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賬戶開放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早在十年前中國就已經實現了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十年來，中國在貿易自由化方面的努力，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促進並加快了中國實體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對外貿易愈益自由和資本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對中國資本管制體系產生了巨大衝擊和進一步開放的客觀要求，有必要對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意義作一初步的探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開放資本賬戶
- 地址：中國
- 種類：書本
- 又稱：資本項目
基本信息,背景,增長關係,風險,意義,趨勢,
基本信息
概念回顧 “資本賬戶”,歷史上又稱為“資本項目”,專指對資產所有權在國際流動進行記錄的國際收支賬戶,是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出版的《國際收支手冊》中首先採用了“資本賬戶”的概念,最新版《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1993) 又將其細分為“資本賬戶”和“金融賬戶”。其中“, 資本賬戶”包含資本轉移和非生產、非金融資產的收買和放棄; “金融賬戶”則記錄了引起該經濟體對外資產和負債所有權變更的所有權交易。根據投資類型或功能的不同,金融賬戶可以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三類。
概念回顧
對於資本賬戶開放,國內學者主要從以下兩個層面進行認識:多數學者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是指資金的跨境自由轉移,即取消對跨境交易和資金轉移的管制;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賬戶開放不僅包括資金的跨境自由轉移,還包括取消與資本交易相關的外匯管制,即本外幣之間的自由兌換。
從資金的跨境自由流動角度,姜波克將資本賬戶的可兌換定義為“解除對資本賬戶中的經濟行為施加的交易限制,基本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 計國忠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指的是避免對跨國界的資本交易及與之相關的支付和轉移的限制,避免實施歧視性的貨幣安排,避免對跨國資本交易徵稅和補貼”; 王文平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是指一國允許其資本賬戶中各種資本可以自由流動”; 溫建東對資本賬戶可兌換涉及的概念及其相關關係進行分析,認為“資本賬戶可兌換是指對跨貨幣區邊境的經常性交易收入、資本性交易及其相關的支付、轉移、收入以及與上述有關的兌換避免限制,取消歧視性稅收和補貼以及單獨匯率”。
從另一個層面進行理解,姜波克、朱雲高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的概念“側重於對資本交易施加的貨幣兌換管制的放鬆”,資本賬戶開放是由“資本賬戶和內外均衡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從“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角度“才能正確把握資本賬戶開放的本質和內涵”。羌建新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既包括取消對跨境資本交易本身的管制,也包括取消與資本交易相關的外匯(包括資金跨境轉移及本外幣兌換) 管制。曾詩鴻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是“對資本賬戶交易資金的轉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 不僅可以在境內自由流動,而且可在境內和境外之間自由流動”,其中還專門提及了資本賬戶開放的內容中包括“避免對到國外投資的人民幣購匯流出或相應的外匯流入結轉人民幣進行審批或限制”。
從主體、客體及工具的角度對重新理解
(1) 從主體角度對資本賬戶開放進行理解。根據各國資本賬戶開放的理論和實踐可知,資本賬戶開放的主體為一國當局。各國當局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本國金融和經濟體系的承受能力以及資本賬戶開放的可持續性等,確定資本賬戶開放的具體實施方案,而不受任何國家政體、國際組織或者其他官方組織機構等的強制性要求或者強制性承諾要求。當國家安全或者金融、經濟安全受到威脅或可能受到威脅的時候,當局可以對資本賬戶下的某些具體項目重新啟動管制,或者強行停止,甚至嚴令禁止。事實上,即便開放程度較高的美國在直接投資方面,也強調“如果外國資本獲取控股權會威脅到國家安全,則將被暫停或禁止”。
