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樹聲

閻樹聲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原陝甘寧邊區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曾任延安革命紀念館工館長，中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學會常務理事。1960年西北政法學院畢業，留校任助教。1964年支援陝北老區，在延安革命紀念館搞文博工作，1984年和1985年曾被文化部授予“邊陲優秀兒女”和“全國文博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1990年調入陝西省社科院工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閻樹聲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職業：西北政法學院

著作

主編的著作

有《毛澤東與延安教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西安地圖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延安時期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人文雜誌社1997年2月出版）；

參編的著作

有《林柏渠傳》（紅旗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延安整風運動》（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延安市情》（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5部。

發表的論文

有60餘篇，主要論文：《爭取團結"第三方面"的成功之舉》（合作）發表於《人文雜誌》1991年第4期，《試論延安時期"三位一體"發展科學技術》刊《人文雜誌》1994年第6期，《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地位和作用》刊《三秦論壇》1995年第3期、《開創新紀元的兩次重要會議》刊《人文雜誌》1998年第6期。《延安整風運動》、《爭取團結"第三方面"的成功之舉》分別獲陝西省第4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三等獎；《陝甘寧邊區史》、《試論延安時期"三位一體"發展科學技術》分別獲陝西省第5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三等獎。

試論延安時期“三位一體”發展科學技術

（一）延安時期發展科學技術的“三位一體”，就是把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經濟建設三者密切結合。它的提出和形成，是我們黨在實踐中開創出來的一條行之有效的發展科技之路。

（二）延安時期的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邊區建設三位一體，相輔相成。其共同的顯著特點，是政府理論聯繫實際，為邊區的經濟建設服務，為普及提高邊區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服務。

（三）

延安時期“三位一體”發展科學技術，在地廣人稀、文化落後、交通不便、毫無基礎的偏僻山區，開創了史無前例的光輝業績，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是：

1．制定明確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政策

發展科學技術為抗戰建國服務，是延安時期我們黨制定和實行的一項正確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指出：“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5）]他還說：“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工業化；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保障，就必須工業化。”[（6）]為了發展邊區的科學技術，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關於黨員參加經濟和技術工作的決定》中，向全黨解釋：“各種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學習理論與參加實際工作都是每個黨員不可缺少的責任”，要求糾正某些黨員不願參加經濟和技術工作及分配工作時討價還價的現象。同時，把“提倡科學知識”明確寫進經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作為發展邊區文化教育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正確的科技方針政策指引下，科技工作者為了支援前線，鞏固解放區，在工廠、農村、醫院、學校進行了創造性的勞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

2．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大批知識分子來到延安，他們當中有的曾留學國外，如陳康白、屈伯川、李強、劉鼎、楊作材等；有許多知識水平較高的大學畢業生，如錢志道、陳振夏、樂天宇、武衡、閆沛霖、李蘇、吳崇凌、聶春榮、華壽俊、王勛、林華、徐馳、黎雪、武可久等；還有自學成才的工業專家，如沈鴻等。為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促進邊區自然科學技術的繁榮與進步，黨中央十分重視科學技術人才，把他們視為黨的寶貴財富，在政治上完全信任，給予各種崇高的榮譽；在工作上熱情鼓勵，大力支持；在生活上關懷備至，優先照顧。僅1941年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選舉和聘請的科技工作者參議員就有趙一峰、魯子俊、翁遠、何穆、金茂岳等人。為了鼓勵科研人員形成研究風氣，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把“獎勵自由研究”以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並作為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支持幫助一切科研活動的開展。中央和邊區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優待科技人員的條例和規定，如中央書記處的《文化技術幹部待遇條例》，邊區政府的《技術幹部待遇標準》、《技術幹部優待辦法》、《優待國醫條例》、《醫務人員技術津貼等級暫行標準》等。津貼按等級發給，幹部一般是1元到5元，科技幹部可以拿到20元。邊區政府和一些科技團體還分別制定了許多獎勵制度和辦法，雖然當時條件艱苦，仍設法籌集資金，獎勵作出成績的科技人員，如邊區醫藥學會頒布的《白求恩獎金》條例規定，甲等獎邊幣200元，乙等獎邊幣50元。邊區的科技人員不為名利，埋頭苦幹，刻苦鑽研蔚然成風，湧現出惲子強、沈鴻、華壽俊、林華、陳振夏、錢志道、朱次復等一大批模範科技工作者。1944年5月，毛澤東讚揚他們說：“象沈鴻同志、陳振夏同志，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的心和共產黨員一樣，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艱苦奮鬥的”。知識分子先鋒和橋樑作用的充分發揮，是推動邊區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3．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

