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華夏文明正源 還原帝國輝煌歷程——關中—天水經濟區秦文化考古工作綜述
本次會議對前一階段秦文化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與保護工作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總結，同時也為今後如何連續、科學、規範、有效地開展工作制定了規劃，倡導“考古先行、主動介入、加強保護、充分利用”的工作思路，積極推動兩省與全國多機構參與合作模式的良好運行，使秦文化考古工作邁上新的台階。
秦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時代，其歷史影響深遠，究其跟本，這當源自關中—天水歷史長廊的秦文化。
歷史文化基地建設中的秦文化研究
在關中—天水的歷史長廊中，起碼有三支考古學文化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一個是史前時期的廟底溝文化，她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一個是周文化，她奠定了中國古代的基本禮制；一個是秦文化，她創立了中國大一統的體制。我們以秦文化為例進行的研究，只是對這一區域中眾多考古學文化在關天
經濟區彰顯華夏文明歷史文化基地建設中重要地位的一次初步探索。
秦人先祖 “在西戎，保西垂”，帶著商周文化的印記進入到西戎的領地，經過長期與戎人的交融和爭鬥，初有容身之地。襄公護駕平王東遷後，秦國始建立諸侯國，有了與關東諸國互通“聘享之禮”的權力。之後，秦國向東步步為營，逐漸壯大，先都雍城，最終定都鹹陽，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秦人曾經創造的輝煌歷史鐫刻在關天這塊黃土地上，它以傳承、融合、吸納、創新所凝練與塑造出的大秦精神，展示了一個偉大民族堅忍不拔，銳意進取的力量，體現了中國古老文化經久不衰的頑強生命力，這種精神對於我們今天實現民族偉大的復興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
關中和天水一線相連，地處亞歐大陸橋中心地帶，承東啟西，連線南北，區位優勢得天獨厚。這裡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歷史厚重而深遠。
國務院頒布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是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快推動西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項有力舉措。規劃明確提出了打造全國內陸經濟開發開放的戰略高地，建設統籌科技資源改革示範基地、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全國現代農業高技術產業基地和彰顯華夏文明的歷史文化基地，並以該經濟區引領和帶動西部和北方內陸地區跨越式發展。這其中，建設彰顯歷史文化基地，實施對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研究，保護與利用，對於展現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歷史文化品牌，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經濟區的建設上，還從來沒有過將歷史文化作為一個基地，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去規劃的先例。所以，對文物工作者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在彰顯華夏文明的歷史文化基地建設中，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任務是既要全方位揭示出文化本體的面貌與內涵，又要深層研究秦人由弱到強，由強而盛的歷史演進過程，以達到啟迪後世，傳承文明的目的。
由於古文獻記述上的某些闕如，使秦人歷史一些關鍵的瞬間或多或少變得有些模糊。所以，考古工作一直是解讀這段歷史不可或缺的手段。上世紀80年代開展的毛家坪、秦都雍城與鹹陽、秦東陵及秦始皇陵等重要考古發現，豐富了人們對秦文化的認識。但大家很快認識到，由於秦文化在發展中的時空變化及複雜關係，要將上述發現有機結合起來去探索秦文化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就必須打破固有的機制，實現由相關區域和部門的聯合攻關才能達到目的。
在一些有識之士的倡導下，陝、甘兩省文物主管部門本著“中心帶動，兩翼齊飛，組織協調，整體推動”的合作理念，建立了合作機制，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目前已對兩地文物資源的整合與展示提出了一個整體框架，建立了寶雞和天水考古工作基地，同時也對未來的文物保護和合作發展前景設定了“考古先行、主動介入、加強保護、充分利用”的方向和思路。持續與和諧，傳承與發展，是關天經濟區秦文化考古工作的方向。
目前，在對關天地區秦文化的考古中，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文博學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國家博物館等單位組成的課題組，以陝甘兩地為平台，以多方協作為機制，以課題項目為支撐，以學術研究為依託，圍繞著諸如早期秦文化探源、秦戎關係、早期秦都邑與陵墓制度研究等方面的課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由此，大秦王朝興亡的脈絡，逐漸顯現……
隴東—追憶帝國童年
1983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渭河上游的甘谷毛家坪遺址首次發掘到西周
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從而揭開了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序幕。
在秦的歷史和文化研究中，關於秦族來源和秦文化淵源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然而，由於文獻記載的簡略和缺失，有關秦族的來源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就有“東來說”和“西來說”之爭，而關於秦文化的淵源更是撲朔迷離。
為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尋找早期秦都邑及先祖、先公陵墓所在，並為大遺址制定保護規劃，在國家文物局、甘肅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五家單位組成聯合課題組，於2004年啟動早期秦文化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
當年即首先對禮縣西漢水上游及其支流進行了詳細考古調查，新發現漢以前各類遺址70餘處，其中以早期秦文化為主的遺址38處，並發現“西山坪—鸞亭山—石溝坪”、“大堡子山—圓頂山”、 “六八圖—費家莊”三個相對獨立又互有聯繫的大遺址群。
在對西漢水上游及其支流考古調查的基礎上，2005年鑽探和發掘了禮縣縣城附近的西山坪早期秦文化遺址，發掘面積3000多平方米，發現面積約20萬平方米的西周中晚期城址一座，並發掘了同時期的墓葬、夯土建築基址、馬坑等重要遺蹟。2005年還在西山坪遺址相鄰的鸞亭山山頂發掘了西漢皇家祭天遺址。
2006年，考古機構對大堡子山遺址進行了全面鑽探和較大規模的發掘，鑽探面積達150萬平方米，發掘面積近3000平方米。發現一座面積達50萬平方米、年代屬於春秋早期的城址，鑽探發現20多處夯土建築基址、400餘座中小型墓葬以及較豐富的文化層堆積。其中，發掘了大型夯土建築基址一處、中小型墓葬7座，“樂器坑”一座，坑中出土了具有秦子銘文的成套大型青銅鐘鎛及石磬。
2005年和2008年，考古機構詳細調查了渭河支流牛頭河流域，在清水縣城附近發現了面積達百萬平方米、堆積豐富的李崖遺址，今年8月—11月對該遺址進行了局部鑽探與發掘，其中在一級台地上發掘了西周時期的4座秦墓和20多座灰坑。
