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口街道位於臨潼區東部,面積38.5平方千米,人口3.6萬人。轄1個社區、16個行政村,137個村民小組。隴海鐵路、G30高速公路、108國道過境。建有零河水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零口鎮
- 行政區類別:鄉鎮
- 電話區號:029
- 地理位置:臨潼區東部
- 面積:38.5平方千米
- 人口:3.6萬人
- 火車站:西安站,西安北
- 車牌代碼:陝A
沿革
經濟
發展
人物
史江浦(1897~1949)名振雲,字江浦,臨潼零口鄉史家村人。父史樂田、清廩生。史江浦畢業於北平私立中國大學法律系,在校時曾參加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後曾任陝西督辦公署參謀長,長安、潼關、華陰縣縣長、第二集團十八路軍政治處長、陝西省農會會長、臨潼縣財委會主任委員等職,在任職務期間,為人正派,思想傾向進步,不與反動勢力同流合污。在1926年二虎守長安時,他曾代表李虎臣赴五原搬兵。後轉入教育界,在臨潼縣中正中學任教,授歷史、語文等課程,1949年逝世。
魏景元(1902~1950) 臨潼縣櫟陽鎮郭橋村(今新市鄉)人。幼時家貧,22歲(1924)時到三原武備學堂學習,1925年即到靖國軍郝鵬程部任排長,後回家鄉,曾是楊宜翰地下武裝的得力助手。1933年任櫟陽鎮民團團長、區隊長,成為這一地區的實力人物,1939年任櫟陽鎮鎮長直到解放。他長期以來受櫟陽地區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雖在國民黨政府任職,但對共產黨堅信不移,成為黨組織可信賴的朋友,他所掌握的鎮公所,實際上是“兩面政權”。他所直接掌握的40多支長短槍,成了地下黨的武裝力量,全鎮九個保有四個保長是共產黨員,三個是黨的朋友。他在鎮上對國民黨多方應付,對共產黨誠懇老實。鎮公所的機關里容納了不少共產黨員。當時地下黨員王智德在鎮公所的公開身份是鎮國民兵團政訓員,實際是黨地下武裝黨員組長。在魏的支持下,直接掌握著保甲武裝力量。
魏景元曾為郝景生部下,因不滿其作為而回到地方。1941年郝景生帶著“渭北剿總司令”的頭銜回鄉,耀武揚威,然鎮長魏景元並不馴從於郝。郝景生見自己展不開翅,便採取拉攏手段,有些事有意托魏辦理,同時也把“秘密”向魏告訴。魏景元利用這種關係救了不少黨員。有一次,郝景生的護兵任連城因事與王智德鬧翻,郝得知後大怒,想殺害王智德,便將此意告訴魏,魏立即轉告王智德讓其避開。地下黨員王廷蘭原也曾在郝手下乾過事,在他當保長時對郝作為表示不滿,郝秘密告訴魏景元他欲殺害王廷蘭的想法,魏即暗使仵步淮轉告王廷蘭,讓其速赴陝北。魏景元經常利用自己合法身份,將得到的情報及時告知地下黨員以逃避國民黨的暗害,或在關鍵時刻掩護共產黨人脫險。1946年,樊守義、王青山由陝北回來探聽胡宗南進攻陝北的部署而被敵人發覺,情況危急。魏得知後立即暗通訊息使其連夜轉移。同年,縣長史直派陳青山突然搜查櫟陽國小,企圖搜到地下黨員。魏景元早於事先放走了張慶發等人,使其未能得逞。1947年交口發生“七·三”事件時,魏即於事先將談國帆、王志溫暗藏在櫟陽棉花運銷合作社的一個暗房裡。敵人雖從櫟陽經過亦未發現,事後二人即轉赴陝北。
