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之後,苦於只能依靠存款維持生計,他又想到了寫作。錢德勒閱讀了一些廉價雜誌,開始模仿自己喜歡的作家創作,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哈米特。經過多次修改,他的第一篇偵探小說《勒索者別開槍》(Blackmailers Don't Shoot)投給了著名的廉價雜誌《黑色面具》(Black Mask),並刊登在1933年12月號上。此後,他開始撰寫短篇偵探小說。1933到1939年間誕生了他大部分的短篇作品。1938年,出版商請錢德勒撰寫一部長篇小說,於是產生了1939年出版的《長眠不醒》(The Big Sleep)。
《長眠不醒》出版之後,有些評論者認為該書過於暴力或者墮落,但是更多的觀點指出一位硬漢流派的新星已經誕生。待到出版平裝本後,銷量更是驚人,一下子就賣出四五十萬冊,這讓錢德勒名聲大振。1943年,派拉蒙公司邀請錢德勒去好萊塢。在好萊塢,錢德勒成就斐然,他編劇或者合作編劇了多部有影響力的電影,其中“雙重理賠”(1943)和“藍色大麗花”(1946)獲得奧斯卡獎提名。此後的小說《漫長的告別》(The Long Goodbye,1953)也是廣受評論家好評,並獲得愛德加獎最佳長篇偵探小說。1954年妻子去世後,錢德勒也試圖自殺,並且酗酒嚴重。同時,作品水準大幅下落,唯一一部長篇作品《重播》(Playback,1958)遠無往日風範。1959年3月,錢德勒當選美國偵探作家協會主席。可惜,3月26日他便在加州去世。菲利普·馬洛(Philip Marlowe)不是錢德勒最早塑造的偵探,但卻是他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錢德勒筆下的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則是為了性格的展開。這種硬漢,引領了至今大部分偵探小說的方向。1995年,美國偵探小說作家協會會員票選史上最佳男偵探,馬洛超過福爾摩斯勇奪第一。馬洛出現在所有七部長篇小說以及一些短篇小說中,可錢德勒對他的外表描述不多,只說他六英尺高,灰色的眼睛,對於馬洛的感覺更多是通過他的行動和對話表述的。在登場作《長眠不醒》中,馬洛說自己三十三歲,未婚,以前是洛杉磯地檢處的偵探。到了《漫長的告別》,他已經四十二歲了。如果要說馬洛的原型,恐怕是錢德勒自己的理想化身。他外表和錢德勒有幾分相似,且有著同樣孤僻的性格,而他的名字也是來自錢德勒就讀的都爾里奇學校的一所校舍的名字。
“如果我不強硬,我就沒法活。如果我不文雅,我也不配活。”馬洛在《重播》中如是說。馬洛為錢工作,卻不為錢出賣靈魂。他說:“為了討生活。我賣我必須賣的。我所能賣的,就是上帝賜給我的一點膽量跟智慧,還有為了保護客戶,寧可吃虧受氣的一點意志力。”他接受了委託便會追查到底,哪怕最後的真相連委託人也會大吃一驚。受過大學教育的馬洛喜歡譏諷嘲笑,行事有點犬儒主義。面對邪惡而骯髒的世界,他卻不肯放棄對正義的渴望,願意在正義和罪惡的張力中苦苦等待。因此,我們往往看到的是他玩世不恭的態度,聽到的是他尖酸刻薄的話語。錢德勒暗地裡給自己的偵探這樣一句評語:“如果有足夠的人像他,那么這個世界會是個安全的地方,不會變得太無趣而不值得居住。”馬洛是“骯髒大街的騎士”,而錢德勒呢,便是“犯罪小說的桂冠詩人”。至於馬洛的私人生活,錢德勒倒是為他安排好了。在《漫長的告別》中他遇到了擁有百萬財產的琳達·羅林,並在《重播》里再續前緣。在未完成的遺作《普德泉莊園謎案》(The Poodle Springs Mystery,由羅伯特·B·派克[Robert B Parker,1932-]續完,於1989年出版)開頭,他倆結為連理。婚後,馬洛拒絕常住在琳達的豪宅,也不接受她的經濟資助。他還想當一個私人偵探,他說:“我是一個窮人,娶了一個富有的妻子。我手足無措。我只是堅信一件事情——破舊的辦公室,在那裡我能做回我自己。那裡才是我想呆的地方……對我來說沒有別的路了。”讀者不禁會莞爾,這位犬儒偵探還真是傻得可愛。