通過近年來西漢水上游和渭河上游的考古調查，以及在西山坪遺址、大堡子山遺址、李崖遺址的考古鑽探和發掘，不僅使我們對早期秦文化的分布地域、文化面貌、聚落形態、經濟類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而且在有關秦族來源和秦文化淵源方面也取得重要進展。
早期秦文化的葬制、葬俗以及以陶器為代表的文化特徵與甘青地區大體同時期的卡約文化、辛店文化、寺窪文化明顯不同，這說明早期秦文化並不是在當地土著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李崖遺址新發現的西周中期秦墓屬於秦宗族成員的墓葬，頭向西、直肢葬、腰坑殉狗，隨葬多件具有商式風格的分檔鬲、簋、大口尊等，似乎與商文化有著某種淵源關係。由此表明，司馬遷有關秦族與商王朝關係密切的記載是可信的，也就是說秦族東來基本可以認定。至於秦族何時、何地、因何原因從東向西遷徙則待於今後的考古發現和研究。
秦族西遷至甘肅東南部後，成為周王朝的附庸，並受到周文化的巨大影響，因而，除自身特點外，也具有濃厚的周文化因素。據司馬遷《史記·秦本紀》記載，早期秦都邑主要有 “西犬丘”、“秦邑”、“西新邑”、“汧渭之會”幾處。關於這幾處秦都邑的具體位置，史學界乃至考古學界有多種說法，通過這些年的考古調查、鑽探和發掘，我們認為這幾處早期秦都邑都已有跡可循。西山坪城址的始建年代大致為西周中晚期，城址內的大型夯土建築、西周陶水管道、西周晚期中型銅禮器墓、大型祭祀馬坑等重要遺蹟的發現，表明西山坪城邑的等級較高，很有可能是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所在。與西山坪城邑鄰近的禮縣鸞亭山西漢祭天遺址為尋找東周初年秦襄公祭天場所“西畤”提供了重要線索，也有助於說明西山坪遺址群的性質；大堡子山城址的建造年代晚於西山坪城址，為春秋早期。城址內的主要遺蹟與城址年代相當或稍晚，大堡子山遺址群很可能為文獻記載的“西新邑” 。大堡子山城址的建造年代與西山坪城址的廢棄年代正好銜接，或者，秦襄公被封為諸侯後，便開始在大堡子山建立新的都邑，並逐步將政治中心轉移至此；從鑽探和發掘的情況看，李崖遺址主要堆積為西周中晚期遺存，基本不見東周時期的遺物。該遺址規模之大在整個牛頭河流域以周代文化為主的遺址中是絕無僅有的。再結合文獻記載，該遺址為西周時期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的秦邑大體契合；通過對渭河支流汧河的詳細調查，位於汧渭交會處的陳家崖遺址很可能是東周初年秦文公東獵暫居的“汧渭之會”。
早期秦人是在與西戎不斷鬥爭過程中壯大起來的，這已在考古發掘中得到印證。從西漢水上游某些遺址中既有早期秦文化遺存，也有寺窪文化遺存的情況分析，早期秦人與戎人關係密切，既有戰爭也有和睦共處的時期。甘肅東部以“鏟足鬲”為代表的文化是東周時期的西戎遺存，張家川馬家塬戰國西戎貴族墓地的重大發現，對於研究西戎文化乃至秦戎文化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
在與西戎不斷磨合中，早期秦文化也逐漸呈現強勢文化生存的徵兆，成為日後大秦帝國崛起中必不可少的軟實力。秦人開始東出隴山，向關中沃土挺進。
雍城—帝國在此蓄勢
從隴東進入關中，秦先後築汧邑、汧渭之會、平陽三座城邑，而後最終選定了理想的定都之地——雍城。據古文獻記載，從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的294年間，雍城曾是大秦帝國最重要的都城，“穆公稱霸”、“始
皇加冕”等驚心動魄的一幕幕就是在這裡上演。
作為國都，秦人在雍城築起了規模巨大的城垣，興建了氣勢宏偉的宮殿，建造了寬闊的秦公陵園，使之成為當時各列國中發達的大都市之一。可以說，以雍城作為一處長久都城，在秦國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自此以後，秦國才真正揭開了其爭霸中原、稱雄海內的歷史畫卷。
自秦獻公將秦都從雍城東遷後，這裡雖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由於秦國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廟仍一度保留，當時諸多重要祀典繼續得以在雍城舉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設施仍被修繕與利用。至西漢前期，雍城郊外的蘄年宮一帶為西漢帝王舉行郊祀活動的著名場所，所以其重要地位及其歷史沿革一直到漢武帝時期。
由於古文獻記述的簡略或偏頗，早先雍城在人們的視線中相當模糊，而正是近七十年來幾代考古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才逐步揭開這座歷史古城神秘的面紗。1934年，北平中央研究院在寶雞鬥雞台發掘“瓦鬲墓”時，曾對雍城做短期的考察，開闢了考古人走進雍城的先河；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隊在雍城作過數次調查。1959年下半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鳳翔發掘隊在雍城從事勘查、試掘工作，當時把主要目標放在尋找“城”的重心上，所以在對“南古城”為坐標的城址的初步認識上取得了一定收穫；上世紀70—90年代，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雍城考古隊，先後與省文管會、鳳翔縣雍城文管所合作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鑽探和發掘，這一時期考古工作的視野和力度很大，著眼點放在整個雍城遺址範圍，以巨觀工作模式，採取“以陵找城、城陵結合，全面調查，區域勘探，重點發掘”的方法，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布局、形制規模。除城址外，首次發現了秦公陵園、國人墓地、郊外宮殿建築。為了進一步摸清相關遺存的沿革與性質，考古人員曾重點針對性地對馬家莊春秋秦宗廟建築遺址、凌陰遺址、朝寢建築遺址(局部)、高王寺窖藏、市場遺址、秦公一號大墓、孫家南頭和凹里郊外宮殿遺址、八旗屯與西村、鄧家崖國人墓葬群等進行了考古發掘；本世紀以來尤其在“十一五”期間，雍城考古工作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冀望利用國家支持大遺址考古工作的機遇，為今後長遠實施“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對秦雍城採取以保護為中心”的目標計畫提供全面科學的依據，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及時擬定了現階段對雍城考古工作的基本思路，即在過去幾十年來巨觀工作狀態下取得收穫的基礎上，再利用微觀的方法對細部結構進行全面了解，並隨之建立秦雍城地理信息系統。在考古手段上，採取“全面調查，選區域勘探，重點驗證性發掘”的方針。在考古工作的理念上，遵循“與大遺址保護相結合，與遺存展示相結合，與科學研究尤其與解決重大學術問題相結合”的原則。“十一.五”期間已確定出雍城遺址保護範圍為51平方公里。
近年來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在秦公一號大墓西墓道南側發現一座“目”字形車馬祭祀坑，為早期秦公大墓附葬制度及東西陵區布局結構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在雍嶺“漢王城”一帶發現西漢早期夯土台遺蹟，初步認為該遺址可能系傳說中漢帝來雍城舉行郊祀活動地點，這一發現為探尋“三畤原”及秦漢置雍五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對秦公一、六號陵園進行復探時，發現兆溝外側各有數百座中小型墓葬，同時對原勘探出的“中”字形、“甲”字型大墓重新做了關於墓主的認定或推定，而對“凸’字形、”目字形、刀把形和圓坑，則認為系陵園的外藏所屬，並因此提出了秦公以外的夫人、宗室貴族、軍功大臣可能葬於兆溝以外，這一新發現從墓葬制度上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秦國社會內部等爵森嚴的場景，無疑對研究早期秦國陵寢制度的形成與發展至關重要；考古人員對秦公十二號秦公陵園37號墓上建築遺址進行了勘探，為雍城下一步實現“多位一體”的保護、展示利用與研究工作所進行的考古發掘提供前期準備；考古人員在對城址以內的“秦穆公墳”進行調查、勘探後，認為它並非 “墳”，而是戰國時期雍城城內靠近北城牆處的一座高台建築，這一考古新發現為城址保護範圍的進一步認定提供了科學依據。而考古人員在對豆腐村戰國陶質建材作坊遺址考古發掘中，發現這裡遺蹟和遺物特別豐富，為研究當時制陶工藝流程、陶質建材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十一.五”期間在雍城取得的重要收穫和經驗，為下一步開展全面細緻的微觀工作積累了經驗。未來雍城的考古工作除遺址本體外，還要對其周邊的豐富的聚落遺存進行調查與發掘，通過大量的考古材料“以物論史，透物見人”，最終復原秦人社會。
