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覺得非常榮幸，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回到母校和大家聚在一起談談我的學思歷程。我很慚愧，實在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建樹，寫出來的東西，只有一小撮人知道。我在回國的長途旅程中一直在想，怎樣才不辜負邀請我來這裡的各位教授、女士和先生、這裡的同學對我的期望，怎樣才能對大家有一點益處。最近偶然在電視上又看到很久以前看過的電影，《野草莓》。從前看這片子時還是研究生，而這次再看這場電影，才能體會到主角的心情。電影的主角是在退休後去領一個學術榮譽，旅途中回想過去，對過去不明了的很多事情，忽然豁然貫通。我在旅途中也有類似的反思。深深感覺昨日之非，卻並不覺得今日之是。我出生在大陸，在抗日戰爭中成長。從香港到桂林，到重慶，我讀過五個國小，卻沒有畢業。從重慶到南京讀過兩個國中，也沒有畢業。一九四九年我家搬到台北。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就讀於師大附中高中。那一屆共四班，高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以數學成績分班，我編在十六班，班上共六十人，包括女生。我的數學成績並不好，比較喜歡國文和歷史。那時的興趣是在文學方面，我從國小時就開始讀小說，從《水滸傳》、《西遊記》、《人猿泰山》、到魯迅的〈阿Q正傳〉、巴金的《家》。國中時開始讀中譯的外國作品，第一本是《飄》。到高中差不多己把這些譯本讀完。從小寫作文，如果題目是將來的志願，我從來不想做科學家，而想做文學家。在高中三年，我擔任過兩年學藝股長，負責學術和藝術方面的工作。我的作文成績一直很好，還喜歡繪畫和音樂。我從小喜歡音樂，國中時就開始聽西洋古典音樂。因為一直沒有機會學樂器，只好自己學吹口琴。高中時每逢全校辦遊藝會，同學一定推我出來表演。高一的音樂老師是申學庸老師，我得了八十八分，似乎是全班最高的。高一那年參加壁報比賽，我主編的壁報奪得全台北市第一名，第二年仍是第一。其實抗戰期間我在重慶念國小時就辦過壁報，父親取名為《愚報》。是一張不定期、給為家人和鄰居看的報，那時大姐讀中央大學，大哥讀重慶大學，三哥讀南開中學，都住沙坪壩。他們回家時就會看我的報。除報導戰局外，有家庭成員、親戚朋友的動態，也有小品文。記得抗戰期間物資缺乏，壁報用的是一種深黃色的紙，叫做嘉樂紙。只有抗戰勝利出號外，才用白紙紅標題：「日本無條件投降」。《愚報》曾於一九四五年帶到南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離開上海到香港，帶到香港。可惜四九年到台灣，卻沒有帶來。在南京念市立一中時，曾經一個人辦一張圖畫壁報。後來在台大參加「融融社」，也辦過幾期社刊。那時寫鋼版，用油印機印。附中同學畢業後，只有我一個人考文學院。現在談一談大學的學習過程。我於五二年中學畢業，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次年轉入歷史系。投考外文系的原因，是我從小喜歡看小說，並且立志將來要做一個文學家。轉系的原因，一方面受父親的影響；父親是研究社會史的先驅，我在中學時就讀過他的著作。在他的鼓勵下，我曾經讀過部分的四史。另一方面，大一國文又以《史記》為讀本，使我對歷史學發生興趣。我在史次耘師的大一國文班上寫的一討論項羽的作文，得到他的好評，最後一句評語是：「可以讀史矣。」在台大前後七年。選過大師和名師的課極多，曾經修過李濟師的考古學導論，凌純聲師的地學通論，方東美師的哲學概論，吳相湘師的中國近代史，英千里師的西洋文學史，夏德儀師的中國通史，姚從吾師的遼金元史和歷史系規定的必修科史學方法，李宗侗師的中國上古史，牟潤孫師的隋唐五代史，勞乾師的秦漢史，方豪師的宋史，芮逸夫師的民族學等。還旁聽過徐子明、王叔岷、屈萬里和全漢升幾位老師的課。雖然轉到歷史系，我的主要興趣卻仍是文學。我曾經試著寫小品文和極短篇小說，在聯合副刊和晚報上發表，賺點稿費做我的零用錢。對我來說，寫小說是眼高手低，所以在大四那年就停止了。不過我對這類文字一直仍有所憧憬。也許因此，幾年前我開始寫比較通俗的小文章。等一下還要再談。大學時代的課外活動，主要參加融融社。該社分幾組，我或在文藝組，或在音樂組。說到音樂，那時音樂組辦唱片欣賞會，是為全校辦的。我們借唱機、唱片，寫海報，印音樂介紹。