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紀的傳播學研究/傳播學書系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作為一門跟世界接軌的學科，中國的傳播學是從80年代開始起步的，因為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社會發展提出了對傳播學的要求。近代以來，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問題，就是西方社會的“現代性”和中國社會的“現代性”這雙重的現代性問題。這個課題作為傳播學的反思對象是從中國在“文革”以後的改革開放時期開始的。 目錄 中國現代化的傳播學反思 90年代國際傳播學的發展及對中國傳播學發展的啟示 西方傳播學引入中國大陸的歷程及其啟示 電視收視率的引入：觀念、套用與教育 略論資本市場與傳媒產業結緣的機遇、操作方式與風險規避 大陸廣播電視媒介管理運行體系創新研究 中國網路傳播研究現狀及前瞻 從第四媒體的崛起看人類追求怎樣的一種傳播世界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 從語言到符號：索緒爾的四對範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面向21世紀的傳播學研究/傳播學書系
- 出版社：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 頁數：302頁
- 開本：16, 0開
- 作者：袁軍 胡正榮
- 出版日期：2000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10048864
圖書目錄,文摘,
圖書目錄
中國現代化的傳播學反思…………………………………………陳衛星
90年代國際傳播學的發展及對中國傳播學發展的啟示………關世傑
西方傳播學引入中國大陸的歷程及其啟示……………袁 軍 韓運榮
電視收視率的引入：觀念、套用與教育…………………………劉燕南
略論資本市場與傳媒產業結緣的機遇、操作方式與風險規避
…………………………………………………………………喻國明
大陸廣播電視媒介管理運行體系創新研究………………………胡正榮
中國網路傳播研究現狀及前瞻…………………………………閔大洪
從第四媒體的崛起看人類追求怎樣的一種傳播世界
……………………………………………………吳廷俊石長順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
——對“新時期”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發展的歷史性考察與分析
………………………………………………………………孟建
從語言到符號：索緒爾的四對範疇……………………………李彬
新聞心理學研究斷想……………………………………………劉京林
我國傳播學研究人才培養中的若干問題和對策探討…………柯惠新
中國輿論中出現的韓國、朝鮮形象比較分析（1949—1996）
…………………………………（韓國）康賢斗朱鳳儀許進
作為公共空間的文化政策：加拿大的經驗…（加拿大）邁克·喀什爾
傳播思想與文化工業
——（法）貝爾納·米涅教授在中國暨南大學新聞系的講演
西歐傳播學的歷史、現狀與展望………………………（法國）劉昶
美國數位電視：在權利結構與商業利益之間的曲折發展
……………………………………………………陸嘩趙月枝
澳大利亞媒介與傳播研究概況
——回顧與前瞻………………………………（澳）菲利普·貝爾
傳播學從“泛化”、“玄化”到兩極發展
——21世紀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趨勢………………………劉建明
未來猜測：傳播學與經濟學合流以及研究走向混沌…………朱光烈
90年代國際傳播學的發展及對中國傳播學發展的啟示………關世傑
西方傳播學引入中國大陸的歷程及其啟示……………袁 軍 韓運榮
電視收視率的引入：觀念、套用與教育…………………………劉燕南
略論資本市場與傳媒產業結緣的機遇、操作方式與風險規避
…………………………………………………………………喻國明
大陸廣播電視媒介管理運行體系創新研究………………………胡正榮
中國網路傳播研究現狀及前瞻…………………………………閔大洪
從第四媒體的崛起看人類追求怎樣的一種傳播世界
……………………………………………………吳廷俊石長順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
——對“新時期”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發展的歷史性考察與分析
………………………………………………………………孟建
從語言到符號：索緒爾的四對範疇……………………………李彬
新聞心理學研究斷想……………………………………………劉京林
我國傳播學研究人才培養中的若干問題和對策探討…………柯惠新
中國輿論中出現的韓國、朝鮮形象比較分析（1949—1996）
…………………………………（韓國）康賢斗朱鳳儀許進
作為公共空間的文化政策：加拿大的經驗…（加拿大）邁克·喀什爾
傳播思想與文化工業
——（法）貝爾納·米涅教授在中國暨南大學新聞系的講演
西歐傳播學的歷史、現狀與展望………………………（法國）劉昶
美國數位電視：在權利結構與商業利益之間的曲折發展
……………………………………………………陸嘩趙月枝
澳大利亞媒介與傳播研究概況
——回顧與前瞻………………………………（澳）菲利普·貝爾
傳播學從“泛化”、“玄化”到兩極發展
——21世紀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趨勢………………………劉建明
未來猜測：傳播學與經濟學合流以及研究走向混沌…………朱光烈
文摘
書摘
（一）八十年代前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傳播學的謹慎引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時期。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開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全國科技大會的召開，提出了不僅要學習國外的科學技術，而且要學習國外的社會科學的方針，國際學術交流得到了真正的恢復。