在以雍城為都的294年裡，秦人積蓄了雄厚的實力，完成了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加快了帝國繼續東進的腳步。
皇加冕”等驚心動魄的一幕幕就是在這裡上演。
作為國都，秦人在雍城築起了規模巨大的城垣，興建了氣勢宏偉的宮殿，建造了寬闊的秦公陵園，使之成為當時各列國中發達的大都市之一。可以說，以雍城作為一處長久都城，在秦國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自此以後，秦國才真正揭開了其爭霸中原、稱雄海內的歷史畫卷。
自秦獻公將秦都從雍城東遷後，這裡雖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由於秦國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廟仍一度保留，當時諸多重要祀典繼續得以在雍城舉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設施仍被修繕與利用。至西漢前期，雍城郊外的蘄年宮一帶為西漢帝王舉行郊祀活動的著名場所，所以其重要地位及其歷史沿革一直到漢武帝時期。
由於古文獻記述的簡略或偏頗，早先雍城在人們的視線中相當模糊，而正是近七十年來幾代考古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才逐步揭開這座歷史古城神秘的面紗。1934年，北平中央研究院在寶雞鬥雞台發掘“瓦鬲墓”時，曾對雍城做短期的考察，開闢了考古人走進雍城的先河；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隊在雍城作過數次調查。1959年下半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鳳翔發掘隊在雍城從事勘查、試掘工作，當時把主要目標放在尋找“城”的重心上，所以在對“南古城”為坐標的城址的初步認識上取得了一定收穫；上世紀70—90年代，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雍城考古隊，先後與省文管會、鳳翔縣雍城文管所合作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鑽探和發掘，這一時期考古工作的視野和力度很大，著眼點放在整個雍城遺址範圍，以巨觀工作模式，採取“以陵找城、城陵結合，全面調查，區域勘探，重點發掘”的方法，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布局、形制規模。除城址外，首次發現了秦公陵園、國人墓地、郊外宮殿建築。為了進一步摸清相關遺存的沿革與性質，考古人員曾重點針對性地對馬家莊春秋秦宗廟建築遺址、凌陰遺址、朝寢建築遺址(局部)、高王寺窖藏、市場遺址、秦公一號大墓、孫家南頭和凹里郊外宮殿遺址、八旗屯與西村、鄧家崖國人墓葬群等進行了考古發掘；本世紀以來尤其在“十一五”期間，雍城考古工作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冀望利用國家支持大遺址考古工作的機遇，為今後長遠實施“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對秦雍城採取以保護為中心”的目標計畫提供全面科學的依據，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及時擬定了現階段對雍城考古工作的基本思路，即在過去幾十年來巨觀工作狀態下取得收穫的基礎上，再利用微觀的方法對細部結構進行全面了解，並隨之建立秦雍城地理信息系統。在考古手段上，採取“全面調查，選區域勘探，重點驗證性發掘”的方針。在考古工作的理念上，遵循“與大遺址保護相結合，與遺存展示相結合，與科學研究尤其與解決重大學術問題相結合”的原則。“十一.五”期間已確定出雍城遺址保護範圍為51平方公里。
近年來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在秦公一號大墓西墓道南側發現一座“目”字形車馬祭祀坑，為早期秦公大墓附葬制度及東西陵區布局結構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在雍嶺“漢王城”一帶發現西漢早期夯土台遺蹟，初步認為該遺址可能系傳說中漢帝來雍城舉行郊祀活動地點，這一發現為探尋“三畤原”及秦漢置雍五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對秦公一、六號陵園進行復探時，發現兆溝外側各有數百座中小型墓葬，同時對原勘探出的“中”字形、“甲”字型大墓重新做了關於墓主的認定或推定，而對“凸’字形、”目字形、刀把形和圓坑，則認為系陵園的外藏所屬，並因此提出了秦公以外的夫人、宗室貴族、軍功大臣可能葬於兆溝以外，這一新發現從墓葬制度上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秦國社會內部等爵森嚴的場景，無疑對研究早期秦國陵寢制度的形成與發展至關重要；考古人員對秦公十二號秦公陵園37號墓上建築遺址進行了勘探，為雍城下一步實現“多位一體”的保護、展示利用與研究工作所進行的考古發掘提供前期準備；考古人員在對城址以內的“秦穆公墳”進行調查、勘探後，認為它並非 “墳”，而是戰國時期雍城城內靠近北城牆處的一座高台建築，這一考古新發現為城址保護範圍的進一步認定提供了科學依據。而考古人員在對豆腐村戰國陶質建材作坊遺址考古發掘中，發現這裡遺蹟和遺物特別豐富，為研究當時制陶工藝流程、陶質建材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十一.五”期間在雍城取得的重要收穫和經驗，為下一步開展全面細緻的微觀工作積累了經驗。未來雍城的考古工作除遺址本體外，還要對其周邊的豐富的聚落遺存進行調查與發掘，通過大量的考古材料“以物論史，透物見人”，最終復原秦人社會。
在以雍城為都的294年裡，秦人積蓄了雄厚的實力，完成了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加快了帝國繼續東進的腳步。
鹹陽—帝國的巔峰
秦都鹹陽作為秦帝國之路的最後一站，從孝公十二年開始營建，至二世時被項羽毀之一矩，其間經歷了七
代公、王、帝長達144年的經略與擴展，創造了中國古代都城史上的多項輝煌。
自上世紀50年代末田野考古工作開展以來，考古人員在秦都鹹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秦鹹陽城的範圍、布局，宮城的位置、形制、規模，宮殿的分布、特點，手工業作坊的分布，公、王陵墓、國人墓地分布的範圍、主要特徵等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新的進展，為進一步綜合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帝國巔峰時的輝煌盛世，又逐漸顯現在人們面前。
經過50年來眾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秦都鹹陽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獲得了一批重要的發現和收穫。目前，秦鹹陽城的範圍和布局基本廓清，但在學術界內還存在一定爭論，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主要分為兩類：一類認為秦鹹陽城分為內、外城，有明確的範圍；另一類學者則認為秦鹹陽城無外郭城，整體呈散點式分布。而相比於尚有爭論的秦鹹陽城，秦鹹陽宮的位置、範圍、布局已基本得到確認。
鹹陽陵區基本得到確認的同時，考古人員又在長安區神禾原新發現一處戰國秦陵園遺址，經考古發掘和專家研究，認為它的主人可能是夏太后或者是秦二世；近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位於秦鹹陽城西北的所謂“周陵”及其周邊的相關墓冢進行了詳細勘探，基本確認其為戰國秦遺存，從而證明了秦都鹹陽應有畢陌陵區的推測。此外，考古人員還在秦都鹹陽周邊發現了數千座戰國至秦代墓葬，這些墓葬資料對研究秦都鹹陽人口分布、人員成分、文化交流有意義。