(2) 從客體角度對資本賬戶開放進行理解。資本賬戶開放的客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賬戶項目下進行跨境資本交易的經濟行為及行為人, 在我國主要由國家巨觀調控部門(如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等) 和行業主管部門(如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 以及外匯管理部門(外匯管理局) 負責管理;二是涉及貨幣自由兌換的經濟行為及行為人,在我國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管理。由上分析可知,一國匯率制度安排本身也屬於資本賬戶開放的客體範疇之內。
(3) 從工具角度對資本賬戶開放進行理解。資本賬戶開放的工具,為一國當局所頒布的對上述客體即“涉及跨境資本交易和涉及貨幣自由兌換的經濟行為及行為人”以及對交易程式或發生經濟行為的具體程式等做出規範和管理的法律、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法律檔案,包括相關行政管理辦法、通知、暫行條例等。另外,對於涉及跨境資金流動的具體經濟活動,如果幹擾到或者可能幹擾到一國國家安全或金融、經濟安全的,如某些對能源、資源等被懷疑涉及國家安全的收購案,國家可以通過相應干預以達到阻礙或者防止其實現的目的,這也是符合本國資本賬戶開放審慎性原則的。諸如此類的干預也是資本賬戶開放的客體範疇。但隨著金融一體化的加深,包括加入WTO、IMF等國際經濟組織後的規範化要求,使得法律、法規逐漸成為資本賬戶開放的主要工具,行政管理指令以及行政干預的運用逐漸被規範化的法律條文所取代。
結合以上對資本賬戶開放主體、客體及工具的分析,我們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國通過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法律檔案的方式,對“跨境資本交易的經濟行為及行為人”和“涉及貨幣自由兌換的經濟行為及行為人”逐步放鬆或取消管制的有效管理方案的總和。
從靜態角度來講,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國在某一時點,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法律、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法律檔案的有效管理,所實現的“資本跨境自由流動”和“貨幣自由兌換”的具體狀態。因此從靜態角度理解,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事實上,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下既不存在完全的資本賬戶開放,也不存在完全的資本賬戶管制。
從動態角度來講,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國當局根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修訂金融法律、清理行政法規、規範金融規章等方式,逐步放鬆對“資本跨境自由流動”和“貨幣自由兌換”等進行的約束和管制。
背景
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易可以分為三類：(1)本國商品、服務與外國商品、服務之間的交易，這是時點內國際貿易；(2)一國商品、服務與另一國資產之間的交易，這是時點間或跨時國際貿易；(3)國與國之間發生的資產與資產的交易。對於這三類國際交易發生的原因和所帶來的利益，經濟學理論都有比較明確的結論。通過第一類國際交易，可以發揮靜態比較優勢，獲得經濟利益，這是中國目前正在享受的利益。通過第二類國際交易，可以發揮跨時比較優勢，同樣獲得經濟利益，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由於人均資本存量低，資本回報率高，按照跨時比較優勢原理，應該進口現在品、出口未來品，表現為現在經常賬戶逆差和將來經常賬戶順差。可以說，目前印度正在享受這種經濟利益，而中國則沒有。印度經常賬戶一直存在幾十億美元規模的逆差，並通過開放股票市場，向外國投資者出售股權資產(而不是借債)來為其融資。關於第三類國際交易，國內主流看法是，基於“實需的”(比如為貿易融資的)資產交易是好的，而純粹的資產與資產的交易屬於虛擬經濟，沒有實質經濟利益，所以需要對其加以管制。實際上，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甚至是錯誤的，第三類國際交易對於中國越來越重要。純粹資產與資產之間國際交易的經濟利益何在呢？在於分散和規避風險。比如中國現在的保險公司、社保基金的資金規模非常大，如果只能投資在國內證券市場或存在銀行裡面，不能在全球範圍內充分地分散化，就會承受巨大的風險和無法獲得更好的回報。國內其他私人機構和個人也同樣存在著在全球範圍內分散風險和在一定風險下追求更合理回報的需求。為了充分獲取第二和第三類國際交易帶來的經濟利益，中國的資本賬戶需要進一步地開放。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全球化取得長足進展，國際資產交易的規模遠遠超過國際貿易規模。目前，每天全球外匯交易量超過萬億美元，而國際貿易一年的交易總量也就是3萬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國際貨幣交易量是國際貿易的100多倍。此外，國際貨幣交易的增長速度也非常快。全球平均每天的外匯交易量2004年為1.9萬億美元，與2001年相比增長了57%；全球平均每天的外匯衍生產品交易量2004年為1.2萬億美元，與2001年相比增長了112%，這些外匯交易的絕大部分都是由國際資產交易的客觀需要派生出來的，而不是基於所謂“實需”的。