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隨感錄二十五
- 作者：魯迅
- 創作年代：1918年8月29日
- 作品出處：《新青年》
- 文學體裁：雜文
作品原文,作品注釋,創作背景,作品賞析,名家點評,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隨感錄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裡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范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范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作品注釋
①嚴又陵：即嚴復（1854年—1921年），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閩侯（今屬福州）人，清末啟蒙思想家、翻譯家。1877年（清光緒三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1879年回國後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等職。甲午（1894年）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後，他主張變法維新，致力於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思想的介紹，先後翻譯了英國赫胥黎（Thomas Henry）的《天演論》、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法國孟德斯鳩（C. L. Montesquieu）的《法意》等書，對當時中國思想界影響很大。但他在戊成政變以後，政治上日趨保守，1915年參加“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魯迅這裡提到的一段話，見於嚴詳孟德斯鳩《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譯者按語中，原文是：“吾每行都會街巷中，見數十百小兒，蹣跚蹀躞於車輪馬足間，輒為芒背，非慮其傾跌也，念三十年後，國民為如何眾耳。嗚呼，支那真不易為之國也！”
②“做”過赫胥黎《天演論》：嚴復翻譯《天演論》不是完全忠實地依照原文的意思。當時嚴復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達恉”，而不稱為翻譯。他在該書的《譯例言》中說：“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恉，不雲筆譯。”《天演論》，嚴復於1895年翻譯的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前兩篇的題名，1898年由湖北沔陽盧氏木刻印行。
③仍舊貫如之何：語出《論語·先進》：“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④華寧該爾：奧地利人華寧該爾（1880年—1903年），仇視女性主義者。他在1903年出版的《性與性格》一書中，力圖證明婦女的地位應該低於男子。
創作背景
《新青年》從1918年4月第4卷第4號起，由作者們發表關於社會和文化問題的短評，總題為《隨感錄》。起初各篇都只標明次第數目，沒有單獨的篇名；從第56篇起，才在總題之下寫出各篇的題目。魯迅從《隨感錄二十五》開始，到《隨感錄六十六·生命的路》，一共在《新青年》上發表此類文章27篇，1925年全部收入雜文集《熱風》。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淤積起來的思想毒素依然支配著社會心理，造成種種社會弊端，遏抑著現代文明的興起。清除這些思想毒素，抨擊社會弊端，成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任務之一。這則隨感錄就是針對當時的子女教育問題而發的，最初發表於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號，署名唐俟。
作品賞析
在文章開頭，魯迅在轉述嚴復的語意之時，轉出一個“轉”字。從轉來轉去的中國人身上，魯迅轉出來的是關於人的根本命題——首先要是人，要做真正的人，完全的人。恰恰在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中國出了大問題。傳統的封建社會制度、封建教育體系、封建文化思想、禮教道德、家庭關係等等，總之，一切封建關係，都在壓迫人，扼殺人，不把人當人，不讓人做人。帝王不把臣子當人，將相不把平民當人，丈夫不把妻子當人，男人不把女人當人，連血緣關係最為密切的父子之間，父親也不把兒子當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到西方先進文化思想影響的覺醒了的中國知識分子，被魯迅稱為感覺敏銳的人們，首先為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感到悲涼，魯迅更是痛心疾首，並尖銳地指出：“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管教他的責任。”家庭如此，社會亦然。由此逆料“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仍然與新時代潮流不合。他亟盼改變這種現狀，為了中國發展前途而大聲疾呼所有國民應成為“‘人’之父”，使孩子“將來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一方面，社會革命，首先是人的革命；社會改造，首先是人的改造；社會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以人為本位，揭示人的價值，喚醒人的意識。改變人的地位，變束縛人、扼殺人為解放人、發展人，是魯迅反省傳統文化的價值依據，是他進行社會批判文化批判的出發點，也是最終目的。早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就鮮明地舉起“根柢在人”，“首在立人”的思想旗幟，在寫這篇文章四個月前發表 的《狂人日記》中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是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的最強烈的呼喚，這篇文章與“救救孩子”相呼應，強調“救救孩子”，從當下開始，從父親做起，“從我們起，解放了後來的人”。
另一方面，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的縮影。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家庭；更重要的是，有什麼樣的家庭，便有什麼樣的社會。進行人的啟蒙教育，改變千百年來形成的習以為然的封建的家庭觀念，改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封建關係，改變與現代教育與世界潮流不合的傳統習慣教育，重新發現人、認識人、立人，首先要啟蒙不懂得“父范學堂”意義的父親們，變只會生不會教的孩子之父為既會生又懂得教育的“人”之父，從而使只是父母福氣的材料的中國小孩變為將來的“人”的萌芽，進而培養教育發展成一個完全的人，即能清醒地認識到自我的尊嚴，自我的價值，懂得並能夠主宰自我，實現自我的人。
文章雖短，引證卻很豐富。從嚴復的敏感觀察引出作者的無窮憂慮，從孩子的教育問題推測中國的前途命運，從“孩子之父”的流弊論證“‘人’之父”的必要，環環相扣，次序井然。
名家點評
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楊義：本篇是從民族和人類發展的角度，反省中國的“為父之道”，揭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因而它痛心疾首地呼籲為人父者要樹立“人的意識”，當好“人”之父。這種精神與一九〇七年作的《文化偏至論》中提倡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一九一八年此前《狂人日記》中“救救孩子”的呼聲，以及此後的長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把歷史進化觀念和人的意識結合在對父子關係的反省之中，提出“所有小孩應是將來的‘人’的萌芽”的命題。（《魯迅作品精華》）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家平：方玄綽這“差不多”三字冷酷地揭示了某種命運代代相襲、歷史在命運的重複輪迴中循環不已的悲劇性事實。魯迅在《隨感錄·二十五》中道出了他從“代”的重複中窺見“歷史”的循環這一人生經驗：“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一一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這又是魯迅一個誅心之論。（《魯迅精神世界凝視》）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吳三冬：中國父權社會的傳統觀念是，早娶妻，早生子；多得兒，多得福。魯迅據以尖銳指出，小孩只是父母們福氣的材料，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時不把他當人，大了自然也做不了人。幸而存活，仍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生下孩子，也仍然不是“人”的萌芽。魯迅且由此逆料二十年後以至五十年後七十年後的中國，讓人讀後不寒而慄。……文末議及開辦父范學堂事，似屬笑談，實極嚴肅。因為中國所多的是“自然便會”的“孩子之父”，他們不明何謂“人”之父，而中國所缺的恰是“人”之父。（《魯迅名作鑑賞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