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奇怪的家族,哲學家從政,政壇獨行者,貝爾福宣言,錫安主義,人

阿瑟·詹姆斯·貝爾福，第一代貝爾福伯爵，KG，OM，PC，DL（英語：Arthur James Balfour，1st Earl of Balfour，1848年－1930年）英國首相中哲學家，索爾茲伯里侯爵首相的外甥和政治繼承人，被同僚稱為即使生活在馬基雅弗利時代也能遊刃有餘的政治家。少年時代因愛人早逝而終身不婚，1902年至1905年出任首相，任內其政府因關稅改革議題而陷入分裂，但他卻跳出了政黨圈子。一戰中任海軍大臣和外交大臣，後又擔任愛爾蘭事務大臣，因為在愛爾蘭事務大臣任內血腥鎮壓愛爾蘭獨立運動，被稱為“血腥的貝爾福”。1917年11月2日頒布了《貝爾福宣言》，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家園的計畫。1922年被封為第一代貝爾福伯爵。

基本介紹

中文名：阿瑟·詹姆斯·貝爾福
外文名：Arthur James Balfour
別名：血腥的貝爾福
國籍：英國
民族：盎格魯-撒克遜人
出生日期：1848年
逝世日期：1930年
職業：哲學家，政治家
出生地：英國
代表作品：《貝爾福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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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家族

巴爾福剛剛接替索爾茲伯里侯爵就任首相，他正在聽年長的羅斯伯里伯爵的忠告；“千萬不要忘記了，亞瑟，這座花園屬於唐寧街10號，與11號毫不相關。”這就是羅斯伯里的特點，他竟會提出這樣一個毫不相關的特權問題。可是，巴爾福在這樣的時刻是不可能有心思考慮這個問題的。儘管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教養相同，然而，他兩人卻有不同的氣質。年紀輕輕的巴爾福，經歷比較充沛，也比較現實。

他是一個蘇格蘭貴族，生於1848年7月25日，他的父親詹姆斯·梅特蘭·巴爾福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他的母親是布蘭奇·蓋斯科因---塞西爾，因此，他是令人敬畏的保守黨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的外甥。巴爾福有一萬英畝的地產，在福思灣的南岸，羅斯伯里的莊園以東幾英里處。和羅斯伯里一樣，他先上伊頓公學，然後再到劍橋大學，他在那裡學習哲學和自然科學。他沒精打采，萎靡不振的外表與他的美學興趣結合起來使人覺得他是個柔弱的人，這樣的人當時被稱為“頹廢派”。但另一方面，巴爾福熱心於草地網球，後來又迷上了高爾夫球。實際上，人們對“漂亮的范尼”----這是他的綽號----普遍存在誤解；時間很快就表明這一點：他柔中寓剛。

他被梅·利特爾頓的嫵媚所吸引，也許他已愛上了她，就像她似乎愛上他一樣。當這位姑娘於1875年死於傷寒後，他在倫敦街頭徘徊了幾個小時，請求將屬於他母親的一枚戒指放到她棺材裡。在他的一生中，他都與梅的妹妹拉維尼婭以及她的丈夫一起紀念梅的去世。儘管後來他也結交了一些女性，而且與其中一位的關係無疑是十分熱烈的，然後，他卻從未表現出絲毫想結婚的願望。

他是一個不尋常的家庭中的一員，他的哥哥尤斯塔斯是個相當有名的建築師，因宴飲無度而死；他的弟弟弗蘭克（巴爾福認為弗蘭克是家族中最有才華的人）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在1882年登山時喪生。另一個弟弟因為偽造支票而被放逐到澳大利亞。

作為議員之子（他父親在他6歲時去世，留給他一筆價值400萬英鎊的財富的大部分），巴爾福自然應當成為一名議員；作為索爾茲伯里侯爵的外甥，他的選區應該是哈福德。1874年，他當選為議員，當時他26歲。他起初並不急於在議會發表演說，後來他終於發言了。但頭幾次講話沒有什麼效果。他曾陪同他的舅舅索爾茲伯里出息柏林會議，在那裡遇到俾斯麥，俾斯麥問他是否是《先人錄》中所提及的伯利的巴爾福的後裔（他不是）。

哲學家從政

他是被譽為“第四黨”的四個年輕保守黨議員（他們在倫道夫·邱吉爾勳爵領導下使政府感到頭痛）最不活躍的一個。正如他的一位同時期的人所說，“他是第四黨的一位好同志，但同時他一刻也沒有停止獲取更為持久的榮譽。”

亞瑟·貝爾福

當政治失去吸引力之時，他便以倫敦社交界的樂趣來聊以自慰，他結識了其中一些服飾華麗，才氣橫溢的紳士和淑女。當時，倫敦市有智之士雲集之地，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止。他成為其舅父索爾茲伯里的私人秘書；他在次年出版《哲學質疑辯》一書，書的題目似乎傳達了此人的本質：含糊其辭、懷疑一切----一個淺薄的涉獵者。然而，在巴爾福身上除了多疑外，還有其他的東西。“他在我看來有一副鐵石心腸”（內維爾·張伯倫）。“要是處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的那種錯綜複雜的陰謀之中，他就無需研究馬基雅維利了”（溫斯頓·邱吉爾）。第一個評語是不公正的，第二個卻不然。

