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
間島問題》不是一般的史地研究著作,而是專門論證一地所屬的著作。既然“
間島”是個國際交涉的問題,而
日本人動輒引用所謂國際法進行“論證”,因此,
宋教仁便也從國際法出發來論證。
宋教仁受過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訓練,如此展開論證恰好能夠展示他的特長。而且以國際法出發來論證,既可以有針對性地駁斥
日本人製造的所謂“理由”,也使自己的論證有了比較符合邏輯和當時國際習慣的順序。就邊疆史地的研究思路和論證來說,這恐怕也是
宋教仁不同於前人的地方。
世界各國領土與邊界的劃分,情形雖然十分複雜,但還是有一定的規律,也有一些公認的準則,這就是所謂關於
國家版圖或領土的國際法。
宋教仁指出,
國家版圖之取得,有兩種方式,一為本來取得(acquisition originally,英文為宋教仁自注,下同),一為傳來取得(acquisition derivative)。本來取得,有增殖、時效、先占三者;傳來取得,有交換、贈與、割讓、買賣、合併五者。邊界的劃分,也有天然的境界(如山川、湖海、沙漠、荒原),人為的境界(即條約)。因此,則有三個要素必須考察,即領土主權誰先取得,自然地勢何者便利,境界條約如何訂立。
這三個要素確定,而一地的主權歸屬就確立了。論文即圍繞這三者展開論述。
首先是關於“
間島”領土主權的歷史。
宋教仁通過大量歷史文獻,尤其是
朝鮮方面的文獻,證實“‘
間島’之領土主權,自唐中葉迄於明末,即屬通古斯人之傳來取得者,不特與朝鮮國家絕無關係,即與朝鮮人民亦無絲毫之關係也。”
相鄰兩國邊界的劃分,條約的訂立非常重要,但大都依據大山、大河、沙漠等自然的屏障。因為這是兩國居民的繁衍遷徙及政府控制逐步延伸自然造成的。
宋教仁接著論述“
間島”自然地勢,
長白山、
鴨綠江、
圖們江為中朝兩國邊界天然的境界,有關邊界的約章也是由此劃分的。
日本人強詞奪理,有指海
蘭河為
圖們江的,有指
松花江發源的一源為圖們江的,不一而足,皆為
宋教仁駁斥。
圖們江發源於
長白山天池,即為圖們
江源,這正是
日本一些遵守科學規範的
探險家、測繪家考察後得出的結論。
宋教仁正好據以立論,並輔以
韓國、中國的文獻。
關於“
間島”境界之條約,
宋教仁指出,東方各國國際法不發達,缺少完備形式的境界條約,但是,國與國之間劃界之事是常有的,這種劃界,具備國際條約的實質。中韓明確劃界之事,在康熙五十一年(朝鮮肅宗三十八年)。
宋教仁特地選了兩種
朝鮮方面的記載來說明此事,一為《通文館志》,一為《東國文獻備考》。
朝鮮文獻明確記載,當時兩國官員到達
長白山,刻立石碑,上有“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等字樣。雙方除官員共同勘界外,還有文書往返。這實質是一種邊界條約。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
宋教仁指出,“然則
間島當為中國領土,其條件已完全具備矣”。
日韓資料
充足、完備的資料是進行歷史學或史地研究的前提,其實又不僅歷史學,所有科學研究都是如此。如果資料不足,或遺漏重要資料,則不僅不能服人,自己的結論也很可能站不住腳。
延邊地區南部,原來文化不發達,比較
中原地區,文獻記載要少得多。但
宋教仁還是蒐集了非常多的資料,甚至令人驚嘆。據筆者粗略統計,
宋教仁注出的資料即達92種。筆者不敢說
宋教仁窮盡了關於“
間島”的資料,但6萬字的論文,能引證這么多的資料,實在可以當得上“資料豐富”四個字。
與一般考證須儘可能窮盡資料又不同的是,《
間島問題》中大量套用了
日本、
韓國方面的資料,這是《間島問題》的一個基本特色。據筆者初步統計,
宋教仁提到或注出的
日本資料達24種,
韓國資料19種。這又與以往邊疆史地學者的研究論證撰著有很大不同。客觀上,當時
日本的公共圖書館已經相當發達,閱覽比較方便,這是
宋教仁能夠運用這么多日、韓資料的條件。
日、韓資料的運用,一方面豐富了可資使用的資料,而更重要的在於收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有的資料證據作用十分明顯。如宋教仁在日本
東京帝國圖書館找到的
朝鮮古山子《
大東輿地圖》,其中清楚地繪有
長白山、
天池(闥門潭),以及
鴨綠江和豆滿江(
圖們江)的源頭。該圖還標有中韓界標。此圖足以證實
圖們江以北的“
間島”地區為中國領土。此外,上節所說的從國際法的論證,多用日、韓方面的資料,尤其境界條約方面,完全用的韓方資料。這比利用中方資料更能說明問題。
語音學
中國傳統也有所謂音韻學,但研究發音及標註方法,基本上限於漢語及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語音。因此在研究邊疆史地時,很少能套用語音學。
宋教仁通日語,學過英語,在他的日記里,有了解和研究語音學的記錄,在研究“
間島”問題時,他套用了語音學的方法。
日本人
強辯說豆滿、圖們(土門)是兩條河,豆滿(即
圖們江)是
朝鮮境內的河;土門是界河,在
松花江源頭。
宋教仁討論所謂“豆滿”江的源流時,他利用滿語(包括女真語)、漢語、