一九五六年畢業，隨即考入史學研究所。我決定選擇歷史這一學科，受父親（陶希聖先生）的鼓勵和影響最大。從台大二年級修習遼金元史，到研究所跟隨姚從吾師，則是受到姚老師的誘導。姚老師指導我治學的方法，話雖簡約，卻切中要旨。他指出研究歷史必須掌握現存的史料及精讀史料，並且腳踏實地的去尋找新史料。同時要熟悉國內外研究成果，也就是他所謂的「行情」。於是我大量閱讀宋金史料，如宋遼金三史，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一些文集和筆記小說。本來準備寫宋金關係中的宋高宗，後來考慮到這個題目也許會牽涉到台灣偏安一隅的政局，就改從宋金關係方面來找題目。在姚老師的德國式的研究班上讀史料及練習寫報告，頗有心得。後來的碩士論文論述宋金間之採石戰役。一九五九年畢業。在研究所時，選修芮逸夫老師的民族學（即文化人類學）課程則使我對這個學科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因為我覺得文化人類學對於研究邊疆民族的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大學畢業後，考入史學研究所，因此沒有立即入伍受預備軍官的訓練。一九五九年研究所畢業後，才以抽籤的方式接受空軍行政官的磨鍊。一九六一年結束，一時無處可去，幸得姚老師的幫助，與李敖同作姚老師的國家講座研究助理半年。受軍訓期間，已經知道沒有在大學固定工作的機會，於是有出國的想法。因為當時國外研究遼金元史的學者以日本學者為多，也最著名，因此與京都大學的田村實造教授連絡。不過，到日本去必須完全自費，所以也申請美國的三所大學，居然得到了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亞洲研究的獎學金，入歷史學系。雖然沒有去日本，和田村先生還是有連絡。後來為他的頌壽論文集寫過一篇短文。一九六一年秋天，遠渡重洋。乘飛機抵達美國西岸後，從舊金山乘灰狗巴士三天三夜，抵達印第安那州布露明頓的印第安那大學，從鄧嗣禹教授攻讀。鄧師為學嚴謹，極為用功，每天都在學校研究室里工作，時常晚上也在。他對學生的要求和督促極嚴格，雖然他專精近代史，對我的研究卻非常注意和督導，要求我遍讀我研究工作必須精讀和參考的史料，和現代學者的有關書籍，如拉鐵摩爾和衛特福格等的著作。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也時時督導，並且注意和我論文有關的論著與史科。讀歷史博士必須於主修的中國史和東亞史外，另有兩個主要範圍和一門系外學科。我的兩個範圍是美國外交史和歐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系外選文化人類學。我對這個學科特別有興趣，一共選修了十二個學分。教美國外交史的法勒爾（Robert Ferrell）教授著作等身，他傳授外交史上的知識，對我後來的工作頗有啟發。此外，在我的英文寫作方面，他指點我文筆簡要平順，給我很大的鼓勵。於一九六七年獲博士學位。在印大的幾年，可說非常用功，每天必定在圖書館看書到午夜，周末也不例外。因為讀英文速度比美國人差，唯有這樣才能趕得上他們。而且想超越他們，就自己多看規定之外的書。到了學期快結束時，更是緊張，為了趕寫學期報告，或研究論文，或預備大考，有時兩天不睡覺。有一陣子每晚打字到天亮，鳥鳴然後睡覺。博士論文以金代女真的漢化為題，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在寫博士論文期間，回國一年，執教於台灣大學歷史系。其後三年任教於密西根州卡拉馬助(Kalamazoo)的西密西根大學(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歷史學系，並於一九六七年完成博士論文。現在來談一談我的教學和研究。這個歷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是一個較短的階段，以完成博士論文和教學為主，完成博士論文算是學生時代的結束。一九六九年至七六年在台灣，是第二個階段，這個期間教學極忙，但是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以必須做出成績來。此外又主辦《食貨月刊》，疲於奔命。一九七六年至今在國外，是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研究工作剛開始，而且一面教書，一面寫論文。