1887年，在他在議會中呆了13年以後，他的舅舅任命他為愛爾蘭總督，當時愛爾蘭正在經歷其周期性混亂階段之一。最初，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對讓這個“客廳里的裝飾品”來設法處理他們本地的恐怖主義感到好笑。但不久，他們就開始抱怨“殘忍的巴爾福”的所作所為了。他嚴厲的，而且有效的解決了犯罪問題；他提出了改善經濟狀況的措施。他敢作敢為，毫無恐懼之心，在這之前，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從現在起。他就名聲大振了。他認為愛爾蘭之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英國人心腸太軟。”他知道了一項強制和仁慈並用的政策，有好多年，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似乎已被他扼殺了。他在愛爾蘭工作結束以後，便前往德國拜羅伊特參加那裡的音樂節。

在下院中，他逐漸成為一位令人膽怯的、技巧嫻熟的辯論家。他以十分懷疑的態度看待當代政治中的各種趨向：“民主”、即全民參政，正在造就這樣一種人：他們是政治家而不是別的什麼人，他們是職業政治家，他們無可避免的政治活動視為促進其職業利益的一種方法。上院的威望正在下降（下院也一樣），它已不能象過去那樣減緩時代潮流的衝擊了。毫無疑問，要取消上院將是極為容易的，可是，要用一桿較受尊重、因而也較為有效的機構取代它，卻是人們智力所不能及的。（這個時代任然可以這么說。）由於巴爾福有這樣的思想，他不大可能向民眾發出強有力的呼籲，他們剛剛獲得選舉權，而且準備用這種權利實現對他們來說似乎具有吸引力的目的，當然，也是自私的目的。他認為，多數人的專制到頭來將會產生另一種形式的暴政。

諸如此類的哲學思想對選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索爾茲伯里政府的後幾年中，他們已被約瑟夫·張伯倫狂熱的帝國主義觀點和正在逐步蠶食自由黨反對派左翼的、激進派半社會主義綱領弄得暈頭轉向。從當時的情況看，巴爾福可能會越來越脫離自己的黨，脫離整個國家。可是，與此同時，他無論是在下院和政府中，還是在野期間（1892-1895），他都是索爾茲伯里的副手。他仍保持對科學的興趣，甚至對高度理論性的科學亦如此；因此，在1895年，儘管他還不是一位“信仰者”，但是卻成為“心裡研究學會”的主席。在他的生活中，這是使政治家們覺得難以理解的特點之一。

當索爾茲伯里在1895年以多數上台時，巴爾福剛剛發表了一部哲學著作，書名為《信仰之基礎》。當時他是下院領袖。不久，人們認為他過於懶散，不適合擔任這一職務。他在教育法案問題上遇到困難，這項法案受到教派爭執的威脅。後來，因為在殖民地問題上與德國的關係也遇到麻煩。殖民大臣張伯倫認為，於德國結盟是可能的；而索爾茲伯里對德皇威廉二世極不信任。1899年第二次布爾戰爭爆發後，索爾茲伯里的健康每況愈下；1902年他離任後，巴爾福接替了他。那個時候，愛德華七世已登上王位。

政壇獨行者

貝爾福與這位新國王的關係是脆弱的。愛德華思想懶散，左右多輕浮之輩。張伯倫極力主張通過關稅來保護貿易，而貝爾福在這一問題上比較講究實際，這也在政府中造成麻煩。問題的實質是，英國已失去它自工業革命以來所享有的貿易方面的領先地位，一批主張自由貿易的托利黨人的出現是政治複雜化了，就象十年前自由黨統一派所乾的那樣。這時，貝爾福的最大成就就是創建一個在他這個首相領導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因此，他負責協調整個大英帝國的防務。就是因為他對防務的關注，他在職的時間超過了任期，以確保軍隊用新式的重18磅的槍枝武裝起來。1905年，他一已領導下院達10年之久，在這期間，約瑟夫·張伯倫把“帝國優惠關稅”問題提到議程的最前面來。貝爾福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是曖昧的，他的領導是猶豫不決的，“他對自己的觀點諱莫如深，”“精英會”成員之一的哈里·卡斯特說，托利黨內部的不滿情緒在整長。貝爾福認識到是他該走的時候了。那年12月他辭職，接著進行選舉，保守黨政府被擊敗；在保守黨統治近20年以後，這並不令人意外。最有意義的是，53名工黨成員現在已成為下院議員。奧斯丁·張伯倫認為，“事情的發展將以自由黨的分裂而告終。”

對貝爾福來說，直接的後果是，他丟失了在曼徹斯特的席位。可是，他那時主要興趣是“猶太復國主義”問題：他會見了當時曼徹斯特大學的一名示教者魏茨曼博士，魏茨曼博士使他相信，“應當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家園。”他說，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這是我理解的。”同時，他認為，必須制止大批猶太人湧進英國的現象。