櫟陽是關中地下交通線的一個重要交通點,中共中央數位領導進出邊區路過櫟陽,魏景元在掩護其安全過境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當1946年秋李先念從商洛赴陝北途經櫟陽,因胃病復發需要住下治療時,臨潼工委副書記郎瑞亭將此情況向魏景元公開說明,他拍著胸膛說: “在咱管轄之內,有我魏景元在,誰也不敢動咱們人的一根汗毛。”幾天后發現了兩個“商人”鬼鬼祟祟的在附近游轉,地下黨員將其以“共軍密探”為由抓住綁往鎮公所。他們見了鎮長忙拿出“特務證”。魏景元訓斥這二人道:“怎么,二位來本鎮找共產黨?我養這些人都是吃乾飯的!是誰叫你們胡跑亂竄的?”兩個特務連聲說:“想不到貴鎮防範如此嚴密,請多包涵”。便溜走了。
1949年3月,解放軍到達臨潼渭北,魏景元給解放軍籌集了2000餘石(約60萬斤)小麥,組織人畜運送。駐在高陵的國民黨軍隊得知即向櫟陽圍攻,經魏景元沉著反擊,敵在被擊斃七人後乘夜逃走。
魏景元受共產黨的影響,在十多年中協助黨作了不少的工作,也為民眾辦了不少好事。他任勞任怨,不計個人得失,從未坑害過百姓也未貪財為家中置買東西。由於他待人寬厚,人們都叫他“好人”、“魏善人”。1949年4月後,一病臥床不起,於1950年2月逝世於家,享年48歲。
李虎臣(1889~1954) 名雲龍,字虎臣,臨潼縣武屯鄉房村人。幼時家貧,未能入學讀書,在家務農,後外出為人當長工,因被東家凌辱,氣憤不過,遂將東家狠打一頓而出逃。1911年在“秦隴復漢軍”將領張雲山部下當兵。以後投奔胡景翼,參加驅逐軍閥袁世凱的親信陸建章的戰鬥。因功被陳樹藩任警備軍營長。1916年陸建章被逐,投機分子陳樹藩乘機統治了陝西,追隨皖系軍閥段祺瑞,在陝西倒行逆施。陝西人民又掀起逐陳鬥爭。1918年1月胡景翼在三原樹起“靖國軍”的旗幟,李虎臣立即脫離陳樹藩投入靖國軍,在胡景翼部任先鋒營營長,遂同鄧寶珊、董振五等跟隨張義安,西出鹹陽向陳樹藩進攻,取得了節節勝利。接著又攻向西安,欲摧跨陳的老巢。在張義安進駐西安附近的蒲陽村時,李虎臣在攻魚化寨的戰鬥中取得了勝利。
由於陳樹藩勾結劉鎮華帶領鎮嵩軍入陝,使形勢逆轉。靖國軍只得從西安撤圍。李虎臣隨軍到渭北與岳維俊、董振五、鄧寶珊等駐於臨潼的相橋、炮張、察李一帶。靖國軍的另一部楊虎城、王祥生等駐於關山、介坊、清寺等地阻止鎮嵩軍西進。4月,陳樹藩率部及鎮嵩軍大部從渭南過河,占據了固市、辛市、田市,向關山一帶靖國軍大舉進攻。李虎臣與各路靖國軍密切配合,勇猛反擊,展開激烈的”關山之役”,結果,陳樹藩被打得大敗而逃。
陳樹藩被逐出陝後,直系馮玉祥、閻相文入陝。1921年11月,李虎臣隨胡景翼加入馮部,結束了靖國軍。1922年,他隨著馮玉祥至河南參加直奉戰爭。此時,陝西大權為劉鎮華所掌。1924年9月後,馮玉祥、孫岳、胡景翼等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傾向革命,在北京倒戈,發動軍事政變,使直系吳佩孚倒台。隨即組成國民軍,胡景翼任國民二軍軍長,李虎臣任二軍十師師長。1925年2月下旬,劉鎮華派憨玉昆到河南進攻國民軍,與胡景翼交戰,李虎臣在河南參加了“胡憨戰爭”。此戰劉鎮華非常重視,把陝西軍政大權交軍閥吳新田執掌,他自己親臨督戰,在李虎臣等的猛烈反擊下,使憨軍全軍覆沒。憨玉昆戰敗自殺,劉鎮華隻身逃往山西。自5月以後,陝西又爆發驅逐軍閥吳新田的鬥爭,國民軍孫岳、李虎臣在“胡憨戰爭”勝利後先後回陝,與楊虎城、甄壽珊等聯合驅吳,吳以勢孤逃往陝南。驅吳取得勝利後,李虎臣與孫岳掌握了陝西兵權。8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孫岳為陝西省軍務督辦,李虎臣為幫辦。不久,孫岳離陝,李虎臣即任軍務督辦。
