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們震驚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夥甚至說，武漢“七二〇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衝擊毛澤東駐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再道兵變
- 衝擊：毛澤東駐地
- 程度而言：“七二〇事件”是最大
- 事件始末：“七二〇事件”發生前
事件始末,事件真相,
事件始末
“七二〇事件”發生前
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回憶說：1967年初，上海颳起“一月風暴”，全國性的造反奪權達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各級黨政機關癱瘓了，大批負責同志被戴高帽，掛黑牌，“架飛機”，遊街示眾；工廠停工，學校停課；連軍區機關也經常受到衝擊。
“一月風暴”颳起時，我和鐘漢華同志（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在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1月23日，毛主席命令，軍隊要介入“文化大革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為了在新的情況下穩定軍隊，穩定局勢，與林彪一夥堅決鬥爭，制訂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於當月28日報經毛主席批准公布。
會議期間，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他對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是反感的，認為這裡面“一定有壞人”。並且對我們說，如果碰到這種情況，要退避三舍。使壞人暴露出來。我當時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們以退為進，做到有理、有利、有節，退避三舍、四舍還不行，就要硬一點，就要執行軍委八條命令，追究衝擊軍事機關的壞人。
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根據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以及其他軍區執行八條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漢地區軍內外煽動極左思潮，搞打、砸、搶、抄、抓的一批壞頭頭和骨幹分子（除朱鴻霞、胡厚民等少數人之外，其餘大部分都在軍委十條命令公布後予以釋放）。3月21日，武漢軍區又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搶、抄、抓的活動，穩定了局勢，保護了大批幹部、民眾。與此同時，軍區還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讓大批地方的黨政負責同志站出來工作，扭轉生產形勢。以上這些做法，受到了武漢軍民的擁護。
武漢地區形勢的穩定和發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也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關注。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這篇社論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漢、成都等地的軍隊領導人，不要壓製造反派的紅衛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關鋒、戚本禹合夥炮製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又經批准公布了。十條命令是針對八條命令來的，命令公布後，江青和陳伯達拍手叫好。
這種愈演愈烈的極左行徑，激起了武漢軍民的極大憤慨。5月16日，若干民眾組織自發地成立了“百萬雄師聯絡站”。“百萬雄師”認為：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不能把鬥爭矛頭指向解放軍；他們堅決反對“殺向社會”，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的隊伍迅速擴大，到“七二〇事件”發生前，已擁有120餘萬人了，其中黨員人數占全市黨員總數的85%以上。武漢軍區駐武漢機關、部隊的廣大指戰員，思想感情也一致傾向“百萬雄師”。
在“中央文革”的操縱下，武漢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數是年輕幼稚的娃娃們）四處衝殺，致使兩派衝突加劇，武鬥升級，慘案時有發生。而這時，“中央文革”卻又倒打一耙，把武鬥的責任歸咎於“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來電報：“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民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民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這份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電報，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們收集材料，並且每天向“中央”匯報一次。還煽動說，從電報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對武漢軍區的態度，希望武漢造反派大膽地乾，大膽地殺向社會。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電報後，我們立即讓兩派民眾組織選出代表，作好赴京匯報的準備。7月初，我打電話給周總理說：民眾組織的代表已經選好，可以到北京開會了。7月10日左右，總理回電話，說民眾組織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漢解決問題。我當時不便多問，以後才知道，改變計畫是因為毛主席要巡視大江南北，並且要到武漢橫渡長江。
毛主席和周總理到武漢，使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極為恐慌。7月13日，總理決定到武漢，飛機降落後，總理見沒有人接他，還以為我和鐘漢華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劉豐把總理接到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後，總理問劉豐：陳再道、鐘漢華到哪裡去了？劉豐張口結舌答不出來。總理這才讓劉豐通知我們，叫我們趕去。總理到武漢，“中央文革”和吳法憲把持的空軍不通知武漢軍區，這是極為反常的。
7月13日，吳法憲根據林彪的意思，還兩次打電話給劉豐，要劉豐把空軍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漢。更令人奇怪的是，與解決武漢問題和保衛主席安全沒有絲毫關係的江騰蛟，也從南京竄到武漢。李作鵬等人以及總參謀部和海軍、空軍的作戰部長們到武漢，據說是為了保證主席的安全，是經過主席、總理同意的。這裡面有沒有林彪的預謀，很值得懷疑。
7月16日，謝富治、吳法憲還布置空軍召集武漢軍區空軍劉豐和王新等人開會，讓他們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再道和鐘漢華。