1908年，自由黨首相亨利·坎貝爾·班納曼去世後，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採取的頭幾項行動之一就是召喚貝爾福參加“帝國國防委員會”的討論。1914年，他正是成為該委員會成員。但是，在這之間，他的黨派在鬥爭中僅起者次要作用，儘管他在1906年作為英國倫敦商業區的代表回到了下院。他不再堅信“關稅改革”，而關稅改革對他的遭受失敗的黨來說，已成為一項日益重要的事業。沒有它，黨的綱領將會成為什麼樣呢？他的副手博納·勞的忠誠是靠不住的；貝爾福必須下台的呼聲也變刺耳起來。

1909年，當勞合·喬治提出他的預算案後，全國輿論轉變了。自由黨人在補缺選舉中連連失敗。那項預算案旨在通過增加對富人，特別是對地主的賦稅來收回失去了人心。這項預算案遭到了貝爾福領導的保守黨人激烈的反對。預算案在下院中是通過了，但能否在上院通過呢？上院否決了它。接著舉行了一次大選，兩黨當選人數差不多相等，這樣，權利就落入工黨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手裡。1910年5月，國王去世後，一種新的因素又被帶進這一局勢當中。

現在首要問題關係到上院的權利，1910年進行了第二次大選，進一步肯定了大選的決斷---或者說是非決斷。上院議員面臨著自由黨的在一種威脅，即冊封更多的新貴族來確保議會法案的通過，限制上院的權利。貝爾福認為，應該接受這一議案。由於對這場鬥爭感到厭惡，他在1911年11月辭去了黨的領導職務，而安德魯·博納·勞絕非貝爾福的朋友。這時，他的政治生涯應該結束了。可是，相反的，在某種程度上，更壯麗的前程就在前頭：不是作為黨的領袖，當然，也不是作為首相，而是作為他所預見的那場戰爭而變的十分必要的，新的政治集團中的一位重要政治家。

由於戰爭越來越近，各種過去看來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被迅速地擱置到一邊。因此，“愛爾蘭自治法案”在1914年7月被無限期地推遲。一年後，貝爾福在一屆聯合政府中擔任英國海軍大臣；他要對撤離加利波利以及後來關於日德蘭海戰的第一個公報負責。該公報根據海軍部所知道的情況對戰況做了很坦率的報告；實際上，情況並不那么糟，於是，人們指責貝爾福製造了大量不必要的失望情緒。在聯合政府領導權所引起的危機上，他認為，阿斯奎斯應該離職並代之以勞合·喬治，而勞合·喬治認為，貝爾福應該退出英國海軍部。1916年12月，貝爾福成為勞合·喬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

四個月後，他啟程去華盛頓，華盛頓現在是一個作為英國盟友而參戰的國家的首都。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對他的到來已有所準備，他受到美國駐英大使沃爾特·佩奇發回的一份介紹。據佩奇將，貝爾福是位“高嗓門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我越研究他，就越感到他的魅力，對他的興趣也越來越大。”他的美國之行被視為是極大的成功。從這時候，他便安定下來，以老一輩的政治家的身份發揮作用，而按其氣質和能力，他也非常適合擔任這種角色的。他的生活過的即舒服又有益。

1922年，他被冊封為伯爵，同年又被授予嘉德勳章。他在1917年11月發表了“貝爾福聲明”，聲明建議猶太人應當在巴勒斯坦有一個民族家園，這是他對世界政治的巨大貢獻，此舉使他在猶太復國主義分子中成為英雄，那時，這些人（在納粹迫害之前）只不過是世界猶太人中的一部分。這對貝爾福來說是種奇怪的事態發展，不過，人們可以從他與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的領袖查姆·韋茲曼博士的友誼中找到部分原因，也可以從撫育貝爾福成長的、令他敬畏的母親那裡找到部分原因。他的母親是蘇格蘭教會和聖公會低教派的信徒。

他對猶太人的態度，就像為他作傳的肯尼思·楊說的那樣，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認為猶太人是個具有高度天賦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他對猶太人在一個非猶太人社會中享有的地位又感到不安。他譴責反猶太主義，但又限制移民入境。他開始認識到，猶太人必須得有個“民族家園”；韋茲曼使他確信，只有巴勒斯坦可行。結果就是那項聲明。民族家園意味著什麼呢？巴爾福向內閣解釋道：英國、美國或其他國家將對其實施某種形式的保護，將向他們提供充分的方便條件去實現自救；但這並不意味著，早日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國。

他於1930年3月19日去世，終年82歲。他去世時還為金錢而焦慮，因為他曾投資於一項用泥碳做工業燃料的項目，結果連老本都賠進去了。他懼怕貧窮之心被誇大了。不過，他建在惠廷厄姆的圖書館卻不得不賣掉。他死的有如一位哲學家那樣安詳：“在我還沒有實際經歷的情況下，根據我自救的判斷，我認為我對死亡毫無畏懼之心。”他是位有神論者，一位信仰個人崇拜的有神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