邊區在被包圍封鎖斷絕外援的情況下，廣大軍民在科學技術的指導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敢想敢幹，從事了開創性的邊區建設，很快打開了局面，取得了飛速的發展。1938年，邊區開始了公營工業建設，，到1944年，邊區就有120多個公營工廠。其中，邊區系統15個工廠，軍工系統8個工廠，中央管理局系統16個工廠，聯防軍司令部系統12個工廠，各地駐軍有35個工廠，各專署有9個工廠，各縣政府有8個工廠，其它單位有20個工廠，邊區的產業工人發展到12000多人，公營供給工業奠定了相當的基礎。邊區的農業生產取得了重大發展，到1943年，全邊區開荒976224畝，耕地總面積達到1338萬畝，糧食總產181萬石，除滿足當年消費外，有了21萬石餘糧；棉花種植面積達到150287畝，產棉173萬斤，達到邊區需要棉花量的一半以上；牛發展到220781頭，驢167691頭，羊2033271隻。以後又有新的發展，使邊區呈現了“豐衣足食。”、“六畜興旺”的可喜局面。醫藥衛生事業也取得顯著成績，先後創建了中央醫院、邊區醫院、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八路軍野戰醫院、軍委直屬醫院、第二兵站醫院等49個醫療衛生單位，實行“以預防為主”的方針，積極開展民眾性的衛生防疫運動，經常宣傳衛生知識，掃除封建迷信思想，大大提高了邊區軍民的健康水平。邊區工業、農業和醫藥衛生事業奇蹟般的巨大變化，是廣大軍民和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結晶，也是科學技術之花結出的豐碩成果。

延安時期發展科學技術也有值得記取的歷史教訓。1．有些同志不顧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看不起土傢伙，要搞洋玩藝，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畫、大軍工計畫。在當時的條件下，要生產出汽車、坦克、飛機、大炮，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黨中央沒有採用這些不切實際的空想計畫，而是從當時的實際需要出發，製造經過努力奮鬥可以生產的手榴彈、迫擊炮和步槍。2．整風后期，康生搞了個“搶救運動”，無中生有，大搞逼、供、信，把像徐馳、王立、湯欽訓、龔家宏等一批知識分子關起來了，天天晚上大會批鬥，挫傷了不少人的積極性，導致科學技術工作幾乎陷入停頓，幸虧黨中央和毛澤東發現了這個問題，很快加以糾正，才使科技滑坡的情況得到扭轉。前車之覆，後車之誡。回顧延安時期的歷史教訓，可以使我們更加清醒明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更好地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更好地重視和愛護知識分子，才能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征途中，少走或不走彎路。

科學技術教育

193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為了“促使邊區工業生產的進步和保證國防經濟建設的成功”，決定在延安創辦一所自然科學研究院。1940年8月，延安自然科學院（由原自然科學研究院改名）正式成立，內設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地質礦冶系，院址選在延安城南杜甫川的山坡上。這是我們黨創辦的第一所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理工科大學。自然科學院的教育方針是“以培養抗戰建國的技術幹部和專門的技術人才為目的。”[（3）]為此，自然科學院嚴格教學管理，緊緊抓住兩個環節：一是以專業基礎課為主，紮實學好普通物理、普通化學、高等數學、工程製圖和外國語。各類課程的比例為：專業課占50%，文化課占30%，政治課占20%。二是不斷改進教學方法，採取啟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發揮學生在學習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強調實踐性，作廣泛的社會調查，和邊區的建設相結合。

自然科學院以院辦的機械、化學等實習工廠為院內的實習基地，還同光華農場和邊區的主要廠礦建立聯繫，作為院外的實習基地。這樣既提高了教學質量，鍛鍊了學生實際本領，也直接服務於邊區的工業、農業和衛生等方面的建設，解決他們的實際需要。例如，自然科學院成立後，正是抗戰進入最艱苦的年代，前方急需裝運各種針藥的玻璃器具，該院就接受了這個任務，在一無設備，二無資料的情況下，他們一邊刻苦自學，一邊求教於各種專業工作者，因陋就簡白手起家，用白土代替氧化鋁，用土鹼代替工業鹼，群策群力攻克了高溫均勻鍋爐和連續煅燒、半自動控溫的技術難關，終於把玻璃試製成功，並創建了年產針管14萬支、痘苗等4萬多支及部分化學器皿的玻璃廠。再如1942年秋，地礦系師生承擔了邊區政府建設廳的勘察延安東四十里舖煤礦藏量的任務，師生們運用所學的專業知識，自製測量工具，查明了該礦的地質情況，取得了各種需要的數據，為開發該礦提供了科學依據。……自然科學院從1940年8月開學到1945年11月遷出邊區，在這5年多的時間裡，努力探索了辦新民主主義理工科大學的路子，不僅為我們黨培養了數百名德才兼備的科學技術幹部，而且創造和總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新鮮經驗。