西密大前身是師範學院，並不特別重視研究。學生包括不少的中學教員，因此有夜間和星期六上午的課程。由於我是新的助理教授，必須多教書，不像較大的學校對新任的助理教授有種種優待。加以和初在美國教書，深感教學工作繁重，第一年每學期教十一個小時，包括夜間和周六上午各一節課。歷史系裡每個教授必需開一年級的兩門課之一，西方文明史或美國史。我選擇西方文明史。三年里教過的課程很多，包括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遠東現代史、西方文明史，和中國史研究 (歷史系授碩士學往)。當時正值越戰期間，選遠東現代史的學生頗多，有一年需要開兩班，每班七十人。西密大沒有中文書，所以時常開車到七十哩外的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圖書館去看書和借書。在西密大教書時深以沒有時間做研究為苦。一九六九年，經芮逸夫老師的推薦，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屬於歷史組。並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合聘。又曾在師大研究所兼教過一門課。這是我在學術界的第二個階段的開始。一九七一年姚從吾師逝世，我繼姚師講授遼金元史，及研究所碩士班必修的課程「研究實習」。早在一九六五年，系主任許倬雲兄己經把這門課交給我，這門課讓我認識了很多傑出的年輕朋友。互相切磋。這幾年中和同學一起討論，深得教學相長的樂趣和益處。在史語所的幾年經常和同事們談論，並參加每兩周舉辦一次的講論會。每位研究人員每年必須將研究成果在講論會上提出來，接受大家的批評，然後才能將所提論文修改後發表。這樣的互相切磋和互相批評的制度，使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因此發表的論文，錯誤就比較少。我的歷史研究趨向，在研究所時期一方面受了姚老師的教誨，腳踏實地的讀史書和史料；另一方面受父親研究社會史和芮逸夫師研究民族學的影響，覺得歷史不僅要了解材科，選擇材料，組織材料，還要解釋。姚師和父親都相信歷史學當屬於社會學科，可以作科學的研究。姚師留學德國多年，接受蘭克和班海穆的觀念，甚至把歷史研究和自然科學的研究相提並論。在這種影下，我讀了一些文化人類學方面的書。因此在台大教書時和編《食貨月刊》時，提倡參考社會科學的觀念和方法來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和發掘問題。我在研究實習班上曾經邀請社會科學家來介紹他們的學科，尤其著重這些學科和史學的關係，或這些學科對史學研究會有什麼啟發或貢獻。來班上談這些問題的朋友有文崇一、張存武、李亦園、胡佛、楊國樞、丁邦新、袁頌西、於宗先、易君博、瞿海源等，頗引起一些同學的興趣。一九七四年食貨月刊社和思與言雜誌社聯合舉行「社會科學和歷史學」座談會。我在那次座談會這樣說：有人說，史家所據以作判斷的只是常識而已。但是現代社會科學家的發現，使常識的層次提高。史家要轉向他們來充實自己的常識，不應墨守過去的陳腔濫調。[1]所謂陳腔濫調，指「暴政必亡」，或比較流行的「人們有了較寬裕的生活就會有更多的要求，於是乎就發生革命」(所謂“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這一類的泛泛之論。那時候寫的兩三篇論文頗採取一些社會科學的觀念(因所知有限，談不上理論)。例如上述採取了文化人類學的觀念來分析金世宗的本土運動。對北宋初期的黨爭，並不覺得毫無積極的貢獻，反而覺得不同意見的激盪，有時會產生等思廣益的效果。[2]也就是說，衝突並不見得沒有積極的意義。就這一點來說，我的看法畢竟受了當時環境的影響。一方面接受社會衝突也有積極貢獻的說法。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代正是黨外人士要求民主開放，和革新保台人士要求當政者廣開言路，切實改革的時候。這種要求自然會和當權者發生衝突，衝突固然免不了要付代價，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正面的貢獻較多。我研究歷史的範圍，從大學時代到任教於亞里桑那大學後的十年間，以遼金史、宋遼和宋金關係史為主。我的博士論文於一九七六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於一九七八年在台出版。