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培棠（1864—1942）字甘園，自號輞口樵者，室稱晚照樓，故又號晚照樓主。陝西南田人，僑居上海。仿製古銅器，有獨到技能。收藏書、畫、碑帖頗多，書法篆、隸、真、草，隨意揮毫。指頭書、畫、山水花卉，饒有佳趣。抗戰時期逝世，年將八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閻培棠
- 出生日期：1864年
- 逝世日期：1942年
人物生平,創辦學堂,藝術成就,
人物生平
閻培棠生於耕讀世家。清光緒十四年（1888）考中秀才。
光緒十七年，入關中書院求學，曾考中副貢，任山西府經歷(布政司辦理文書之官)。他為人正直，潔身處世，看不慣官場黑暗，就棄官回陝，從事文化教育事業。
在1897年的維新浪潮中，閻培棠會商毛昌傑、王立齋、閻培芝諸人在西安創辦《廣通報》。報館設在得廬巷路東中段，閻培棠自任總編輯兼社長，毛昌傑、肖開泰任主筆，並聘請陝籍御史宋伯魯及于右任為特邀記者，陝西藩台樊增祥為其題寫報頭。《廣通報》的發行大致是每月三期，每份100文銅錢，全年購買的話是360文錢。《廣通報》的內容，從其宗旨可知：擁護維新，廢除八股，興學治愚，教育救國，倡導商務，力學工藝，改良中華。《廣通報》是從教育的角度入手，宣傳新學西學，訴諸教育救國要求，內容多講教育革新時務，為維新變法造勢，稱它為維新教育報當不為過。如第一期即有閻培棠所寫《論格致之益》，後又有第四期《論格致之益續前稿》以及《以電代燭解》。《廣通報》的文字內容來源，囿於西北條件所致，首先是從所訂閱的沿海各地維新報刊，例如《萬國公報》、《時務報》、《申報》等報刊中進行精心摘錄，包括講西學、廢八股、辦新學、講求工藝等。其次是國內政策、上諭，以及國外的新聞，例如《論地球香業》《印度茶葉情形》等。最後一部分內容是閻培棠、宋伯魯等人自行采編的報導、評論、宣傳維新的詩歌之類。《廣通報》每半月出刊一期，每期20頁，均系木版印刷。由於該報能適應時代潮流，宣傳維新，反對封建，所以很受讀者歡迎， 不僅陝西各階層人士紛紛訂閱，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也有一定的銷售量。“ 戊戌維新” 失敗後， 宋伯魯被革職充軍，《廣通報》也被迫停刊。
《廣通報》的產生意義非凡，雖然它也存在許多缺點和不成熟之處，例如采編、撰寫隊伍人數少；原創性低，多為摘錄《時務報》等諸報再冠以《廣通報》之名再予以發售等，但是它的影響卻是極為深遠的。首先它是陝西近代第一份正式的報紙，開了私人辦報的先河，有利於民智的開發。其次是在傳播新學教育方面貢獻影響極大，其教育救國的宗旨，點明了其欲教化普通民眾與士子的目的，更大量傳播了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與時事，其言廢八股、宣傳教育改革，也應在陝西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最後，由於該報的影響，官府多次欲以“盛惑人心，圖謀造反”的罪名將其停辦，然其生命力與影響力卻已深深紮根於民眾之中，影響、教育了許多有識之士。正是這些人，推動了陝西的維新教育改良及革命事業。
創辦學堂
1903年閻培棠回陝後創辦了陝西一所私立學堂——紳立蒙養國小堂，校址在小車家巷。次年遷至西木頭市，後又遷至南院門，設立“文化教育用品商館”。光緒三十年改稱“甘園學堂”，是陝西第一所私立學堂。初辦規模很小，後增設高級班，發展到200多人。課程開設除《四書》《五經》外，有國文、算術、歷史、地理、唱歌、體操、物理、植物、人體解剖等，人稱之為“洋學堂”。學校重視用圖表、標本及現場參觀等方式進行直觀教學，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禁止學生吸菸飲酒，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學堂內設立女校，以他妻子楊雅閣名字命名，叫雅閣女校。楊雅閣主持女校，併兼教師，其餘教師由甘園學堂教師兼任。這是陝西第一所女子學校，起了開通風氣及提倡女權作用。他提倡新戲劇，1927年同藝術家李游鶴在自己家中創辦廣益娛樂社。不顧當時社會輿論壓力，自編自演，還同妻子、子女同台演出。這不僅是西安男女同台演出新戲的開創，而且對移風易俗起了推動作用。
藝術成就
光緒三十四年（1908），“甘園學堂”被迫關閉後，閻培棠開始從事古物收藏，經營仿製古董。他具有很高的鑑定金石字畫能力，是當時享有盛名的金石鑑賞家。他收藏了大量歷代古器、書畫、碑帖，其中《續蘭亭修禊圖》和漢與華宜瓦是稀世珍品。他仿製的古銅器造像及書畫，工藝精巧，近乎真品，難辨真偽。
閻培棠還是全國著名的書畫家，尤其擅長指書畫，即用指頭、指甲和手掌作書畫，自辟蹊徑，獨具風格，遐邇聞名。1924年7月，魯迅先生到西安講學，專程於19日下午，登門拜訪了閻甘園先生。當天，閻甘園先生以指為筆畫了一幅指畫，連同漢《朝侯小子碑》的精拓本一起送給魯迅先生。1927年，馮玉祥在西安時就曾向閻學習書畫。後馮去南京，邀閻同往。1931年至1934年間，閻在上海先後出版過兩輯《晚照樓書畫集》，舉辦過兩期晚照樓藝術講習班，講授書法、篆刻及《說文解字》，並著有《說文階梯》《晚照樓六書講義》等書。1931年，日本東京召開中日書畫聯展會，中國政府選派閻與張大千、王一亭、張善子等20名書畫界名流前往參加。他在日本期間，多次為日本觀眾作現場書畫表演，以指代筆，即興而作，觀者無不為之驚嘆，一時在日本廣為傳誦。
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由上海返回西安，繼續從事論文寫作與古籍研究，亦作書畫，終日不懈。
1942年8月13日因腦溢血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