1940年9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成立了中國醫科大學，校址在延安東川的柳樹店。醫科大學分設高級軍醫班，普通軍醫班、調劑班和特別班。其教學宗旨是：培養政治堅定、技術優良、作風艱苦的現代革命醫務技術人才。為此，醫大認真地抓了政治教育、專業教育和臨床學習三個環節。在政治教育方面，培養學員逐步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和革命人生觀，繼承和發揚紅軍醫務工作者的救死扶傷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成為全心全意為傷病員服務的革命醫務工作者。在專業教育方面，開設物理、化學、生理、解剖、內科、外科、小兒科、五官科、藥物、調劑、護理、婦產等課程，反覆強調學員要努力學好這些專業課。在臨床實習方面，從當時的實際需要出發，要求學員在課程實習的基礎上，儘量多參加護理實習，提高護理技術；更要多從事內外科臨床實習，多接觸病員，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實踐，以期培養成醫術優良的醫務人才。

中國醫科大學在1940年9月至1945年11月的五年間，共舉辦了十三期，除培養了數千名醫術精湛的醫務幹部外，還經常協助邊區政府和駐軍解決一些地方上和部隊上的衛生工作問題。例如協助邊區政府辦好邊區醫務學校，培養了許多為邊區農民服務的醫生；根據邊區軍民預防天花的需要，用過期的牛痘苗作菌種，試製了三四十萬份牛痘疫苗，供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各部隊使用；1943年為配合大生產運動，醫大師生曾多次到駐邊區各部隊調查並協助改進衛生工作，組織醫療隊協助地方政府解決克山病、柳拐病等流行病的防治問題；1944年為配合邊區文教大會提出的動員民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鬥爭，醫大作了很多衛生宣傳工作，為提高邊區軍民的衛生知識作出了貢獻。

除自然科學院和中國醫科大學外，邊區還有農業學校、工業學校、職業學校、摩托學校、白求恩護士學校等科技學校。這些學校根據自己的性質和特點，也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科技教育活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科學技術研究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邊區的自然科學研究工作蓬勃開展。1940年2月5日，在毛澤東、陳雲、吳玉章等同志的發起和資助下，成立了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會員有320多人，其中有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哲學、自然辯證法工作者。此後，邊區又先後成立了土木工程、農業、生物、醫藥、衛生、地質礦冶、機電、化學、數理、航空等學會，成為自然科學研究會的分會。還有國醫學會、中西醫研究會、國防科學社、煤業學會、氣象協會等科學團體。這些科研學術團體，充分發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的強大威力，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指導，根據邊區科學技術和工農業生產以及提高人民科學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有步驟地開展了各種學術研究活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1941年8月，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自然科學院召開為期三天的第一屆年會暨學術討論會，到會的學者和技術人員達300多人。朱德親臨大會並作了《科學與抗戰結合起來》的報告，張聞天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徐特立作《科學教育》、陳明升作《敵後科學動態》、陳康白作《自然科學與人生的關係》、《中國歷代科學發明》、李富春作《財政經濟政策》、孫霽東作《邊區工業概況》、傅連zhāng@①作《蘇聯工業概況》、華壽俊作《纖維工業技術》、樂天宇作《邊區植物分布及特點》等學術報告，是邊區舉行的一次空前的自然科技學術討論盛會。

為了交流學術經驗，普及科學知識、探討邊區建設，自然科學研究會在《解放日報》上開闢了《科學園地》專欄。從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專欄共出刊26期，發表稿件190多篇，其中有關科學技術的論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學研究會還創辦有《衛生》、《自然界》、《急救常識》、《農業知識》、《藥用植物》、《知識問答》等副刊。根據戰備需要，自然科學研究會在邊區軍民中廣泛宣傳了防空、防毒、防災、防疫等科學常識。延安科技工作者編寫出版了大量的科學通俗讀物，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藥必攜》、《配偶禁忌》、《解剖學》、《耳鼻喉科學》、《王大娘養胖娃》等醫藥衛生讀物和宣傳材料就發行達78200多冊。這些對推動邊區的學術研究，發展邊區的經濟建設，提高邊區軍民的文化科學水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延安時期，科技工作者形成了學習和研究自然科學史的熱潮。1941年是牛頓誕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學研究會先後召開了紀念大會和舉行了紀念講座，大力宣傳牛頓和伽利略的創造精神和科學理論。科技工作者還對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學家，如居里夫人、羅蒙諾索夫等在自然科學上的重大貢獻，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討。對地球起源、人類起源、生命起源進行了學習和宣傳。這些活動的開展，不僅在邊區，在當時的全中國甚至國外都有很大反響。