1925年冬,被逐出陝逃往山西的劉鎮華,在直系吳佩孚、奉系張作霖以及山西閻錫山等軍閥的支持下,又收集原鎮嵩軍殘兵敗將及一些亡命之徒,於1926年春,以8師之眾,號稱十萬大軍進入陝西圍攻西安,企圖再次統治陝西。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李虎臣與楊虎城共同組織軍事守城。大家公推李虎臣為總司令,楊虎城為副總司令。在極端艱苦的 情況下,堅守西安城達8個月之久。到11月,在馮玉祥國民聯軍的援救下,城圍始解,“二虎守長安”便馳名全國。西安圍解後,馮玉祥將李、楊各遣一方。楊虎城東去河南,李虎臣為西路總司令駐防周至、商洛地帶。虎臣意識到馮有各個擊破之意,遂與馮各懷異心。1928年,李虎臣到河南南陽臥龍寺與岳西峰、樊鐘秀商議反馮事宜,因步調不一而未果。此時,李部原駐周至的兩個師赤亞武、何經偉投馮,他感到勢孤,便到老河口將餘部交姜宏謨指揮,然後攜眷至上海閒居。第二年,在上海曾為救陝西災荒倡辦“救災會”,擔任該會副會長。並為救災捐款5000元。
1940年,虎臣回鄉家居。在家期間,因他少年失學,深受文盲之苦,乃熱心興辦教育事業,曾於1943年在新興堡辦“雲興國小”,1947年在房村辦“房村國小”。由於他思想的局限性,在家居時,對周圍民眾利益亦有損害,造成不好影響。解放後,黨和政府對其一生在民主革命過程中的貢獻給予一定的評價,以民主革命人士對待,對有損害民眾利益之處,他本人亦給予適當賠償,以消除民眾意見。
1951年後移居西安,為西安市政協委員,1954年病逝,享年65歲。
鄧長耀(1883~1956) 河北省人,清末舉人,先後任臨潼、長安等縣縣長、陝西省民政廳廳長。在1921年,他來臨潼執政,與一般的縣長顯然不同。穿著布衣布鞋。徒步訪貧問苦,了解民情施行善政。人們稱頌他為“清官”。他在任期間提出施政要點:1.勸導: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勤儉;2.提倡:苗圃、造林、修路、衛生、水利;3.實行:教育、剪髮、商務、放足;4.禁止:禁嫖、禁紙菸、禁奢侈、禁鴉片、禁賣女;5.掃除:匪類、迷信、邪說、淫戲。為人民辦了許多好事,深受人民愛戴。
他飽學多才,善詩詞、長書法,品德高尚,為政清廉。他曾題大堂詩云:“飲酒讀書數十年,烏紗頭上有晴天。男兒欲上凌煙閣,第一功名不愛錢。”在由臨潼調長安出西門時留詩一首:“秦川三司牧民官,不讓當年范叔寒,一輛洋車一蒲扇,兩袖清風赴長安。”鄧長耀在臨潼任職中,曾捐資重印清乾隆四十一年所修《臨潼縣誌》並為之寫序,為保存縣誌及其流傳作了重要貢獻。
房顯之(1903~1962) 名向離,字顯之,驪山鎮磚房村人。陝西省立師範畢業,1932年以後,曾任洛南、延川、黃龍、洛川、藍田等縣縣長。當在黃龍、洛川任職時,地近邊區,受共產黨影響,思想傾向進步。因此當他1946年任藍田縣長時,李先念過境。他沒有執行國民黨陝西省政府截擊的命令。汪鋒到陝南,他還暗中掩護,事後被胡宗南察覺,以通共罪將顯之管押,1947年保外就醫乘機逃脫。到湖北後被該省民政廳長任命為雞公山管理局局長。1948年1月8日,他派人到河南找孔從周,通過孔與解放軍聯繫,從此便參加革命,為解放軍作情報工作,前後送大量重要軍事情報。雞公山解放時,他保全了全部財產。1949年1月接受上級指示進駐武漢,利用他與第五綏靖司令張軫的關係,向其進行策反工作。1949年5月,白崇喜由武漢撤退時,張軫率部在賀勝橋和石灰窯兩地起義,給武漢司令部以致命打擊,迫使魯道元倉皇逃竄。他又將武漢蒐集的各種情報,及時送交解放軍洛河聯絡站,促進了武漢的早日解放。