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益升

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集研究、編輯、翻譯三位一體資深專家學者。

1966年北京大學自然辯證法專業四年制研究生畢業，1992-1993年以高級訪問學者身份在莫斯科大學研修科學學與科學史。

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二編室主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科學學研究室主任，中國智密區研究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科學學研究》、《科學學譯叢》雜誌主編，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副所長，南昌國家高新區顧問，北京科技諮詢業協會理事、註冊諮詢師，內蒙古自治區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

長期從事科學哲學、科學學、科學史、“高技術與社會”領域的研究、編譯和研究生培養指導工作。主持完成20多項國家有關部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課題。特別是在科學工業園區領域，1984年初作為主要建議者之一率先提出“充分開發中關村地區智力資源，發展高技術密集區”，隨即開展國家科委重點項目“高技術開發區研究”，並相繼主持完成“中國高新區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等多項園區課題研究，為國家建設與發展高新區提供決策諮詢和科學依據。研究成果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1項，部級科技進步獎2項。

代表作有《多元視野中的科學》、《科學發現：經驗與規律探索》、《高科技產業創新的空間》、《科學邊緣上的耕耘》等20餘部；曾獲”中國圖書獎”一等獎和“五個一工程”獎各1項。

中國共產黨情報戰線著名烈士樊耕農先生唯一女兒樊晨晨的丈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益升
• 外文名：Chen Yisheng
• 別名：陳益陞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安徽屯溪 （祖籍：安徽懷寧）
• 出生日期：1935年6月15日
• 職業：科學的哲學、歷史、社會的研究學者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主要成就：科學工業園區研究
  科學哲學研究
  科學學研究
  科技社會史研究
  科學政策與管理研究
• 代表作品：多元視野中的科學.高科技產業創新的空間.科學邊緣上的耕耘

求學之路

青少年時代

陳益升，曾用名陳益陞，祖籍安徽省懷寧縣，1935年6月15日（農曆五月十五日）出生於安徽屯溪（今黃山市）。

少年時代，曾隨母親回懷寧照顧祖母，在三橋讀三年私塾，輟學一年學做菜地水田農活和家務勞動，目睹和經曆日軍侵襲和日機轟炸。1946年到屯溪隨父學做生意，感悟人生艱辛，於是棄商復學。

1948年春，入屯溪國小，插班三年級。1949年9月，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曾任少先隊中隊長和大隊長。1950年7至8月，參加屯溪市小學生夏令營活動，曾任夏令營少先隊總隊長。1951年7月，考入屯溪中學，三任班長，多次榮獲“三好”優秀生稱號和獎勵。1952年5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曾任班團支部書記和校團總支委員。195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當選屯溪市黎陽鎮人民代表。中學喜愛物理和歷史，國中學英語，高中學俄語。

大學時代

1957年8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讀邏輯學和哲學史。大學期間曾任班長和黨支部幹事，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積極參加黃村半農半讀試驗，以及修建十三陵水庫和昌平分校鐵路等勞動。1961年3月，參加北大第六屆學生代表大會，踐行“政治掛帥，刻苦讀書”。大學期間，利用寒暑假回懷寧和屯溪各兩次，探望父母和親友。

研究生時代

1962年8月，考取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聯合招收的自然辯證法（科學技術哲學）專業四年制研究生。在導師于光遠、龔育之教授悉心指導下，學習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史，並在化學繫上課，學習高等數學、物理和化學，受到嚴格的專業基礎知識教育和訓練。1965年8月，遵循導師安排從北京大學轉到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組實習，參加《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和《自然辯證法動態》的編輯工作，並結合科研實踐完成和發表第一篇譯文《關於現代自然科學的辯證法》，撰寫和發表兩篇報導化學方法論座談會的處女作。

學術簡歷

譯編工作起步

1971年夏，陳益升從“五七”幹校回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開始潛心翻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俄文專著《化學元素概念的演變》，同時學習德語。

1975年8月至1978年7月，陳益升在教育部《自然科學爭鳴》雜誌編輯部工作期間，積極參與曾為《資本論》特別是其中“機器與大工業”一章寫作奠定基礎的馬克思《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套用》手稿的續譯和校譯工作，他從20萬字的譯文中選出2萬字的論述按專題進行編排。1977年8月，馬克思這部分論述的中譯文，經批准首次在我國公開發表，從而為學習革命導師關於自然科學和技術問題的論述提供一點新的材料，新華社專門為此作了報導。

