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以正

陸以正，江蘇太倉人，1924年出生於江西省南昌。1947年，陸以正從位於南京的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第一期畢業，後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碩士學位。抗日戰爭期間，擔任美軍駐雲南的翻譯官，之後又曾任記者、韓戰期間台灣媒體派駐南韓的新聞官及美軍翻譯官。此後，參與台灣駐聯合國的派駐機構及台灣被逐出聯合國機構後駐紐約的新聞機構負責人，還曾出任台灣駐瓜地馬拉大使，以及駐南非大使和“外交部”無任所大使等。著有《微臣無力可回天》等著作。退休後傾向宋楚瑜領導的親民黨，屬於堅持“一個中國”的泛藍營立場，並作為特別顧問隨親民黨代表團訪問大陸，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陸以正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太倉
• 出生日期：1924年
• 職業：外交官
• 畢業院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 主要成就：先後出任駐瓜地馬拉及駐南非大使、獲得自由勳章
• 代表作品：微臣無力可回天

簡介

陸以正，記者出身而轉戰外交戰場，公職生涯達四十二年之久，曾先後出任駐瓜地馬拉及駐南非大使，親身目睹、甚至參與過多個歷史關鍵。

有一年，才十來歲的陸以正被父親帶去參加全族秋祭，陸氏宗祠里有副對聯，讓他印象深刻：「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

民國九十一年，陸以正出版了《微臣無力可回天》，光是書名就道盡了陸以正無限的心事，書一出版，立刻引起各界矚目，書中，陸以正筆帶感情，對於家國過去那段艱辛的時光，有極為詳盡、深刻的描述；在後記中，陸以正引述了一首明朝大將袁崇煥的詩：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肝腑同生死，何須安危問去留。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故園親友如相問，愧我胡塵尚未收。

詩以明志，文字傳之久遠，但總不如本人娓娓道來傳神，也因此，就在一個微風輕揚、烈日高照的日子裡，中時電子報把陸以正請到錄像間，讓「陸大使」回到那一場又一場人生際遇的現場，回到那一幕又一幕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當陸以正緩緩說出「陰錯陽差」、「偶然」的際遇剎那，書中的場景突然變得鮮活起來。

問答

從十多歲在心海中烙下宗祠對聯「讀書好」開始，一路行到吟誦「橫戈原不為封侯」，陸以正的一生多采多姿，處世優雅，在嘈雜喧囂的時代，這樣的人格風采，足為典範。

問：陸以正大使您不僅在外交上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在新聞上也有非常的著墨與貢獻，您從政大外交系畢業之後，就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新聞研究所的學位，之後就留在美國從事新聞工作，您也曾獲得艾森豪總統所頒發的自由勳章，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在什麼時期獲得這樣的榮譽？

答：自由勳章在美國是頒給文人的勳章。美國頒給軍人有許多種的勳章，(去年參選美國總統的)凱瑞表示曾獲得紫心勳章，紫心勳章是在戰場上只要破一點皮就可以得到，除了紫心勳章之外，頒給軍人的勳章還有銅心、銀心等勳章，但是對於老百姓、一般平民就只有一種勳章，那就是自由勳章，鮑伯霍伯在死前也曾獲頒。

我的自由勳章，是在韓戰時當翻譯官，當時要寫審(戰)俘報告，盟軍總部認為我對收集情報有貢獻，一路轉報上去，因為美國對於平民只有這一種勳章，所以得到這個自由勳章。

學外交當記者　腳踏兩條船

曾與周恩來聊天至半夜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大學畢業時是學外交，為何我會腳踏兩條船，與新聞拉在一起，那時在重慶念大學，抗戰勝利之後過了一年的1946年，學校才從重慶搬回南京，到南京之後，有朋友介紹進了南京的一個報紙－大剛報，大剛報的立場是中間偏右，當時的大剛報有三個版，分別是南京版、漢口版與衡陽報，當時從最低的夫子廟開始跑新聞，這次連戰去南京時就有去夫子廟吃小吃，然後行政院不重要的部會，像水利委員會森林部門，然後再升上去跑教育文化、立法院、國民大會，當時也跑過共產黨周恩來的新聞，還曾跑到周恩來住的地方，聊天聊到半夜才回家。

