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電話飛客
- 外文名：Phreaker
- 技術：最古老的網路入侵技術
- 特點：盜用電話線路
- 屬性：黑客
電話飛客介紹
霍夫曼最有名的著作叫做《偷走這本書》，在其中他講述了不少辦法，讓年輕的、一文
莫名的嬉皮士學會利用既有體制謀生，以使那些毫無幽默感的“肉食者”為己服務。從這本
書的名字也可看出，霍夫曼要求讀者摧毀把這本書送到他們手中的發行機制。該書也許可以
視作計算機病毒的精神祖先。
霍夫曼的理論是，通訊是任何革命的神經中樞；解放通訊將是一場大規模反叛的重要階
段。像許多後來的活動家一樣，他大量使用付費電話進行宣傳鼓動。
越戰期間，聯邦政府規定電話服務要收附加稅。霍夫曼和他的同伴堅信，盜竊電話服務
是非暴力反抗的一種方式：為什麼要為一場非法的、不道德的戰爭納稅呢？1971年6月，
霍夫曼與一位電話飛客阿爾·貝爾一起創辦了一份簡報，名為《青年國際黨陣線》
（YIPL），意在傳播易比派的盜竊技術，特別是電話盜竊技術。
在70年代早期，欺騙付費電話、設法盜電和盜煤氣，或是打開自動售貨機取走零錢，
這些都需要一定的技術，而傳播這種技術則必須具備藐視世俗的勇氣。易比派從來不乏這種
勇氣，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們對他們的行為越是不齒，他們就越是感到高興。盜竊現有系統，
意味著對傳統資本主義價值的蔑視。
並且，盜竊電話服務也是政治組織上的要求。易比派成員缺乏組織性紀律性，沒有錢，
甚至常常連固定的住所也沒有，因此，他們必須隨時能夠使用長途電話，作為相互聯絡的工
具。
YIPL在格林威治村出版了好幾年，然後，阿爾·貝爾脫離了易比派，另外創立了《技
術輔導計畫》（TAP）。越戰結束後，易比派漸漸衰敗，到此時，貝爾的身上已看不到什麼
激進色彩，他和TAP的幾位撰稿人已轉而從純粹的“技術權力”中獲得巨大的滿足感。
由於電話盜竊技術是如此有用，它的生命力超過了易比派運動本身。
TAP上面刊出的大部分信息都來自於AT&T的內部技術資料。AT&T並不想讓這些信
息在外界流傳。這就是關鍵所在：早期的電話飛客如德雷普四處宣揚免費打電話的革命意
義，但TAP的這幫人則對政治沒有絲毫興趣，他們認為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儘可能多地散布
有關貝爾系統的知識。他們為掌握擊敗貝爾系統的專門知識而驕傲。到1975年，這份只有
4頁的簡報的訂戶已達1300人。一度充滿政治意味的語言為晦澀難懂的技術語言所取代。
每周五晚上，一小幫TAP中堅分子會聚集在曼哈頓的一家餐館中，許多人來不及脫掉西服、
扯下領帶。他們在白天是標準的白領，到了晚上，或者是在雜誌上，他們的身份就完全不同
了，自稱為“教授”、“巫師”或“原子博士”。
70年代未，貝爾離開了這個小圈子，一位自稱湯姆·愛迪生的電話飛客接管了TAP。和
他一起乾的還有契舍·凱特里斯特（這也是個化名）。契舍12歲開始對電話入迷，他偷偷
地把家中的音響設備與電話連線起來，這樣他就可以一邊用電話聽筒聽音樂，一邊做作業。
如果媽媽走進他的房間，他只需把電話掛上就行了。19歲時，他成了一名電傳專家，在家
里的計算機上編程，把計算機變成了一台電傳機。很快他的徵求筆友的啟事就通過電傳滿世
界飛了。他是TAP的忠實讀者，20多歲的時候他來到曼哈頓，立即加入了這個小圈子。
準確地說，TAP代表的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態度，對貝爾系統高度蔑視的態度。契
舍和他的朋友們每天晚上都在這個系統中遊蕩，給AT&T搗亂。他們對外人解釋說，他們熱
愛電話系統——是系統背後的官僚機構招人憎惡。