1978年7月，陳益升由教育部調到中國科學院新組建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工作。1979年9月被提為中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他受委託創辦《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以介紹國外科學和科學思想發展為宗旨。在他的主持下，從1979年到1986年，《科學與哲學》共編輯出版48輯。當時，《科學與哲學》曾與《自然辯證法通訊》和《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一起，被譽為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界“三大思想天窗”，為中國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為了方便閱讀和翻譯供《科學與哲學》選用的日文文獻資料，1980—1981年間，他入中國科學院業餘科技大學日語速成班和初級班學習並結業。

結緣科學學

陳益升是我國第一代科學學研究的資深學者，他為科學學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為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的建立和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早在1979年夏，他主編的《科學與哲學》就為全國第一次科學學學術討論會編譯出版一期“科學學”專輯，系統地介紹國外科學學發展的歷史與現狀。1980年5月，北京科學學研究會成立，他當選為理事。同年10月，他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會員。1982年6月，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成立前夕，他受委託起草的《關於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編譯出版工作》檔案，以及後來草擬的相關檔案，成為研究會開展編譯出版工作的基礎和依據。1982年6月，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正式成立，著名科學家錢三強先生擔任理事長，陳益升當選為理事、常務理事和編譯出版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2月，在南寧舉行第三次全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學術討論會，他代表研究會宣讀錢三強理事長致大會的賀信。

陳益升作為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連續三屆理事、常務理事和編譯出版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之一，創辦和主編學術期刊《科學學研究》和翻譯期刊《科學學譯叢》。兩刊均於1983年正式出版，成為我國科學學、科技政策、科技管理領域重要的核心期刊和學術交流視窗。

早期研究工作

作為《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第二編輯室主任，陳益升在從事編譯工作的同時，還開展相關的研究工作。

1982-1984年間，他與周發勤先生合作，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及其獲獎成果進行分析研究，相繼發表《從諾貝爾科學獎看科學發現》、《科學發現的研究周期》等多篇論文，對當時和此後我國學界的相關研究產生著積極的影響。

1984年3月，陳益升應邀參加國務院召開的“世界新的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討論會。他在會上就借鑑美國矽谷和我國經濟特區經驗開發中關村智力資源問題作了發言，並與趙文彥等先生聯署提出“充分開發中關村地區智力資源，發展高技術密集區”的建議。會議《簡報》和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相繼登出這一建議，引起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重視，要求有關專家研究和論證。這一建議，對促進中關村地區智力資源開發、建立中關村科技園區起了先導作用，並且有力地推動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建立和發展。

1984-1985年間，他和趙文彥等先生承擔了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資助的“科學管理問題研究”課題。陳益升主持其中有關科技發展戰略子課題研究，並與學界同人合作編寫出版我國第一部 《科技戰略導論》一書，成為錢三強、于光遠、陳守一三位教授作序推薦的《科技·經濟·法律》叢書的首部著作。

從1985年2月起,他積極協助趙文彥先生創辦中國智密區研究所，並擔任研究所副所長和學術委員會主任。1985年春，被聘為國家科委《中國科技論壇》雜誌編委。1986年2月，被聘為北京科學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和學術委員會委員。1986年6月，被聘為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86年9月，被評聘為中國科學院副研究員。1986年12月被聘為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和教授。1987年被聘為《中國科技產業》雜誌編委。1991年10月，被聘為蘭州大學管理科學系客座研究員。

陳益升作為我國科學學的早期學者，20世紀80年代前期，他在科學學研究方面，相繼發表《馬克思主義與科學學研究》（1981年與龔育之先生合作）、《科學技術觀的光輝文獻—--讀馬克思<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套用>手稿》（1983年）、《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學研究》（《科學學研究》發刊詞，1983年）、《科學學：歷史與現狀》（1985年）、《為我國科學學事業辛勤耕耘》（1985年）等論文，從不同角度闡述科學學問題，並且根據學界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一種獨特的“科學”和“科學學”的定義：科學既是一種知識形態，又是一種社會現象。科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它從各個不同方面揭示客觀事物的性質和發展規律，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指南；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關於科學活動組織、協調和管理的社會體制，它通過實踐來利用客觀事物的性質和發展規律，成為人們改造世界的指南。科學學作為“科學的科學”，則是關於“科學大廈”自身的學問，它以科學及其活動為對象，不僅把科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來進行研究，從總體上揭示科學知識體系的結構、性質、發展規律以及科學與其它知識體系的互動關係和相互作用，成為人們認識科學和掌握科學的指南，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進行研究，從社會角度探索科學活動的結構、性質、發展規律以及科學活動與其它社會活動的互動關係和相互作用，成為人們規劃科學和發展科學的指南。