美國2005年貿易逆差為7779億美元，其資本賬戶是否都是針對“實需”(即為貿易融資)的呢？實際不是這樣，外國居民對美國淨資產增加9416億美元 (而不是7779億美元)，同時美國居民對外淨資產增加1552億美元，美國同時增加了對外資產以及負債。由於規避風險和尋求高回報需要的國際資產交易規模遠遠大於世界貿易規模，國際資產交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大。以前說國際貿易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現在應該說國際金融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了，這是在看待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背景。
增長關係
近年來隨著對資本賬戶與經濟成長二者關係研究的深入，理論界已不滿足於僅從總體上對所有國家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因此許多學者從具體國家個案出發研究二者的相互關係。
Luis A.Kasekende對烏干達資本賬戶開放的研究表明，國內儲蓄不足、資金短缺的開發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主要收益在於：能夠通過開放資本賬戶來引進國外私人資本以提高投資率，能平滑消費、分散風險(尤其對烏干達這樣外匯收入明顯隨季節變動的國家更是如此)。事實證明烏干達在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並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大量短期資金流人的狀況。因此總的說來烏干達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對經濟成長有推動作用。
Jang C.Jin檢驗了朝鮮1953—1999年開放與經濟成長二者的相關性，檢驗結果表明二者呈顯著的正相關，但近幾年來這種關係日趨弱化，可能是近幾年進口不再像以前直接依賴出口增長的緣故。
James Crotty和Kang—Kook Lee認為韓國在1997年之前和之後所採取的自由化政策對經濟都造成了損害，他們對韓國用新自由經濟模式代替原有的政府導向、銀行為基礎的經濟模式的做法能否給韓國帶來福利提出質疑。
Basudeb Guha—Khasnobis和Saumitra N.Bhaduri研究印度在金融自由化條件下金融機構資源配置功能的效果。結果表明，在金融自由化的最初幾年間向更有效的部門流動的資本並沒有增加，因此整個經濟的投資分配效率並沒有提高；而且在1991年宣布金融自由化之後的幾年間，中小儲蓄者的資金使印度股票市場的可用資金劇增，但由於印度的公司對資金的運用缺乏遠見導致劇增的資金並沒有帶來相應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投入資金的分配效率並沒有提高，而只是壞的投資的開始。因此金融自由化對印度經濟的增長並沒有推動作用。
Firatdemir研究了土耳其“失去的十年”間的經濟表現，分析了公共部門及國內銀行在金融危機復甦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外債與資本外逃之間的關係後，得出外債和資本外逃存在雙向的關係。這也正是引起土耳其經濟危機的關鍵。即由於金融自由化導致的外債過快增長加上資本外逃的催化作用使土耳其經濟在“失去的十年”間出現停滯甚至是倒退。
三、資本賬戶子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三、資本賬戶子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一)直接投資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儘管國內外經濟界對外國直接投資(FDl)與經濟成長兩者的關係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結論，但隨著近幾年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支持FDI有利於經濟成長的學者越來越多。他們強調FDI可促進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和生產率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
1.有益說
在實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了許多FDI有利於經濟成長的證據。如對於經濟已開發國家而言，經濟已開發國家國內企業的生產率與外國公司的進入有關；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外資企業越多東道國的生產率越高，如FDI在墨西哥(Kokko and Zejan，1994；Blomstrom， 1996)、烏拉圭(Blomstrom，1996；Kokko and Zeijan 1994)、印度尼西亞都有利於經濟成長。DeMello(1996)選取了拉丁美洲國家的樣本並證明FDI與經濟成長正相關。Kevin Honglin Zhang使用中國1984—1998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FDI有助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增加收入。