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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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軍東徵得名
陝軍東征：
在作家出版社為《最後一個匈奴》舉行的座談會上，某文學評論家說：“陝西人要來個揮馬東征啊”。隨後，光明日報記者韓小蕙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陝軍東征”火爆京城》。“陝軍東征”由此得名。
陝軍東征的定位：
“陝軍東征”這個詞一出現，立即成為當年文化界最火爆的現象。後來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科書，也承認陝軍東征“產生了空前的轟動效應”，全國的長篇小說創作由此走向高潮。 一些文學評論家認為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文學、文化現象。但是有些人並不把它們看作一種文學、文化現象，或者認為那是“精心策劃的商業性事件”，或者認為那是“討好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現象，將“陝軍東征”打入了文學、文化之外的另冊。具體如何還有待時間的考驗，後人評說。
東征前陝西文壇狀況
損兵折將的時代
路遙陝西省作協滿眼都是白花，充耳都是哀樂，被低沉、陰鬱的氛圍所籠罩。對陝西作家和陝西作協來說，滿眼都是黑色的。
黑色中的曙光
雖然置身於這樣一種環境氛圍，但陝西的作家並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也就是在1992年，陳忠實完成了《白鹿原》，賈平凹創作了《廢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熱愛命運》，高建群寫就了《最後一個匈奴》，“陝軍”一下子打響了文壇。”
陝軍東征作家作品
陝軍東征有五位作家：高建群、賈平凹、陳忠實被稱為“東征三駕馬車”，加之京夫和程海被人們稱為“東征五虎將”。他們的作品如下：
陝軍東征“三駕馬車”
陝軍東征“五虎將”
高建群：《最後一個匈奴》
賈平凹：《廢都》
陳忠實：《白鹿原》
“文壇陝軍”揮馬東征
陝西文壇井噴
1993年上半年，《白鹿原》《廢都》《最後一個匈奴》《八里情仇》和《熱愛命運》不約而同被京城五家出版社推出。“陝軍東征”這一提法是在作家出版社為《最後一個匈奴》舉行的座談會上，當時一位北京的評論家說“陝西幾位小說家先後在首都各家出版社推出了他們的長篇小說”，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語地補充，開玩笑說”陝西人要來個揮馬東征啊”。
陝軍東徵得名
1993年，記者韓小蕙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陝軍東征”火爆京城》的文章，介紹了陝西幾部引起轟動的長篇小說和作家創作的內幕。
接著《文藝報》也做了相關報導，“京城的報導像點著了的爆竹一樣，很快引燃了陝西各級刊物的連鎖性反響以及整版的評論、特寫和創作體會。這些報導大大鼓舞了‘陝軍’們，成了陝西省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熱門話題。”
五部長篇引發熱潮
五部長篇一經問世，就引來無數的讚譽與批評。但是不得不承認在爭議中《白鹿原》等作品帶來了長篇小說閱讀熱潮。
評論家的讚譽
《白鹿原》出版後，在普通讀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評論界評價其“達到了一個時期以來長篇小說所未達到的高度”
——馮牧
是一部激動人心的作品，怎么評價都不過分，必將載入中國、世界文學史冊
——張韌
幾乎總括了新時期中國文學全部思考、全部收穫的史詩性作品。
——白燁
評論家的批評
（對於《廢都》再版）原版中的“(此處作者刪去××字)”本來就是個噱頭，我覺得那都是瞎編的，因為沒有這些方框，文章也是完整的。當時就是這些框框顯得很觸目，有誘惑力，現在變成省略號了，這是出版商狡猾的規避了這個問題。