通常，這些人並不是想著如何欺騙電話公司，而是專注於尋找電話系統的缺陷並最大限
度地加以利用。與系統較量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搶占AT&T的上風，把這個似乎壟斷一切的
龐然大物踩在腳下，是電話飛客們最大的快樂。
隨著計算機系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TAP的讀者群對計算機與電話的結合產生了越來越
濃厚的興趣。如果全球性電話網讓電話飛客們樂而忘返，想像一下全球性計算機網給他們帶
來的刺激吧。只需一台數據機，一個聰明的電話飛客可以進入任何一個計算機網路。
電話飛客對計算機開始著迷，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電話的電動機械交換系統迅速
讓位於計算機系統，突然改變了電話的操作規則。計算機交換系統的到來，戲劇性地增加了
電話飛客的風險，但可能的回報也更高了。電話公司的自動檢測技術空前提高，能夠從電話
飛客留下的蛛絲馬跡中嗅出他們的所在。危險增大了，但遊戲也更富乾刺激性了。一旦一個
侵入者控制了中央交換機及其記帳設備，就獲得了絕對的權力。雖然中央交換機通常都設有
安全防護裝置，但卻遠非無懈可擊。這樣，新一代的電話飛客所做的就不僅僅是免費打電話
了。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窈聽，篡改電話賬單，關閉別人的電話服務，甚至改變服務的種
類。一個著名的故事是，一位電話飛客指令計算機將某人的家庭電話變成了一部付費電話。
當受害人拿起電話時，一個由計算機控制的聲音要求他先投市。
對電話飛客來說，由簡單的電話技術轉移到更加複雜。更加有力的計算機技術，是一個
無法抵禦的誘惑。
1983年，正當TAP引導電話飛客進入新大地時，它遭受了一次致命打擊。愛迪生家遇
到搶劫和縱火雙重劫難。搶劫具有專業水平：愛迪生的計算機及大量軟碟——用以出版TAP
的全部工具——被席捲一空；而縱火手法則不很高明：汽油澆得不夠，縱火犯也忘記打開窗
戶讓火燒得更大。愛迪生和契舍一直懷疑這一事件是電話公司所為，但又拿不出任何證據。
最終，TAP毀於這次打擊。大火後又過了幾個月，TAP出版了最後一期。
如同TAP所宣揚的，盜打電話的形式有很多種。最常見的一種是盜取電話訪問碼。把費
用記在偷來的號碼下，當然是盜竊電話服務的好辦法。這種做法在那些離家很遠、身邊又沒
有多少錢的外鄉人中非常普遍。盜碼行為在大學宿舍、軍事基地以及常年飄泊在路上的搖滾
樂隊中司空見慣。最近一段時間，從第三世界國家中湧入美國的人也常弄此道。盜碼不需要
多少技術，但卻占據了電話盜竊活動的大頭，由此引發的損失遠遠超出非法入侵計算機造成
的損失。
在80年代中後期，電話公司出台更嚴密的防範措施以前，計算機盜碼活動在數位化地
下世界裡十分猖撅。你只需編寫一段電腦程式，不停地用任意選取的代碼試探電話，最終
必然會有某個代碼能夠命中。這種程式可以整夜甚至整星期運行，直到你獲取了一大堆盜
來的訪問碼。
今天，用計算機不停地撥打電話以獲取代碼的做法很容易被偵察出來。如果某人不斷使
用偷來的代碼，也不難被電話公司抓到。然而在80年代時，公布盜來的代碼是飛客們遵循
的基本禮節。如果你獲得了某個有用的代碼，你有義務將其公之於眾，以便整個“社區”共
同享用。這樣，飛客在自己的臥室里，就可以安全、方便地使用盜來的代碼，無需擔心被抓
住和受懲罰。
另一種形式即使用“藍匣子”。這在當時很少被視為“盜竊”，而是一種“使用多餘的
電話容量”的無害而有趣的行為。畢竟，長途電話線就在那裡……你會傷害誰呢？如果你沒
有損壞系統，沒有消耗任何有形的資源，別人誰也不知道你幹了些什麼，那么，會產生什麼