武漢解放後,組織決定他和黃克孝進入四川,到重慶去做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代參謀長劉宗寬的工作,經過周折到達重慶,與劉聯繫,建立了情報核心,很快將獲得敵人在西南四省一市的兵力部署、戰略、戰鬥力等軍事情況及時送給解放軍,而且提出進軍意見。同時還做策反宣傳工作,對促進西南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重慶解放後,隨即參加西南軍大高研班學習,結業後被任命為西南軍區炮兵後勤部房管科科長。1954年,轉業到成都市民政局任教養院院長,工作中曾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並選為市人民代表。1962年因公死亡。
陳潤滋(1889~1963) 臨潼縣行者鄉車李村人。1913年冬就讀於陝西陸軍測量學校。於孫蔚如、趙壽山同班,曾參加中俄邊境的勘測工作。抗日戰爭初期任勉縣縣長,三十八師、十七師軍需。1940年後在周至縣民興中學、臨潼縣中正中學任數學、地理科教師。他曾以精確的計算,揭發了臨潼縣縣長王家麟虛報鼠耗案。他精於數學,著有《算術套用問題解》一書。1946年任臨潼縣參議員。解放後,在西安碑林區任工商聯調解委員,1953年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63年因病逝世。
李次元(?~1964) 臨潼縣新豐鄉灣里村人,清末秀才。後投筆從戎,投身於國民二軍胡景翼部下。1923年,被委任當富平縣縣長。抗日戰爭時期,張鋒伯任臨潼縣長時,被委任聯保主任。當時國民黨軍隊駐紮新豐鎮,某連長持槍搶去共產黨地下黨員張中濤腳踏車一輛,次元即率保丁將其擊斃。後被國民黨軍隊五花大綁要拉去槍斃,多虧張鋒伯等營救,才免於難。解放後一直為臨潼縣人民代表,政協委員,1964年病逝。
王新齋(1882~1964) 名明智,字新齋,臨潼縣北田鄉尖角村人,幼曾於橫渠書院及在孫仁玉、張扶萬等人門下就讀,後又至陝西武備學堂修業7年。早期曾參加同盟會,為革命奔走。辛亥革命後,曾在國民二軍及省、縣機關任軍政職務多年,1923年任平民縣縣長。1937年回鄉,潛心務農,1941年後,常參與國民黨時期的地方事務,曾任縣參議員。
王新齋為人清廉正直,不阿權貴,且能體察民情,為民解危,在1912年北田“殺禿子案”,1928年“殺劉巡官案”及解放前北田發生的“打馬賠金子事件”中,均能站在人民一邊,向國民黨官府進行抗爭,避免了對人民的殘害。他接觸了一些馬列主義的學說,讀過《共產黨宣言》等書,初具無產階級革命必勝的信心,鼓勵其子王泰吉、王泰誠參加共產黨鬧革命(二子皆為光榮的革命烈士)。解放前夕,他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損公肥私、搜刮民財等各種現象十分痛恨,對共產黨革命抱有極大希望。曾有詩寫道:“奔走革命念餘年,一籌莫展愧俸錢,民族依然弱小樣,國土被割遠遜前。貪污成風交征利,泄沓是尚徒空言。誰是撥亂反正者,旋轉乾坤賴後賢。”
解放後,於1950年任陝西省監察委員,1955年為陝西省政協常委,他心花怒放,力爭多做事情,為人民作貢獻。任省監察委員時,已68歲高齡,但對工作卻極為認真負責,不辭勞苦,查清了長安民眾控告法官“董鶴亭貪污案”,韓城黃河兩岸民眾“爭灘地鬥毆案”等多起案件,受到省和中央的表揚。任政協委員時,更是積極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參加了省委組織的“紅色老人組”。他經常結合實際,提出有益的意見和建議。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年已近八旬,還作詩詠懷,盛讚新社會的美好並表示不斷積極向上之心,1964年病逝於家中。