在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中，還在秦鹹陽宮中發現了高台式建築基址和壁畫。高台式建築基址，一改傳統的建築風格，拉開了中國古代皇宮建築由庭院式向高台式過渡的序幕。宮內的壁畫，繪有長卷式的車馬出行、人物、樓闕、花草樹木等圖像，內容豐富多彩，氣勢煊赫壯觀，在中國繪畫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50年來，秦都鹹陽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工作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尚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如外郭城的有無問題、宮殿是否均“宮自為城”問題、“六國宮”的位置問題、阿房宮的布局問題、陵園的分布問題、手工業作坊的分區等等。基於這些問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下一階段的工作計畫中，將對既有考古資料進行梳理、整合，創建秦都鹹陽的GIS地理信息平台；對秦鹹陽城宮城遺址兩側進行全面勘探，並選擇區域進行小面積發掘，為解決外廓城牆的有無、宮城外其他宮殿遺址的性質等問題積累資料；在“鹹陽北阪” （三道原）進行詳細勘探和發掘，確認相關區域夯土遺蹟的時代、性質，以期解決“六國宮”的分布、“宮自為城”等問題；對聶家溝附近發現的手工業作坊遺蹟進行詳細勘探和局部發掘，確認其範圍、性質；對鹹陽早期陵區進行詳細勘探和局部發掘，對阿房宮、望夷宮、蘭池宮等遺蹟進行詳細調查與勘探，解決其位置及性質。相信在這一系列工作完成後，帝國雄風將重現於世。
其實，帝國的盛世與秦王的奢靡不僅僅體現在規模恢弘的宮殿上。在地下，同樣存在著令人嘆止的奇蹟。
秦陵—帝國的奇蹟
上世紀80年代，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開始對秦東陵展開大範圍調查勘探，先後在驪山西麓台塬地帶首次發現包含有“亞”字型大墓的秦人墓葬區，並確定其為秦東陵園區。這一發現縮小了從秦先公陵園到秦始皇帝陵
園發展演變研究的缺環。
按照當年的調查勘探，秦東陵南起洪慶溝，北至武家溝，面積24平方公里，有亞字型大墓兩處3座，中字型大墓2座，甲字型大墓5座，陪葬坑3座，陪葬墓區和建築遺址多處，分別歸屬於四座陵園。其中一號陵園面積72萬平方米，陵園內勘探出2座亞字形大墓、陪葬坑2座、陪葬墓區2處、地面建築基址4處；四號陵園面積80萬平方米，陵園內探出亞字形大墓1座，甲字形陪葬墓2座，陪葬墓區1處；二、三號陵園則面積較小，無亞字型大墓，但都有中字型大墓、陪葬坑、陪葬墓區和建築遺址等。當年的調查勘探取得了積極成果，不過限於條件，還留有大量進一步工作和探索的空間。
進入新世紀以後，基於大遺址保護的迫切要求和工作思路的改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確定了秦東陵研究的新的課題目標，對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秦東陵及其周邊區域作進一步高密度的踏查和勘探，以求弄清各個陵園範圍和基本布局。工作開始以後，很快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在較短的時間核心實了80年代的勘探結果；第二，新發現了許多地下文化遺存，其中1號陵園新發現古墓葬、建築遺址等遺蹟20處，2號陵園新發現遺址1處，3號陵園新發現遺址跡象10處，4號陵園新發現遺蹟10處，2、3號陵園以東斜口街道辦事處一帶新發現遺蹟28處，初步判斷有可能是一處新的秦公陵園或戰國秦代地下文化遺存；第三，田野考古調查勘探還在先前確定的秦東陵範圍之外，新發現較大規模的地面建築遺址，新發現不少排列有序的古墓葬。有徵象表明，隨著勘探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秦東陵陵園的範圍、布局及內涵等將進一步清楚。
在現代考古理念之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也調整思路，重新設定了關於始皇帝陵主體格局探索研究的目標和技術路線，方法上則全然以考古勘探為主，在認真疏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幾十年始皇帝陵考古積累的基礎上，有輕重區分，也有緩急安排，對秦始皇帝陵園進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工作。經過近兩年的考古勘探，秦陵考古隊一共勘探了100多萬平方米，包括由於沙石原因多年鑽探一直無法取得進展的陵園南區，實現了秦始皇帝陵園以內的全面勘探，這無疑大大提升了秦始皇帝陵研究的基礎平台。
不僅如此，在這一勘探過程中還有多項意義重大的新發現。勘探中新發現了秦始皇帝陵園外城北門遺址，是2010年秦陵考古的重大收穫之一，它證實了外城北門存在，平息了多年關於有無外城北門的學術聚訟，同時也為秦始皇帝陵的整體格局和朝向提供了重要實證。
此外，內城北牆上兩個門址的考古勘探，也提供了不同於以往了解的新資料和新信息，它與其它內城門的結構、尺度完全不同，位置亦不居中，對陵園整體形制研究也有不尋常的意義。
考古人員在內城西北區域和西內外城之間都發現了規模較大的建築遺址，一些建築遺址或可能與秦始皇陵陵寢建築有關，尤其正處於秦陵寢建筑北側一帶的建築遺址，範圍大，結構複雜，很可能是陵寢建築的重要部分之一；一些建築則連線著園寺吏舍遺址，或還是園寺吏舍遺址的另一部分；還有不少難以驟定性質和歸宿的建築遺址、道路等，其範圍之大難以想像，或已是秦始皇帝陵特徵性標記之一。
除了發現規模較大的建築遺址外，考古人員還在秦陵南區內外城之間新發現了2座陪葬坑，編號為K0901的陪葬坑呈方形，而另一座編號為K0902的陪葬坑其形狀則呈刀把形，兩坑下面都有紅燒土或焚毀坍塌造成的空洞。
同時，在秦始皇帝陵園內外城之間還存在著10多座秦漢墓葬，考古人員發掘了其中的8座，這為秦始皇帝陵園歷史變遷提供了的重要信息。其中南內外城垣間的M1、M2使用長條形實心磚築成墓室的作法是迄今為止未曾發現的新材料。
雖然秦始皇帝陵考古注定是一項漫長的系統工程，但積以年日，有關陵園的格局和脈絡已經逐漸明晰起來。埋在地下的帝國奇蹟，正在褪去它神秘的面紗。
事實上，從秦人東出隴山，到建都雍城，乃至一統天下的時候，在秦人的後方始終都存在著另一個不可小視的部落——西戎。
園發展演變研究的缺環。
按照當年的調查勘探，秦東陵南起洪慶溝，北至武家溝，面積24平方公里，有亞字型大墓兩處3座，中字型大墓2座，甲字型大墓5座，陪葬坑3座，陪葬墓區和建築遺址多處，分別歸屬於四座陵園。其中一號陵園面積72萬平方米，陵園內勘探出2座亞字形大墓、陪葬坑2座、陪葬墓區2處、地面建築基址4處；四號陵園面積80萬平方米，陵園內探出亞字形大墓1座，甲字形陪葬墓2座，陪葬墓區1處；二、三號陵園則面積較小，無亞字型大墓，但都有中字型大墓、陪葬坑、陪葬墓區和建築遺址等。當年的調查勘探取得了積極成果，不過限於條件，還留有大量進一步工作和探索的空間。
進入新世紀以後，基於大遺址保護的迫切要求和工作思路的改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確定了秦東陵研究的新的課題目標，對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秦東陵及其周邊區域作進一步高密度的踏查和勘探，以求弄清各個陵園範圍和基本布局。工作開始以後，很快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在較短的時間核心實了80年代的勘探結果；第二，新發現了許多地下文化遺存，其中1號陵園新發現古墓葬、建築遺址等遺蹟20處，2號陵園新發現遺址1處，3號陵園新發現遺址跡象10處，4號陵園新發現遺蹟10處，2、3號陵園以東斜口街道辦事處一帶新發現遺蹟28處，初步判斷有可能是一處新的秦公陵園或戰國秦代地下文化遺存；第三，田野考古調查勘探還在先前確定的秦東陵範圍之外，新發現較大規模的地面建築遺址，新發現不少排列有序的古墓葬。有徵象表明，隨著勘探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秦東陵陵園的範圍、布局及內涵等將進一步清楚。
在現代考古理念之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也調整思路，重新設定了關於始皇帝陵主體格局探索研究的目標和技術路線，方法上則全然以考古勘探為主，在認真疏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幾十年始皇帝陵考古積累的基礎上，有輕重區分，也有緩急安排，對秦始皇帝陵園進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工作。經過近兩年的考古勘探，秦陵考古隊一共勘探了100多萬平方米，包括由於沙石原因多年鑽探一直無法取得進展的陵園南區，實現了秦始皇帝陵園以內的全面勘探，這無疑大大提升了秦始皇帝陵研究的基礎平台。
