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軍牧師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波蘭、捷克、烏克蘭、伊朗、巴基斯坦等國軍隊中設立的職務。現代隨軍牧師制度實際植根於中世紀的天主教。絕大多數國家的軍隊都設定了隨軍牧師機構，其法律地位既為國內法律所承認，也為國際法所承認。根據1949年通過的《日內瓦公約》，軍隊神職人員不被視為戰鬥人員，即使在被俘的情況下，其地位仍保持不變，有權繼續在戰俘中從事神職工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隨軍牧師
- 外文名：capellani、chapelains
- 國家：美國、英國、德國等國
- 涵義：外國軍隊中設立的職務
歷史沿革,編制配備,
歷史沿革
探尋隨軍牧師制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悠遠的歷史深處。每當出現騷亂、危急和恐怖的時刻，人類總是寄希望於宗教和宗教人士，以獲得安慰。戰爭時期也不例外。在發生戰爭衝突的時期，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人們都會轉而求助於宗教。公眾總是期望把宗教的撫慰同樣傳遞給那些在戰場上服役的士兵們。
隨軍牧師
隨軍牧師“隨軍牧師”一詞產生於四世紀，當圖爾的馬京神父還是一名年青的戰士的時候，他看到一個沒有衣服穿的窮人，為幫助他禦寒，馬京神父將自己的士兵披風撕成兩半，把其中的一半給了那個窮人。當天晚上，神父夢到了這個窮人，後者告訴神父，他是耶穌。後來，馬京神父的另一半披風在法國軍隊中成為頂禮膜拜之物。為此專門設立了一個被稱為“祈禱室”的隨軍教堂，而在其中供職的神職人員則被稱為“祈禱師”。
早在基督教和隨軍牧師產生之前，一些國家和軍隊的統治者就表現出了對軍人精神狀態的關心。在史前軍隊中，祭司和占卜術士一同隨軍出征，鼓勵戰士們建立功勳。
隨著基督教在歐洲取得統治地位，軍隊中的祭司消失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的職位一直空缺，因為教士們不能決定神職人員是否能參戰。
公元742年，德國雷根斯堡（德國東南部古城）宗教會議首次正式規定，在軍隊中設立隨軍牧師一職，但是禁止這些“上帝的僕人”攜帶武器或直接參戰。公元4世紀的一個傳說稱，一位名叫圖爾斯·馬丁的異教羅馬士兵碰到了一個凍得發抖的乞丐，就把自己的軍用斗篷的一部分分給了他。那天晚上，他夢見了身披斗篷的耶穌。於是，他轉信了基督教，並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基督教會。他死後被封為聖徒。圖爾斯·馬丁後來成了法蘭西的神聖保護人，他的斗篷也成為一件聖物，被歷代法蘭西國王帶上戰場。這件斗篷在拉丁文中被稱為披肩（cappa）。其攜帶型神龕被稱為capella。看護它的牧師叫作cappellanus。最終，所有的隨軍神職人員都被稱為capellani，法語稱為chapelains，從此便有了隨軍牧師一詞。
斯通教士是英屬美國殖民地上第一位隨軍牧師。貫穿美國獨立戰爭的隨軍牧師史是一部犧牲和奉獻的歷史。殖民地牧師們常常從他們自己的教區和傳教地徵集士兵，並率領這些士兵走上戰場。他們承受著個人的痛苦，並整天和飢餓、孤獨、拘禁、挫折、傷病及死亡打交道，直到最終的勝利。1775年7月29日，大陸議會對隨軍牧師的身份給予了官方認可，還表決了有關大陸軍中各級軍官和招募人員的薪酬支付問題。備忘錄上註明的是“隨軍牧師20美元”，每月以現金支付。這是與指揮官和軍法官們相同數額的報酬，這也是美國政府首次對隨軍牧師的官方認可。於是，那一天被認為是美國隨軍牧師制度的誕生日。