張宏道(1896~1966) 字述僧,臨潼縣油槐鄉南張村人。幼受教於本村名師張啟明先生,稍長入郭希仁、劉藹如創辦的田市“廣益公學”就讀。以後又從師多人,最後畢業於省第三中學。在學校受革命思想的影響,畢業後決心獻身於人民革命事業,他生平為人剛正,有膽識,對曹印侯的為人非常敬慕。1926年11月西安解圍後,陝西革命形勢好轉,農民運動由秘密轉為公開,這一年宏道曾在國民二軍當過副官,又曾在田、相、油槐成立自治會。後至西安經劉藹如、張寒暉的啟示,回臨潼開展農民運動。在臨潼經農協負責人王剛軍的同意,回田市籌劃成立農協會,1927年春,臨潼農民協會籌備處宣布成立,張宏道與地方上進步人士張志傑、張鉊錫、劉吉潮、周滌塵等商議,成立“田市農民協會”(當時田市、相橋、油槐為一個行政單位)大家推選張宏道為農民協會會長。他任職後,積極動員各屆,宣傳革命道理和成立農協會的重大意義,使田市所屬廣大地區,迅速掀起農民運動高潮。1927年3月中旬,正式在田市西街南場,召開了農協成立大會,到會農民民眾精神振奮,意氣風發,一些人褲腿上挽,頭蒙白巾,身穿白布罩衫,上套黑色背心,手持大刀長矛、鍘刀、土槍、抬槍等各種武器,每人手持小紅旗一面,上書“農民團結起來,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威武異常。田市高小師生也參加了大會。緱吉人(國民軍師長)從蒲城帶回五六十騎兵、劉藹如(國民聯軍總部)自西安趕來,都來參加大會,赤亞武(國民軍師長)從周至發來賀信,縣農協會也來人參加,使大會聲勢頗為壯大。張宏道在鞭炮聲和鑼鼓聲中走上講台,他號召田、相、油槐農民組織起來,團結一致當家作主,同力反對軍閥,打碎加在農民身上的枷鎖。一時群情沸騰,舉行大規模的遊行。長達數里的隊伍,刀矛如林,彩旗似海,鑼鼓宣天,口號起伏,充分顯示出農民的力量。協會成立後,張宏道領導農會作了幾件大事:1.清算豪紳張奎元貪污帳目,追回糧款;2.抗交官府強加在農民頭上的預借糧賦使關山“縣佐”不敢下鄉徵收;3.制止駐在田市的甄壽珊部的一個營,亂向民眾攤派,並向該部提出:糧餉按實有人數供給,不能額外攤派,生活按一般水平,不能高於農民一等,並且不聽甄壽珊的任何命令;4.嚴禁賭博。一時之間,農民負擔大為減輕,農協的威望大大提高。為了抗議甄壽珊軍隊對人民的敲詐勒索,田、相、油槐農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交農運動,使甄的軍隊在鄉間不敢亂行。
但是他的這種作法,大大傷害了駐在雨金的甄壽珊的利益。甄暗地派人將宏道拘捕,押至雨金欲行殺害。可是張宏道毫不畏懼,據理力爭,當面痛罵甄壽珊,說他“受農民供養,反要欺壓農民,忘恩負義,是大大的混帳,真真的“真獸”(甄壽)!當甄在狂怒之下要把張押下槍斃時,張又高聲罵到:“老子為農民為革命而死,死可瞑目,只恐你‘真獸’演的這場戲不好收場”。甄立刻意識到殺害張的後果嚴重,終於軟了下來,未敢動手。後經張志傑、張銘錫等多人從各方面盡力營救下,方才脫險。事後人們對張宏道創辦農協會為農民利益而鬥爭,不為暴力所屈的精神懷念不已。解放後,曾被選為縣人民代表,1966年病逝於家。