國際學術交流的恢復，為傳播學登入中國提供了可能性。五十年代就做過譯介工作的復旦大學新聞系鄭北渭先生和其他學者們重操舊業，開始傳播學的重新引介工作。由於1976年—1984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中央提出了“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原則，改革只是局部、個別和分散地進行，其重心是農村改革；而舊體制依然存在，仍然在起作用，仍然在總體上限制著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於舊的觀念的束縛，傳播學的引入常常遭到非難，致使傳播學在此階段的引入異常小心和謹慎。
比如在1982年1—8月第一次客群調查啟動之時，即遭到有些人的非難，他們以“新聞研究所有人要搞資產階級民意調查”為名，狀告到當時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安崗（也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那裡。當時在設計調查問卷時，關於信任度問題是否列入提綱頗受爭議，最終決定列入信任度問題的舉動被認作是“鋌而走險”的行為。但事實上調查報告出來以後，最有價值並引起新聞界震動的還是信任度問題。在北京讀者中只有24．2%的人認為報紙的宣傳報導“可信”，55．1%的讀者認為“基本可信”；認為“有些報導內容與實際生活不相符”的占44．3%，認為“報喜不報憂”的占43．7%。①雖然此次調查意義重大，使新聞界意識到新聞改革的必要性，但調查自始至終都異常小心。
再比如，1983年浙江調查的結果在《中國日報》發表，新華社《參考資料》上刊登了一位外國新聞記者對該調查的報導，說是中國東部一個省的民意測驗顯示，許多讀者不相信中國報紙。有關領導看罷當即連夜給《中國日報》的總編輯打電話，質問“中央三令五申不準搞民意測驗，你們為什麼還搞？”①並下令追查。雖然後來向上級領導解釋該調查既不是《中國日報》所為，也不是民意調查而是讀者調查（英文中，兩者是同一個詞），但這一“事件”確實反映了傳播學在引進初期，由於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民意調查方法異常敏感，致使傳播學套用研究起步艱難。
1982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為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開展國際交流提供了健康的政治環境，傳播學的引入開始有了起色。
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於1982年11月23—25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倡導，參加單位有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廈門大學、暨南大學、新華社、《新聞戰線》雜誌社、《燕京周報》社，代表30多人。會議探討了傳播學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傳播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基本理論和方法，明確了“既然傳播學是一門新科學，就應當了解、介紹、分析、研究”的態度。會議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即“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的陳力丹研究員回憶，當時在會上他提到了馬克思曾論述過“交往”，大家叫他趕緊寫一篇文章，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找理論依據，以證明研究傳播學是名正言順的，會後，即寫了《從傳聞女神到印刷廣場》。現在我們回想這些事情，不難看出那時學者們研究傳播學所懷有的心態②。
傳播學在我國經歷了二三十年代的醞釀、五十年代的前期引入和七十年代末的重新引入，到1982年第一次傳播學會議的召開，才確立了對傳播學正式引入研究的態度。自此，傳播學開始了在中國的正式引入。
不久，傳播學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開始進行，科研機構也開始建立。1984年，首都有關新聞單位和教育機構倡議成立傳播學研究小組。1985年2月，首都新聞學會傳播學研究組成立。1985年6月20日，中國大陸第一次傳播學國際討論會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在上海召開。會議著重探討了新科技的發展對傳播媒介的影響，以及對新聞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這次會議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傳播學的認識，同時也反映出對傳播學持疑義的人仍不在少數。1985年6月，我國高校第一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在復旦大學成立。
這一階段，由於極“左”路線的陰影還時常徘徊於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傳播學的引入仍是心懷餘悸地謹慎進行。傳播學的理論與中國的媒介實踐尚有太多的隔閡，也未能對傳統的新聞理論起到切實的觀照作用。但不可否認，傳播學開始在觀念上衝擊人們對新聞媒介、新聞理論固有的認識。
(二)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和傳播學在新聞領域的普及
1986年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在黃山召開。會議回顧了1982年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以來我國傳播學教育研究成果，對國外傳播學理論的新發展、對美國傳統學派和西歐的批判學派進行分析和評價，對我國普及和發展傳播學的前景作了討論和規劃。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的目標，明確把新聞傳播作為今後傳播學的主攻方向。該方向確定的初衷雖然僅僅是針對理論研究，但實際上也明確了傳播學理論應觀照實踐的方向——新聞改革。傳播學引入的目的性因此也大大增強了。