系列課題研究

1985年6月，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正式成立，陳益升擔任科學學研究室主任。在他的領導下，科學學研究室開展了一系列課題研究。

△ “高技術開發區研究”是國家科委委託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承擔的重要項目。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趙文彥、陳益升領導主持開展該項研究，對世界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50多個科學工業園區以及我國智力資源、工業技術基礎和政策環境較好的地區基本情況進行全面調研，並對世界科學工業園區形成發展、我國建立高技術開發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高技術開發區所應採取的戰略思想、發展模式、選址方案、選項準則、投資環境、法律保障、管理體制和政策措施等問題，進行比較系統的分析研究。該項研究成果於1988年10月通過國家科委和中科院聯合組織的專家鑑定，相繼獲得1989年度中科院科技進步獎和1992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1990年主要研究成果彙編成《新興產業的搖籃》一書出版。

△ 20世紀80 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周發勤、陳益升等合作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三項關於“科學發現”研究課題，即：“國內外科學發現的社會研究”（1989-1990）、“當代中國自然科學家科學發現的調查研究”（1991-1992年）、“當代中國自然科學家科學發現的規律研究”（1993-1995年）。三項研究主要以世界各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和中國現/當代自然科學家為對象，通過對獲獎成果、科學成就、成長經歷、學術生涯、社會背景等方面的分析研究，揭示自然科學家們從事科學研究和科學發現的經驗、特點和規律。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學術界和國外同行的好評，並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科學部專家評估為“優”等。

△ 結合上述三項基金資助課題調研，陳益升和周發勤先生作為主編和副主編，組織學界同人在分析研究我國科學家隊伍狀況的基礎上，編纂一套大型系列叢書，弘揚我國新一代優秀科學家的歷史業績。叢書由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院士作序，于光遠、盧嘉錫、吳階平、湯佩松、李振潛、金善寶、錢三強、錢偉長、錢臨照等教授擔任顧問，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1990-2000年間，叢書共編輯出版12冊，相繼獲得廣西首屆桂版優秀圖書一等獎（1991年）、中南五省(區)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1991年）、首屆中國青年讀書節“青年喜愛的書”獎（1991年）、“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1992年）、第六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1992年）等五個獎項。

△ “科學系統論研究”是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聯合資助的項目。1989-1992年間，陳益升承擔並完成其中的“科學系統的功能”和“科學系統的環境”兩個子項研究。其成果編入《科學系統論》一書出版。

△ 20世紀90年代初期，北京理工大學與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共同開展以科學技術發展歷史、政策、哲學、文化為主題的合作研究。陳益升作為北京理工大學兼職教授，承擔並完成該項研究的“中國古代自然觀與科學技術”、“中國煉丹術與化學”兩個子項，並分別在柏林（1990年）和北京（1992年）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以兩個子項名稱為題的論文。當時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教授H·W·舒特提交這兩次國際會議的論文題目分別為“自然觀念與歐洲技術”、“歐洲鍊金術與化學”，這正好與陳益升的兩篇論文遙相呼應，可謂異曲同工，受到與會專家的熱議和好評。

科研成就

1991年11月，陳益升晉升為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從1992年10月起，陳益升開始享受國務院發給的政府特殊津貼，以表彰他“為發展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

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經國家教育部選派，陳益升以高級訪問學者身份在莫斯科大學研修科學學與科學史，從而更加擴大和豐富了學術視野。

“高技術開發區研究”課題完成以後，陳益升在從事科學學與科學史問題研究的同時，相繼主持和承擔一系列來自國家有關部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科學工業園區後續課題研究，其中包括：“高技術產業與智密區開發”（1988—1989）、“高技術R&T管理體制研究”（1988-1991年）、“科技產業發展機制研究”（1989-1991年）、“中關村科學城國際比較研究”（1994年）、“中關村科學城政策環境研究”（1994-1996年）、“中國高技術園區政策分析”（1995-1996年）、“中國高新區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研究”（1995-1997年）、“科學工業園區歷史變革研究”（1996-1998年）、“民營科技園區研究”（1998-1999年）、“經開區與高新區比較研究”（1999-2001年）、“科學工業園區協調發展研究”（2001-2002年），等等。這些課題研究成果，為國家建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供了決策諮詢和科學依據。1999年初，陳益升作為國家科技部委派的專家組成員，參加了對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綜合評估和全國十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實地調研，為規範和完善國家高新區考評指標和動態管理提供決策諮詢。

