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鏞

陳煥鏞（1890年7月12日—1971年1月18日），出生於香港，植物學家，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首任所長。

1919年陳煥鏞獲得美國哈佛大學林學碩士學位後回國；1920年擔任金陵大學農學院林學系教授；1921年轉至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授；1927年到廣州中山大學設立講座，先被聘為理學院教授；1928年改在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並主持設立植物研究室；1930年擔任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所長；1930年創辦了《中山專刊》；1933年倡議創立中國植物學會，並擔任學術評議員兼《中國植物學雜誌》編輯；1935年受邀創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並任所長，還兼任廣西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1954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兼廣西分所所長；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9年被聘任為《中國植物志》副主編。1971年1月18日在廣州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煥鏞
• 外文名：ChunWoon-Young
• 別名：字：文農，號：韶鐘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香港
• 出生日期：1890年7月12日
• 逝世日期：1971年1月18日
• 職業：教育科研工作者
• 畢業院校：哈佛大學
• 主要成就：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奠基者之一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 性別：男

人物生平

1890年7月12日（農曆6月6日），陳煥鏞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新會。

1909年，陳煥鏞隨一位美籍荷蘭人赴美國就學。

1913年，陳煥鏞考入美國哈佛大學森林系。

1915年，陳煥鏞進入哈佛大學樹木系。

1919年，陳煥鏞畢業於哈佛大學樹木系，獲得林學碩士學位，並以畢業論文優異獲獎學金。導師勸他留校繼續攻讀博士並邀其前往非洲採集標本，但他為祖國受侵略，毅然返國。同年回國後，接受美國哈佛大學的委派，赴海南島五指山採集標本，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採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

1920年，陳煥鏞擔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林學系教授。

1921年，陳煥鏞轉至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授（至1927年）。

1922年夏，陳煥鏞和錢崇澍在南京籌得500元經費，和秦仁昌三人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採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

1924年，陳煥鏞赴美國鑑定標本一年（至1925年）。

1927年，陳煥鏞被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聘為教授，到廣州中山大學設立講座，由中山大學加聘為理學院教授。

1928年，陳煥鏞改在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校方接受了他關於設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議，於是他在中山大學內建立起中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

1930年，植物研究所不僅從事植物分布調查和植物分類研究，還擔負起促進廣東農林經濟事業發展的使命，故改名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經費不足，他除盡力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撥給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補助費以外，又將基金會付給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獻給研究所作設備費，為工作開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同年，陳煥鏞創辦了《中山專刊》，以紀念孫中山先生，該刊登載以植物分類學為主的植物學專業論文。

1933年，陳煥鏞與錢崇澍、胡先驌等共同倡議創立中國植物學會，同年被選為學術評議員兼《中國植物學雜誌》編輯。

1935年，陳煥鏞受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敦邀請，到梧州創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並任所長，還兼任廣西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分別改名為華南植物研究所和華南植物研究所廣西分所，任命陳煥鏞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兼廣西分所所長。

1955年，陳煥鏞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57年，陳煥鏞著手為華南植物研究所興建華南植物園及鼎湖山樹木園。

1959年，陳煥鏞被聘任為《中國植物志》副主編，旋即移居北京，以主要精力主持這部中國植物分類學巨著的編纂工作。

1971年1月18日，陳煥鏞在廣州逝世。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 科研綜述

陳煥鏞創建了中山農林植物研究室（後改為研究所），收集植物標本，建成中國南方第一個植物標本室；對中國華南的植物進行大量的調查、採集和研究，發現100多個新種，10多個新屬，其中裸子植物銀杉屬和為紀念植物學家鐘觀光而命名的木蘭科孑遺植物觀光木屬在植物分類上有重大意義；與秉志、錢崇澍等科學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區的建議，為中國的自然保護區建設打下基礎。

早在1919年他就赴海南島五指山區採集，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採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他在島上工作了10個月，發現了不少新植物，採集了大量的珍貴標本。20年代，他到湖北、廣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採集標本，同時還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建立標本交換關係，因此而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標本。

陳煥鏞對於華南植物有著廣博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樟科、殼斗科、繡球花科、苦苣苔科、樺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類有精湛的造詣和開創性的見解。先後發表的論文和學術專著不下50餘篇（冊），發現的植物新種達百種以上，新屬10個以上，特別是銀杉屬和觀光木屬的發現在植物分類學和地史研究上有重大的科學意義。銀杉是一種極罕見的孑遺裸子植物，被稱為“活化石”。在地球上其他地區已經滅絕，獨生存於中國局部山區。

陳煥鏞對華南植物區系的研究精湛，發現的植物新種達百種以上，新屬10個以上，其中銀杉屬（Cathaya Chunet Kuang）為孑遺裸子植物，被譽為舉世聞名的“活化石”，在植物分類學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