嚴重的後果呢？你到底“偷”過些什麼？直到今天，這都是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
電話盜竊活動從未絕跡過，不僅如此，隨著電話服務日益複雜化，新的盜竊手段層出不
窮。
行動電話特別容易遭受攻擊，其中的晶片可以重新編程，給出一個虛假的身份，從而避
免交費。這樣做也可以防止警察竊聽，這使行動電話成為販毒分子理想的通訊工具。
盜用行動電話號碼正迅速成為90年代最大的詐欺行當之一。為了安全起見，行動電話
的程式中編入了兩個號碼：一個用以識別電話本身，另一個用以識別用戶。每一部行動電話
在使用時都發出由這兩個號碼組合成的信號，這種信號迅速傳向最近的發射塔，電話竊賊們
使用電子掃描器從空氣中截取電話號碼。除非不開機，合法的行動電話用戶幾乎不可能保護
其號碼不被盜用，竊賊們能夠截取任何人的信號。
這些被偷盜的號碼，有時甚至是帶有個人密碼的號碼，將立即在往往同樣是偷盜來的移
動電話中被“複製…(cloning)。“複製”的過程是，竊賊用一部膝上型電腦和特殊的軟
件，將攔截的號碼編入手中的行動電話，從而使其與受害者的行動電話成為“孿生子”。這
些行動電話隨後將被出租給販毒者、大學生、思鄉的移民以及希望秘密地和便宜地與別人聯
絡的任何人。
這些電話號碼的合法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號碼已被盜用，直到收到每月一次郵寄來的
賬單，發現上面有數十頁他們從未打過的電話的記錄。目前在美國和加拿大，每月大約有6
萬個電話號碼被複製。
大公司里的專用小型交換機也常常被侵入，飛客利用它來盜打長途，”而賬單卻由該公
司來付。賬單上的話費可能達到天文數字，因為飛客成群結隊，又是堡電話粥的好手。因為
這樣的事情，電話公司和大公司客戶打了不止一次官司，雙方誰也不想承擔盜打電話的財務
責任。這不僅肥了飛客，也肥了律師的腰包。
語音郵件系統同樣會被人利用，飛客盤踞在系統裡面，用外人莫名其妙的黑話交換盜竊
的代碼或非法的技術知識。他們還可能抹去正常的留言，竊聽私人留言，或給用戶留下粗俗
不堪的錄音。
竊聽行動電話和無繩電話（cordless phone）的情況也很嚴重。這對那些追求技術權力
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面對受害者，他們覺得自己技高一籌，可以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
竊聽與很多罪惡聯繫在一起。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竊聽者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窺視欲，但受
害者不經意說出的信用卡號碼，可以被立即記錄下來加以利用。竊聽還導致了不少訛詐和工
業間諜案件，並釀成骯髒的政治風波。
由於電話網早於計算機網，所以電話盜竊分子也較電腦搗亂分子活動得更早，兩者的區
分在今天已不是很清晰。電話系統已經數位化，而計算機則開始通過電話線“交談”。隨之
而來的是，電腦搗亂分子學會了盜竊，而電話竊賊則學會了搗亂。
儘管界限日益模糊，但電腦搗亂分子與電話盜竊分子之間還是有些不同。前者對系統本
身更感興趣，樂於同機器打交道；後者則更有社交才能，操縱系統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與他
人打交道。電話盜竊與電腦搗亂相比要活躍得多，範圍也廣得多。電腦搗亂分子大多是年輕
的、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白人男性，人數不算很多，而電話竊賊的隊伍則更龐大，並且，它
