，核對了中美合編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和《辭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三個版本中刪改、取消和增加、重寫的數以千百計的詞條,發現1999年版《辭海》為了“與國際接軌”，違背史實、顛倒是非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現將已經發現有錯誤問題的五百多個詞條分為二十個專題，指出和評析其錯誤。由於涉及範圍很廣，而筆者是個耄耋之年的新四軍老兵，水平、能力、精力都有限，因此，發現的問題、提出的批評有不足之處在所難免，評析還是初步的，在專題的編排上和一些提法上難免會有不準確和疏漏之處。懇請專家、學者和讀者批評指正！真理是不怕辯論的，真理是不辯不明越辯越明的。我們敢於提出批評，同樣也歡迎《辭海》編者的反批評。我們更希望所有真正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和共產黨員都義不容辭地站出來,理直氣壯地講話！事關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一重要上層建築的生死存亡，事關我們黨的執政地位的合法性。我們不應讓少數人繼續把持和壟斷話語權。我們要維護黨和人民的合法權利。我們要堅持真理！這是歷史的召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