科技工作者為了改變民眾中存在的落後思想，還開展了“科學大眾化運動”。毛澤東同志非常強調機關幹部要學習自然科學的基本常識，他在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講話時就指出：“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器。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裡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里得到自由”。他還說：“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強調學習科學知識的重要意義。為此，延安各機關組織了“自然科學普及小組”，建立了學習制度，規定機關工作人員每日二小時的學習時間。中央黨校、馬列學院、自然科學院、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的馬列主義哲學課中，專門開設和講授“自然科學概論”、“自然科學史”、“最新自然科學簡介”等課程。邊區從城鎮到鄉村，普遍建立了識字組、讀報組，結合識字學習科學常識。1941年11月21日，邊區可以看到日蝕現象，自然科學研究會利用這個機會，在文化俱樂部舉辦了“關於日蝕的科學知識”科普講座，發表了“日蝕在科學上的意義”的科普文章。當天，該會還在自然科學院組織了日蝕觀測，並及時在《解放日報》上作了詳細報導，用事實對民眾進行廣泛宣傳，破除了民眾當時流行的“天狗吃太陽”、“野太陽吃家太陽”等迷信傳說，對提高廣大民眾的科學意識很有幫助。

以科學技術促進經濟建設的發展

（1）農業。陝甘寧邊區處於分散的農村環境，農業是經濟的主體。但農業生產力低下，生產技術落後，基本上是靠天吃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農業科技工作者當時推行了一些可能辦到的農業技術。第一，興修水利。邊區多旱少雨，水利事業很不發達。他們根據河流和地勢，大力推廣興修小塊水利。據不完全統計，僅1942年和1943年，全邊區就修水地41000多畝。此外，各地還推廣修梯田、打壩堰、挖魚鱗坑、溜崖、拍畔等方法，防止水土流失，增加地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第二，增施肥料。廣泛宣傳“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把糞當寶，莊稼一定長得好”的科學道理，發動民眾普遍開展拾糞、墊圈、修廁所、漚肥等活動。第三，精耕細作。主要在地少人多的地區推行，改變廣種薄收的老習慣。此外，實行套種、間種，“穀子地裡帶綠豆，高粱地里種江豆，糜子地裡帶小豆”，採取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間種或輪種的方法，培養地力，減輕災害，大大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第四，推廣植棉技術。邊區屬大陸性氣候，無霜期僅120－150天。因此，棉花宜種在較暖的地方和陽坡上，並要及時合理管理，爭取棉花早熟。據1944年統計，全邊區共植棉29．5萬畝，收皮棉304．4萬斤，達到邊區需要量的2/3以上。第五，防治病蟲害。quán@②蟲、蚜蟲、路虎、排黃牛牛，分別是邊區主要農作物穀子，以及棉花、蔬菜和高粱的大敵。當時沒有農藥，發動農民在秋收後和開春前開展掏谷茬運動，消滅蟄伏的quán@②蟲蟲卵；用人捉手抹、菸草水塗洗、燈光誘捕等辦法，遏制各種蟲害。對穀子的長莠和麥子的黑丹、黃丹等病害，主要採取選擇抗病強的優良品種和換茬種植等辦法，收到較好效果。第六，建立光華農場。1940年成立後，積極引進繁殖和推廣優良品種，抗quán@②蟲性強的狼尾谷，兩年內推廣到邊區17個縣，面積10180畝，產量比當地穀子提高10%以上；子粒長、骨子細的金皇后玉米產量比當地品種高30%。特別是1941年邊區發生了牛瘟，光華農場研究成功並製造出免疫血清16萬毫升，疫苗10萬毫升，全部進行免費注射，為撲滅甘泉縣、富縣、延安縣、延安市、新寧縣及關中中心區等地的牛瘟，作出了巨大貢獻。

