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雲譜。
青雲譜原是個道院,主持者當然是個道士,但原先他卻做過10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還年輕,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後裔。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變化,歷史留下了他的一個最根本的身份:17世紀晚期中國的傑出畫家。
他叫
朱耷,又叫八大山人,
雪個等,是明太祖
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的後代。在朱耷出生前223年,朱權被封於南昌,這便是青雲譜出現在南昌郊外的遠期原因。朱權也是一個全能的藝術家,而且也信奉道家,這都與200多年後的
朱耷構成了一種神奇的遙相呼應,但可憐的
朱耷已面臨著朱家王朝的最後覆沒,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換代後的政治風雨,用畫筆來營造一個孤獨的精神小天地了。說起來,處於大明王朝鼎盛時代的朱權也是躲避過的,他因事見疑於明成祖,便躲在自築的“精廬”中撫琴玩曲。但相比之下,
朱耷的躲避顯然是更絕望、更淒楚,因而也更值得後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院落,能給中國藝術史提供那么多的觸目的荒涼?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朽木、衰草、敗荷、寒江,對應著畫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帶著這些問題去尋找青雲譜,沒想到青雲譜竟相當熱鬧。
不僅有汽車站,而且還有個火車小站。當日道院如今成了一個旅遊點,門庭若市,園圃蔥翠,屋宇敞亮,與我們日常遊玩的古典式園林沒有什麼兩樣。遊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們一般沒有在宅內展出的
朱耷作品前長久盤桓,而樂於在花叢曲徑間款款緩步。突然一對上年歲的華僑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著走來,說是
朱耷的後代,滿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
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們對他的婚姻情況很不清楚,後來好像有過一個叫朱抱墟的後人,難道你們真是朱抱墟之後?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這一切也不能怪誰。有這么多的人來套近乎,熱熱鬧鬧地來紀念一位幾百年前的孤獨藝術家,沒有什麼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點,讓擁擠的遊客能夠行走得比較順暢。然而無可奈何的是,這個院落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韻完全失落了,
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杳不可見。這對我這樣的尋訪者來說,畢竟是一種悲哀。
記得年前去四川青城山,以前熟記於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譁連天的隊伍趕得無影無蹤。有關那座山的全部聯想,有關道家大師們的種種行跡,有關畫家張大幹的縹緲遐思,也只能隨之煙消雲散。我至今無法寫一篇青城山遊記,就是這個原因。幸好有關青雲港的聯想大多集中在
朱耷一人身上,我還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著他,不至於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樣心情煩亂。
沒到青雲譜來時我也經常想起他。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時曾出過一道歷史文化方面的知識題:“略談你對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國歷史上八位潛跡山林的隱士,通詩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說成是八位隱士我倒是有所預料的,這道題目的“圈套”也在這裡;把中國所有的隱士一併概括為“通詩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於在考卷上寫“待考”,我不禁啞然失笑了。
朱耷常把“八大山人”這個署名連寫成“哭之”、“笑之”字樣,我想他見到我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與這位考生一樣的對
朱耷的隔膜感,我從許多參觀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來。他們面對朱聾的作品實在不知道好在哪裡,這樣潦倒的隨意塗抹,與他們平常對美術作品的欣賞習慣差距太大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光輝,17世紀晚期東方繪畫的光輝,難道就閃耀在這些令人喪氣的破殘筆墨中么?
對於中國繪畫史,我特別看重晚明至清一段。這與我對其他藝術門類歷史發展階段的評價有很大的差別。
朱耷就出現在我特別看重的那個階段中。
在此前漫長的繪畫發展歷史上,當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迭出,有一連串說不完、道不盡的美的創造,但是,要說到藝術家個體生命的強悍呈現,筆墨丹青對人格核心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
徐渭、
朱耷、
原濟以及“
揚州八怪”等人了。
毫無疑問,並不是畫到了人,畫家就能深入地面對人和生命這些根本課題了。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畫家如
顧愷之、
閻立本、
吳道子、
張萱、周訪、
顧閎中等等,他們的作品,或線條勻停緊挺,或設色富麗諧洽,或神貌逼真鮮明,我都是很喜歡的,但總的說來,被他們所畫的人物與他們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緣關聯。他們強調傳神,但主要也是很傳神地在描繪著一種異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場面,藝術家本人的靈魂歷程並不能酣暢地傳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倒是山水、花鳥畫更有可能比較曲折地展示畫家的內心世界。
山水、花鳥本是人物畫的背景和陪襯,當它們獨立出來之後一直比較成功地表現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學意境,而在這種意境中又大多溶解著一種隱逸觀念,那就觸及到了我所關心的人生意識。這種以隱逸觀念為主調的人生意識雖然有濃有淡,有枯有榮,而基本走向卻比較穩定,長期以來沒有太多新的伸發,因此,久而久之,這種意識也就泛化為一種定勢,畫家們更多的是在筆墨趣味上傾注心力了。
所謂筆墨趣味認真說起來還是一個既模糊又複雜的概念。說低一點,那或許是一種頗感得意的筆墨習慣;說高一點,或許是一種在筆墨間帶有整體性的境界、感覺、悟性。在中國古代,凡是象樣的畫家都會有筆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現代,國畫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筆墨趣味間邀游。