• 學術交流

陳煥鏞在農林植物研究所建設過程中，把標本和書刊的交換作為重點工作，幾年內向中國國內外發出交換標本37000餘號，先後和美國哈佛大學、紐約植物園，英國邱皇家植物園、愛丁堡植物園，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德國柏林博物館，奧國維也納博物館，新加坡植物園，爪哇植物園和新加坡科學院等15個機構建立了聯繫，通過標本交換得到一萬餘號標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歐洲、巴爾幹半島、非洲、紐西蘭、婆羅洲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大地豐富和充實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標本。此外，他用《中山專刊》交換到一批外國的植物學重要書刊，如英國愛丁堡植物園期刊、邱植物園叢刊及霍氏植物圖譜等。

1930年，陳煥鏞應邀參加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同年8月，他作為中國5人代表團的團長，出席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並代表中國植物學家向大會致賀詞。會議中他發表的專題報告為《中國近十年來植物學科學發展概況》，內容述及中國植物學的發展以及從事教學與科研的中國學者的奮鬥開拓精神，他的發言為中國在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審查委員會中爭得兩票選舉權，會上他和胡先驌兩位學者首次被選為該委員會的代表，為中國加入國際植物學會及成為命名法規委員會成員國創立了開端。

1935年，陳煥鏞應邀出席在荷蘭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植物學會，被選為該會分類組執行委員會和植物命名法規小組副主席。1936年英國愛丁堡植物園蘇格蘭植物學會特聘他和胡先驌為該會名譽會員。

1951年，陳煥鏞受中國科學院的委託，任中國4人代表團團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南亞栽培植物起源與分布”學術討論會。會上他發表演講，從中國古農學和遺傳學的觀點談到水稻的起源。

1958年，中國科學院派陳煥鏞出訪蘇聯，到列寧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機構考察並作學術訪問。在他訪蘇期間短暫的一個月工作中，鑑定了大批采自亞洲各地的植物標本。

• 學術論著

陳煥鏞在中國國內外專刊上發表過許多論文。早在1922—1925年間就曾先後發表和出版《中國經濟樹木學》、《栽培在中國的中國松與日本松之比較》、《浙江樹木二新種》和《中國樟科之初步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後來又和胡先驌合作編著《中國植物圖譜》（共五卷），是早期中國學者用現代植物分類方法研究中國植物的主要文獻。他在對華南植物進行廣博研究的基礎上。先後發表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不下50餘篇（冊），發表的新種在百種以上，發表的新屬在10個以上，其中如世瑋苣苔屬（Tengia Chun）、任豆屬（Zenia Chun）、銀杉屬（Cathaya Chun et Kuang）和觀光木屬（Tsoongiodendron Chun）等為世界各國學者普遍承認，尤以後兩屬之發現，在植物分類學上具有重大意義。銀杉（Cathaya argyrophylla）是一種極罕有的孑遺裸子植物，被稱為“活化石”。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區早已滅絕，唯獨生存於中國局部山區。這種瀕危珍稀植物的發現，不但在植物系統分類學上，而且對了解地球歷史，特別是氣候的變化與冰川的進退及其覆蓋地區都很有科學意義。陳煥鏞和匡可任合著的論文《中國西南地區松科新屬——銀杉屬》一經發表，即引起各國學者的極大重視。1958年陳煥鏞訪問蘇聯時，蘇聯《植物學雜誌》曾在首頁位置發表這篇文章以示對他的尊重。

華南植物研究所在陳煥鏞領導下編著出版了《廣州植物志》（侯寬昭主編），這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接著又由陳煥鏞主編出版了一部有450萬字分為四卷的《海南植物志》，這部專著積累了他數十年的勞動和心血，從1919年到海南採集後，他就下決心要摸清島上的植物種類。繼兩部地方植物志之後，陳煥鏞又與錢崇澍合作主編《中國植物志》。