這本書討論女真人的漢化，認為金代女真人進入華北後，雖然曾經一度迫使漢人女真化，也一度力圖恢復女真文化，但是由於居於少數民族的女真人入主華北後，不免採取漢人的制度來統治，同時若干人也開始採取漢人的語言文字，甚至放棄了自己的了語言和習俗。尤其是和漢人通婚後，主要的趨勢是在社會的層面，兩個族群整合；在文化的層面是受到漢文化的涵化。寫這篇論文參考了當時的文化人類學方面的一些觀念，如涵化(acculturation)。說到民族的融合，必須討論漢化或華化的問題。共其實這個問題既是貫穿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也和現代有密切的關係。漢化或華化是當漢民族和另一個民族接觸時，這另一個民族放棄了自身的族群認同及其文化，而與漢民族通婚，採取了漢文化。應當強調的一點是，漢化或華化是一個過程，也就是說，在某一個時期里，漢化的程度與另一個時期不同。而且當漢化發生後，並不是說被漢化的民族文化完全消失。[3]根據這個定義，讓我們來觀察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漢化。首先，契丹族的漢化程度，在遼朝一代，可以說相當粗淺。遼朝的統治階層里，有若干貴族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例如以漢文作文及吟詩。不過，基本上很多契丹平民在契丹人實施的兩元制度下，仍舊過著遊牧的生活方式。而移居到漢人居住的燕雲地區的契丹人則受到了較多的漢文化的影響。遼朝末期，一部分契丹人西遷，建立了西遼。留在華北的族人則開始和女真族和漢族融合。契丹族真正的漢化，應當是金朝滅亡後的事。金末元初的耶律鑄和耶律楚材父子都和漢族文人沒有甚么差別。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將華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和漢人一律稱為漢人，就是契丹人終於已經漢化的有力的證據。非漢族建立朝代後，居於少數的統治族群在過去王朝原有的社會結構之上，建立了新的上層社會階級。有的新王朝的統治者在初期企圖維持本族文化與社會制度，甚至企圖同化漢人。如女真族占領華北後，一度迫使漢人改換女真服裝和髮式，並且禁止族際通婚。金世宗努力恢復女真族的原有的風俗。這種本土運動失敗後，很多女真人就大量的採取漢人的制度和風俗。有的外來的統治者如元代的蒙古人則對漢人的制度和文化作有限度的借取。不過，非漢族朝代的文化終於會受到漢文化的衝擊。漢族人口上的優勢和統治族群對族際通婚限制的放鬆促進了對少數民族的涵化和同化的趨勢。換言之，遊牧民族對漢人社會的一個很大的影響是有相當多的族人被漢族所同化，加入中原漢族的社會而成為漢族社會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族人抗拒同化。如金代的金世宗企圖恢復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對於女真統治者的這種政策，我借用文化人類學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 或movement of revival)的觀點來分析，和一般認為金世宗主張漢化的觀點不同。不過，金代中期的本土運動沒有成功，最後還是接受了漢文化。蒙古民族在元代的漢化程度則遠不如金代的女真族。明代建立的過程中，若干蒙古族人向北遷移而脫離了漢族的社會。目前在美國有一些漢學家研究所謂「征服王朝」，認為「漢化」一詞不妥。如包弼德（ Peter Bol）在他討論金代漢人知識分子的文章里，不用「漢化」，而用所謂「文」（即他對「文明」，civilization的中文翻譯）。可是，女真人「文明化」的來源仍然是漢文化。以「文」來代替「漢化」也不見得更細緻（subtle）。[4] 至於清代，近來也有人認為清代的滿洲統治族群中有一些人相當成功的保留了滿族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主張今後不必用漢化的觀念來研究中國歷史，這種看法引起了辯論。[5]由於很多西方史學家基本上不同意中國歷來認為夷狄都被漢人同化的說法，這本書出版後，自然曾經引起一些爭論。不過，幾年前出版的《劍橋中國史》第六冊，也就是遼，金，元三代的歷史，對金代女真族的漢化，認為程度超過遼和元兩代[6]。即使有人仍然認為多數外來民族被漢人社會吸收，還是需要注意當兩個文化接觸時，其間發生的是互動而不是單向的流動和影響。