1994年12月，陳益升擔任北京科技諮詢業協會理事、註冊諮詢師。1996擔任北京賽普民營科技園顧問。1997年4月被聘為南昌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顧問。2000年9月，被選為全國科技振興城市經濟研究會理事。

1997年1月，陳益升擔任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2000年12月，被聘為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學術指導委員。2001年被聘為《科學學研究》編委會顧問。

2000年10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主編的中國第一部《高技術辭典》出版，陳益升是這部《辭典》編委會編委及高技術綜論（領域）編委會主任。

2005年中國科學學界一些資深學者開始研討科學學在中國產生和發展的歷程，陳益升承擔其中有關科學學期刊在中國發展歷史的研撰工作。2009年，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被匯集成《科學學在中國》一書出版。

2005年1月，陳益升被聘擔任中國科學院信息諮詢中心顧問、發展研究部首席專家。同年7月，被聘為內蒙古自治區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

20世紀90年代以來，陳益升相繼入選“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美國國際傳記中心”名人錄，以及“中國專家大辭典”、“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專家庫”首批成員等。

國際學術交流

在世界科學技術交流方面，陳益升多次應邀參加有關國際學術會議。

他在日本東京（1984年）、德國柏林（1990年）、俄羅斯莫斯科（1993年）、巴西里約熱內盧（1996年）、澳大利亞珀斯（1998年）、英國愛丁堡（2000年）等會議上，宣讀學術論文並被收入《會議文集》出版。至於伊朗德黑蘭（1989年）、蘇聯列寧格勒（1990年）、加拿大魁北克（2000年）、葡萄牙里斯本（2003年）等學術會議，他雖未能參加但論文亦被收入《會議文集》出版。這些會議的主題，廣泛涉及科學發現規律、科學系統結構、自然觀與科學技術、煉丹術與化學、經濟技術合作、科學工業園區、科技政策與管理等問題的研究和討論，積極地推動了國際科學同行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退而不休

1998年6月，陳益升辦理退休手續，後又被返聘，直到2001年他指導的研究生畢業才離開研究所工作崗位。

此後他仍退而不休、筆耕不輟，並將他在科研、編輯、翻譯等方面的成果和文稿，整理、編纂成書出版。截止2013年，他出版的主要著作已有：《民營科技園區在中國的崛起》（2003年）、《創新鏈的啟動系統》（2007年）、《高科技產業創新的空間》（2008年）、《多元視野中的科學—-科學的哲學、歷史、社會的研究》（2009年）、《國外交叉科學研究》（2010年）、《科學發現：經驗與規律探索》（2011年）、《科學邊緣上的耕耘—-編輯工作及其相關研究》（2013年）、《在求知的路上—平凡的科學人生》（2015年）、《巍巍青松—紀念樊耕農烈士誕辰一百周年》（2015年）。

出版作品

主要著作

1．《科技戰略導論》，陳益升等編著，北京：時事出版社，1986

2．《高技術與社會》，陳益升等主編，並系主要作者之一，南寧：廣西科技出版社，1989

3．《新興產業的搖籃——高技術開發區研究》，趙文彥、陳益升、李國光等編著，北京：科技文獻出版社，1990

4．《決策與科學》，陳益升、孔昭君編著，北京：科技文獻出版社，1994

5．《科學系統論》，李喜先等著，陳益升系主要作者之一，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

6．《中國高技術的今天和明天》，馬名駒、陳益升編著，濟南：山東科技出版社，1995

7．《民營科技園區在中國的崛起》，陳益升等著，南寧：廣西科技出版社，2003

8．《創新鏈的啟動系統——高技術R&D管理體制研究》，陳益升等著，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07

9．《高科技產業創新的空間——科學工業園區研究》，陳益升等著，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10．《科學學在中國》，張碧暉等著，陳益升系主要作者之一，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08

11．《多元視野中的科學——科學的哲學、歷史、社會的研究》，陳益升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12．《科學發現：經驗與規律探索》，陳益升主編，並系主要作者之一，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

13．《科學邊緣上的耕耘——編輯工作及其相關研究》，陳益升編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14. 《在求知的路上—平凡的科學人生》，陳益升著，北京：東方文化出版社，2015

15. 《巍巍青松—紀念樊耕農烈士誕辰一百周年》，樊晨晨、陳益升主編，北京：東方文化出版社，2015

主編學術期刊

1 《科學與哲學》，陳益升執行主編，1979—1986

2 《科學學譯叢》，陳益升主編，1983—1992

3 《科學學研究》，陳益升主編，1983—2001

翻譯作品

1. 《科學學——問題·結構·基本原理》，韓秉成、陳益升等譯， [蘇] П.А.拉契科夫著，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4