從客觀上講，在八十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探索、醞釀和實驗階段進入以城市改革為重心大規模的推進和深化階段，政治改革的呼聲也日見其高。1987年lO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次會議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意義深遠。會議報告中提出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抓緊制定新聞出版法”等，新聞改革被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提上議事日程a)。一方面，現實為我國的新聞體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積極推動新聞改革成為擺在新聞學界面前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面，改革也使決策者迫切需要對國家的社情民意有全局性的把握，以此作為政策研究的參考。因此，八十年代中後期，傳播學在中國的新聞領域逐步得到普及。
從主觀上講，隨著改革在各個領域的深入發展，作為黨的“耳目喉舌”的中國新聞事業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都暴露出許多問題，一部分學者也逐漸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靠新的方法對原有理論進行簡單地演繹和理論嫁接越來越無法說明變動不居的現實，“沒有取自於實際的第一手的實證材料的研究，就象做菜一樣總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再會做菜，也就只能做出一個豆腐菜”①。於是，1986年10月，中國第一家調查研究機構——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成立，通過一系列實證調查切實一步步地推動新聞改革的進展。比如1988年的《首都知名人士龍年展望的調查》就是通過從下到上地調查，先是在民眾中進行，然後在新聞工作者中，而後對所謂的“三高” (高職、高齡、高知)人士進行調查，得出了令人警醒的結論：如91．5%的人認為新聞媒介反映民眾呼聲太少；宣傳報導在民眾中存在信任危機等等。②調查分析報告終於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經《人民日報》等報紙的傳播，引起全國客群注目，從而加大新聞媒介改革力度的呼聲日漸強大，進而推動了新聞改革的進展。
……
（一）八十年代前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傳播學的謹慎引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時期。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開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全國科技大會的召開，提出了不僅要學習國外的科學技術，而且要學習國外的社會科學的方針，國際學術交流得到了真正的恢復。
國際學術交流的恢復，為傳播學登入中國提供了可能性。五十年代就做過譯介工作的復旦大學新聞系鄭北渭先生和其他學者們重操舊業，開始傳播學的重新引介工作。由於1976年—1984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中央提出了“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原則，改革只是局部、個別和分散地進行，其重心是農村改革；而舊體制依然存在，仍然在起作用，仍然在總體上限制著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於舊的觀念的束縛，傳播學的引入常常遭到非難，致使傳播學在此階段的引入異常小心和謹慎。
比如在1982年1—8月第一次客群調查啟動之時，即遭到有些人的非難，他們以“新聞研究所有人要搞資產階級民意調查”為名，狀告到當時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安崗（也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那裡。當時在設計調查問卷時，關於信任度問題是否列入提綱頗受爭議，最終決定列入信任度問題的舉動被認作是“鋌而走險”的行為。但事實上調查報告出來以後，最有價值並引起新聞界震動的還是信任度問題。在北京讀者中只有24．2%的人認為報紙的宣傳報導“可信”，55．1%的讀者認為“基本可信”；認為“有些報導內容與實際生活不相符”的占44．3%，認為“報喜不報憂”的占43．7%。①雖然此次調查意義重大，使新聞界意識到新聞改革的必要性，但調查自始至終都異常小心。
再比如，1983年浙江調查的結果在《中國日報》發表，新華社《參考資料》上刊登了一位外國新聞記者對該調查的報導，說是中國東部一個省的民意測驗顯示，許多讀者不相信中國報紙。有關領導看罷當即連夜給《中國日報》的總編輯打電話，質問“中央三令五申不準搞民意測驗，你們為什麼還搞？”①並下令追查。雖然後來向上級領導解釋該調查既不是《中國日報》所為，也不是民意調查而是讀者調查（英文中，兩者是同一個詞），但這一“事件”確實反映了傳播學在引進初期，由於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民意調查方法異常敏感，致使傳播學套用研究起步艱難。
1982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為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開展國際交流提供了健康的政治環境，傳播學的引入開始有了起色。
