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共產黨
194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在鄂西一帶積極從事黨的工作,認真完成黨交給的任務。1941年1月11日夜,當他看到同班同學因家富貴被綁架時,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大逮捕的信號,立即趕到七里坪通知中共黨員魏世楨、倉孝等人。
由於黨組織有了準備,在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敵人的大逮捕中,組織未遭破壞。根據黨組織的安排,他於14日晚疏散到三里壩南邊的大山里暫時隱蔽。不久,又轉移到湖南
安鄉縣。以
安鄉縣政府雇員的身份作掩護,進行革命活動。
革命活動
1941年3月,從
安鄉縣轉移到湖北松滋、枝江一帶,在
枝江縣架鍋山後荊南中學(後改名為枝江12中學)以當英語教員作掩護,從事黨的
工作。不久,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但仍以極大的熱情,廣泛團結師生,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黨集聚力量。1942年7月,來到重慶北碚夏壩。
同年秋,考入設在北碚的復旦大學理學院,進入該院的化學系學習,直到1946年畢業。1943年初,他隻身到化龍橋
紅岩村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與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組長劉光接上了關係,但未能恢復黨的關係。此後,他在黨的領導下,根據黨的“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方針,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積極開展工作。
共同創辦了《中國學生導報》
1944年下半年,他和杜子才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的領導下,與復旦大學的一批進步同學共同創辦了《中國學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他同復旦大學的進步同學在籌辦和正式出版《導報》的過程中,成立了“中國學生導報社”,任“中導社”推進委員會主任,《導報》正式出版後,任核心小組副組長。為了更好地團結和發動廣大青年學生參加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經中共南方局青年組同意,在“中導社”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學生社”,他是這個組織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
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巧妙地把公開合法的鬥爭和黨對民眾的教育、組織等秘密工作結合起來,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上半年,協助倉孝和開闢了一條由重慶通往鄂豫皖
解放區的秘密通道,並為解放區輸送了一批進步青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恢復了黨的關係,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組和中共四川省委的領導下,為黨工作。1946年5月,由於復旦大學遷回上海,《導報》分別出了上海版和重慶版,他被選為《中國學生導報》總社副社長兼重慶分社社長。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在黨的領導下,他利用《導報》團結、教育青年,堅持做好黨的青年工作。1946年12月底,北平(今北京)發生美軍強姦北大女學生事件,重慶各大、中學校師生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掀起了一場“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民眾運動,他曾參與發動和組織這一運動,還以《導報》記者的身份出席了抗暴委員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並親自撰文在《導報》上發表,憤怒聲討美軍的暴行。1947年春,根據鬥爭的需要,上級派他到上川東農村工作,任中央第一工委委員,在
達縣、
梁山(今
梁平縣)、大竹、墊江一帶負責武裝鬥爭的工作。在鄉村,通過“蘭交會”、“姐妹會”等組織形式團結、教育民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講解革命的道理,並在此基礎上秘密組織“農民翻身會”。他還親自刻寫鋼板,翻印《挺進報》(墊江版)和《土地法大綱》。他和戰友們共同創作的《十把扇》民歌,在民眾中廣為流傳。在大竹家場、文星場、
楊通鄉一帶,他同陳堯楷、徐相應、徐永培等人一方面組織農民開展“三抗”運動,一方面積極抓好建立基層黨組織、農民武裝,兩方面政權和統一戰線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基層黨組織有了較大的發展,武工隊也相繼建立。1948年,他同陳光楷等人一道,在大竹張家場、文星場、
楊通鄉一帶舉行武裝起義,給當地敵偽政權以沉重的打擊。同年3月,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決定,到
墊江縣開闢新區。在這裡,他同蘭格裕、朱麟等人一道積極發動民眾,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組建武工隊、開展武裝鬥爭。同年12月下旬,由於叛徒出賣,在墊江周家場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在敵人監獄裡,幾次被酷刑拷打,雙手被電刑燒破,但他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戰勝了各種酷刑的考驗。1948年12月31日,被關進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渣滓洞監獄裡。在這裡,他積極組織難友學理論、學文化,給大家傳達遼瀋戰役的概況及國際國內形勢,帶領大家同敵人進行鬥爭。1949年11月14日傍晚,同江竹筠、唐虛各等人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重慶台崗埡。敵人為了掩蓋其罪行,將他們的遺體全部拋入鏹水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