2. 《化學元素概念的演變》，陳益升、袁紹淵譯，〔蘇〕Б.М.凱德洛夫著，北京：科學出 版社,1985

3. 《世紀之交的國外科學學研究》，馮之浚主編，陳益升、韓秉成、王興成等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4. 《國外交叉科學研究》，陳益升編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社，2010

緬懷恩師

追憶恩師于光遠

（作者 陳益升）

中國科學報 2013年11月8日。

2013年9月26日午後，驚悉恩師于光遠仙逝，心情十分悲痛，9月30日上午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我儘管還住在醫院，但還是由夫人和友人陪同早早趕往北京醫院，和導師見最後一面，以寄哀思。

恩師于光遠一生追求革命和科學。他既是一位歷經風雨磨難、富有良知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思想敏銳、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勤奮多產的科學大師；他的學術興趣兼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廣泛涉獵人類知識的諸多學科研究，被學界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學是20世紀興起的新興學科。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于光遠先生就在中國積極倡導和開創這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期，他和龔育之首次聯名招收四年制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經過嚴格考試，我有幸成為兩位先生的首批“入門弟子”之一。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於先生是在入學面試中。我與其他二十幾位同學被分成兩組同時面試，于光遠和龔育之兩位先生各主持一組。我被分配在於先生主持的那一組。

早在中學和大學時，我就讀過於光遠發表的一些文章，並且聽人說過他的思想非常活躍，學識極其淵博。記得那場面試，先生提問，我隨之稟答。他提的問題，海闊天空，妙趣橫生，內容廣涉哲學和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例如：客觀規律能否被人消滅？《資本論》中所用的抽象法是什麼？什麼叫“無限”？地球是橢圓形的嗎？對生命起源的看法？赫克爾《生命之謎》的主要內容？什麼是最高和最低的動、植物？何謂微生物？等等。

這裡，有些問題雖是我事前根本無法猜想和準備的，不管我回答得如何，先生總是耐心沉靜地聽著，讓我把話講完，親切地加以啟發和點撥，讓我繼續思考，再答，似乎是在進行課堂討論。

1962年8月下旬，我正式接到被錄取為北大自然辯證法專業四年制研究生的通知。長期夢寐以求的夙願終於實現，心中的喜悅難以自已。

在北大的兩年（1962~1964年），于光遠先生特彆強調科學基礎訓練，要求我們扎紮實實地打好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凡是原來學自然科學的都要到哲學系學兩年基礎課；凡是原來學哲學的都要到理科一個系學兩年自然科學基礎課。剛開學時，原來學哲學的4人，都集中在物理繫上課。由於座位緊張，有時與本科生發生“搶位子”的矛盾。於先生知道這種情況後，要我們寫一份書面材料給他，轉給周培源副校長。幾天后，北大研究生辦公室通知我和陸容安去周副校長家，他親切詢問了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之後，告訴我們：“物理系已經幫助解決了座位問題，不必再為此事犯愁了。”周培源是于光遠先生在清華念書時的老師。於先生和他的導師對這點小事如此關心備至，倒讓我心裡感到很不自在。

後來，由於首屆研究生培養計畫調整，於先生要求我們結合未來專業工作需要選定具體研究方向。因此，原來集中在物理系聽課的4人，除留一人在物理系外，其他3人又分散到化學系、地質系和地理系。這樣，首屆8名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的具體研究方向就開始涉及到數、理、化、天、地、生等諸多學科領域。

這期間，有些同學對學習基礎課不太安心，急於想發表文章。記得有一次先生對我說：“請轉告同學們，頭兩年學習是打基礎，後兩年實習也是打基礎，做點研究工作還是打基礎。其實，研究生四年只是為將來工作打下一個初步基礎。研究生期間，要扎紮實實把基礎打好，不要急於寫文章，發表文章。社會上有些人早先發表不少文章，由於基礎不紮實，後來漸漸發表文章少了。你們要引以為戒。”

除了打基礎，先生還經常召集我們開讀書會或專題討論會。記得1962年冬日的一天，傍晚時分他和龔育之一起造訪我們居住的29齋。於先生聽說在哲學繫上課的4人正在學習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便要我們圍繞該書的時代背景、基本內容、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等問題進行座談。兩位先生時而插話或提問，時而發表自己的看法，討論氣氛非常熱烈。最後，於先生對我們說：“學習經典著作，要領會經典作家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要學會運用這些方法來分析現實問題。”讀書會結束時，已近深夜。