不僅如此，在這一勘探過程中還有多項意義重大的新發現。勘探中新發現了秦始皇帝陵園外城北門遺址，是2010年秦陵考古的重大收穫之一，它證實了外城北門存在，平息了多年關於有無外城北門的學術聚訟，同時也為秦始皇帝陵的整體格局和朝向提供了重要實證。
此外，內城北牆上兩個門址的考古勘探，也提供了不同於以往了解的新資料和新信息，它與其它內城門的結構、尺度完全不同，位置亦不居中，對陵園整體形制研究也有不尋常的意義。
考古人員在內城西北區域和西內外城之間都發現了規模較大的建築遺址，一些建築遺址或可能與秦始皇陵陵寢建築有關，尤其正處於秦陵寢建筑北側一帶的建築遺址，範圍大，結構複雜，很可能是陵寢建築的重要部分之一；一些建築則連線著園寺吏舍遺址，或還是園寺吏舍遺址的另一部分；還有不少難以驟定性質和歸宿的建築遺址、道路等，其範圍之大難以想像，或已是秦始皇帝陵特徵性標記之一。
除了發現規模較大的建築遺址外，考古人員還在秦陵南區內外城之間新發現了2座陪葬坑，編號為K0901的陪葬坑呈方形，而另一座編號為K0902的陪葬坑其形狀則呈刀把形，兩坑下面都有紅燒土或焚毀坍塌造成的空洞。
同時，在秦始皇帝陵園內外城之間還存在著10多座秦漢墓葬，考古人員發掘了其中的8座，這為秦始皇帝陵園歷史變遷提供了的重要信息。其中南內外城垣間的M1、M2使用長條形實心磚築成墓室的作法是迄今為止未曾發現的新材料。
雖然秦始皇帝陵考古注定是一項漫長的系統工程，但積以年日，有關陵園的格局和脈絡已經逐漸明晰起來。埋在地下的帝國奇蹟，正在褪去它神秘的面紗。
事實上，從秦人東出隴山，到建都雍城，乃至一統天下的時候，在秦人的後方始終都存在著另一個不可小視的部落——西戎。
馬家塬戰國墓地---西戎文化的再現
在兩周時期，“戎”是活躍在中國西北歷史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多支西戎生活在隴山東西，早期的周人也被認為曾經竄於戎狄之間，西戎和周處於長期的對峙狀態，西周王朝的滅亡和申侯聯合西戎所發動的叛亂有直接的關係。早期的秦人從遙遠的東方遷徙到甘肅東南部的時候還相當羸弱，周王朝把秦人安置在甘肅東南部在很大原因上是為了幫助他們抵禦西戎，所以史書記為“在西戎，保西陲”。秦人雖和西戎之間有
短暫的聯姻，但戰爭狀態一直在持續，秦人在西陲的大駱一支就為西戎所滅。
早期秦人就是在不斷與西戎的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莊公之父秦仲在復國與西戎的戰鬥中陣亡，直至莊公時才驅逐了西戎，光復了西陲。此後經過秦人數代的經略，至秦穆公時“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秦武公時首次在邽戎之地設立了邽縣，進一步確立了秦對西戎的統治。秦與戎的戰爭一直持到戰國時期義渠之戎被秦人征服。秦人在穩固了自己後方後，得以向東發展。隨著秦人對西戎的征服。西戎諸族有的被內遷，有的向西方和西南遷徙，留在當地的多淪為秦人的附庸，同時部分西戎也融入了秦人當中，共同參與了華夏化的進程。
考古學上所認識的羌戎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馬家窯文化時期，其後的齊家文化、寺窪文化、辛店文化和四壩文化等也被認為和羌戎系民族有關。先周和早周時期發現在寶雞一帶以高領袋足鬲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可能和姜戎有密切的關係。甘谷毛家坪遺址的發掘發現了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秦人遺存和西戎的遺存。但進入戰國時期，西戎考古學文化的面貌再一次變得模糊，而馬家塬戰國墓地的發掘為我們認識西戎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珍貴的實物資料。
馬家塬墓地位於甘肅省張家川縣木河鄉桃園村，這裡有古代汧隴古道可通關中平原。墓地以大型墓葬為中心呈半月形布局。墓葬形制可分為兩側為階梯式墓道中間為斜坡墓道的豎穴木槨墓、階梯式墓道豎穴偏洞室墓和豎穴土坑墓三大類。墓葬中普遍發現有殉牲，主要為馬、牛和羊，部分墓葬還殉狗。個別墓葬還發現有牲祭的現象。絕大多數墓葬隨葬有裝飾不同、數量不等的車。其中九級階梯式墓道豎穴偏洞室墓中普遍隨葬有五輛車。豎穴中有車四輛，裝飾最豪華的第五輛車見於前墓室中，這類車輛有貼金銀鐵車器，以貼金銀鐵飾件、金銀動物形飾件、鏤空金銀花形飾件和漢紫、漢藍、鉛白珠子進行通體裝飾，極其華麗，是目前發現的裝飾最為豪華的車輛。豎穴中隨葬的車輛分為髹漆再以方形和三角形銅鏤空花飾件裝飾的車、髹漆車和未經任何裝飾的木質車輛三類。另為，等級較低的墓葬還使用方形和三角形錫鏤空花飾件進行裝飾。
隨葬品中各類質地的珠子數量最多，金銀器次之。銅器的主要器類有鼎、壺、甗、鏟足鬲、鏡、鏃、戈等；金銀器主要為金帶飾、金耳環、銀杯及其他各類裝飾品；鐵器有銅柄鐵劍、鐵戈、鐵矛等；陶器為罐、壺、釜、鏟足鬲。珠子的質地和形式多樣，有玻璃、綠松石、肉紅石髓、漢紫、漢藍、鉛白。發現有一定數量的蜻蜓眼。等級較高的墓葬中墓主有一到三條不等的金腰帶飾和金帶鉤，級別較低的有錫腰帶飾。其中16號墓葬墓主頭頂部有圓形金飾，佩金項飾、銀項飾和金耳環，腰部有金腰帶飾三條，小臂部有金臂釧，腰下部和腿部有大量的銅十字形節約，足底部有銀質鞋底。另外，在左臂部還發現有銀馬和銅柄鐵劍，身體周圍有大量的排列有一定規律的漢紫漢藍和鉛白珠子。
金銀器的加工工藝包括了剪下、鏤空、鑄造、捶揲、鏨刻、掐絲、鑲嵌、焊接及金珠工藝等多種工藝。
馬家塬墓地包含了多種文化因素。反映歐亞草原西部的文化因素有大量使用金銀器的傳統，金珠、掐絲和寶石鑲嵌工藝，其中的一部分動物紋樣等。體現了中國北方草原文化影響的因素有帶柄銅鏡、動物紋帶飾、有銎鏃等。與秦文化和中原文化相關的因素是銅壺、銅鼎、銅甗和銅戈等。體現當地地方特徵的文化因素為階梯式墓道的豎穴偏洞室墓、裝飾豪華的車輛、銅鏟足鬲等。當然，這些文化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件器物上有時也會體現多種文化因素，有的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而且這些文化因素在馬家塬墓地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充分地進行了融合。這種多種文化因素有機共存的文化面貌當是戰國晚期西戎文化的真實面貌。
馬家塬墓地是目前發現的等級最高的西戎貴族和首領的墓地。大量金銀器和裝飾豪華車輛的使用，表明當時的西戎貴族和首領占有了大量的財富，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有秦當時採取的對西戎進行懷柔統治的政策有關。為了保持後方的穩定，秦國可能給予了大量的賞賜和饋贈；另一方面，因為統一六國戰爭的需要，當時秦戎之間有大量馬匹貿易，西戎因此也大獲其利。而多種文化因素在該墓地共存的現象可能與十世紀以來歐亞草原遊牧化進程完成後導致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亞歷山大的東征、西戎的遷徙和秦戎關係的變化等多種原因有關。
雖然西戎文化有著兼容並蓄的特點，但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秦文化卻是真正的強勢文化，也正是這種強勢文化造就了大秦帝國的輝煌。
短暫的聯姻，但戰爭狀態一直在持續，秦人在西陲的大駱一支就為西戎所滅。
早期秦人就是在不斷與西戎的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莊公之父秦仲在復國與西戎的戰鬥中陣亡，直至莊公時才驅逐了西戎，光復了西陲。此後經過秦人數代的經略，至秦穆公時“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秦武公時首次在邽戎之地設立了邽縣，進一步確立了秦對西戎的統治。秦與戎的戰爭一直持到戰國時期義渠之戎被秦人征服。秦人在穩固了自己後方後，得以向東發展。隨著秦人對西戎的征服。西戎諸族有的被內遷，有的向西方和西南遷徙，留在當地的多淪為秦人的附庸，同時部分西戎也融入了秦人當中，共同參與了華夏化的進程。