——張閎
陝軍東征背後事
《白鹿原》不火，就回家養雞
1993年版《白鹿原》封面今天在陝西文學圈還經常講一句話：“你哪天也弄個硬的，弄個枕頭出來。”這個典故出自陳忠實。在大家都搶著“下海”的時候，陳忠實躲回鄉下，立志要寫出一篇死了可以當枕頭的作品。據說，他向一直居住在農村的妻子立下軍令狀：“這次豁出去了，如果還弄不成，就回家養雞去。”果然，磨礪20年的《白鹿原》甫一問世，震驚和好評可能連作者本人都沒有想到——1997年，該書獲茅盾文學獎。
賈平凹自評《廢都》性描寫
“好的作品應該有超前性、前瞻性。（20世紀）90年代初，知識界精神沉悶，文學也不像80年代中期活躍，不知道咋弄。寫《廢都》時我的身體最不好，加上社會的、家庭的變故，很沉悶。”《廢都》是現實題材，難把握，容易觸犯一些人。要是再晚幾年出版，就沒事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性是敏感的話題，只要說性就被誣為流氓。
“陝軍東征”震動中國文壇
“陝軍東征”震動了中國文壇。
肖雲儒評價：“一個省在不長的時間裡，如此集中地推出了一批水平如此整齊的優秀藝術品，的確是陝軍文學實力的一次集中顯示，它表明在全國文學格局中，陝西創作力量作為一支重要方面軍存在的無可爭議的事實。陝軍東征’是被列入文學史冊的大事，如果用一句話概括30年中國文學，那就是‘療治傷痕，走出廢都，面向煩惱人生’。‘陝軍東征’是一個文學現象，當許多時髦作家相聚於賓館，旅遊於勝地‘玩文學’、‘侃文學’、炒知名度時，陝西作家有點落落寡合，但正是他們用盡心力寫出的作品，使新時期陝西文學有了和世界對話的基礎。
韓小蕙關於“陝軍東征”的澄清
《“陝軍東征”的說法是誰最先提出的？》
這是一篇當事人對於“陝軍東征”出現爭議後的解釋，文章詳述了“陝軍東征”的來龍去脈，並將當時出現的爭議發表出來，有助於文學愛好者了解真相的意義是不消說的。
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我於1998年10月24日才讀到7月24日的《陝西日報·周末版》，上有高建群的文章《我勸天公重抖擻》。讀罷第二小節《“陝軍東征”說法由來》，不禁瞠目結舌：不敢相信一個作家竟有如此“勇氣”，敢在當事人全部健在的情況下，大言不慚地說謊至此！
高文稱“陝軍東征”說法的由來，是1993年5月19日在京召開《最後一個匈奴》研討會後，“韓小蕙在徵求我如何寫會議訊息時，我說，不要光寫《最後一個匈奴》，賈平凹先生的《廢都》，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京夫先生的《八里情仇》，程海先生的《熱愛命運》，都即將出版或已先期在刊物上發表，建議小蕙也將這些都說上，給人一種陝西整體陣容的感覺。小蕙的報導名字叫《陝軍東征》，先在《光明日報》發表，後由王巨才同志批示在陝報轉載。新時期文學中所謂的‘陝軍東征’現象，稱謂緣由此起。”
這簡直是比天方夜譚還神吹的一段謊話。我當即打電話，把高建群此語念給幾位當年參加了會議的評論家和記者們，有的人失聲大笑，有的人連稱“說謊！說謊！”，還有人說“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一致的結論，讓我馬上寫一篇澄清事實的文章，因為“陝軍東征”確已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一個現象，會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目前趁當事人還全部健在，人證物證俱全，一定要搞得清清白白，免得給將來留下後患。
那么好吧，我就寫。動筆之際，我又想到，此前，無論“陝軍東征”炒得多么熱的時候，因為一些原因，我還從未就“陝軍東征”現象發過言，現在，索性一併在此說個一清二白吧。
寫作經過與寫作動機
1993年5月19日早晨，我去北京空軍招待所參加《最後一個匈奴》研討會。上電梯的時候，記得當時裡面有閻綱、周明、陳駿濤諸先生，好像還有唐達成先生。不知誰跟閻綱和周明開了句玩笑，說“你們陝西人可真厲害，聽說都在寫長篇。好傢夥，是不是想來個揮馬東征呀？”
後來在會上發言時，有人提起電梯裡的這句玩笑話，於是，發言者紛紛跳開《最後一個匈奴》這一本書的思路，爭說陝軍群體的文學成果與特色。當時明確提到的有《白鹿原》和《八里情仇》，也有人模模糊糊提到《廢都》，因為《廢都》的書和刊都還沒有出來，《十月》編輯部怕人盜版，誰也不給看，據說當時只給了一位評論家看清樣，是要約他寫評論。