陳煥鏞一生髮表過許多重要著作，每一篇論文都是他辛勤勞動的結晶。他觀察敏銳，思路清晰，在植物分類上有不少重要的發現，但這些發現他都是經過廣泛深入研究和慎重考慮之後才予以發表，否則不輕易公諸書刊。探究某分類群之可否成立，他尤為審慎，例如銀杉，就外部形態而言，他早已鑑別為新屬，但為了探討部分器官之解剖學特徵，求得較深入而完備的材料，曾推遲兩年多才發表。觀光木屬和任豆屬，從新植物之發現至文章發表，曾經歷了10餘年時間，在此期間多次到野外調查，收集和核實材料。從事科學研究，他總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每篇論文寫成，必反覆推敲，往往數易其稿；凡做專科必先廣泛收集資料，特別是原始記載和模式標本（包括模式標本照片、臨摹圖及標本碎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科學上也深深打下烙印。中國人研究本國植物往往要從散見於各國的各種文字書刊中蒐集文獻，要到外國博物館、標本館參考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為了祖國的植物學事業，陳煥鏞曾在赴英國邱園工作期間，拍攝了大量的中國模式標本照片，成為研究中國植物的珍貴材料。他除精通英語外，德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均通曉，而對拉丁語造詣尤深，這是他經年累月勤奮學習的結果。為幫助中國青年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學習拉丁語，他編寫了一本《中國植物分類學拉丁語基礎》（Essential Latin for Chinese Taxonomy Botany）（英文本，未刊行），又選輯了《植物拉丁語例句引錄》（Quotations from Botantical Latin）（列印本，未刊行）。他所寫的科學論文，拉丁描述用詞確切，文筆流暢，以簡潔的詞句在最短的篇幅中表達出豐富的內容，這種科學文字上的造詣，決非一日之功，深為國內外同行所稱頌。

人才培養

1919年學成回國後，清楚地知道中國植物學研究的落後情況，他立志要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實踐去促使這種落後狀態的改變，因此，他緊緊地抓住蒐集植物標本、搜購圖書資料和培育人才這三個重點，逐步開展工作。他一方面從事教學工作，一方面致力於植物的調查採集和分類學研究。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期間，他與鄒秉文及秉志、錢崇澍、胡先驌、錢心煊、陳嶸等人分別開創了中國最早的現代植物學和動物學科研事業，並培養了一批人才。他有感於當時的樹木學教科書題材多為歐美樹種，因此編寫了一本《中國經濟樹木》作為教材，這是一本中國最早有科學名稱的樹木學教材。

早在30年代，他就強調發展科學事業必須培育人才。他在大學任教和研究所工作期間，曾培養了不少人才，他的學生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和教授。

陳煥鏞在科研和教學中，他向來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基礎與套用兼顧。早在金陵大學和國立東南大學教學時，他有感於當時的樹木學教科書題材多為歐美樹種，因此他編寫了一本《中國經濟樹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為教材，介紹國產的用材和經濟樹種，為中國最早一本有科學名稱的樹木學。

社會任職

1934—1936年，任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1938—1940年，被選任為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屆評議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

個人生活

• 家世背景

陳煥鏞的祖父在前清從事洋務，父親是清光緒派駐古巴的公使，母親為西班牙血統的古巴人。他是獨子，早年喪父，與母親旅居上海，就讀於廣肇中學。

• 興趣愛好

陳煥鏞好學博覽，不但精於植物專業，對西洋古典文學亦潛心研讀。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他大量閱讀了圖書館裡的世界文學名著，工作之餘，常背誦莎士比亞雋永的詞句。他寫的英文詩，寓意深而語音諧，修辭精練且極優雅。

1949年，陳煥鏞旅居香港時，鑒於當時國內外形勢，他寫了一組英文詩表達愛祖國愛科學的意願，登載於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他一生詩作不少，惜全毀於“文化大革命”期間。

• 家庭生活

陳煥鏞的第一個妻子唐直珍是富家小姐，唐直珍過世後與家裡的女工結婚，兩人育有一兒一女，女兒陳都就職於某國際保險公司。

1964年，陳煥鏞在北京與家人合影

• 人物軼事

1919年在海南五指山區的島上工作歷時十個月，發現不少新植物，採集了大量珍貴標本，海南島豐富的植物資源從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有一次在採集時偶然不慎從樹上墜下，跌傷手腕，繼又染惡性瘧疾，但他仍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帶傷病工作。這種為科學事業獻身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屢見不鮮。這次採集後，他對海南植物特別注意，曾多次派遣隊伍前往採集，為日後編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礎。

1947—1948年，陳煥鏞曾蒙受冤屈，正當他處境極其困難之時，美國的導師力勸他去美國任教，歡迎他全家遷美，但他願畢生貢獻於祖國科學事業的初志毫不動搖，婉言謝絕邀請，其愛中華、愛科學之心由此可見。

陳煥鏞識辨植物，別具天聰，上個世紀30年代初期（約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經解剖檢查，發現有樹葉之殘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區無人能識別此種植物，使得法院無從判案，後求教於陳煥鏞，方知是劇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藥），先生從此揚名省港。

1938年，廣州淪陷，陳冒著殺頭的危險，在日本軍閥的鐵蹄下把7萬多號標本全數運到香港，存在九龍碼頭圍道陳家寓所內，並自己出資在此設立該所駐港辦事處。當時資金匱乏，連陳煥鏞髮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來解陳的燃眉之急。