考古學上所認識的羌戎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馬家窯文化時期，其後的齊家文化、寺窪文化、辛店文化和四壩文化等也被認為和羌戎系民族有關。先周和早周時期發現在寶雞一帶以高領袋足鬲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可能和姜戎有密切的關係。甘谷毛家坪遺址的發掘發現了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秦人遺存和西戎的遺存。但進入戰國時期，西戎考古學文化的面貌再一次變得模糊，而馬家塬戰國墓地的發掘為我們認識西戎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珍貴的實物資料。
馬家塬墓地位於甘肅省張家川縣木河鄉桃園村，這裡有古代汧隴古道可通關中平原。墓地以大型墓葬為中心呈半月形布局。墓葬形制可分為兩側為階梯式墓道中間為斜坡墓道的豎穴木槨墓、階梯式墓道豎穴偏洞室墓和豎穴土坑墓三大類。墓葬中普遍發現有殉牲，主要為馬、牛和羊，部分墓葬還殉狗。個別墓葬還發現有牲祭的現象。絕大多數墓葬隨葬有裝飾不同、數量不等的車。其中九級階梯式墓道豎穴偏洞室墓中普遍隨葬有五輛車。豎穴中有車四輛，裝飾最豪華的第五輛車見於前墓室中，這類車輛有貼金銀鐵車器，以貼金銀鐵飾件、金銀動物形飾件、鏤空金銀花形飾件和漢紫、漢藍、鉛白珠子進行通體裝飾，極其華麗，是目前發現的裝飾最為豪華的車輛。豎穴中隨葬的車輛分為髹漆再以方形和三角形銅鏤空花飾件裝飾的車、髹漆車和未經任何裝飾的木質車輛三類。另為，等級較低的墓葬還使用方形和三角形錫鏤空花飾件進行裝飾。
隨葬品中各類質地的珠子數量最多，金銀器次之。銅器的主要器類有鼎、壺、甗、鏟足鬲、鏡、鏃、戈等；金銀器主要為金帶飾、金耳環、銀杯及其他各類裝飾品；鐵器有銅柄鐵劍、鐵戈、鐵矛等；陶器為罐、壺、釜、鏟足鬲。珠子的質地和形式多樣，有玻璃、綠松石、肉紅石髓、漢紫、漢藍、鉛白。發現有一定數量的蜻蜓眼。等級較高的墓葬中墓主有一到三條不等的金腰帶飾和金帶鉤，級別較低的有錫腰帶飾。其中16號墓葬墓主頭頂部有圓形金飾，佩金項飾、銀項飾和金耳環，腰部有金腰帶飾三條，小臂部有金臂釧，腰下部和腿部有大量的銅十字形節約，足底部有銀質鞋底。另外，在左臂部還發現有銀馬和銅柄鐵劍，身體周圍有大量的排列有一定規律的漢紫漢藍和鉛白珠子。
金銀器的加工工藝包括了剪下、鏤空、鑄造、捶揲、鏨刻、掐絲、鑲嵌、焊接及金珠工藝等多種工藝。
馬家塬墓地包含了多種文化因素。反映歐亞草原西部的文化因素有大量使用金銀器的傳統，金珠、掐絲和寶石鑲嵌工藝，其中的一部分動物紋樣等。體現了中國北方草原文化影響的因素有帶柄銅鏡、動物紋帶飾、有銎鏃等。與秦文化和中原文化相關的因素是銅壺、銅鼎、銅甗和銅戈等。體現當地地方特徵的文化因素為階梯式墓道的豎穴偏洞室墓、裝飾豪華的車輛、銅鏟足鬲等。當然，這些文化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件器物上有時也會體現多種文化因素，有的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而且這些文化因素在馬家塬墓地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充分地進行了融合。這種多種文化因素有機共存的文化面貌當是戰國晚期西戎文化的真實面貌。
馬家塬墓地是目前發現的等級最高的西戎貴族和首領的墓地。大量金銀器和裝飾豪華車輛的使用，表明當時的西戎貴族和首領占有了大量的財富，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有秦當時採取的對西戎進行懷柔統治的政策有關。為了保持後方的穩定，秦國可能給予了大量的賞賜和饋贈；另一方面，因為統一六國戰爭的需要，當時秦戎之間有大量馬匹貿易，西戎因此也大獲其利。而多種文化因素在該墓地共存的現象可能與十世紀以來歐亞草原遊牧化進程完成後導致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亞歷山大的東征、西戎的遷徙和秦戎關係的變化等多種原因有關。
雖然西戎文化有著兼容並蓄的特點，但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秦文化卻是真正的強勢文化，也正是這種強勢文化造就了大秦帝國的輝煌。
從封國走向帝國的秦文化
中華民族今天以偉岸的身軀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古老而漫長的歷史孕育出優秀的民族文化。在這漫長的歷
史進程中，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秦王朝堪稱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秦在西周時期本為居於隴東一隅的附庸小邦，東周初年立國後，逐漸東向，進入關中平原，經春秋戰國間的發展壯大，最終越過黃河，統一六國，並以自己的政治制度為範本，建立了秦王朝。正是由於秦王朝的建立，使中國古代的國家制度，實現了從封國到帝國的轉變，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帝國。曾有學者指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事業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不論做出多么高的評價都不過的。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問題可以概括為發展階段“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和發展模式“三類型”（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的理論，並指出這是我國自文明起步後，全部中國古史多次重複、立體交叉的模式時，蘇先生還同時指出在中原地區“次生型”的發展模式中，“其中的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國）繆公（方國）到始皇帝（帝國）三部曲”。
探索我國古代國家的發展歷程，離不開秦文化，要詮釋中國古代從封國向帝國的轉變，秦文化考古成果則成為至關重要的實物依據。
已有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由於秦是在春秋早期歷史發生紛亂與大動盪轉折的緊要關頭建立的諸侯國，較其它諸侯國更少了一些對西周“封建制”賴以存在的血緣政治的依存，從而導致世襲貴族政治較早的衰落。同時由於春秋初年秦之受封后與戎狄的戰爭在其立國之初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而產生了由軍功貴族對新占領地區進行管理和統治。在秦人以其堅忍不拔的氣概和頑強不屈的精神，由西向東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斷地與其周邊以及其所占領地區的各種人群發生交往，社會的最基本組織較早地向以地緣關係維繫的地緣組織轉變，因此使得秦文化較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而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世襲貴族政治的衰落，統治集團成員由世襲到選賢，地緣組織的出現以及文化上的包容和開放性，無一不是建立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帝國所需要的基本條件。而秦文化正是由於在戰國晚期時已經具備了這些基礎條件，才使得秦在東周時期，尤其是在戰國時期七雄鼎立、逐鹿中原的大局勢中最終統一六國，建立了秦帝國，從而開啟了中國古代國家制度從封國到帝國的轉變過程。
在秦文化發展的歷程中，關中——天水一線一直都是秦人活動的中心地區，秦人正是從這裡走向強大，走向統一。而關天經濟區的成立則為秦文化考古工作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提供了更好、更大的舞台，以彰顯華夏文明為崇高目標的秦文化探索序幕已經拉開。