（2）工業。為了堅持抗戰，陝甘寧邊區必須儘可能地發展工業，科學技術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第一，紡織工業。1938年以前，邊區的布匹完全依賴從外邊輸入。自這年8月利用國際友人蘭道爾援助的9300多元法幣、創建了僅10個工人的難民紡織廠以後，邊區的紡織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到1943年已有20多家，職工有1300多人。難民紡織廠就是依靠科技不斷發展和擴大生產的典型。1940年該廠成立機械製造部，先後研製成功了立式水輪動力機、打毛除塵機、織毛毯機、打緯機等，對提高質量，增加產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生產蒸蒸日上。比如布匹，僅在延安一地，1938年產布140匹；1939年產布1426匹；1940年產布14470匹，毛毯420條；1941年產布18750匹，毛毯7661條；1942年產布22832匹，毛毯18800條；1943年產布30000匹以上，毛毯50000多條。第二，造紙印刷工業。當時邊區紙張供應十分緊張，為了供給印刷《解放日報》和出版書刊所需的大量紙張，1939年4月創建了振華造紙廠，開始只有20多人，收購麻繩頭、破布條等作原料。因為原料短缺，生產數量有限。1940年8月，該廠科技人員華壽俊等同志，用山溝里到處都有生長的馬蘭草作原料試驗造紙獲得成功，這在當時來說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原料有了來源，工廠生產迅速擴大，由原來年產紙張200－300令，猛增到5000－6000令。以後，技術人員楊鳳錦同志又研究用稻草和麥秸作原料造紙成功（當時延安無此先例），為造紙原料來源廣開了路子。1944年夏，原廠長王元一同志與老技師劉源合作，研製成功水力碾漿機，解決了造紙的動力問題，大大提高了紙的數量和質量，基本上滿足了邊區對紙張的需求。中央印刷廠的技術人員修舊利廢，自己設計製造小型印刷機，小型排字機、鉛字和整套的印刷工具。工人們認真學習和提高技術，熟練排字工人一月內能排到120－130萬字，印刷了大量報刊雜誌和有關抗戰及馬列主義書籍。第三，石油化學工業。為了開發利用陝北石油資源，科技人員經過調查研究，初步掌握了石油分布、采歷、油質與歷年產量、地質與地層，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科學推論。[（4）]1940年在延川縣開設了永坪石油廠，利用簡陋的設備，進行石油分餾，提煉出汽油、甲油和白臘油；在延長石油廠可提煉柴油、機器油、製造洋臘，解決了當時邊區的機械動力和部分照明用油。在化學工業部門中，科技工作者試製成功了許多新產品，如日用品“新華牌”肥皂、化學墨水等；醫藥用的小蘇打、酒精、五倍子酸；工業用的黃磷、硫酸、硝酸、鹽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在延安還分餾成功煤焦油，是邊區化學工業上的一大成就。第四，軍事工業。早在1936年我們黨就成立了兵工廠，主要是修理軍械。1938年初，沈鴻同志帶了10部機器和7名技術工人，從上海來到延安，使兵工廠由單純的修理走向研究製造。1939年4月，該廠技術人員自己設計製造新式步槍一舉獲得成功，正式投入生產；並從這年起由子彈復裝轉為自己製造，1941年每月產量達13．5萬發。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軍用品也逐步升級，除了修造槍械外，還生產擲彈筒和迫擊炮，1944年每月可生產五、六十門。同時，科技人員還研製了一種曲射、平射兩用迫擊炮，改革了炮的結構，增加了拉發裝置，經過試驗，命中率高，摧毀力強，是當時延安軍事工業上的一項重大創造。

（3）醫療衛生事業。陝甘寧邊區地處偏僻，文化落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愚昧迷信、缺醫少藥、不講衛生的狀況十分嚴重。為了改變這種情形和陋習，醫藥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辛勞。第一，研製新藥。他們利用簡陋的條件，從邊區盛產的中草藥中提煉有效成份，製成各種丸、片、粉、酊等藥品，到1941年，已制出新藥千餘種。特別是粗製青黴素的試製成功，是當時非常貴重的藥品。第二，巡回醫療。為了解決廣大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他們經常組織醫療隊、防疫隊，自帶藥品下鄉為民眾治病。1945年春，邊區部分地方疫病流行，許多醫務工作者報名參加巡回醫療隊，僅到延屬各縣的就有72人，總計治療4627人，還普遍為民眾種牛痘和注射了疫苗，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深受民眾的歡迎。第三，宣傳衛生常識。邊區由於長期缺醫少藥，巫神比比皆是，民眾有病找巫神，浪費錢財還要送命。為此，醫務人員在全邊區開展經常性的衛生宣傳活動，開展深入的反巫神鬥爭，湧現出許多先進人物，發揮了很好的社會效應。第四，加強疾病治療。延安中央醫院、邊區醫院、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等醫療單位，發揚“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據統計，從1939年到1945年，僅中央醫院就收治傷病員12677人，為救治幹部和民眾健康作出了顯著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