1941年日軍侵占香港，植物所駐港辦事處遭日軍包圍搜查，由於標本、圖書均有國立中山大學標誌，被視為“敵產”，辦事處被日軍查封。危難當頭，陳本可率領員工混於難民之中逃離香港，但積累20餘年的標本、圖書又面臨被掠奪的命運，他日夜心焦如焚，哪肯離開半步，只道“只有物亡我亦隨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

幾度風雨幾度波折，1942年4月底陳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安置在康樂廣東大學（原嶺南大學）校園內，研究所更名為廣東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長，兼廣東大學特約教授。

演說家

陳煥鏞學識淵博，言詞幽默，其演講與授課經常能引起現場掌聲雷動。如在金陵大學執教時，因為該校為教會創辦，每周必循例有一次聖經布道班，全校師生都要參加。一次，校長邀先生到班，讓他作一場“宗教與科學”的專題演講，但陳煥鏞絕口不談聖經之道，反而暢談森林之優美，其講題為Beauty of forestry and poetry（森林與詩之美），而且採用流利的英文，演講引人入勝，頓時轟動全場，現場掌聲不絕，其才華讓在座之外籍教師都油然起敬，校長亦為之動容，會後竟然公布從此取消每周例行的聖經布道班，以學術講演會取代之。

愛國者

陳煥鏞身陷廣州時，曾為陳璧君所注視。陳璧君是汪精衛的孀婦，與陳煥鏞號稱同鄉，因慕陳之聲譽，要求陳在公眾場合演講，意欲為汪精衛的偽政權塗脂抹粉，先生於是應邀登壇宣講，題為“植物與人生”，暢述稻麥是人之主糧，蔬果助身軀發育，森林作建築良材，神農嘗百草而知藥物，時珍辨藥草而著《綱目》……滔滔不絕，聽眾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頭喪氣，大失所望。

美食家

陳煥鏞既系粵海世家，雖有西班牙血統，卻是一位地道廣東人，同時還是一位天然美食家。每次標本採集隊從海南或十萬大山等邊遠地區歸來之後，他必設宴犒勞，多在李仲洛家。李系東江人，雅善製作鹽焗雞和蛇羹，膾炙人口，他不但邀請過採集隊的同事“飲茶粵海”，還在一次春節，贈以家制各種芋頭粉炸成的糕點，號稱“芋角”。

園藝家

陳煥鏞對庭院設計、園藝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有深邃的研究，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廣西農學院院長孫仲逸，將農學院科學館前原林學系的苗圃撥給該所。陳煥鏞老師銳意經營，每日僱請臨時工數十人，親自指揮，嚴寒酷暑，風雨無間，栽植花圃樹木，親自開闢桂林植物園。

人物評價

陳煥鏞是中國植物調查採集的創始人之一。陳煥鏞一貫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所以他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很高威望。在開發利用和保護祖國豐富的植物資源、研究植物分類學、建設植物研究機構、培育人才、蒐集標本等多方面付出了畢生心血，對發展中國植物科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畢生從事植物學研究和教學事業，艱苦創業，鍥而不捨，成績卓著。陳煥鏞是一位腳踏實地，艱苦創業，事業心極強，具遠見卓識的科學領導人。

陳煥鏞是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畢生工作勤奮，治學嚴謹，對中國植物科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陳煥鏞的英文詩“寓意深而語音諧，修辭精煉且極優雅。”（他的弟子蔣英說）

後世紀念

南鄉子·紀念陳煥鏞教授誕辰105周年

海南師範學院熱帶生物資源研究所　鐘義

陳煥鏞塑像

地熱潤交融，農林生物喜春風。果木桑麻花卉盛，欣榮，科教同歲月崢嶸。

歸國獻才雄，涉水跋山千萬重。綠寶集成千百萬，陳公，一生論著志豐功。

任公豆歌

胡先驌

粵中名山多奇峰，煙巒幻出千芙蓉。

韶雄遠與庾關通，鳥道懸絕稀人蹤。

千年古木如虬龍，時生嘉卉羅珍叢。

風柯紛披葉蔥蘢，宛如麼鳳棲刺桐。

是乃葛仙鮑姑所未見，名山久閉今初逢。

移根瑤圃光熊熊，一洗萬國凡卉空。

自來珍物不世出，宜著篇什歌豐功。

任公德業人所崇，以名奇葩傳無窮。

彩繪者誰澄如馮，錫名者誰陳韶鐘。

註：1946年陳煥鏞發現一種很特殊的豆科植物，創立了任公豆屬，以紀念著名學者任鴻雋先生。此詩為胡先驌讚頌此事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