史進程中，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秦王朝堪稱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秦在西周時期本為居於隴東一隅的附庸小邦，東周初年立國後，逐漸東向，進入關中平原，經春秋戰國間的發展壯大，最終越過黃河，統一六國，並以自己的政治制度為範本，建立了秦王朝。正是由於秦王朝的建立，使中國古代的國家制度，實現了從封國到帝國的轉變，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帝國。曾有學者指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事業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不論做出多么高的評價都不過的。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問題可以概括為發展階段“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和發展模式“三類型”（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的理論，並指出這是我國自文明起步後，全部中國古史多次重複、立體交叉的模式時，蘇先生還同時指出在中原地區“次生型”的發展模式中，“其中的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國）繆公（方國）到始皇帝（帝國）三部曲”。
探索我國古代國家的發展歷程，離不開秦文化，要詮釋中國古代從封國向帝國的轉變，秦文化考古成果則成為至關重要的實物依據。
已有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由於秦是在春秋早期歷史發生紛亂與大動盪轉折的緊要關頭建立的諸侯國，較其它諸侯國更少了一些對西周“封建制”賴以存在的血緣政治的依存，從而導致世襲貴族政治較早的衰落。同時由於春秋初年秦之受封后與戎狄的戰爭在其立國之初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而產生了由軍功貴族對新占領地區進行管理和統治。在秦人以其堅忍不拔的氣概和頑強不屈的精神，由西向東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斷地與其周邊以及其所占領地區的各種人群發生交往，社會的最基本組織較早地向以地緣關係維繫的地緣組織轉變，因此使得秦文化較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而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世襲貴族政治的衰落，統治集團成員由世襲到選賢，地緣組織的出現以及文化上的包容和開放性，無一不是建立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帝國所需要的基本條件。而秦文化正是由於在戰國晚期時已經具備了這些基礎條件，才使得秦在東周時期，尤其是在戰國時期七雄鼎立、逐鹿中原的大局勢中最終統一六國，建立了秦帝國，從而開啟了中國古代國家制度從封國到帝國的轉變過程。
在秦文化發展的歷程中，關中——天水一線一直都是秦人活動的中心地區，秦人正是從這裡走向強大，走向統一。而關天經濟區的成立則為秦文化考古工作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提供了更好、更大的舞台，以彰顯華夏文明為崇高目標的秦文化探索序幕已經拉開。
秦文化考古研究展望
2004年以來，在五家單位組成的秦文化聯合考古隊的共同努力下，秦文化考古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別是早期秦文化研究，在秦早期都邑的考古發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已有的工作，為秦文化考古研
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展望秦文化考古研究的未來，我們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圍繞秦早期都邑的考古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禮縣西山等遺址群可能與秦西垂、西犬丘、西新邑有關；清水李崖遺址可能與非子秦邑有關。對於這幾處遺址，還需要對其年代、布局和文化內涵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既要進行全面的考古調查和勘探，也需要進行局部的考古發掘。相信再經過若干年的工作，這些秦早期都邑遺址的確認是指日可待的。
其次是秦人和秦文化來源的研究。秦人的來源一直有東來說和西來說之爭，過去主要是依靠文獻資料，對文獻資料的不同解釋形成了不同的觀點。隨著秦文化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可以確認的秦文化遺存的年代，已經從春秋早期上推到了西周中期甚至更早。通過對秦早期遺存的不斷發現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及文化特徵的認識，秦人和秦文化來源的最終確認應該是可能的。
對與秦文化相關的西戎文化的研究，也是秦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從時間和地域來看，寺窪文化、辛店文化以及以鏟形袋足鬲為代表的文化，都與秦文化密切相關。在西漢水流域發現了寺窪文化遺存與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相鄰甚至交錯分布的現象，同時在秦文化遺址中也發現有寺窪文化的遺存。因此，現在已基本可以確認，這裡的寺窪文化應該就是文獻記載的西周時期與秦人發生密切關係的西戎的文化遺存。長期以來，對這類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做得不多，文化特徵及演變、文化編年與分期以及區域文化類型劃分等仍屬難題。通過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應該可以找到解決上述問題的鑰匙。此外，關於秦戎關係的考古學研究，僅在甘肅和陝西還不夠，還應考慮在寧夏開展。
到目前為止，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的重點仍是早期秦文化探索，工作區域主要在甘肅東部。隨著該項研究工作的進展，應逐步在陝西境內開展工作。通過汧渭之會、平陽等秦早期都邑遺址的發現，理清秦人向東發展的過程。通過在雍城和鹹陽遺址開展進一步的考古工作，全面揭示秦從封國到帝國的發展歷程。
秦統一和秦帝國的建立，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影響重大，在我們復興中華文明的今天，仍然需要認真地思考和總結。秦文化考古研究的開展，將會為我們全面認識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形成過程及對後代的影響提供更多的實物證據，有助於我們了解傳統，認清現實，面向未來。
秦文化考古研究是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界採用跨地區、多單位合作的形式開展重大學術課題研究的有益嘗試。該項研究工作的進展，代表了中國考古學科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新動向。學科的發展，需要我們採取更為開放的態度，打破區域界限，開展跨區域、多單位、多學科的合作，才能進一步提高中國考古學科的整體水平。今後的秦文化考古研究，需要在這一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斷總結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
秦文化考古研究的進展，還將發現一大批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建設過程中，秦文化遺存的保護和展示，將會成為我們建設彰顯華夏文明的歷史文化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今後的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中，不僅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學術課題，而且要在考古工作的過程中，認真探索和推進考古發現的秦文化遺存的保護和展示，將考古工作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密切結合，為區域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展望秦文化考古研究的未來，我們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圍繞秦早期都邑的考古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禮縣西山等遺址群可能與秦西垂、西犬丘、西新邑有關；清水李崖遺址可能與非子秦邑有關。對於這幾處遺址，還需要對其年代、布局和文化內涵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既要進行全面的考古調查和勘探，也需要進行局部的考古發掘。相信再經過若干年的工作，這些秦早期都邑遺址的確認是指日可待的。