外交系畢業後，當時外交系的畢業生應該要去外交部實習「磨桌子」，報社當時就告訴我，蔣介石暑假要去廬山，問我要不要去，我一秒鐘都沒考慮就去廬山當特派員，就這樣放棄了外交。

政府節節敗退　一個人到台灣

至於我為什麼會去韓國當翻譯官？因為在抗戰時，當了一年的翻譯官，政府為了獎勵，當時招考一百人公費去美國留學，我考取了。在從廬山回來後，報社調我去上海，後來政府在軍事上節節敗退，就賴掉了公費留美的帳，大剛報的總編輯當時跑到台灣來，寫信給我叫我到台灣來玩，我就一個人到台灣來。當時政府在大陸節節敗退，所有東西都跑到台灣來了，沒有辦法，後來只好去韓國當翻譯官，存夠了5000美金，所以是自費到美國。

當時在韓國當翻譯官的有幾千人，得到自由勳章的，記憶中只有我一人，所以許多事情都是因緣湊巧。從韓國回來後，就到ChinaNews，當時ChinaNews還是油印的，1953一直到1956左右，在ChinaNews做編輯，每天早上拿當天的報紙，重要的新聞做摘譯，實在重要的事才會去現場採訪，當時大概95%的時間是在作編輯、翻譯(re-write)。

兩面兼差

1954年結婚後馬上到美國，9個月拿了master後馬上又趕回來，中華日報社長曹聖芬來找我，那時曹聖芬也是剛從美國密蘇里州回來，他想要改革(中華日報)，我就跟他說你養我不起，曹聖芬則開出條件：你上午還是在ChinaNews上班(7時到12時)，下午再到(中華日報)報館上班，擔任總編輯兼採訪主任，無論什麼重要的事，晚上12時一定以社長的車送你回家睡覺，這樣兩面兼差，一直做了5、6年。

直到當時的新聞局長又來找我，到新聞局做國際處處長，本來沒有人知道新聞局有國際處，結果做了7年，一直到沈劍波擔任新聞局長，他想要換掉駐紐約的新聞處主任，才把我放出去，以駐美大使館參事的名義接紐約的新聞處主任。

進外交部

這一做更慘，一做就是16年，大概15年又7、8個月，其實1966年左右本來要叫我回去做新聞局長，但是那時候周書楷不放人，打電話給蔣介石說這個人不能放，放了這裡就沒人幫忙了，周書楷為了表示安慰我，就升我做公使，但是事實上我還是紐約新聞處主任，拿新聞處主任的薪水，只是頭銜上多了一個公使。

中華民國的官沒有做這么久的，16年，但是沒有辦法升了，公使再上去就是大使，那就是屬於外交部的人了，所以這樣一來，等於是在新聞局做了25年。

問：後來也因為這樣子，您才真正從新聞局轉到了外交部？答：是的，不過是從後門進去的。

一個人的很多際遇，都是偶然的，現在回想起來，要感謝卡特(當時的美國總統)，我那時完全是出於無意。

因為卡特在1978年12月15日晚上9時宣布1月1日開始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斷絕，當時有很多人來找我，紐約有個報紙叫DailyNews，我曾邀請該報的總主筆訪台，他拜託我一定要幫他寫一篇評論，後來在飛往華府班機上，向空中小姐要了兩張白紙，利用40分鐘的時間寫完，請華府的大使館秘書幫忙打字交給DailyNews。

當時美國有很多人對卡特此舉不以為然，因為他是趁美國國會休會的時候宣布斷交，所以美國各報自動轉載，美國有卅幾家報紙轉載，華盛頓當時只有兩家報紙，其中一家也轉載了，卡特因而非常在意，美國務院就派人找了台灣當時的公使，希望台灣政府一星期內將我召回，不然美國方面將採取行動，將宣布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

楊西崑那時以外交部次長身份，正在紐約主持斷交相關事務，楊西崑第二天就打電話要我到華府，很激動地告訴我此事。我是學外交的，知道在外交上，一個國家的外交官在駐在國享受治外法權，不用繳稅、警察不能抓你，但是，駐在國的政府可以隨時說，你不受歡迎，你就得馬上走，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

大勢已去

問：您提到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那段歷史過程，那時很多人誤以為是蔣氏父子片面、斷然拒絕所謂的「雙重代表權」，在您的書里提到…?