那一天，我因有事，聽完會沒留下吃飯就走了。回家後翻了翻《最後一個匈奴》，感覺語言太鬆散平淡，後半部寫得完全沒了精氣神兒，全書水平很一般，也就明白了為什麼與會者紛紛跳開它而大談陝軍。那么，我的報導怎么寫呢？按流行的辦法寫三行簡訊，是最省事的，但似乎有點兒對不起出版社和那么多與會者，而且聽了那么多發言，裡面也的確有內容，我苦苦思索著。後來突然心裡一亮：何不就在“陝軍東征”四個字上作文章呢？
《白鹿原》當時已在《當代》刊出，《八里情仇》已經由文聯出版公司出書，都不難找。唯一找不到的是《廢都》，但也好辦，我與該書責編田珍穎女士是好朋友，就撥通了她家的電話。老田的回答還是非常原則：“書再過一個星期左右就出來了，現在誰也不能給看。”我就說明了我要寫一篇關於陝軍的整體報導，請老田介紹一下《廢都》的大體情況，她是這樣回答我的：《廢都》是賈平凹第一部城市題材之作，反映了急劇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現實。“是賈平凹對他過去作品的總的否定總的思考總的開拓”。
田珍穎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資深編輯，她的特點是第一極為敬業，第二文學鑑賞水平非常高，我很相信她的判斷，於是就放心地引用了她的話。
說實在話，當時我之所以寫《陝軍東征》這篇報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已注意到全國文壇上發生的一種變化，即長篇小說開始繁榮——經過80年代末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全國有許多作家都沉下心思考了很多問題，然後埋首把這些思考寫成長篇小說。至1993年，有一些寫得快的已經出版，記得上海有趙長天的《天命》、陸天明的《泥日》、俞天白的《大上海》等11部或13部，山西有張平的《天網》、李銳的《舊址》（即出），浙江還一部誰的很有影響（對不起，手邊沒查到資料，以上例舉可能有誤）。作為一個敬業的文學記者，1991年，我曾及時報導了我國散文創作熱潮來臨的訊息，對散文的發展起了一點小小的推波助瀾作用（見拙文《太陽對著散文微笑》），這一回，我同樣認為經過四年多的沉首下心，我國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將迎來豐收時期，我計畫一個省一個省地寫一寫，再為長篇的繁榮起一點點推動作用。
《陝軍東征》的報導就是這么寫出來的。
大出意外的反應
《陝軍東征》寫完後，我把它交給我報總編室，就又開始忙別的事了，說實在的，類似《最後一個匈奴》那樣的研討會，一年我要參加幾十個，類似《陝軍東征》那樣的報導，在我的報導文字當中，也是很普通的一篇。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竟發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5月25日，《光明日報》以二版頭條位置，刊發出《陝軍東征》一文，約有2000字左右，的確占了不算小的一塊。但對於報社來說，這並不算什麼了不得的訊息。後來過了些日子，好像是周明先生告訴我，說《陝西日報》轉載了我的文章，問我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陝報沒有任何人通知過我，也沒寄給我樣報與稿酬。能轉載我當然高興，但這也很普通，因為我有很多訊息被各種報刊轉載，不新鮮。
新鮮的事可是陸續來了。一天，我家的電話突然響了，是一個來自陝西省的長途，對方說他名字叫程海，寫了《熱愛命運》，問陝西什麼人搞陰謀陷害他，不讓他的名字出現在《陝軍東征》一文里？我一聽這是哪兒和哪兒呀，趕緊告訴他誰也沒有陷害他，報導是我自己寫的，陝西方面事先誰也不知道我寫這篇報導，也沒有定過調子，不信請問問別的記者，參加那會的各報記者有一二十個，您問誰都行。《陝軍東征》一文里之所以沒寫他，是因為沒有人提起他（事後我才知道，《熱愛生命》當時根本就還沒有出版）。我說的絕對是事實，程海放下了電話。沒想到，過了兩天，他又來了電話，說是“我們省委宣傳部已經決定，陝軍東征要提五部書，要把我的《熱愛命運》加上。”我有點兒不高興，心想事情早已過去了，怎么還沒完沒了，就不客氣地回答說“怎么提是你們省里的事，我的報導已經發了，跟我沒關係了。”（現在看來，我當時態度不好，不該說那么硬的話。但後來我被告之，陝西省委宣傳部並不曾作出這一決定。）