是由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民族的人組成的。
莫名的嬉皮士學會利用既有體制謀生，以使那些毫無幽默感的“肉食者”為己服務。從這本
書的名字也可看出，霍夫曼要求讀者摧毀把這本書送到他們手中的發行機制。該書也許可以
視作計算機病毒的精神祖先。
霍夫曼的理論是，通訊是任何革命的神經中樞；解放通訊將是一場大規模反叛的重要階
段。像許多後來的活動家一樣，他大量使用付費電話進行宣傳鼓動。
越戰期間，聯邦政府規定電話服務要收附加稅。霍夫曼和他的同伴堅信，盜竊電話服務
是非暴力反抗的一種方式：為什麼要為一場非法的、不道德的戰爭納稅呢？1971年6月，
霍夫曼與一位電話飛客阿爾·貝爾一起創辦了一份簡報，名為《青年國際黨陣線》
（YIPL），意在傳播易比派的盜竊技術，特別是電話盜竊技術。
在70年代早期，欺騙付費電話、設法盜電和盜煤氣，或是打開自動售貨機取走零錢，
這些都需要一定的技術，而傳播這種技術則必須具備藐視世俗的勇氣。易比派從來不乏這種
勇氣，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們對他們的行為越是不齒，他們就越是感到高興。盜竊現有系統，
意味著對傳統資本主義價值的蔑視。
並且，盜竊電話服務也是政治組織上的要求。易比派成員缺乏組織性紀律性，沒有錢，
甚至常常連固定的住所也沒有，因此，他們必須隨時能夠使用長途電話，作為相互聯絡的工
具。
YIPL在格林威治村出版了好幾年，然後，阿爾·貝爾脫離了易比派，另外創立了《技
術輔導計畫》（TAP）。越戰結束後，易比派漸漸衰敗，到此時，貝爾的身上已看不到什麼
激進色彩，他和TAP的幾位撰稿人已轉而從純粹的“技術權力”中獲得巨大的滿足感。
由於電話盜竊技術是如此有用，它的生命力超過了易比派運動本身。
TAP上面刊出的大部分信息都來自於AT&T的內部技術資料。AT&T並不想讓這些信
息在外界流傳。這就是關鍵所在：早期的電話飛客如德雷普四處宣揚免費打電話的革命意
義，但TAP的這幫人則對政治沒有絲毫興趣，他們認為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儘可能多地散布
有關貝爾系統的知識。他們為掌握擊敗貝爾系統的專門知識而驕傲。到1975年，這份只有
4頁的簡報的訂戶已達1300人。一度充滿政治意味的語言為晦澀難懂的技術語言所取代。
每周五晚上，一小幫TAP中堅分子會聚集在曼哈頓的一家餐館中，許多人來不及脫掉西服、
扯下領帶。他們在白天是標準的白領，到了晚上，或者是在雜誌上，他們的身份就完全不同
了，自稱為“教授”、“巫師”或“原子博士”。
70年代未，貝爾離開了這個小圈子，一位自稱湯姆·愛迪生的電話飛客接管了TAP。和
他一起乾的還有契舍·凱特里斯特（這也是個化名）。契舍12歲開始對電話入迷，他偷偷
地把家中的音響設備與電話連線起來，這樣他就可以一邊用電話聽筒聽音樂，一邊做作業。
如果媽媽走進他的房間，他只需把電話掛上就行了。19歲時，他成了一名電傳專家，在家
里的計算機上編程，把計算機變成了一台電傳機。很快他的徵求筆友的啟事就通過電傳滿世
界飛了。他是TAP的忠實讀者，20多歲的時候他來到曼哈頓，立即加入了這個小圈子。
準確地說，TAP代表的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態度，對貝爾系統高度蔑視的態度。契
舍和他的朋友們每天晚上都在這個系統中遊蕩，給AT&T搗亂。他們對外人解釋說，他們熱
愛電話系統——是系統背後的官僚機構招人憎惡。
通常，這些人並不是想著如何欺騙電話公司，而是專注於尋找電話系統的缺陷並最大限
度地加以利用。與系統較量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搶占AT&T的上風，把這個似乎壟斷一切的