答：那本書《微臣無力可回天》，套用邱昌海的話孤臣無力可回天，因為事實上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季辛吉1972到大陸訪問，大家都看得出來美國和大陸的關係正常化，不可避免也就是趨勢，為什麼我們可以從1972拖到1978呢？這要感謝水門事件，因為美國總統尼克森鬧出水門案自顧不轄，等到尼克森下台後，福特做總統，他是從國會出生，一輩子在國會裡做了三十多年國會議員，莫名其妙的當了副總統候選人，最後變成了總統！他對國會比較尊重，他知道國會裡面還是一面倒地支持中華民國，所以他也沒有採取行動。

一直到卡特上台，他1976年選上美國總統，第一年他完全是個局化人，卡特當選有很多人都不記得，他當時是…他不但是批評共和黨也批評民主黨，對於華盛頓的政客，他稱這些人叫華府這群人，不知道在搞什麼？！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零預算制度，我們現在的預算是看你去年預算多少今年多加一些點，卡特不是這樣！他是你去年預算多少？為什麼你去年會有這點預算？他把一樣樣東西從頭來看，所以他在華府，得罪了很多人！

第二年，卡特專心做他的內政，我們也苟延殘喘，但已經很不好了，為什麼道理呢？在1976年那是美國立國兩百周年，我們雙方有邦交但是美方告訴台灣，說希望你那個時候不要派特使來慶賀！我們在美國每一年都有帶台灣團去表演，國劇的、舞蹈的，都是我帶去的！但他說你不要帶團體來，他說我們這個國慶節，你別再裡頭起鬨！所以那個時候已經看的很清楚，大勢已去了。

然後呢，在1978年底，1979年開始，卡特準備競選下一屆連任的時候，在年初的時候，他的構想是要在外交部份達到幾件事情，首要的是要達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解！但以巴到現在還是沒有和解！所以當時卡特就動腦筋動到我們身上，他總要有點政績作為他競選的本錢！

在這個以前，我看這個事情已經大勢已去了，所以我每次回來，蔣公（蔣中正先生）和蔣夫人都召見我，常常一談就一個小時，蔣公非常能傾聽，我最後一次向他報告，講美國的一些情勢已經是無可救藥了，那個時候，我在美國都透我的朋友向國務院去試探，試探美國對兩個中國的態度，即：你可以承認中共但也不要和我們斷交。

美國國務院起先還有興趣，因此和我那個朋友談，但談了第三次之後他就對我朋友說，你也是個美國人，我和你談了半天也不知道談什麼東西，你背後什麼人你帶來說出來，於是他馬上就和我講，我馬上就急電，透過周書凱委員報告蔣經國先生。

礙眼石頭

但是呢，沈昌煥外交部長聽了覺得外交政策是他外交部長之權，你行政的人員怎么可以在裡頭找尋出路？！於是本想把我調到英國做駐英的代表，我倒也不反對，經國先生也明知道是沈部長要把我掉走，要把這礙眼的石頭搬開，但是，結果是我到後來才知道，過了三年我調回來時，是因為蔣夫人在中間給經國先生寫了一封信才取消的。

在1970的時候，我們現在追溯回去，當時美國就提出來了所謂的雙重代表權，中國只有一個，但是在聯合國里有兩個可以代表，把安全理事會給中共，讓我們能繼續留在聯合國大會裡，假設這是能成功的，那我們現在就不必那么麻煩，也不會有困境在外，當時就是在1971年，我1963年到美國而到1971年中間九年，再這九年中間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我都是顧問，每年我這三個月，九月到十二月都是將新聞處的事情擺在後面，整天做聯合國代表團的事情，所以我對聯合國的運作比較熟悉，這有九年下來的經驗。