其次是秦人和秦文化來源的研究。秦人的來源一直有東來說和西來說之爭，過去主要是依靠文獻資料，對文獻資料的不同解釋形成了不同的觀點。隨著秦文化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可以確認的秦文化遺存的年代，已經從春秋早期上推到了西周中期甚至更早。通過對秦早期遺存的不斷發現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及文化特徵的認識，秦人和秦文化來源的最終確認應該是可能的。
對與秦文化相關的西戎文化的研究，也是秦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從時間和地域來看，寺窪文化、辛店文化以及以鏟形袋足鬲為代表的文化，都與秦文化密切相關。在西漢水流域發現了寺窪文化遺存與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相鄰甚至交錯分布的現象，同時在秦文化遺址中也發現有寺窪文化的遺存。因此，現在已基本可以確認，這裡的寺窪文化應該就是文獻記載的西周時期與秦人發生密切關係的西戎的文化遺存。長期以來，對這類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做得不多，文化特徵及演變、文化編年與分期以及區域文化類型劃分等仍屬難題。通過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應該可以找到解決上述問題的鑰匙。此外，關於秦戎關係的考古學研究，僅在甘肅和陝西還不夠，還應考慮在寧夏開展。
到目前為止，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的重點仍是早期秦文化探索，工作區域主要在甘肅東部。隨著該項研究工作的進展，應逐步在陝西境內開展工作。通過汧渭之會、平陽等秦早期都邑遺址的發現，理清秦人向東發展的過程。通過在雍城和鹹陽遺址開展進一步的考古工作，全面揭示秦從封國到帝國的發展歷程。
秦統一和秦帝國的建立，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影響重大，在我們復興中華文明的今天，仍然需要認真地思考和總結。秦文化考古研究的開展，將會為我們全面認識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形成過程及對後代的影響提供更多的實物證據，有助於我們了解傳統，認清現實，面向未來。
秦文化考古研究是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界採用跨地區、多單位合作的形式開展重大學術課題研究的有益嘗試。該項研究工作的進展，代表了中國考古學科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新動向。學科的發展，需要我們採取更為開放的態度，打破區域界限，開展跨區域、多單位、多學科的合作，才能進一步提高中國考古學科的整體水平。今後的秦文化考古研究，需要在這一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斷總結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
秦文化考古研究的進展，還將發現一大批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建設過程中，秦文化遺存的保護和展示，將會成為我們建設彰顯華夏文明的歷史文化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今後的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中，不僅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學術課題，而且要在考古工作的過程中，認真探索和推進考古發現的秦文化遺存的保護和展示，將考古工作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密切結合，為區域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考古工作中的文物保護事業
作為考古工作重要組成部分--文物保護的任務是，用科學手段保護和搶救新出土和已出土的各種材質文物。近年來，隨著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和對現場文物保護緊迫性、必要性認識的增強，以及每年面臨數以萬計文物的出土，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通過加大了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力度，突出考古發掘中文物保護理念
的探索與實踐，推動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
圍繞這一目標，已陸續在梁帶村、神禾原、和張家川等重要考古發掘第一時間介入參與現場文物的搶救和保護，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如張家川墓地現場文物維護和文物提取等重要的現場文物保護工作，真正實現了最大限度保留更多的實物資料，相同條件下獲取更多的文物信息的目的。
針對目前繁重的考古發掘任務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保護修復任務十分繁重，因此，科技管理項目制的實行和加強實際工作中的科研意識是探索發展特色文保之路的重要舉措，從而使文物保護工作步入科學規範的良性發展軌道。
著眼於未來發展目標，我們將從強化科研優勢、提升研究水平。其重點在於：針對現場文物保護的特點，進一步完善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技術，推動相關技術裝備的研製。提高現場文物保護的效率，形成規範化的現場文物保護工作方法與程式，以最大限度地搶救文物，提取與保存文物信息；進一步提升文物保護修復技術工人培訓水平，完善培訓與管理制度，探索相適應培訓方法、模式；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成果，開展出土文物的科學研究工作；同時加大已取得成果的總結、宣傳與出版力度，推動成果轉化，服務於社會。真正從體制上建立多學科合作的管理模式，推動考古學、科技保護、其他自然科學的密切結合，提高研究層次與水平。
的探索與實踐，推動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
圍繞這一目標，已陸續在梁帶村、神禾原、和張家川等重要考古發掘第一時間介入參與現場文物的搶救和保護，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如張家川墓地現場文物維護和文物提取等重要的現場文物保護工作，真正實現了最大限度保留更多的實物資料，相同條件下獲取更多的文物信息的目的。
針對目前繁重的考古發掘任務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保護修復任務十分繁重，因此，科技管理項目制的實行和加強實際工作中的科研意識是探索發展特色文保之路的重要舉措，從而使文物保護工作步入科學規範的良性發展軌道。
著眼於未來發展目標，我們將從強化科研優勢、提升研究水平。其重點在於：針對現場文物保護的特點，進一步完善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技術，推動相關技術裝備的研製。提高現場文物保護的效率，形成規範化的現場文物保護工作方法與程式，以最大限度地搶救文物，提取與保存文物信息；進一步提升文物保護修復技術工人培訓水平，完善培訓與管理制度，探索相適應培訓方法、模式；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成果，開展出土文物的科學研究工作；同時加大已取得成果的總結、宣傳與出版力度，推動成果轉化，服務於社會。真正從體制上建立多學科合作的管理模式，推動考古學、科技保護、其他自然科學的密切結合，提高研究層次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