美國獨立戰爭中工作過的隨軍牧師約有222～238名。牧師們的職責範圍相當廣泛，除了和士兵們一起戰鬥、行軍之外，在戰爭的考驗面前，人們還看見他們在營地傳道，訪問和關心傷病員，照料臨終者等。1777年1月2日，約翰·羅斯布魯赫牧師在第二次特倫頓會戰中不幸身亡，這是在獨立戰爭期間陣亡的第一位美軍隨軍牧師。
編制配備
美軍隨軍牧師機構直接隸屬於美國國防部，隨軍牧師事務委員會對各類隨軍牧師分支機構實施領導，是隨軍牧師的最高領導機構。該委員會包括：各軍種首席牧師局，司令部（區域）首席牧師處，集團軍、軍、師、旅及各部隊隨軍牧師處（科），部隊牧師及分隊牧師助理。牧師事務委員會直接隸屬於分管人事的國防部副部長。該委員會由6人組成，其中3人是軍種首席牧師，他們輪流擔任委員會主席，任期一年。所有隨軍牧師在編制上由所在兵團指揮官領導，在業務上由相應的牧師機構指導。
隨軍牧師
隨軍牧師美國是篤信宗教的國家，美軍95%以上的官兵信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宗教不僅深刻影響著美軍官兵的人生觀、價值觀、戰爭觀和生活方式，而且是戰爭進程的重要催化劑。美軍認為，戰時宗教支援不僅保證政府對軍隊的政治控制和精神影響，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而且還能輔助作戰計畫的制定與實施。在戰時，美軍實行隨軍牧師制度，在戰區陸軍集團軍設牧師處，師設牧師科，營級單位編配隨軍牧師；海軍艦隊、海軍陸戰隊設牧師處，分艦隊設牧師科，大型艦艇、中隊編配隨軍牧師；空軍各戰區、航空兵設牧師科，基地、聯隊編配隨軍牧師。聯合作戰中，美軍根據作戰任務需要任命資深隨軍牧師到戰區司令部工作。目前，美軍隨軍牧師達3100多人，平均每700名官兵就有一名隨軍牧師。在近幾場信息化局部戰爭中，美軍宗教支援工作隨著戰爭、戰鬥的進程而展開：在戰爭動員階段，隨軍牧師主要從宗教意義上對戰爭性質和影響作出評估，對官兵灌輸“為上帝而戰”的思想；在部隊配置部署階段，隨軍牧師主要為軍人家屬提供宗教支援，減輕參戰官兵與其家人之間的相互擔憂，防止官兵因遭受戰鬥壓力折磨，出現所謂“戰場綜合症”，喪失戰鬥意志。戰爭期間，美軍參戰部隊在國內的軍事基地教堂全天開放，為參戰人員家屬提供各種服務，組織家屬子女給參戰親人寫慰問信、募集和郵寄慰問品等，受到了參戰官兵的歡迎。在作戰行動階段，隨軍牧師選擇恰當時機和地點，組織官兵周日禮拜，探訪受傷官兵並接受心理諮詢等。伊拉克戰爭期間，部分信奉猶太教官兵擔心被俘後受迫害，思想壓力很大，隨軍牧師多次探訪，為他們解除思想顧慮，使其“輕裝上陣”。隨軍牧師還要為陣亡者組織追思禮拜儀式，以發揮宗教慰藉的作用。
十六至十八世紀，軍隊中的宗教機構和隨軍神職人員陸續在法律上得到國家的承認。十六世紀，英國軍隊組建了牧師團， 1690年，波蘭國會首次為步兵和騎兵設立了36名牧師。
伊斯蘭國家領導人對宗教因素十分重視。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蘇丹、敘利亞、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巴林、阿聯、阿曼等伊斯蘭國家，軍隊教育工作由所謂的精神指導機構負責。精神指導機構不僅負責制訂對軍人開展日常工作的制度，還負責監督軍人是否嚴格遵守伊斯蘭教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