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於1982年11月23—25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倡導，參加單位有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廈門大學、暨南大學、新華社、《新聞戰線》雜誌社、《燕京周報》社，代表30多人。會議探討了傳播學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傳播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基本理論和方法，明確了“既然傳播學是一門新科學，就應當了解、介紹、分析、研究”的態度。會議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即“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的陳力丹研究員回憶，當時在會上他提到了馬克思曾論述過“交往”，大家叫他趕緊寫一篇文章，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找理論依據，以證明研究傳播學是名正言順的，會後，即寫了《從傳聞女神到印刷廣場》。現在我們回想這些事情，不難看出那時學者們研究傳播學所懷有的心態②。
傳播學在我國經歷了二三十年代的醞釀、五十年代的前期引入和七十年代末的重新引入，到1982年第一次傳播學會議的召開，才確立了對傳播學正式引入研究的態度。自此，傳播學開始了在中國的正式引入。
不久，傳播學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開始進行，科研機構也開始建立。1984年，首都有關新聞單位和教育機構倡議成立傳播學研究小組。1985年2月，首都新聞學會傳播學研究組成立。1985年6月20日，中國大陸第一次傳播學國際討論會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在上海召開。會議著重探討了新科技的發展對傳播媒介的影響，以及對新聞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這次會議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傳播學的認識，同時也反映出對傳播學持疑義的人仍不在少數。1985年6月，我國高校第一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在復旦大學成立。
這一階段，由於極“左”路線的陰影還時常徘徊於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傳播學的引入仍是心懷餘悸地謹慎進行。傳播學的理論與中國的媒介實踐尚有太多的隔閡，也未能對傳統的新聞理論起到切實的觀照作用。但不可否認，傳播學開始在觀念上衝擊人們對新聞媒介、新聞理論固有的認識。
(二)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和傳播學在新聞領域的普及
1986年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在黃山召開。會議回顧了1982年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以來我國傳播學教育研究成果，對國外傳播學理論的新發展、對美國傳統學派和西歐的批判學派進行分析和評價，對我國普及和發展傳播學的前景作了討論和規劃。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的目標，明確把新聞傳播作為今後傳播學的主攻方向。該方向確定的初衷雖然僅僅是針對理論研究，但實際上也明確了傳播學理論應觀照實踐的方向——新聞改革。傳播學引入的目的性因此也大大增強了。
從客觀上講，在八十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探索、醞釀和實驗階段進入以城市改革為重心大規模的推進和深化階段，政治改革的呼聲也日見其高。1987年lO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次會議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意義深遠。會議報告中提出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抓緊制定新聞出版法”等，新聞改革被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提上議事日程a)。一方面，現實為我國的新聞體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積極推動新聞改革成為擺在新聞學界面前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面，改革也使決策者迫切需要對國家的社情民意有全局性的把握，以此作為政策研究的參考。因此，八十年代中後期，傳播學在中國的新聞領域逐步得到普及。
從主觀上講，隨著改革在各個領域的深入發展，作為黨的“耳目喉舌”的中國新聞事業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都暴露出許多問題，一部分學者也逐漸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靠新的方法對原有理論進行簡單地演繹和理論嫁接越來越無法說明變動不居的現實，“沒有取自於實際的第一手的實證材料的研究，就象做菜一樣總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再會做菜，也就只能做出一個豆腐菜”①。於是，1986年10月，中國第一家調查研究機構——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成立，通過一系列實證調查切實一步步地推動新聞改革的進展。比如1988年的《首都知名人士龍年展望的調查》就是通過從下到上地調查，先是在民眾中進行，然後在新聞工作者中，而後對所謂的“三高” (高職、高齡、高知)人士進行調查，得出了令人警醒的結論：如91．5%的人認為新聞媒介反映民眾呼聲太少；宣傳報導在民眾中存在信任危機等等。②調查分析報告終於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經《人民日報》等報紙的傳播，引起全國客群注目，從而加大新聞媒介改革力度的呼聲日漸強大，進而推動了新聞改革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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