這種正向的影響似乎隨時間而增強，而且對沿海地區的影響比內陸地區的影響大。 Jean—Claude Berthelemy和Sylvie Demurger的模型則強調了外國技術轉移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並說明經濟成長反過來會影響外資的流入。他們用1985— 1996年中國24個省的數據實證證明FDI對推動中國各省經濟成長的重要作用，並且說明FDI對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作用。Dees(1998)也發現FDI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有很強的解釋力。
2.不利說
Ana Balcao Reis認為雖然FDI看起來可推動經濟成長，但由於資本收益轉移到國外，FDI可能降低社會總體福利，因此從長期來看FDI不利於經濟的增長。Anthony Bende—Nabende研究了1970—1996年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結果表明FDI刺激經濟成長，特別是通過人力資源、做中學的效應對經濟發生影響，但FDI流入對最不發達的國家有負面影響。Usha Nair—Reichert對24個開發中國家研究後認為投資 (包括國外國內投資)與經濟成長之間僅存在偶然的聯繫。國內投資似乎與經濟成長有較強的暫時的相關性，但不是未來經濟成長的決定因素。Rodrik (1999)也對FDI能夠刺激當地企業發展進而推動東道國經濟成長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國內出口企業生產效率高並不一定是外資企業推動的，在出口部門的國內企業生產率比在其他部門的國內企業高是因為他們要面對國際競爭。Aitken和Harrison(1991)對委內瑞拉的研究卻沒有發現FDI與經濟成長有顯著相關性。Harrison(1996)研究發現摩洛哥和委內瑞拉的合資企業的生產率水平要比國內企業高，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有推動作用。但他指出在短期內FDI可能通過強占國內市場份額、降低國內企業的資本利用率對國內企業有負面影響，而在長期內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還是有推動作用。
其他反對FDI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率的學者還有 Kmgman(1998)及Razin，Sadka和Yuen(1999)。Krugman (1998)堅持認為，在經營國內公司方面國內投資者比外國投資者更有效(否則外資就是東道國的第一個投資者而不是國內投資者)。而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國內投資者的流動性可能變弱(而外資卻不會)，對外國企業來說接管或收購一個中流的項目變得有利可圖。但國內資產通過這種方式向外資轉移比轉移給國內企業更低效，因為這種轉移僅僅是外資的現金流充足，並不是由於外資技術和管理先進才進行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Krugman推翻了外資是因為具備了特殊的優勢或能更高效地經營國內企業的能力才接管收購國內企業的觀點。Razin，Sadka和Yuen(1999)則認為，上述現象是信息不對稱的表現，FDI的投資者可以獲取關鍵相關企業的內部信息，比國內投資者更具有信息優勢。因此，在國內股票市場上交易跨國股票時FDI的投資者就比國內投資者處於更加優勢的地位。但也正是由於外國投資者比國內投資者掌握更多信息，在對未來國內股票市場交易機會進行預測時，外國投資者往往比較過激，進而導致他們投資過度、低效。
3.有益說的發展
正因為不同學者對FDI對經濟成長的推動作用的觀點不一致，所以有學者對有益說進一步完善，提出了FDI促進經濟成長的前提。
(1)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推動作用的大小依賴於國內外企業的技術差距的大小。也就是說，FDI的推動作用大小有賴於國內企業吸收外來技術的能力。如Imbriani和Reganati的研究表明，外資對義大利技術差異小的企業效率提高作用大於那些技術差異大的企業。Blomstrom(1986)對墨西哥的研究也表明，外資對部門內生產率差異大的企業推動作用小，而對部門內技術簡單的企業推動作用大。Kokko等 (1994)在對墨西哥和烏拉圭的研究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Borenzstein，DeGregorio和Lee研究發現，DI通過兩個渠道推動東道國經濟的發展：一是通過吸引更高水平的國內投資來擴大總投資規模；二是通過先進技術與東道國人力資本的融合推動國內投資和產出增長。FDI是國際間技術轉移的主要渠道，並有利於經濟成長，而且這一效應會隨著東道國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2)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推動作用的大小依賴於東道國的投資環境。Moran(1998)認為，自由的投資環境有利於外資企業推動作用的發揮，這是因為自由的投資環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有活力的外資企業到本國來，而這些外資企業本身具有許多優勢，如規模大可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卓越的管理等。