這些畫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讓人嘆為觀止,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例如像文學中的《
離騷》。有沒有可能,讓藝術家全身心的苦惱、焦灼、掙扎,痴狂在畫幅中燃燒,人們可以立即從筆墨、氣韻,章法中發現藝術家本人,並且從根本上認識他們,就像歐洲人認識
拉斐爾、羅丹和梵谷?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一次歷代畫展,我在已經看得十分疲倦的情況下突然看到
徐渭的一幅
葡萄圖,精神陡然一震。後來又見到過他的《墨牡丹》《黃甲圖》《月竹》,以及我很喜歡的《雜花圖長卷》。他的生命奔瀉出淋漓而又灑潑的墨色與線條,僅說氣韻生動也太矜持了。
對
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後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嘗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痴。他遭遇過複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鬥爭,又曾惶恐於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志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衝撞。浙江的老百姓憑著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後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歷像
徐渭這樣悽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明確延續著這種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的強烈悲劇意識的,便是
朱耷。他具體的遭遇沒有
徐渭那樣慘,但作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後裔,他的悲劇性感悟卻比
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淪,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鳥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範疇,而是誇張地袒露其醜,以醜直鍥人心,以醜傲視甜媚。它們是禿陋的,畏縮的,不想惹人,也不想發出任何音響的,但它們卻都有一副讓整個天地都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著,而且把這冷冷地看當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們似乎又是木訥的,老態的,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著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游弋,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徵。
中國畫平素在表現花鳥蟲獸時也常常講究一點象徵,牡丹象徵什麼,梅花象徵什麼,喜鵲象徵什麼,老虎象徵什麼,這是一種層次較低的符號式對應,每每墮入陳詞濫調,為上品格的畫家們所鄙棄,例如韓斡筆下的馬,韓滉筆下的牛就並不象徵什麼;但是,更高品位的畫家卻會去追求一種整體性的氛圍象徵,這是強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畫幅物像中充分直觀所必然導致的要求。
朱耷的鳥並不具體在影射和對應著什麼人,卻分明有一種遠遠超越自然鳥的功能,與殘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種獨特的精神氣氛。面對
朱耷的畫,人們的內心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陣寒噤。
比
朱耷小十幾歲的
原濟也是明皇室後裔,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他與朱耷都是“金枝玉葉老遺民”。人們對他比較常用的稱呼是
石濤、大滌子、苦瓜和尚等。他雖與
朱耷很要好,心理狀態卻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沒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更廣闊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觸,沉鬱蒼茫,奇險奔放,滿眼躁動,滿耳流蕩,這就使他與
朱耷等人一起與當時一度成為正統的“四王”(即
王時敏、
王鑑、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鮮明對照,構成了很強大的時代性衝撞。有他們在,不僅是“四王”,其它中國繪畫史上種種保守、因襲、精雅、空洞的畫風都成了一種萎弱的存在,一對比,在總體上顯得平庸。
徐渭、
朱耷、
原濟這些人,對後來著名的“
揚州八怪”影響極大,再後來又滋養了吳昌碩和
齊白石等現代畫家。中國畫的一個新生代的承續系列,就這樣構建起來了。我深信這是中國藝術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國人在明清之際的一種驕傲。
齊白石在一幅畫的題字上寫的一段話使我每次想起都心頭一熱,他說:
青藤(即
徐渭)、
雪個(即
朱耷)、大滌子(即
原濟)之畫,能橫塗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於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
齊白石之前,鄭燮(板橋)就刻過一個自用印章,其文為:
青藤門下走狗
這兩件事,說起來都帶有點瘋痴勁頭,而實際上卻道盡了這股藝術激流在中國繪畫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難於遇見又多么讓人激動。世界上沒有其它可能會如此折服本也不無孤傲的鄭板橋和
齊白石,除了以筆墨做媒介的一種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強力誘惑。為了朝拜一種真正值得朝拜的藝術生命,鄭、齊兩位連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們都是鄉間窮苦人家出身,一生為人質樸,絕不會花言巧語。
我在青雲譜的庭院裡就這樣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天時間。面對著各色不太懂畫、也不太懂朱耷的遊人,我想,事情的癥結還在於我們沒有很多強健的現代畫家去震撼這些遊人,致使他們常常過著一種缺少藝術激動的生活,因此也漸漸與藝術的過去和現在一併疏離起來。因此說到底還是藝術首先疏離了他們。什麼時候我們身邊能再出幾個像
徐渭這樣的畫家,他們或悲或喜的生命信號照亮了廣闊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藝術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熱愛他們,編出各種故事來代代相傳?或者像
朱耷這樣,只冷冷地躲在一邊畫著,而幾百年後的大師們卻想倒趕過來做他的僕人?