頭兩年，於先生幾乎每個月都約我們見面，有時在北大，有時在友誼賓館，有時在導師家中書房。說到與先生見面，還有一件趣事：當時布票有限，北大校工會置辦一批用降落傘布製作的襯衫，讓教職員工和研究生選購。我們8個研究生每人一套。在面見先生時，大家都清一色地穿上，戲稱“接見禮服”。於先生初見時感到奇怪，問清緣由後不禁開懷大笑，頓時討論的氣氛變得十分輕鬆融洽。

于光遠和龔育之兩位先生都有淵博的知識和崇高的品德，但他們的個性和風格不盡相同——於先生開朗豪爽，耿直敢言；龔先生則嚴肅深沉，謙遜謹慎。於先生往往海闊天空、野馬奔騰似的講解一番，最後總是笑著對龔先生說，幫助“系統化”、“條理化”一下吧。龔先生即刻就把於老師講解的意思經過“邏輯處理”，歸納成幾條清晰而明確的觀點。兩位先生個性風格的差異和互補，使我們受益匪淺。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風雨來臨前夕。5月3日下午，於先生風塵僕僕地來到哲學所小會議室，與研究組同仁和研究生們見面。在這次談話中，於先生特彆強調了搞“大部頭”、“滾泥巴”的重要意義，說“它們是兩項大實驗，要求‘這兩項大實驗都要做，都要成功’”。他還談到雜誌出增刊發表批判文章、編輯工農兵自然辯證法文集等問題，並希望沒有下鄉“滾泥巴”，仍留在編輯部工作的同志也應該選擇工廠搞“亦工亦研”。

這次見面，心胸坦蕩的於先生又做起自我批評來，他自責道，“過去給人抬過轎子，當過代言人”；他還要寫“思想日記”，經常“算算賬”，清除“思想里的灰塵”。我們不難感受到先生當時的沉重心境。

沒想到的是，與先生的這次會見，居然成為我們四年研究生學習、生活的終結。

20世紀70年代中期，於先生從幹校回京，等待重新恢復工作。在此期間，我們專程來到先生家中，師生重逢，感慨萬分。

此後，我們經常參加於先生組織的各種學術會議，參與他主持的相關課題研究，完成他交辦的一些學術工作，也常請他為書稿作序或題詞題字。

每年春節和生日，我們都會去拜見先生。師母說他知道我們要到家裡看他，總是非常興奮；還說他對我們這屆研究生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最多，感情很深。

2011年7月1日，我們去先生家提前為他慶祝生日，他非常高興，我們臨走時已在他家室內握手道別，可當我們上電梯後，不知何故電梯下行又上行重新回到他家的樓層，當電梯門打開時，卻見坐在輪椅上的先生居然等在電梯門口，對我們笑著招手，頓時大家都樂了，我們下電梯再次與他握手道別。2012年7月5日，我們去北京醫院。向他祝賀97歲生日。後來他身體一直欠佳，師母擔心外來感染。2013年春節和生日，我們也就不便去面見，只能在心裡祝願他早日康復。想不到97歲那次生日會見，竟然成為我們和於老師的訣別！

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趲少年。轉眼間，我們考讀于光遠先生的研究生已經50餘年，畢業也將近半個世紀。先生雖然已離我們而去，但他崇高的思想、學識、語言、品格、風貌、情操，卻是“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游”，永遠啟示著我們。（本文作者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科學學研究室原主任）

追憶恩師龔育之

原題目為：導師 同事 益友——深切悼念龔育之老師（作者：陳益升）2007年7月20日發表。

2007年6月12日午後，驚悉龔育之老師辭世，心情十分悲痛。我認識龔老師至今已經整整45年。從大學畢業當研究生開始，到後來工作時一度同事，乃至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學術交往，龔老師都一直是我的良師益友，從他那裡總能獲得窮幽極微、至纖無際的教誨。

研究生導師

1962年8月，于光遠和龔育之兩位老師聯名招收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學制4年。那時於老師47歲，龔老師33歲，已經成為我國學術界的知名學者。我在大學就讀過他們的文章和著作，出於對自然辯證法的濃厚興趣，當然要報考他們的研究生。經過筆試和口試，我終於被正式錄取。

我還清楚地記得，1962年9月3日下午，龔老師召集我們被錄取的研究生在北京大學哲學樓開會。龔老師說：“光遠同志今天有事，讓我來給大家談談,這次共錄取8名研究生，大家相互認識一下。”我們自我介紹之後，龔老師立即轉入正題。他主要談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布置學習計畫，頭兩年在北大，學習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課；後兩年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參加研究、收集資料和編輯工作的實踐，並完成畢業論文。第二件事是把我們8個人編成一個研究生小組，讓我和陸容安當召集人（後被推選為正副組長）。龔老師談完，我們又議了議。散會時，龔老師把他辦公室電話號碼告訴了我，說有事可以隨時聯繫。