本來，總理是沒有打算讓王力去武漢的。總理給在重慶的謝富治打電話，叫他第二天趕到武漢，負責主席的安全。和謝富治一起的王力聽說這一訊息，連夜和關鋒通話。他們密謀後，王力便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但是他們到武漢的當天晚上，就違反總理關於中央代表團暫時不要公開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報不可。謝富治、王力又有意識地下車和造反派談話，公開身份。7月15日，武漢造反派舉行盛大遊行，歡迎謝富治、王力來解決武漢問題，並把他們稱為“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武漢軍民包括高級幹部一時都被弄糊塗了，他們深懷疑慮：謝富治、王力到武漢，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怎么知道？
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回憶說：1967年初，上海颳起“一月風暴”，全國性的造反奪權達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各級黨政機關癱瘓了，大批負責同志被戴高帽，掛黑牌，“架飛機”，遊街示眾；工廠停工，學校停課；連軍區機關也經常受到衝擊。
“一月風暴”颳起時，我和鐘漢華同志（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在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1月23日，毛主席命令，軍隊要介入“文化大革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為了在新的情況下穩定軍隊，穩定局勢，與林彪一夥堅決鬥爭，制訂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於當月28日報經毛主席批准公布。
會議期間，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他對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是反感的，認為這裡面“一定有壞人”。並且對我們說，如果碰到這種情況，要退避三舍。使壞人暴露出來。我當時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們以退為進，做到有理、有利、有節，退避三舍、四舍還不行，就要硬一點，就要執行軍委八條命令，追究衝擊軍事機關的壞人。
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根據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以及其他軍區執行八條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漢地區軍內外煽動極左思潮，搞打、砸、搶、抄、抓的一批壞頭頭和骨幹分子（除朱鴻霞、胡厚民等少數人之外，其餘大部分都在軍委十條命令公布後予以釋放）。3月21日，武漢軍區又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搶、抄、抓的活動，穩定了局勢，保護了大批幹部、民眾。與此同時，軍區還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讓大批地方的黨政負責同志站出來工作，扭轉生產形勢。以上這些做法，受到了武漢軍民的擁護。
武漢地區形勢的穩定和發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也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關注。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這篇社論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漢、成都等地的軍隊領導人，不要壓製造反派的紅衛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關鋒、戚本禹合夥炮製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又經批准公布了。十條命令是針對八條命令來的，命令公布後，江青和陳伯達拍手叫好。
這種愈演愈烈的極左行徑，激起了武漢軍民的極大憤慨。5月16日，若干民眾組織自發地成立了“百萬雄師聯絡站”。“百萬雄師”認為：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不能把鬥爭矛頭指向解放軍；他們堅決反對“殺向社會”，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的隊伍迅速擴大，到“七二〇事件”發生前，已擁有120餘萬人了，其中黨員人數占全市黨員總數的85%以上。武漢軍區駐武漢機關、部隊的廣大指戰員，思想感情也一致傾向“百萬雄師”。
在“中央文革”的操縱下，武漢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數是年輕幼稚的娃娃們）四處衝殺，致使兩派衝突加劇，武鬥升級，慘案時有發生。而這時，“中央文革”卻又倒打一耙，把武鬥的責任歸咎於“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來電報：“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民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民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這份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電報，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們收集材料，並且每天向“中央”匯報一次。還煽動說，從電報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對武漢軍區的態度，希望武漢造反派大膽地乾，大膽地殺向社會。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電報後，我們立即讓兩派民眾組織選出代表，作好赴京匯報的準備。7月初，我打電話給周總理說：民眾組織的代表已經選好，可以到北京開會了。7月10日左右，總理回電話，說民眾組織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漢解決問題。我當時不便多問，以後才知道，改變計畫是因為毛主席要巡視大江南北，並且要到武漢橫渡長江。
毛主席和周總理到武漢，使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極為恐慌。7月13日，總理決定到武漢，飛機降落後，總理見沒有人接他，還以為我和鐘漢華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劉豐把總理接到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後，總理問劉豐：陳再道、鐘漢華到哪裡去了？劉豐張口結舌答不出來。總理這才讓劉豐通知我們，叫我們趕去。總理到武漢，“中央文革”和吳法憲把持的空軍不通知武漢軍區，這是極為反常的。
7月13日，吳法憲根據林彪的意思，還兩次打電話給劉豐，要劉豐把空軍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漢。更令人奇怪的是，與解決武漢問題和保衛主席安全沒有絲毫關係的江騰蛟，也從南京竄到武漢。李作鵬等人以及總參謀部和海軍、空軍的作戰部長們到武漢，據說是為了保證主席的安全，是經過主席、總理同意的。這裡面有沒有林彪的預謀，很值得懷疑。
7月16日，謝富治、吳法憲還布置空軍召集武漢軍區空軍劉豐和王新等人開會，讓他們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再道和鐘漢華。