宋錫侯(1893~1966)學名繼祖,臨潼縣零口鎮宋家村人,17歲時入縣高等國小就學。當時處於辛亥革命前夕,錫侯受革命思想的影響,18歲即入“秦隴復漢軍”曹印侯部當兵,因羨曹的為人,遂改名錫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陝軍迅速回響,於10月22日在西安起義。錫侯在參加起義中作戰英勇,深得曹印侯賞識。1912年民國成立,張鳳翽作陝西督軍,他被選送北京傳習所學習。學習期間,除認真學好規定的課目之外,又潛心學習武術。畢業後回陝,被曹印侯任為模範監獄警衛隊武術教練。1915年,又入西安講武堂學習。1916年胡笠僧(胡景翼)住防富平時錫侯跟隨胡笠僧為其侍從。1921年,胡笠僧任靖國軍總指揮,在胡率軍討陳樹藩之際,錫侯因功晉升為連長。1922年,直奉戰時,馮玉祥通電討奉,胡笠僧參戰,錫侯以戰功升為營長,歸屬李虎臣部下。1924年,馮玉祥與胡笠僧等聯軍發動北京政變後馮將參加政變各軍改編為國民軍一、二、三軍。胡笠僧為國民二軍司令,李虎臣為二軍第十師師長,宋錫侯此時已升為該師團長。1925年,胡病逝於鄭州,國民二軍遂由岳西峰率領,在與直、奉軍閥作戰中一敗不可收拾,李虎臣曾發兵援岳亦陷入重圍。此時唯錫侯團全團突圍歸陝。
1926年,劉鎮華圍困西安,楊虎城、李虎臣二將軍堅守,宋錫侯團在由城北轉向城南後,對敵戰鬥中甚為勇猛,尤以小雁塔爭奪戰最為激烈,激戰三晝夜,擊退劉鎮華數倍兵力的進攻,使敵死傷數百人而未能前進一步。在保衛李家村戰鬥中,敵曾三進三出,終未得逞。因而城南東起李家村,西至小雁塔一段陣地,始終為宋錫侯團所控制。由於城外保持這一陣地,經宋錫侯巧妙周旋,以高利為餌,從敵軍處買到食物及彈藥,不時接濟城內守軍。西安解圍後,李虎臣部被編為第八路軍,擴編四個師。宋賜侯因為守城有功升為旅長兼任周至城防司令,編入姜宏謨第三師。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馮玉祥與其合作,強制收編國民軍,李虎臣發起反馮戰爭。失敗後,宋錫侯與其逃至上海。以後雖與蔣幾次周旋,到1938年錫侯兵敗山西後竟無處棲身,長期在困頓中生活,雖曾兼任小職,但終未能伸其志。1949年解放後,曾任縣政協委員,陝西省政協委員,參與國家大事。生活也得到照顧。1966年病逝,終年73歲。
王子龍(?~1971) 臨潼縣徐楊鄉臨潼王村人,略識文字。他一直和地下黨員楊宜翰、毛瑞甫、仵步淮等關係密切,一心跟共產黨,做了不少革命工作。他熱心為民眾做好事,1933年,協助楊宜翰擔任涇惠渠四支渠“水老”,日夜操勞,和上游三原灌區進行艱苦的交涉,解決了上游在夏季偷水、搶水問題。使櫟陽地區得以順利灌溉。又號召民眾並親自帶頭在四支渠旁植樹,使渠兩岸綠樹成蔭。同時組織人力,修好了被水沖壞的櫟陽黑水橋及道路,解決了交通問題,民眾稱便。並為此立碑紀念。他又積極興辦水利學校。並在楊宜翰辦學的基礎上。擔任徐楊學校的董事長,把初小辦成高小,又把高小辦成中學,使學校成為共產黨地下活動基地,為革命培養了不少先進青年。王子龍在臨潼“紅色交通線”的建立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936年,劉少奇由陝北到華北工作途經櫟陽,走時,子龍親自帶人護送,1946年7月汪鋒和王智德由陝北去陝南時,途經徐楊,需用一匹馬,子龍毫不猶豫的把自己家中的一匹好馬讓與汪鋒,使其順利過了渭河。
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他對共產黨有深刻的認識,決心跟黨鬧革命,一刻也沒有離開黨。臨潼1949年5月解放後回到家鄉,回鄉後仍協助黨搞好各項建設工作。1953年,被任命涇惠渠副局長。他一生為黨為人民做了不少工作,而他自己生活卻十分艱苦,受到人們的愛戴。1971年逝世。