1944年,錢德勒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著名的評論《簡單的謀殺藝術》(The Simple Art of Murder)。這是一篇帶有硬漢派宣言性質的文章,闡述了錢德勒的主要偵探小說觀,並且對傳統的英式偵探小說進行了抨擊。他說,解謎偵探小說“思想上來說,它們談不上是個難題;從藝術上來說,它們談不上是部小說。它們都是閉門造車,對世界上的事情太無知了。”而他所謂的偵探小說是“為那些對人生抱持積極進取態度的人寫作……把謀殺案還給了有殺人理由的人,不僅僅是提供一具屍體而已;還給了手頭有兇器的人,這種兇器不是手工打鑄的決鬥手槍、毒箭、熱帶魚”。錢德勒強調偵探小說的現實性:人物、場景和氛圍必須真實;在開端和結尾處要有可信的動機;人物以及言行要在所處環境中可信;在謀殺和推理方式上要符合程式和技術;等等。錢德勒關於偵探小說連同對出版商、電影等的看法,被研究者結集成《錢德勒如是說》(Raymond Chandler Speaking,1962)。這些言論和他的馬洛系列一樣辛辣、有趣。錢德勒的影響是巨大的,後世的硬漢派作家很少有不受其影響的,而硬漢偵探們身上多多少少有著馬洛的血統。硬漢小說和解謎小說的最大區別在於對待偵探小說的途徑和方法。後者將偵探小說作為謎的遊戲,前者將偵探小說當成反映社會、觀照人生、甚至是陳述道德理念的嚴正藝術。因此,硬漢派不再蜷縮在鄉村別墅或者安樂椅中,他們面對社會,面對更為廣闊和骯髒的犯罪。推理解謎不是故事的主軸,偵探主角也不再高人一等,他們身處與黑暗的社會中,必須倚恃著拳腳及毅力才能生存下去。哈米特就說:“一個小人物日復一日在泥濘、污血、屍體與欺騙中前進,儘可能地麻木、粗魯與犬儒,邁向一個晦暗的目標,除了他受僱盡職之外,別無督促或召喚他前進的理由。”而作家們往往通過偵探的眼睛和嘴巴,以冰冷旁觀的眼光來凸現社會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所以我們常會發現硬漢派擅長描寫大都市的罪惡,以及偵探的道德困境。
1944年,《戀人無情》(Farewell,My Lovely)最先被搬上銀幕,更名為“謀殺,我的愛人”,由迪克·鮑威爾(Dick Powell)扮演馬洛。本片頗為成功,獲得了埃德加獎最佳偵探電影。長篇作品除了《重播》全部改編過電影,很多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還被改編成電視片。因主演“馬爾他之鷹”(1941)而成為硬漢派偵探代言人的亨弗萊·鮑嘉也曾在“長眠不醒”(1946)中扮演過馬洛。不過錢德勒自己覺得卡萊·格蘭特才是馬洛的最佳人選,可惜未能實現。錢德勒在為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找麻煩是我的職業》(Trouble Is My Business,1950)作序時寫下這樣一段話:“沒有所謂的犯罪或推理‘經典之作’,一本也沒有。在本身的參考範圍之內,就是唯一品評的標準。經典之作應該是一件耗盡本身形式的可能性,無人可以超越的作品。至今還沒有一部偵探小說或故事達到那個境界,接近標準的也微乎其微。這是為什麼講理的人繼續攻擊這個碉堡的原因。”沒有人會否認錢德勒的說法,同樣也沒有人否認他的作品稱得上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