韓國語進行對比,又用英語、日語及國際音標的發音做比照,最後指出豆滿、圖們、徒門、土門、圖門,實際都是來源於女真語,即
圖們江,也即中朝界河。“豆滿”完全不是什麼另外一條河,譯成“豆滿”是因為
韓國語中缺少某些發音元素所致。圖們、圖門是正譯,其他是不準確的譯法。
現代科學
古人由於時代的關係和研究手段的原始,即便親臨其地,也未必能準確記載。如《
大明一統志》記述:“
長白山高二百里。”《
大清一統志》竟也沿襲其說,
宋教仁指出其謬誤:“考天下之山,未有高至二百里者,明志所云,殆出於傳聞。”此不過是根據當時的科學知識對傳統籠而統之的說法的糾正,屬於比較簡單的。
學術理念
宋教仁在第五章《
間島地誌》中,對該地區的沿革、面積人口、地勢山川、地質、氣候、政治、軍備、交通、產業、語言、宗教、民俗、村鎮等,一一做了介紹。其中地質、氣候等部分,吸收了現代科學方法。
缺陷
筆者對邊疆史地研究是外行。但就一般史學研究規律來說,我以為有三個要素不可缺少:即文獻、實地考察、考古資料。
宋教仁的時代,中國的考古還沒有發展起來,世界上的考古專業與20世紀以後的發展也根本不能相比。那么,文獻與實地考察,就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此外,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的套用,都可以作為邊疆史地研究的輔助,
宋教仁也在嘗試套用語言學等方法。
因此,我以為
宋教仁的主要缺陷是實地考察不足。有回憶說,宋教仁到過
延吉,甚至見過任吉林邊務幫辦的
吳祿貞,但都語焉不詳。
宋教仁在
延吉停留的時間到底有多久,目前還不清楚。但是以
宋教仁的革命黨重要人物身份,以及經費的限制,要做細緻的考察是做不到的。這導致
宋教仁對一些地理的描述,只能依賴文獻資料,甚至是
日本人到該地“考察”寫下的記述,雖然他常常向來自所要研究的地方的人去了解,但這比親自考察到底還是不同。比如
圖們江的初源問題,《
延吉邊務報告》的描述就更細緻、準確。這是因為
吳祿貞帶隨從人員在“
間島”做過細緻的考察,並有測繪人員一起考察。
第二個缺陷是沒有辦法利用檔案資料。清朝建立全國統治後,
延吉一帶雖然僻遠,但該地是清朝發祥地,又是人參等特殊物品的出產地,相信檔案中會有一定的記錄。但這也是
宋教仁所無法做到的。
反響評價
宋教仁去世後
徐血兒所作《宋漁父先生傳略》說,宋“精輿地學,曾著《
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得以不敗。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為動”。騷心(
于右任)說:“當
間島問題發生後,交涉者一無把握。宋先生自
日本走
高麗,搜求高麗之古蹟遺史,抵遼瀋,又得中國及
日本之史跡足以為此案之佐證者。復親歷
間島,考求其地望事實,歸而著《間島問題》。書成,日本
東京之有名學者,均欲求先生以此書著作權歸諸日本。先生不允。時袁督北洋,得此書,電召先生歸國。先生……以書付袁,而卒未歸。後
間島交涉,因獲此書為輔佐,得未失敗。袁甚德之,電駐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駐日使固強之,先生隨散之留東之睏乏者,且謂:‘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上述兩人都是
宋教仁的同志、好友,其文字又是宋教仁剛被刺去世時,可能有誇大的成分,那么
鄭孝胥的日記應是當時比較客觀的評價。
為了擴大《
間島問題》的影響,
宋教仁將書寫成後,就謀求公開印行。同時,他輾轉託
孟森請
鄭孝胥為之題寫書名,因此,鄭孝胥在印行之前看到了《
間島問題》。鄭在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908年8月4日)的日記中記:“孟蓴孫(
孟森)來談,言有宋鏈著《
間島問題》一書,求余署其端。”幾天后,
鄭孝胥看到了書稿,得出這樣的評價:“孟蓴孫送來《
間島問題》稿本,其書頗有意理秩序。”
鄭孝胥為當時名士,任
預備立憲公會會長,他的評價,可以代表當時名流的看法。
清政府官方的反應也可作為參考。
宋教仁將文稿寫好後,便托人轉交清政府駐日公使
李家駒,李家駒見書即送兩份回國內,一給吉林邊務督辦
陳昭常,一給外務部。陳立即兩次致電東三省總督
徐世昌,希望調
宋教仁到吉林襄助邊務。其中說“是書詳於
知彼,頗足補邊務報告所不及”。外務部也希望
宋教仁回國參加交涉工作,但最後都沒有實現。
《
間島問題》自面世後多次印行,也可見其反響。主要版本有兩個:一為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印本,
鄭孝胥為之題寫了書名,
國家圖書館藏有此版本;一為《地學雜誌》第46—73號所連載。由於1908年中國圖書公司版本錯誤較多,而原稿已不知下落,因此,後來印行都是用的《地學雜誌》的版本。
陳旭麓先生主編《
宋教仁集》,
李澍田先生主編《長白叢書》初集所收錄的《
間島問題》,用的都是《地學雜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