趙慶生(1899~1972) 臨潼縣櫟陽南街人。他在黑暗的舊中國,摸索著尋找革命的道路,直到解放前夕,才認識到只有跟著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22年,22歲時,畢業於三原甲種工業學校。此時軍閥混戰正烈,他想參加革命軍隊反對軍閥禍害人民,便到河北省邯鄲軍官團學習,以後加入陝軍,曾任特務長,連、排長,不久又到河南建國軍任營、團長,河南新編五師、二十八師任團長等職,但並不如意。至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使他對國民黨產生懷疑。1945年,他擔任陝西省保全第五團團長,被派駐淳化封鎖邊區,專門對付共產黨八路軍。這時,臨潼的一些共產黨人如談國帆等,和他進行秘密接觸,給他講一些共產主義革命道理和政策,讓他看一些進步書刊,給了他很大啟發,思想上有了重大變化。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決定對八路軍不出大兵攻擊,儘量避免直接衝突。即使發生衝突,也只是鳴槍暗示,不給紅軍造成損失。他有意識的暗示部下:“保五團的事不能幹一輩子,共產黨不能得罪,不能為人家(指國民黨)賣命,給自己拴對頭”。他對南來北往的共產黨幹部、地下黨員及家屬過境,從不阻擋。當時范明、郝鵬程等許多人,都從他那裡通過,甚至郝鵬程被特務扣押後,他還派人營救“劫”走鵬程。敵人還以為人是被八路軍劫去的。解放區由此處上下來往物資的運送,他也佯裝不知,從不過問。當胡宗南對邊區進行嚴密封鎖時,陝北穿衣成了嚴重問題。從淳化這一線通過向邊區運送了大量棉花,使穿衣問題得以緩和。他的部下,有些人就是共產黨,如黨員趙景全就和他關係密切,常帶短槍來往陝北,他不但不阻止,還鼓勵他好好乾。
解放後,參加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52年9月,被任命為臨潼縣文化館副館長。1956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臨潼縣副縣長,與此同時,任臨潼縣人民委員會委員、政協委員會副主席、省政協委員等職。1972年病逝。
郭則沉(1906~1973) 臨潼縣關山鎮西介坊村人。1926年前後,受楊虎城派遣,到德國留學。回國後,曾居四川成都市,同王炳南、劉蘭從事救國工作。“西安事變”前與張學良以及楊虎城一起搞抗日救亡工作。解放後,先後任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又任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團副主席兼秘書長等職。1973年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葬八寶山革命公墓。