傳統和目前多數的中國和台港的史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歷史上漢族總是能夠吸收入主中原的邊疆民族，大陸的史家甚至反對把這些民族看作外族，認為他們都是漢族的兄弟民族，其間的衝突只是兄弟間的內哄。這種看法顯然與政治環境有關。總之，漢化問題至今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一九七二年助父親將一九三O年代著名的《食貨半月刊》在台北復刊，改為月刊。我負責約稿、編輯、送印刷廠、送作者初校、自己二校、甚至用油印機自印訂閱者地址、將刊物裝封套、郵寄等等，一手包辦了四年之久。我還得不時寫些小稿補白。忙得不亦樂乎。《食貨月刊》一共辦了十七年，我出國後主要由黃寬重、沈松僑等幾位熱心的朋友接辦。這本刊物表了很多年輕的史學工作者的論文和書評，也介紹了頗多涉及史學和社會科學關係的著作。雖然《食貨月刊》介紹和提倡社會科學的觀念和方方法，但是重點還是在基於史料的實證研究。當然我在這段歷程中也增長了見識。食貨還出版了一些學術著作。一九八八年父親病重時，決定把雜誌停刊。朋友們覺得可惜，就集資創辦《新史學》。因為只有我不是公職人員，所以由我來登記，擔任社長。一九七六年《金代女真的漢化》英文版問世，同時我轉到國外工作，是第三個階段的開始。其實在這之前我己經研究宋遼關係兩三年，利用各種史料，詳細分析探討北宋對遼的政策和外交，遼朝對宋的政策，宋、遼、西夏、和高麗國際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宋人力求國際上勢力的均衡。一九八三年出版《宋遼關係史研究》。在這本書里，我對當時的國際局勢提出多元國際關係的看法。在寫作的過程中，相當巧合的一件事是被素不相識的羅沙比(Morris Rossabi)教授邀請參加十至十四世紀東亞的多元國際關係的研討會。為這次會議我提出的論文討論宋人對遼的看法。後來收入《宋遼關係史研究》。這本書的英文版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得到頗多好評。有一篇書評說本書是「分析任何時期中國外交和政治史有價值的模型。」[7]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我回史語所和台大一年。當時所長高去尋先生要我提一個比較大的研究計畫，目的在執行這個計畫時可以增加研究人員。我對他說，我還是要在國外工作，不便主持計畫，但是他認為沒有問題。於是我就提出一個研究從唐末五代到元朝的社會變遷的計畫，經費六百萬元。果然因為這個計畫的關係，增加了參與研究工作的人員。也由於主持這個計畫，我開始轉入北宋社會史的領域，於是開始了學術生涯的第三個階段。我對士大夫家族的歷史特別有興趣。在這方面，我決心把北宋有關士大夫家族的史料通盤檢查一遍，包括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諸家文集、筆記小說、地方志、詩詞、碑誌、以及族譜。為了收集族譜資料，曾經兩度到猶他州鹽湖城的家族圖書館去看族譜，前後一個月。寫《北宋士族》這本書，以傳記資料為主，也就是文集中和考古發現的墓誌，希望從撰寫碑誌的士人的筆下所描述的士人們的所作所為中，來觀察他們的實際生活。寫法是一種相當傳統的方式，可以說不過是將史料割裂後，重新加以組織和堆積，談不上什麼理論。這本書討論北宋擴大考試制度，很多新興士人進入政府。為了維持家族謎繼續興盛，發展了一些策略，包括與其他士族通婚，聚書、延師，經營產業等。研究士族，當然要研究士族婦女，於是也收集婦女方面的資料。書中有三章討論婦女的生活、教育、婚姻，尤其是再嫁、改嫁的問題。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對歷史研究的看法有了一些改變。從研究的過程中，一方面認識到史料的確實存在。當我們發現了一塊石刻的材料，如墓誌。而現存文集中也存在這篇文章，比對的結果，也許相差幾個字，也許一個字也不差。這時的感覺，就是歷史事實有確切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處理史料時，又體會到史料不會說話。研究者選擇材料和組織材料後，史料才幫助研究者說話。但是這並不是說研究者常會刻意以資料來證明他的想法或理論，而是研究者和資料間有一種互動的關係。研究者在選擇材料和組織材料的過程中，當然是主觀的加以取捨。歷史研究能夠客觀嗎？