自由的投資環境還可鼓勵出口導向型企業，這些企業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銷售網路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公司可以提高母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並在全球範圍內獲取最大利潤，因此母公司願意為東道國子公司提供新技術、加快技術更新速度、加強對成本與質量的管理以及為公司管理和人力資源的發展提供相應的服務與支持。另外，Ernst(1998)發現 FDI在國內管制嚴格的條件下，在利用先進管理體系包括質量控制系統和適時存貨系統方面均存在時滯。Blomstrom(1995)發現，通常國內對FDI的管制都會對引進技術產生負面的影響。
(二)證券投資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1.有益說
堅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從不同路徑實證證明證券投資賬戶開放有利於推動經濟發展。如資本市場開放自由化可以降低資金成本進而增加額外投資。因此資本市場開放就意味著更加高效的市場進而推動金融、經濟的發展(Bekaert，Harvey and Lundblad， 2001)。資本市場自由化可以使東道國獲得最先進的金融技術，進而推進經濟成長；同樣更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體系也能推動經濟的增長(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Bencivenga，Starr and Smith，1996)。 Bekaert等(2001)還發現，在以5年為周期的期間內金融自由化能使人均GDP增長1%。為了證實該結論的準確性，Bekaert分別採用不同的自由化基準時間、不同的國家組合、不同的計算標準差的權數、不同的衡量經濟成長的基準時間做了檢驗。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檢驗沒有考慮巨觀經濟改革的影響，也沒有反映經濟周期的影響。kevine(2001)認為，放鬆證券市場的管制有助於提高證券市場的流動性，證券市場流動性提高可以提高生產率進而推動經濟成長。另外Levine(1996)詳細論證外資銀行進入可以給經濟成長帶來的益處：(1)降低外資銀行進入的門檻可以使一國金融部門與國際金融資本市場聯繫更加緊密；(2)放鬆對外資銀行進入的管制可以刺激競爭，提高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力，而且外資銀行進入可以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國內銀行的質量、定價能力和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務；(3)外資銀行進入可以推動國內金融政策的完善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一系列環境改善反過來又會推動國內金融發展。另一方面，Levine承認外資銀行進入也有許多負面的影響，如國際資本外流、外資控制國內金融市場而且外資僅追求利潤最大化卻不會考慮東道國的金融安全。
E.Han Kim和Vijay Singal通過檢驗新興市場國家自允許外資進入股票市場以來的經驗來研究資本流動有關收益和風險關係。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全球化會使股價顯著上漲，但卻沒有伴隨股票收益波動的增長；而且股票市場開放後通貨膨脹的波動顯著降低，匯率的波動也降低，這有利於該國巨觀經濟的穩定，也有利於經濟的增長。Yuan K.Chou和Martin S. Chin認為，金融自由化通過提高利率、金融新產品創新來影響金融中介的效率，通過資本集中的過程來推動經濟成長。Wi Saeng Kim.Esmeralda Lyn和Edward J.Zychowicz研究認為，股票市場自由化可能降低現有體系對公司治理機制不支持的無效率狀況。Peter Blair Henry認為，股票市場自由化可以促進私人投資的增長。
無論從哪個角度論證國內資本市場開放有利於經濟成長，學者們都認為它是系列金融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在資本市場之前首先要保證巨觀經濟穩定(包括財政和貨幣政策)、建立合理的市場價格體系，對公司顯性或隱性的稅收或補貼應該取消，並鼓勵國有企業私有化。資本市場開放應該與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同步，而且還應該與對外實物經濟的自由化(取消貿易壁壘及開放經常賬戶)同步或略晚於對外實物經濟的開放。最後，資本管制將隨著資本賬戶實行匯率浮動制而取消。
2.不確定說