龐仁安(1885~1974)臨潼驪山鎮龐家村人,清末時為秀才,以後入西安府中學,陝西省高等師範學堂,學習新學。受革命思想影響。在高師上學時,加入同盟會,從事反清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曾任臨潼縣高等國小校長、臨潼縣教育科長、陝西省議會議員、省教育廳督學等職。民國十三年(1924),任神木縣知事時,對於革命活動曾大力協助。當時,許權中率部途經神木,糧餉斷絕,處於十分困難境地,仁安即設法予以資助,使權中得以順利通過。民國二十六年(1937),參加楊虎城國民革命軍,任十七路軍司令部秘書,以後返回鄉里,任臨潼縣參議員、參議長。他對於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認識較為明確,常常有所幫助。解放後,受聘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74年病逝於家中,享年89歲。
董志潁(1894~ 1978) 名哲,字志潁,臨潼零口董家村人。1913年入臨潼高等國小讀 書,成績優異,畢業後在廟後村設館教書。1918年,于右任回陝任靖國軍總司令,以圖“護法倒陳”。志潁素懷大志,此時毅然辭教從軍,入靖國軍宋錫侯部任文書。1921年隨軍參加第一次直奉戰爭。1923年被選送陝西講武堂學習,後曾任國民二軍第一師少校團附。1925年又回宋部任連長。1926年當劉鎮華圍困西安時,他曾隨軍守城。西安解圍後,國民二軍反馮失敗,因局勢變化使他頗感困惑而回鄉。1931年,經友人推薦到三十八軍,隨孫蔚如入甘肅,先後曾任三十八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天水等六縣善後局專員及禁菸局長等職。此時受進步人士影響,對革命漸有新的認識。1935年,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局勢變化,國民黨甘肅軍政易人,他因受排擠憤而離職回鄉。
“西安事變”後,胡宗南入主陝西,他為避禍蟄居不出。誰知胡宗南為了籠絡二軍舊部,強迫他到二乾團受訓,後讓他擔任聯保處主任,不久,聯保處撤銷,他即離職。1941年任零口鎮長,上任後他對民眾疾苦倍加體恤,儘量避免無理攤派以減輕人民負擔。對地方豪強疾惡如仇,逐步將鎮上原有土匪出身的保長一個個換掉,並剿滅了橫行鄉里的大土匪王大群,深受民眾讚許。志潁長子董實豐為中共黨員,對其影響日深,因而他在任職期間為好多地下黨員安排社會職業,並掩護他們開展革命活動,使零口一帶黨的地下組織得以發展。
1943年,志潁突然被胡宗南逮捕,當時零口國小校長史一三與宋宏釗(地下黨員)聞訊即到火車站營救。誰知不但沒有結果,三日後史一三亦被捕,其罪名曰“通共”。二人被押於小雁塔監獄。敵人慾得到黨的活動情況,幾次嚴刑逼供,但終未得逞,使零口黨的組織得以保全。因無“通共”實據,八個月後經花錢贖出。志潁出獄後即深居簡出,然其革命思想日堅,遂將其四子珍子送往邊區。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更加殘酷地迫害中共黨員。零口革命形勢惡化,他即和孫化民一起利用社會關係支持雷相乾(共產黨員)當了鎮長。局面得以徹底扭轉。全鎮有5個黨員當了保長,控制了局勢。1949年3月,當韓國璋借報殺徐登岳之仇而欲洗劫零口時,志潁又決定讓其四弟董文華挽救危局,與韓進行私人周旋,並通過其他渠道說通縣長洪濤,讓文華出任零口鎮長。這才使局勢又轉危為安,使黨的地下組織積聚力量迎接了臨潼的全面解放。
解放後,他歷任縣人民代表及縣政協常委,每有新的見解均能坦率提出建議。1952年春節期間,曾給縣委書記楊雨亭寫了一封信,提出關於加強農業基本建設和提高幹部素質的建議,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1978年病逝於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