聯合國是在九月的下旬開會，到八月多的時候，蔣公才同意所謂的雙重代表權，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的外交部，還有六十五個邦交國家，現在對半。當時外交部給這些國家都有個「訓練」，要照著稿子念，一個字都不能錯，那個稿子是外交部統一給所有的外館。

聯合國大會有一定的程式，九月第三個禮拜末才開始開會，而大會開始要先選主席、副主席、各個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都弄完後，就開始總辯論。什麼叫總辯論呢？當時大概還有一百一～二十個國家會員，每一個國家，不是他的元首就是他的正副領袖或總理，到那裡暢所欲言表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就叫總辯論。

陰錯陽差

這樣弄一弄也要兩三個禮拜，然後呢才開始討論議題，由那個總委會來設定議題，而我們這個所謂中國代表權案，共有三個案子，三個提案，這個所謂XXX是列在第九十幾項，後來是因為重要才提前討論，不然還不知要拖多久；所以一直到十月下旬才討論在這個東西上，一共開了十次會，因為每一次會每個國家的首席代表或元首都走了，剩下的不是首席的代表就是外交部長，還在那裡講話。所以一直到十月二十五號第七次討論這個議題，後來卻發生了意外狀況，沙烏地阿拉伯有個代表，沙烏地那時候是支持我們的，但是沙烏地阿拉伯連外交人才都沒有，他們的大使，書念的很好，可是卻弄錯一個東西，因為聯合大會不是一個辯論會，辯論會的話，學識上的辯論會是誰有理誰贏，但聯合國的投票，是以國家的利益在投票，他不管你誰對或誰錯，問題就是出在這個地方。

那天最關鍵的那次會，是從周末下午三點開會，我在場，開到八、九點還沒停，XXX（沙烏地代表）還沒講完，他誰都罵，既罵我、支持我的人，又罵蘇聯集團，也罵反對我們的人，他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為什麼呢？他堅持說，他的提案，比阿爾巴尼亞提案或者是雙重代表權案都好，但他的提案…台獨人聽起來會很高興，他的提案是，你中共可以讓他進來，而台灣呢？繼續留在聯合國大會裡面，但台灣將來的前途、或者是公投呀，或台灣自主，而是否要和中國合併也可以，或和中國成立聯邦也可以，中立也都可以！所以在今天的民進黨聽起來，會覺得正中下懷。

只是，所有其他國家代表都討厭就這樣羅哩羅唆的講個不完，搞的大家又氣又餓，那次聯合國大會的主席是印尼外長，印尼外長是xxxxx，非到必要的時候，假如是雙方對決是55票對55票，他主席可以投他那一票，因此，再加一個關鍵性一票讓我們過關，這個都講好了，但是開會如果開得實在很累了，有時也會換一個副主席上去頂，總而言之，在那個時候，因為大家又累又餓，於是有人提議散會。

散會在聯合國，是不需要討論的，yesorno主席敲個槌子就散會、明天再開了。當時有人提議散會的時候，主席就說有人提議散會，那我現在交付表決，交付表決時，因為大家討厭沙烏地的代表，所以表決被否定了，表決不通過，主席說贊成散會的有多少人，反對散會的有多少人，反對的人超過贊成的人，所以不能散會。

散會的表決被否絕了，下面就討論重要問題，這個就兵敗如山倒了，等到表決阿爾巴尼亞提案時，那個時候一通過就知大勢已去，所以我們馬上跳起來說，秩序問題、秩序問題，周書凱就上去講話，當他上去講話時，我馬上到外面去安排記者招待會；我們全部的代表團，站起來走出去，會場裡肅靜一片，連一個針掉下來都可以聽的見。

開完記者招待會後，離開聯合國大會，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吃喝一點東西，這個事情對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一輩子難忘。現在很多台獨方面的人，怪蔣氏父子，說什麼漢賊不兩立，但是，天地良心，不是這樣一回事，有很多「陰錯陽差」的因素在裡頭。