又過了些日子，喝，可是不得了了，只見街上一些報紙上、書攤上出現了很多“陝軍東征”的標題、口號和宣傳字樣，到處都在“炒”陝軍。果真就賣了很多書，最明顯的是《八里情仇》，從第一版的6750冊，直線上升到十多萬冊（最後達到多少冊我也不知道）。《最後一個匈奴》也得到好處，一版再版不說，作者也聲名大噪。程海的《熱愛命運》也真的加進來了。後來還有許多搭車的書，都自稱是東征的“陝軍”，一時陝軍真是大大火爆，名揚天下。
這時再碰到陝西的或不是陝西的文友，多提到我為陝西“立了一功”，我心裡何嘗不明白，這有的是在諷刺我，暗指我瞎炒什麼陝軍。我只有暗暗叫苦：其實我的報導真的是一則很普通的訊息，我寫的還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瞎炒作的並不是我。更糟糕的是，報刊上竟然還出現了兩個省的兩個評論家打起筆墨官司，致使我原來一個省一個省地寫的計畫也泡湯了。後來聽說，還有人氣勢洶洶地到出版社去鬧稿費，揚言只要發現人家多印了一本也要罰款多少多少！出版社沒地方出氣，於是也只好罵我瞎炒，唉，我真是代人受過，心裡淒涼得很。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直不願出來說“陝軍”的主要原因。
高建群之謬
說透了以上背景，似乎就不用理睬高建群的假話了，因為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他把“陝軍東征”當作一個功勞往自己身上爭，我可是至今說不明白“陝軍東征”到底是功還是過？至少，還有待於時日的檢驗。
不過，事情還是應該說清楚好，免得像文友們說的，為以後留下後患。那么，我就糾正高的這么幾條謬誤：
1）、我至今根本不認識高建群，他也不認識我——我這裡“認識”的含義，是指有沒有私人交往。1993年我寫《陝軍東征》之前，陝西的作家裡只有劉成章、李佩芝、和谷和朱鴻認識我，因為他們幾個都是散文家，是我們“光明日報”文學副刊的作者，其餘，連陳忠實先生在內都不認識我，這不奇怪，我乃小記者小編輯一個。
迄今為止，除了一兩次公開的、有數十人參加的會議場合外，我沒有見過高建群，更不曾跟他說過話。
2）、當記者16年來，我寫過不計其數的訊息，從來沒有一次“徵求”過當事人應該怎么寫。如果說今天韓小蕙作為文學記者能為大家注意的話，恰正是因為我的每次報導都力求尋找到一個獨特的角度，不願人云亦云、一抄通稿了事。所以高建群說我徵求他“如何寫會議訊息”，純屬子虛烏有。
3）、如前所述，《陝軍東征》一文中，並沒有提到程海先生的《熱愛命運》，這一個細節，高建群可是沒有注意到，所以，他說錯了。
4）、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細節，高建群至今還不知道的，就是“陝軍東征”字樣，當年並不是僅有我一個人使用，我記得賀紹俊先生在《文藝報》的報導中，也曾引用了這幾個字，只不過沒有用在大標題上，而是用在肩題里。所以，高建群怎么也沒編出賀紹俊也去“徵求”他訊息應該怎么寫的假話，這可真是假的怎么也是假的，總有破綻要露出來。
我的要求
在寫本文的過程中，我曾一再地提醒自己，態度可別過激，語言一定要平和，把事情說清楚就行了，寬容一點，大度一點，給人家留一條可進可退的路。可是當我看到陝報上高建群的照片笑得那么燦爛那么從容，一點兒都沒有做了虧心事的樣子，又覺得義憤填膺——不糾正他，難道是我這么多年來貪人之功地說了假話？！
我在想：為什麼在名利面前，有些人能夠眼都不眨一下，做得這樣厚顏無恥呢？智者莎尼蘭爾曾說過，“名譽是你的一封最有效的自薦信，你一生的前途都得依賴著它”，可是為什麼有些人還要為了爭名奪利，就不惜糟蹋自己的名譽呢？
在此，我只有一個要求，即請高建群正式做答：你說得究竟是真話還是假話？如果你記起確實是虛構了那一段情節，那么就請公開予以糾正，我也不要求你做解釋或道歉；如果你堅持己說，那么我將保留拿出人證物證，對薄公堂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