龐然大物踩在腳下，是電話飛客們最大的快樂。
隨著計算機系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TAP的讀者群對計算機與電話的結合產生了越來越
濃厚的興趣。如果全球性電話網讓電話飛客們樂而忘返，想像一下全球性計算機網給他們帶
來的刺激吧。只需一台數據機，一個聰明的電話飛客可以進入任何一個計算機網路。
電話飛客對計算機開始著迷，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電話的電動機械交換系統迅速
讓位於計算機系統，突然改變了電話的操作規則。計算機交換系統的到來，戲劇性地增加了
電話飛客的風險，但可能的回報也更高了。電話公司的自動檢測技術空前提高，能夠從電話
飛客留下的蛛絲馬跡中嗅出他們的所在。危險增大了，但遊戲也更富乾刺激性了。一旦一個
侵入者控制了中央交換機及其記帳設備，就獲得了絕對的權力。雖然中央交換機通常都設有
安全防護裝置，但卻遠非無懈可擊。這樣，新一代的電話飛客所做的就不僅僅是免費打電話
了。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窈聽，篡改電話賬單，關閉別人的電話服務，甚至改變服務的種
類。一個著名的故事是，一位電話飛客指令計算機將某人的家庭電話變成了一部付費電話。
當受害人拿起電話時，一個由計算機控制的聲音要求他先投市。
對電話飛客來說，由簡單的電話技術轉移到更加複雜。更加有力的計算機技術，是一個
無法抵禦的誘惑。
1983年，正當TAP引導電話飛客進入新大地時，它遭受了一次致命打擊。愛迪生家遇
到搶劫和縱火雙重劫難。搶劫具有專業水平：愛迪生的計算機及大量軟碟——用以出版TAP
的全部工具——被席捲一空；而縱火手法則不很高明：汽油澆得不夠，縱火犯也忘記打開窗
戶讓火燒得更大。愛迪生和契舍一直懷疑這一事件是電話公司所為，但又拿不出任何證據。
最終，TAP毀於這次打擊。大火後又過了幾個月，TAP出版了最後一期。
如同TAP所宣揚的，盜打電話的形式有很多種。最常見的一種是盜取電話訪問碼。把費
用記在偷來的號碼下，當然是盜竊電話服務的好辦法。這種做法在那些離家很遠、身邊又沒
有多少錢的外鄉人中非常普遍。盜碼行為在大學宿舍、軍事基地以及常年飄泊在路上的搖滾
樂隊中司空見慣。最近一段時間，從第三世界國家中湧入美國的人也常弄此道。盜碼不需要
多少技術，但卻占據了電話盜竊活動的大頭，由此引發的損失遠遠超出非法入侵計算機造成
的損失。
在80年代中後期，電話公司出台更嚴密的防範措施以前，計算機盜碼活動在數位化地
下世界裡十分猖撅。你只需編寫一段電腦程式，不停地用任意選取的代碼試探電話，最終
必然會有某個代碼能夠命中。這種程式可以整夜甚至整星期運行，直到你獲取了一大堆盜
來的訪問碼。
今天，用計算機不停地撥打電話以獲取代碼的做法很容易被偵察出來。如果某人不斷使
用偷來的代碼，也不難被電話公司抓到。然而在80年代時，公布盜來的代碼是飛客們遵循
的基本禮節。如果你獲得了某個有用的代碼，你有義務將其公之於眾，以便整個“社區”共
同享用。這樣，飛客在自己的臥室里，就可以安全、方便地使用盜來的代碼，無需擔心被抓
住和受懲罰。
另一種形式即使用“藍匣子”。這在當時很少被視為“盜竊”，而是一種“使用多餘的
電話容量”的無害而有趣的行為。畢竟，長途電話線就在那裡……你會傷害誰呢？如果你沒
有損壞系統，沒有消耗任何有形的資源，別人誰也不知道你幹了些什麼，那么，會產生什麼
嚴重的後果呢？你到底“偷”過些什麼？直到今天，這都是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
電話盜竊活動從未絕跡過，不僅如此，隨著電話服務日益複雜化，新的盜竊手段層出不