全國各地歷史博物館和古代藝術家紀念館中熙熙攘攘的遊客,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匯成湧向某個現代藝術家的歡呼激潮。現代藝術家在哪裡?請從精緻入微的筆墨趣味中再往前邁一步吧,人民和歷史最終接受的,是坦誠而透徹的生命。
作品鑑賞
《青雲譜隨想》一文含蘊著
余秋雨先生高尚的審美情趣和穿透表象的銳利藝術觸角。他在文章中告訴我們:八大山人那高雅精美卻不沉淪於世的筆墨趣味畫作,那些燃燒著畫家身心的畫作,向人們展示著一個個坦誠而又透乇的生命,才成為歷史的永恆。八大山人出身皇家宗室,親歷家國滄桑之巨變,王孫而淪落市肆,詩僧而出入江湖。精研儒道釋,融匯詩、書、畫。晚歲狂草怪偉,冷逸高古,獨創一格,人稱“八大體”。終以淡泊雅靜出雲,非入禪者莫能為。
《青雲譜隨想》全文三部分,余先生用理性的眼光,感性的筆觸敘寫,有碰撞的火花,有熟慮的哲思,給人以震撼。
第一部分由南昌郊外青雲譜引出道院的主持者——
朱耷。
朱耷,堂堂明朝王室後裔,先做和尚,後為道士,但“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變化,歷史留下了他的一個最根本身份:17世紀晚期中國的傑出畫家”。對於他“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換代後的政治風雨用畫筆來營造一個孤獨的精神小天地”;作者與讀者都不禁要脫口問出:“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院落,能給中國藝術史提供那么多的觸目的荒涼?”尋著的青雲譜,竟是出乎意料地熱鬧,作者用他那犀利、略帶調侃的口氣娓娓敘來:當日道院如今“與我們日常遊玩的古典式園林沒有什麼兩樣”;一對華僑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走來,據說是
朱耷後裔……
紛至沓來的人群似乎大多衝著
朱耷在外的遠名而來,很少有人真正關心他那一方“精神小天地”,而此類尋訪者亦是難覓青雲譜的原始神韻了!世人對朱顧的隔閡感,使余先生不禁發出悲嘆:絕大部分中國人卻無法從朱顧的破殘筆墨中透視到中國傳統藝術的光輝,17世紀晚期東方繪畫的光輝。
第二部分作先生激情昂揚地直訴讀者:最為上等的藝術品應該是浸潤著一股生命力——強烈、坦誠,它是畫家直面人生,與生命對話的產物。
開首,余先生便說:“要說到藝術家個體生命的強悍呈現,筆墨丹青對人格核心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
徐渭、
朱耷、
原濟以及‘
揚州八怪’等人了。”
因為他們的畫不僅充滿美學意境,而且“在這種意境中又大多溶解著一種隱逸觀念,那就觸及到我所關心的人生意識”。而當“這種以隱逸觀念為主調的人生意識”。趨於定式時,畫家則把更多視線投向了筆墨趣味;這些畫家作品常因高雅精美而令人嘆為觀止,“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缺乏畫家身心的燃燒!
徐渭,“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他的畫作是鵪激潮與生命特別殘酷、特別響亮的衝撞,因恩賜“他的生命奔瀉出淋漓而又灑潑的墨色和線條,躁動的筆墨後面遊動著不馴和無奈。在這裡,僅說筆墨趣味就很不夠了,僅說氣韻生動也太矜持了”。
朱耷,“悲劇性感悟卻比
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面,”天地全都沉液化,“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上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著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游戈,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徵”,更高品味的畫家才會追求這一種氛圍象徵。
原濟,“與更廣闊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觸,悲劇意識有所泛化。但是,當這種悲劇意識泛化到他的山水筆墨中時,一種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學風格也就蔚成氣候。”
從
徐渭、
朱耷、
原濟到“
揚州八怪”再到吳昌碩、
齊白石,中國畫一個最富生命激情的系列便構建起來了。八大山人如孤拔之奇峰,隱於秋嵐夏霧中,縹緲而不知其高,其墨跡簡約清純,恰似幽泉寒潭,透澈而莫測其深。
第三部分是全文總結,余先生又有振臂一呼,大聲號召之勢。希望現代畫家從“精緻入微的筆墨趣味中再往前邁一步”,將生命激情真真切切地融入畫作,用這份熾熱去燃燒大眾,使他們重又走近藝術,接受藝術,熱愛藝術!
作者介紹
余秋雨,男,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當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學者,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家。畢業於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歷任
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戲劇家協會副主席。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海內外出版過史論專著多部,曾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近年來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之餘所著散文集《
文化苦旅》先後獲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台灣聯合報讀書最佳書獎、上海市出版一等獎等。
余秋雨的藝術理論著作——《戲劇理論史稿》,在出版後次年即獲全國首屆戲劇理論著作獎,十年後獲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戲劇審美心理學》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因《
行者無疆》獲得2002年度台灣白金作家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