金援經援

要制度化　經濟的援助，不是拿一張美金支票給人，而是在經濟方面幫助他，從有史以來就是外交的手段之一，美國當時援助台灣，從1952年開始到1965年停止，中間差不多給我們14億美金，結果是把台灣扶持起來了，這個是經濟援助。

執行經援的人，應該要有自己的判斷，不可諱言的，有些駐外的人員為了保全他自己的職位，讓人家來欲取欲求，這就不對了；像我到南非去的時候，南非已經準備承認中共了，我在南非七年一個月，我們給南非不是給他個人，沒有給個人，而是給南非的政黨，所謂的秘密援助，兩千萬多一點點，公開的援助也大概是兩千萬的樣子，這個你自己要知道，在外面做使節的人，你要真正是替國家把關。

外交部現在也了解這個東西，事實上，在我最後服務的幾年，就是九零年代以後，因為我們透過國合會，國際經濟合作基金會，把我們現在對外的援助，逐漸制度化了，國合會底下有許多專業的人才，而我們援助不單是給這個國家，我們會派人去分析財務，評估計畫是不是可行，也不是一次給，而是你提一個三年五年的計畫，我同意中間第一年給你多少，第二年給你多少，開頭少中間大，到後來又少，所以逐漸逐漸我們是朝著制度化的方向走，但就是有些駐外的人，他會覺得你這樣子礙手礙腳，所以這就要看個人了，我是非常支持贊同這種制度化的做法。

地攤外交

問：副總統呂秀蓮出訪印尼時，被拒絕於雅加達之後，但她自己自創了一個渡假外交，前一陣子陳水扁總統，他拜訪像馬薩爾、吉里巴斯、圖阿魯這些國家時，最後本應該是回來的時候，但是卻又繞到一個非友邦個斐濟去，像這些所謂的奇航之旅，就您來看，對一個正常的國際外交出訪的安排是否恰當？這樣意外的之旅，是不是會造成外交突破，或是有些冒險跟不妥之處，你怎么看這樣的奇航和渡假外交的方式？

答：呂秀蓮那個不必談了，她那種是擺地攤的外交，把貨品擺著警察一來就卷著跑走，這哪裡是辦外交的樣子，她根本不懂。至於這個陳水扁，這一次到斐濟這個我倒不覺得是一個壞事，但基本上也要認清一點，就是一直到我退休的時候，我是1998年退休，一直到我退休的時候，那個時候兩岸關係還沒有到緊繃的程度，那個時候我們是還可以到處點點火啊，那個時候，還有一點迴旋的空間，但是今天兩岸關係緊張到這個程度，就像條橡皮筋已經拉到緊繃了，雙方沒有在退讓的地步，所以，今天這個環境已經無可著力了。

核心卡住

兩岸關係比外交要來的重要，今天台灣面對這樣壞的情勢，總結一句話，就是你兩岸問題不解決，什麼問題都不能談，不要說外交了，連經濟都沒辦法，這是核心卡住了。

連宋訪中

台灣前途契機問：連宋出訪大陸，兩岸關係會不會有一個正面而良性的發展或未來？

答：有，我覺得連宋兩位主席到大陸訪問，的確是我們整個台灣前途的一個契機，民進黨現在拚命澆冷水，說什麼中國熱現在慢慢熄掉了，但民進黨將來非跟大陸談不可，如果要談，那么連宋兩位先生，他們達成了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們有許多的媒體天天在高談闊論，但是老百姓好像還沒抓到重點，兩個人各有所長，但是兩個人去了之後，出現了重要的結果，包括：一，中共現在不談一國兩制了；第二，中共接受了兩岸分治的事實，第三，中共願意在平等的地位上來和我們協商，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要點。

如果中共願意在平等的地位上來和我們協商，如果政府不接受這個東西的話，就是把我們的前途給毀掉；我們陰錯陽差地退出聯合國，失掉了一個機會，現在則是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再失去的話，就不會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