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階層固化
- 外文名：Hierarchical solidification
- 原因：經濟、政治、社會
現象,現狀,動力減弱,就業歧視,危害,遠景,
現象
21世紀初，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國民經濟外貿依存度不斷攀高，2008年竟高達59.8%。勞動者在分配體系中逐漸被邊緣化，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個百分點，生產稅淨額占GDP的比重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為31.3%，比1995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房價特別是大中城市的房價，在2002年之後像斷了線的氫氣球，一路扶搖直上，住房基本需求竟然需要靠花費2～3代人一生儲蓄的“六一模式”來解決。隨著高校擴招之後的畢業生陸續進入社會，大學生也慢慢由“天之驕子”向有光明、沒前途的“蟻族”進化。體面的工作機會不再是靠個人努力就能獲得，升學、參軍、就業、升遷等人生重要機遇背後越來越充斥著權力和金錢的背影，比例日益提高的機會被金錢所壟斷，社會底層出身的大學生們再也難以像十多年前那樣靠自己的奮鬥取得成功，向上發展的通道加速收窄。
現狀
動力減弱
大學收費高、畢業工作難找，農村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成本越來越高，動力越來越小。教育是現代社會實現不同層面流動的關鍵渠道。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從那時起，一大批貧寒家庭的年輕人通過高考，真正實現了“鯉魚跳龍門”，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時改變了整個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運。在許多農村家庭，再窮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學的孩子讀書。但這種狀況在近幾年出現了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處的有關負責人介紹說，上世紀90年代初，該校學生中約有一半家在鄉鎮農村，21世紀這個比例明顯下降。此前，中國農業大學對新生城鄉比例的調查顯示，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開大學的一份數據表明，2006年該校農村新生比例約為30%，2008年為24%。
中國人民大學的這位人士認為，這種比例的下降可以從“成本—收益”兩方面衡量。1999年後，高校普遍擴招，上大學、上名校的機會從數量上看是增加了。但與此同時，高校收費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學費是4000元左右，其他費用很少。21世紀，光學費就漲了10倍不止。學生宿舍條件好了很多，有的還帶衛生間，可住宿費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學費，讓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擴招的機會較少流向農村。另一方面，大學生就業難開始出現。“畢業即失業”，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卻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甚至還是降低了。這使得“知識改變命運”逐漸變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對農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條渠道是進城務工。許多農民工也正是懷著這樣的夢想走進城市的。但是，由於農民工工資長期徘徊在較低的水平，多數人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動的空間也非常小。城鄉差距的擴大，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紮根城市的可能性。
就業歧視
就業過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為最大的就業歧視，高校畢業生中的農民和農民工子女在就業質量上明顯處於弱勢。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對50萬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通過這份調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於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則要艱辛的多。從學生畢業後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質量上也處於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後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
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數固定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倍多。
專家認為，當家庭背景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其父母沒有金錢和權力，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而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則可以輕鬆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就業公平，在當今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更加劇了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
我國21世紀的戶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就業歧視。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個公務員職位，明確規定，參加考試人員範圍是“北京市常住戶口且人事行政關係在京的人員，年齡須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並特別註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應屆畢業生及戶口檔案保留在學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屆畢業生。”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指出，這其中包含著顯而易見的“戶籍歧視”和“身份歧視”。但人們早就習以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關係運作，讓兒女符合招考條件。
危害
對於像文章開始出現的這些來自草根家庭的高學歷自殺者，他們從小以來所形成的“學而優則仕”、“知識就是力量”的觀念和自我的優勢認知，被殘酷不公的現實擊得粉碎，讀了這么多年書才發現“世界不是屬於他們的，而且歸根結底地不是屬於他們的”，所以出於對社會環境的失望和對自己前途的絕望，選擇自我毀滅來獲得一種終極意義的平衡。對於整個社會和國家來說，需要精英來擔當社會發展和國家強盛的大任，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由於缺乏公平的競爭、選拔和退出機制，來自弱勢群體的精英無法躋身社會的中高層，領導發展和變革，同時獲得相應的政治和經濟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這些優勢社會地位的強勢集團子弟，他們唯一動力和目標就是不惜犧牲國家利益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進取和創新精神。
遠景
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於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即只要是中國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論是偏遠地區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都可以憑藉自身的才華和拼搏，改變命運。
在一個成才機會多元化、各種上升渠道未被梗阻的社會，奮鬥改變命運，貧寒子弟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實現“逆襲”。相反，即便父母再榮華富貴，如果子女不成器，坐吃山空，甚至以身試法，最後被社會淘汰，則完全正常，富不過三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理想的社會是，富人不敢墮落，窮人看到希望。只要公平不墜，窮人的孩子只要肯奮鬥就能有收穫，他們就不會怨天尤人。調查顯示，不少草根對自己的處境、職業、發展不滿意，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強烈，甚至有仇富心理，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有草根說，“別人有背景，我只有背影。”只有背影不可怕，怕就怕他們奮力拚搏之後，也抵擋不了堅硬的現實。比如有的草根在公務員考試中名列前茅，卻收穫名落孫山的結局。
為了讓草根實現逆襲，應該強力維護社會公平。一方面要清理和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因素。應該看到，同是新生兒，生在農村與生在城市，其未來享受的生活、教育、發展等資源不盡一致；哪怕同是生在城市，生活在京滬與生活在一般城市，其未來也不盡一致。比如，前不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其研究課題“大學招生與憲法平等”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廣東、安徽考生考進北大的機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儘快消除附加在戶籍上的類似資源不公平分配，就必能進一步推進制度公平。
另一方面，嚴防拼爹的惡意蔓延。父母為官、為富，子女在就業時適當仰仗一下父輩資源，也無不可，但前提是不能戕害公平正義。一些地方，權力“世襲”堂而皇之，“蘿蔔招聘”肆無忌憚，比如有的招聘赤裸裸地設定條件，只招正科家屬，還有的直接給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官員子女加10分……我們又看到，有的公立幼稚園僅面向公務員子女，有校車只接送“有背景”的孩子……如此赤裸裸的歧視，勢必增加草根改變命運的難度，難怪有人幽幽而嘆，“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沒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