窮。
行動電話特別容易遭受攻擊，其中的晶片可以重新編程，給出一個虛假的身份，從而避
免交費。這樣做也可以防止警察竊聽，這使行動電話成為販毒分子理想的通訊工具。
盜用行動電話號碼正迅速成為90年代最大的詐欺行當之一。為了安全起見，行動電話
的程式中編入了兩個號碼：一個用以識別電話本身，另一個用以識別用戶。每一部行動電話
在使用時都發出由這兩個號碼組合成的信號，這種信號迅速傳向最近的發射塔，電話竊賊們
使用電子掃描器從空氣中截取電話號碼。除非不開機，合法的行動電話用戶幾乎不可能保護
其號碼不被盜用，竊賊們能夠截取任何人的信號。
這些被偷盜的號碼，有時甚至是帶有個人密碼的號碼，將立即在往往同樣是偷盜來的移
動電話中被“複製…(cloning)。“複製”的過程是，竊賊用一部膝上型電腦和特殊的軟
件，將攔截的號碼編入手中的行動電話，從而使其與受害者的行動電話成為“孿生子”。這
些行動電話隨後將被出租給販毒者、大學生、思鄉的移民以及希望秘密地和便宜地與別人聯
絡的任何人。
這些電話號碼的合法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號碼已被盜用，直到收到每月一次郵寄來的
賬單，發現上面有數十頁他們從未打過的電話的記錄。目前在美國和加拿大，每月大約有6
萬個電話號碼被複製。
大公司里的專用小型交換機也常常被侵入，飛客利用它來盜打長途，”而賬單卻由該公
司來付。賬單上的話費可能達到天文數字，因為飛客成群結隊，又是堡電話粥的好手。因為
這樣的事情，電話公司和大公司客戶打了不止一次官司，雙方誰也不想承擔盜打電話的財務
責任。這不僅肥了飛客，也肥了律師的腰包。
語音郵件系統同樣會被人利用，飛客盤踞在系統裡面，用外人莫名其妙的黑話交換盜竊
的代碼或非法的技術知識。他們還可能抹去正常的留言，竊聽私人留言，或給用戶留下粗俗
不堪的錄音。
竊聽行動電話和無繩電話（cordless phone）的情況也很嚴重。這對那些追求技術權力
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面對受害者，他們覺得自己技高一籌，可以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
竊聽與很多罪惡聯繫在一起。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竊聽者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窺視欲，但受
害者不經意說出的信用卡號碼，可以被立即記錄下來加以利用。竊聽還導致了不少訛詐和工
業間諜案件，並釀成骯髒的政治風波。
由於電話網早於計算機網，所以電話盜竊分子也較電腦搗亂分子活動得更早，兩者的區
分在今天已不是很清晰。電話系統已經數位化，而計算機則開始通過電話線“交談”。隨之
而來的是，電腦搗亂分子學會了盜竊，而電話竊賊則學會了搗亂。
儘管界限日益模糊，但電腦搗亂分子與電話盜竊分子之間還是有些不同。前者對系統本
身更感興趣，樂於同機器打交道；後者則更有社交才能，操縱系統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與他
人打交道。電話盜竊與電腦搗亂相比要活躍得多，範圍也廣得多。電腦搗亂分子大多是年輕
的、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白人男性，人數不算很多，而電話竊賊的隊伍則更龐大，並且，它
是由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民族的人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