在北大的兩年，導師特彆強調科學基礎訓練，要求我們扎紮實實地打好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凡是原來學自然科學的都要到哲學系學兩年基礎課；凡是原來學哲學的都要到理科一個系學兩年自然科學基礎課。按照導師的要求，分到理科不同系的幾個人，除了要認真聽課，還要做習題、做實驗，並且要參加所學課程的考試和考查。為了把自己培養成導師所期望的自然辯證法專業工作者，為奠定堅實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那兩年在北大，我們比其他專業的研究生付出了更多的艱辛。

除了打基礎，導師還經常召集我們開讀書會或專題討論會。記得1962年冬季的一天晚飯後，兩位導師突然出現在我們居住的29齋。龔老師解釋說，他們下午到西郊辦事，回程途經北大，於老師想利用今晚時間開個讀書會，大家談談學習心得。當導師聽說在哲學繫上課的4人正在學習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時，便要我們圍繞該書的時代背景、基本內容、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等問題進行座談。導師時而插話或提問，時而發表自己的看法，討論氣氛非常熱烈。最後，導師強調指出：學習經典著作，要領會經典作家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要學會運用這些方法來分析現實問題。讀書會結束時，已近深夜，我們目送導師離去的車影，內心久久難以平靜。

頭兩年期間，導師幾乎月月都約我們見面，有時在北大，有時到友誼賓館，有時到導師家中書房。我們都非常喜歡跟導師見面，聽他們講解。兩位導師都有淵博的知識和崇高的品德，但他們的個性和風格不盡相同：於老師開朗豪爽，耿直敢言；龔老師嚴肅深沉，謙遜謹慎。每當約見我們，於老師往往海闊天空、野馬奔騰似地講解一番，最後總是笑著對龔老師說，幫助“系統化”、“條理化”一下吧。龔老師馬上就把於老師講解的意思經過“邏輯處理”，歸納成幾條清晰而明確的觀點。兩位導師個性風格的差異和互補，使我們這些研究生受益匪淺。

導師經常通過交辦一些相關工作來鍛鍊我們。例如，六三屆自然辯證法研究生入學考試後，龔老師要我們幫助審閱試卷。我們高興地接受了囑託，分工合作，把閱卷工作分成3步：先各自分頭審閱，按預定標準打分；然後兩兩對換審閱，再度打分；最後集中討論，就一些不同判分取得一致意見。當我把閱卷情況以及按分數高低排序的名單交給龔老師審定時，他非常滿意，曾兩次在於老師面前誇獎我們，說這次閱卷工作做得非常認真、細緻。

與我們六二屆不同，六三屆錄取的兩名研究生沒到北大學基礎課，而是在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邊工作邊學習。六四屆錄取的3名研究生也是如此。龔老師解釋說，採取這兩種不同的辦法，就是想比較一下，看看哪一種培養研究生的辦法更好。為了培養人才，導師可謂用心良苦。

教育部同事

1975年夏，我到教育部《自然科學爭鳴》雜誌編輯部工作。當時，主持編輯部行政工作的先是甘子玉，後是田哨。龔老師是編輯部業務主管領導，我有幸成為他的同事。初到編輯部時，我還是按習慣稱他“龔老師”。這種稱呼在“師道尊嚴”遭批判的歲月，特別又是在國家機關氛圍，聽起來似乎不太順耳。有一天，龔老師見我一個人在辦公室，就悄悄地對我說：“你不要叫我老師了，跟大家一樣叫我‘老龔’就行了。”可是我一下子改不了口，後來他又提醒過兩次。儘管當著人面我勉強改口，但私下還是照叫老師。

同事期間，我從龔老師身上學到很多編輯工作的方法和經驗。無論是把握選題、組織專稿，或是修改文章、審校清樣，龔老師都是“第一高手”。每當他交給我要修改的稿件或是要給讀者回復的信函，我都將修改稿或代擬的復函送他審閱。從他刪改或增添的文句和段落中，我受到深刻的啟示和教益。