我覺得很難做到客觀，研究歷史的人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而已。以上提到的第二種感想，令我對歷史研究的看法有所改變。其實這種改變並不是受了所謂後現代的影響，而是從實際工作里體會到的。早在我提倡參考社會學的觀念和理論時，也涉獵一些史學方法方面的著作。對於克羅齊(Croce)和卡耳(E.H.Carr)等的看法有些了解。在我寫宋遼外交關係史那本書時，只參考了政治學方面的決策模式來討論外交關係。宋遼之間的關係，不論將來有什麼新資料出現，大致的輪廓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對於宋遼之間關係的解釋，則因時代的變遷，就會出現新的見解，例如宋方的兩個與政策的制定很關鍵的人物王安石和司馬光，鄧廣銘先生對他們就有前後不同的看法。又例如對金海陵王的評價，在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時，有人說海陵王是改革家。當然這種看法也和海陵王企圖以武力統一天下有關。到了寫宋代士人和士大夫家族的這本書時，雖然大致利用了少數的社會科學的常識，卻沒有利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我對於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學研究的趨勢略有所知，但是教學工作限制了深入的了解。當然實際上有時間也不可能遍覽群籍。一個歷史研究者總不能跟著社會科學的發展跑，而且即使能夠勉強跟上時代，還存在著西方學術理論能否運用到傳統中國歷史研究的問題。因此寫北宋士族的過程中，對這本書的寫法很有一番思考，後來決定把理論放在一邊，埋頭組織材料和寫作。(其實把理論放在一邊並不表示心中沒有主見或想法。) 寫成後覺得很不滿意，因為範圍太廣。再者，書中好幾章都是為參加會議而寫的，前後幾年中，想法寫和寫法不免有所差異。但總覺得寫史書雖不能客觀，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還是得繼續努力。還有一件事要稍微談一下。學術和社會是有各種關係的，書寫得好，讀的人多，可以把所學供眾人參考。書教得好，學生得到益處，不論學生將來是否留在學術界，仍都有影響。除此之外，我在做研究時，常會感覺困惑，究竟寫這些學術性的書，這些文章，對社會文化，究竟有何作用？尤其這些作品的讀者少得可憐，我的貢獻和社會對我付出的代價不成比例。惟一的比較通俗的書是《中國近古史》。有了這樣的困惑，於是幾年前開始寫過去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一個關鍵的時刻，用比較通俗的筆法來寫。主要想法是抓住歷史上的一個瞬間，來反映這個人物，或這個歷史事件。希望透過這種方式為社會提供一點服務。一九七六應美國亞里桑那大學之聘，任教於東方研究系(後改稱東亞研究系)。在亞里桑那大學曾擔任系主任一年(一九八七)，其後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兩年(一九八八至九O)。並曾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客座教授(一九八三)，研究講座(一九九八)。在亞里桑那大學，每學期教兩門課。教過的課程有中國通史、上古史、隋唐至元代史、傳統中國史研究、中國史學史、中國社會史、漢學方法。在亞大教過和指導博士論文的年輕朋友則多半來自台灣。總結來說，從一九五六年進台大歷史研究所，開始做史學方面的研究工作，至今達四十五年之久。教書從一九六五年至今也有三十六年。一生中只是研究和教書。我的經驗是人們常說的，歷史研究是長期的工作，尤其研究中國的悠久歷史，留下浩瀚的史籍和資料，更要一點一滴的去找尋，去累集。其實，從事任何研究工作，要下定決心去投入，要鍥而不捨。不論做哪一類的研究，一方面要有興趣去做，才能產生好的結果；另一方面要選擇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我研究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漢族與邊疆民族之間的文化關係；傳統中國的外交和東亞的國際關係；近世中國社會的形成。另一點經驗是，很多年輕人在大學時還沒有決定到底是否要做學術研究。也許決心做某種研究工作的時候，有一點晚。蘇老泉(蘇洵)不是到了二十七歲才發憤讀書嗎？我自己到進了台大研究所才開始用功。但因大學時代分數不很高，影響到拿了碩士卻沒有教職。出國時已經二十八歲。念英文念得甚苦，但還是不會比美國同學差；後來在美國教書，研究方面的成績，在系裡可說是最好的。這就是下工夫的結果。最後一點，在學術界工作的人，尤其像我們在人文學科工作的人，我們的成績說起來好像頗出色，但是知道我們有幾斤幾兩的人，就是在我們同一行業少數的人。所以我們時時應當反省究竟我為大家做了什麼。這是我的反省，也許對同學們有一點勉勵的意思。