本來，總理是沒有打算讓王力去武漢的。總理給在重慶的謝富治打電話，叫他第二天趕到武漢，負責主席的安全。和謝富治一起的王力聽說這一訊息，連夜和關鋒通話。他們密謀後，王力便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但是他們到武漢的當天晚上，就違反總理關於中央代表團暫時不要公開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報不可。謝富治、王力又有意識地下車和造反派談話，公開身份。7月15日，武漢造反派舉行盛大遊行，歡迎謝富治、王力來解決武漢問題，並把他們稱為“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武漢軍民包括高級幹部一時都被弄糊塗了，他們深懷疑慮：謝富治、王力到武漢，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怎么知道？
事件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漢三鎮到處播放謝富治和王力在水利電力學院講話的實況錄音，同時還有王力的“四點指示”，什麼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為“工人總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聽到這些，武漢軍民肺都氣炸了。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街頭，一篇題為《王力究竟是人還是鬼———深思幾個為什麼》的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指出：“王力自竊踞‘中央文革’成員以來，一貫以極左面貌出現，在他插手的四川、內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雲南等省，均出現大抓‘譚氏’人物，大搞武鬥，大流血，大混亂，大破壞，工廠停工，這是為什麼？王力是不是挑動民眾斗民眾的罪魁禍首？把王力揪住，交給湖北三千二百萬人民，與各兄弟省革命組織一道，進行鬥爭，挖出這顆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是有理，還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去！”事情一發生，軍區領導同志即趕到現場做工作，同時告訴王力，說“百萬雄師”聽了他在水電學院的講話錄音後，十分氣憤，占領了軍區大院，要求謝富治、王力接見他們。軍區領導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團也採取相應的措施，否則，事態還有擴大的可能。王力聽說後冷笑幾聲，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既不叫醒已經睡覺的謝富治，也不採取任何措施。大約拖了兩個多鐘頭，北航紅旗那幾個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謝富治。這時，“百萬雄師”已經到了東湖賓館，無法扭轉局勢了。
7月20日清晨，我來到謝富治房間，剛剛坐下，“百萬雄師”就衝進來了。他們擠在門口，要找王力。我和謝富治站起來，勸他們到外面去談。而王力卻躲在隔壁房間裡不敢出來。我和謝富治到屋子後面的草坪上坐了下來，“百萬雄師”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圍在我們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萬雄師”“談判”，談的結果很好，謝富治答應下午接見他們，他們也答應先回去。王力看見這個情況，壯壯膽子走出來，和我們坐在一起。正在這時，又衝進來幾百人，多數是獨立師和二十九師的戰士，他們在軍區大院等急了，憤怒地喊著，要抓王力，並且把我當成王力，上來就是一頓槍托。王力趁亂跑回屋裡，“百萬雄師”和部隊戰士找到他後，請他到軍區大院去回答問題，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亂。王力賴著不走，北航紅旗幾個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風，氣勢洶洶地辱罵他們。他們忍無可忍，硬把王力抓出來，塞進汽車，拉到了軍區大院。謝富治有塊“老幹部”的牌子，他們連碰都沒有碰他一下，總理的住處離謝富治、王力的住處僅隔百米左右，他們連去都沒有去；主席那邊就更不用說了，當時和事後檢查，根本沒有絲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跡象。
這就是所謂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夥說“七二〇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完全是懷著險惡用心的無恥捏造。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漢“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部分指戰員衝擊東湖賓館，被認為是衝擊毛澤東主席住地、危害毛澤東主席安全、反對“中央代表團”（謝富治、王力到武漢打著“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抓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中央代表”王力……。
這就犯了“大忌”，猶如“大逆不道”，猶如把天戳了個“大窟窿”———等於犯了“彌天大罪”……一時間，武漢“七二〇事件”震驚中央，震驚全國，震驚世界。
7月20日清晨，我來到謝富治房間，剛剛坐下，“百萬雄師”就衝進來了。他們擠在門口，要找王力。我和謝富治站起來，勸他們到外面去談。而王力卻躲在隔壁房間裡不敢出來。我和謝富治到屋子後面的草坪上坐了下來，“百萬雄師”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圍在我們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萬雄師”“談判”，談的結果很好，謝富治答應下午接見他們，他們也答應先回去。王力看見這個情況，壯壯膽子走出來，和我們坐在一起。正在這時，又衝進來幾百人，多數是獨立師和二十九師的戰士，他們在軍區大院等急了，憤怒地喊著，要抓王力，並且把我當成王力，上來就是一頓槍托。王力趁亂跑回屋裡，“百萬雄師”和部隊戰士找到他後，請他到軍區大院去回答問題，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亂。王力賴著不走，北航紅旗幾個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風，氣勢洶洶地辱罵他們。他們忍無可忍，硬把王力抓出來，塞進汽車，拉到了軍區大院。謝富治有塊“老幹部”的牌子，他們連碰都沒有碰他一下，總理的住處離謝富治、王力的住處僅隔百米左右，他們連去都沒有去；主席那邊就更不用說了，當時和事後檢查，根本沒有絲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跡象。
這就是所謂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夥說“七二〇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完全是懷著險惡用心的無恥捏造。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漢“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部分指戰員衝擊東湖賓館，被認為是衝擊毛澤東主席住地、危害毛澤東主席安全、反對“中央代表團”（謝富治、王力到武漢打著“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抓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中央代表”王力……。
這就犯了“大忌”，猶如“大逆不道”，猶如把天戳了個“大窟窿”———等於犯了“彌天大罪”……一時間，武漢“七二〇事件”震驚中央，震驚全國，震驚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