1975年至1976年間，龔老師委託我與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聯繫，將馬克思《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套用》手稿譯成中文。譯校工作結束後，我從譯文中選出16段馬克思的論述（約兩萬字），按自然力的套用、科學的套用、機器的套用、機器的發展、蒸汽機、磨6個問題編排。龔老師對選出的這16段論述，都進行了嚴格的審定，簡直是句句斟酌、字字推敲。例如，關於“產業”概念問題，“氣”與“汽”兩個單詞使用問題，科學與勞動“分離”內涵理解問題，科學對勞動“表現為一種異己的、敵對的、統治的力量”論斷表述問題，龔老師都要仔細、不厭其煩地查對原文進行復校和核實。為保證譯文的準確性，他讓我到中央編譯局、一機部情報所向有關翻譯專家求教。有一天晚上，他還要我約請哲學社會科學部汲自信先生到他位於沙灘的家中，就譯文裡的一些詞句譯法進行酌定。那天晚上龔老師夫人孫小禮老師和孩子都不在家。我們討論結束時已近深夜。龔老師打趣地說，沒有好東西招待，吃幾塊酒心朱古力當夜宵吧。1977年8月，馬克思手稿中的16段論述，經批准首次在中國公開發表，新華社專門為此發布了新聞稿。從這件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龔老師嚴肅的治學態度和嚴謹的著譯學風。

1976年底，龔老師正式離開編輯部，調到中央毛著辦公室工作。1977年春的一天上午，龔老師打電話讓我到西四缸瓦市車站等他。我到達時他已站在那裡等我，我感到挺不好意思。龔老師從手提包里取出一本《毛選》第五卷給我，說這本書要過幾天書店才會公開發行，讓我先睹為快。龔老師的惦記和關懷，使我深受感動。我會永遠地保存這份紀念師生共事多年情誼的珍貴禮物。

學界良師益友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和龔老師雖然不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但作為我的研究生導師和教育部同事，他在科學研究、學術交往和期刊編輯等方面，仍然是我的良師益友。他那種博大精深的學識和寬厚待人的品德，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深刻印象。

龔老師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傑出貢獻，可謂人所共知；龔老師對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科和自然辯證法事業作出的開拓性貢獻，也是學界公認的。除此以外，龔老師還是我國科學學學科和科學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對我國科學學學科的創建和科學學事業的發展，同樣作出了突出貢獻。

僅從幾則事例便可窺見一斑。

1985年夏，我主譯的凱德洛夫《化學元素概念的演變》一書中文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既是一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專著，同時又是一部兼論科學學與科學史相關問題的專著。龔老師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譯出並發表了該書的前言和結論。因此，我決定中譯稿採用龔老師譯出的前言和結論，並想把他列為譯者之一。當我發稿前與他商談此事時，他同意將他譯的前言和結論列入書稿，並同意將他過去發表的文章《關於<化學元素概念的演變>一書》作為代譯序，但不讓我把他署名為譯者，說他並未參加全書正文的翻譯工作，列為譯者不合適，只要在“譯後記”里交代一下就行了。由此可以看出龔老師謙遜的學者品格和崇高的科學道德。

1994年，《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正式出版。據吳義生教授說，作為兼任該書“自然科學論”分支學科主編的龔老師，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組建“分支學科編寫組”時，曾找他商談副主編人選。龔老師表示應該把包括我在內的3人列為副主編，以利於自然辯證法與科學學研究的溝通和結合。

其實，龔老師與科學學結緣很早。正如他在198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云，科學學在中國“如果從自己的研究工作開始算起，則至少應當追溯到50年代光遠同志和在他倡導、推動下的一些工作”。當時，龔老師正是這些工作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上世紀70年代以來，龔老師更是科學學在中國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作為科學學在中國的研究、編輯、翻譯和學術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我見證了龔老師與科學學的深厚的歷史情誼：1979年龔老師在全國第一次科學學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就強調了科學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1982年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成立，龔老師被推選為常務理事；1983年《科學學研究》學報正式出刊，龔老師成為首任主編（1983～1987年）；1988年1月在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二屆一次會議上，龔老師繼錢三強先生之後被推舉為第二任理事長（1988～1996年），為我國科學學事業的發展執掌“帥印”；1997年1月，他又在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三屆一次會議上被推選為名譽理事長。

龔老師的這些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他對科學和革命的人生追求。他的學識和為人，受到學界同仁普遍的仰慕和讚美。

1999年12月26日，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理事長和在京的副理事長們，邀請龔老師及孫小禮老師相聚釣魚台大酒店，慶賀龔老師70華誕。研究會送給龔老師的一份生日賀卡上寫著：慶生辰寫三代偉業筆一支，迎新紀伴千禧曙光壽百年。這充分表達著科學學界同仁對龔老師的學識和為人的敬頌及祝願。

龔老師走了，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本文作者原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科學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科學學研究》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