問答階段
問：請問為什麼日本學者對於中國的歷史研究比較投入？第二，剛才您提到要去北京開會，談小腳跟歌妓關係的研究，可否請老師要多講述您這方面的內容。第三，您對於現今的大學生有何建議？如果讓您重新來過的話，您覺得可以加強那方面？答：日本文化因為受中國文化影響很大，所以他們要研究中國。此外是由於他們在二三十年代對中國的企圖，當時日本已經控制東北，他們有一本書叫做異民族支那統治史，尤其是對滿蒙對中國的統治有很深研究，所以他們研究中國歷史可以說與政治環境有關，而且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好。我為了要談小腳跟歌妓的關係，看了很多北宋的資料，包括很多詩詞方面的文獻。宋朝的士大夫在中進士之後都會舉行宴會，所以有些士大夫會自己養歌妓，也寫了很多詩詞來描寫當時的情形。其實從這些資料裡面可以發現，這些人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除了看歌舞表演之外，還會看這個女孩子是不是長的夠漂亮，他們的舞姿、手勢、容貌等等。從南唐後主開始有纏小腳的歌妓表演之後，後來也普及到酒樓及士大夫家族之中，雖然我有這方面的研究，可是我對於一個問題卻無法解決，就是當時的歌妓、舞妓看起來是一種比較下層的職業，可是為什麼這些士大夫會因為欣賞小腳而讓家裡的女子也開始纏小腳，這樣不就等於同流合污了嗎？這個問題我沒辦法解決，也無法解決。尤其寫詞的人都會寫這些歌舞女郎多么美艷動人，但是他們都不會寫到自己的妻子，他們往往驚嘆歌舞女郎的腳小，那是不是代表他們的妻子腳非常大，甚至是天足，然後演變到最後為什麼這些女子也開始纏腳，這是我看到的一個現象，但我至今還沒有答案。大學應不應該用功？當然應該用功。大學生活是多采多姿的，所以別的事情也要參加，除了上課以外，去聽演講、跟別人討論、參加社團活動都是很重要的。我在大學時也參加社團，我們常常舉辦活動，例如讀書會、音樂欣賞會等等。高主任明士：我對於同學的第一個問題稍做補充。日本的學術研究除了民族感情因素之外，我可以再提出三點供同學做參考：第一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後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學術研究都沒有斷過，而反觀我們從近代以來的學術研究是斷斷續續的，從1950年到現在，我們的學問可以說是從頭做起，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跟當初唐朝日本人來中國留學相較之下，真的會非常沮喪。第二是我在東大的時候，我曾經問我的同學以後會不會到美國留學，他們都沒有意願，因為他們認為世界最新的知識馬上就會介紹到日本國內，所以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去留學。第三是他們做學問非常紮實，我們的毛病是大而化之，目前來講頂級的註解或注釋都是日本人做的，包括大陸現在出版的都不如日本，而日本人一步一步紮實的去做，事實上背後就是一種科學的精神。我提出這三點給同學做參考。問：陶教授剛才提到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對於少數民族的問題，中國基本上強調的是同化，而美國強調的是民族大融爐。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文成公主下嫁西藏，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如果我們以歷史的角度來看，未來假如這些少數民族可以有自由選擇的機會，那么他們會比較希望跟中國漢族在一起，或者會有很強的獨立意識？第二，陶教授剛才提到美國學生對中國歷史比較沒有興趣，這是否因為中美雙方對彼此的民族習性不夠了解，導致學生產生衝突。而中國從近代史多被侵略，也使得中國人有很強的民族意識，在此情形之下，中美兩國未來是會走向合作或是對抗？第三，請問陶教授有沒有修過傅故校長的課，或者就陶教授對傅故校長的了解，提出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答：關於邊疆民族跟少數民族政策方面，假如中國走向更民主的話，當然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會更好。現今中國大陸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多是跟美國學習，例如讓少數民族可以生兩個小孩，不受一胎化政策的影響；有方語教育等等，不過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他們必須要這么做，至於將來是否會走向獨立，就美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而言，美國是不會允許少數民族脫離他們而獨立的。第二個問題，我想學歷史的人沒有辦法預測將來會如何，不過我想應該是合作的可能性比較大。從前陣子的撞機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中國大陸還是有些克制，雖然美國在布希上台之後政策有所改變，也感覺比較自傲，使得現今衝突好像變多，但我想這是會過去的。目前我們當然希望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不要搧動民族情緒來鞏固自己的政權，這不是一個好的辦法。第三，我沒有機會上到傅斯年校長的課，對於他在史語所的學術地位以及領導方式我們都很了解，我們對他非常敬重，他是很開闊，胸境很寬大的一個人，也非常用的去提拔後進。關於傅校長個人的風格，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他可以叫出學生的名字。他的貢獻主要是在史語所方面，在社會史論戰期間強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看歷史，當時他是不同意的，他強調的是一分證據講一分話。傅斯年校長對於歷史研究還是重視科學，認為歷史就是一種有新的資料才可以做出問題來，他創造出另一種學風，當然他的影響沒有三十年代馬克思盛行的那個情形，不過他對台灣的學術界是影響很大的。注釋：[1]《食貨月刊》，四卷，頁377-378。[2] 參考S.N.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書中指出北宋時代的黨爭有正面的價值，明清政局遠不如北宋。[3] 涵化與同化的分別， 參看George E. Possetta, ed., Assimilation, Accultu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1. 此書中分辨涵化與漢化 。前者指文化的采借（如語言），後者指民族藉通婚而同化。此種分別始自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根據這種定義，可以知道美國黑人幾乎完全涵化於白人文化中，而並沒有經由黑白通婚而達到同化。黑人與白人的通婚仍在同化的過程中。[4]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7, No.2 （1987）, pp. 461-538.[5] 參看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1996）, pp. 829-850.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1998）, pp. 123-155.[6]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 關於女真漢化，參考姚從吾，〈女真漢化的分析〉，《宋遼金史論集》，頁278-290。[7]”A valuable model for analysing Chinese diplomacy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ny period.” Kathryn M. Lynduff, review in Asian Perspectives, I (1988-89),p.1-3.
陶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