與以上觀點不同的是，有的學者認為證券投資賬戶與經濟成長二者的關係不確定。其代表人物是 Joseph E.Stiglitz，他認為資本市場開放對產出增加、經濟成長既有促進作用也有阻礙作用。積極作用表現在：(1)資本市場開放可以使國民生產總值(GNP)最大化；(2)國際競爭可激發資金需求，進而建立一個極具吸引力的經濟環境；(3)資本市場開放後，政府或微觀經濟體均可通過投資或避險工具多樣化來穩定經濟；(4)一國的資本市場開放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也是擴大了融資的來源；(5)資本市場開放也可由商品服務市場開放類推。但資本市場開放也有消極作用：(1)金融資本部門與普通商品服務部門不同，不能將資本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簡單類比；(2)雖然資本流動不是引起經濟不穩定的原因，但它確實加速了經濟動盪，嚴重時甚至導致金融危機；(3)認為資本市場自由化可最大化GNP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核心的問題，即資本並不是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最終動力；(4)資本市場開放可擴大資金來源這一觀點也有問題。更多的短期資本流人能提供基礎投資嗎?對短期資本流人的限制會阻礙FDI或其他長期投資嗎?答案是不會。因此，積極與消極二者合力作用的最終結果具有不確定性。資本市場開放對一國經濟成長的影響最終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有賴於該國對資本賬戶的控制是否有效。Hiroyuki Kawakatsu和Matthew R.Morey研究了 9個新興市場國家，結果表明自由化並沒有提高新興市場的有效性。另外RobinHangLuo和ChunJiang分析了中國1993—2004年的數據，得出經常項目自由化、資本管制放鬆與中國股票市場的收益並沒有顯著的聯繫。因此，資本賬戶開放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
四、與經濟成長關係的國內研究現狀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因此資本賬戶開放問題也是國內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對於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問題，國內也存在不同的觀點。一方面，認為資本賬戶開放充滿風險(高海紅，1997；姜波克，1999；張禮卿，2004)；另一面，它又可能對一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胡祖六，2001)。對於資本賬戶要有序的開放才能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一觀點，國內學者基本已形成共識(管濤，2002；余永定，2003；潘英麗，2004；景學成，2004)。對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二者關係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前提及開放策略的研究多，而資本賬戶開放影響經濟的路徑的研究少。因此中國在通過資本賬戶開放促進經濟成長和國民福利改善方面，有關資本賬戶開放的收益、促進增長的條件、金融發展和制度改善等促進增長的路徑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與經濟成長關係的國內研究現狀
五、結論
五、結論
國際上對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問題的認識歷經“華盛頓共識”到“華盛頓分歧”再到“華盛頓新的共識”的反覆爭論，湧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通過對這些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許多有益的啟不。
1.國內外現有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賬戶開放對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影響研究方面。這是因為經濟已開發國家的資本賬戶相對於開發中國家已是開放和自由的，因此研究資本賬戶開放對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的作用更具有現實和實踐的意義。
2.研究顯示，在資本賬戶開放是否促進經濟成長方面明顯存在國別差異。有的學者認為二者正相關，有的學者認為二者負相關，還有的認為二者的關係不確定。對資本賬戶子賬戶(直接投資賬戶和證券投資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也並無一個一致的觀點。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現有研究採用的樣本國家、計量指標、研究所涵蓋的時期不同和實證檢驗方法不同等等，因而得出結論也不同。但筆者認為除了上述已認識到的多種不同原因造成各學者研究結果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個國家的經濟、文化、政治等發展水平不同，因此並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有關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成長關係的定論。
3.資本賬戶開放對經濟成長的促進作用應存在對完善的體系和制度的路徑依賴。因此，有必要找出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促進經濟成長的路徑，使中國經濟獲得全球化的福利收益；否則，在金融體系脆弱、缺乏相關制度保證下開放資本賬戶收穫的必然是痛苦。
4.對資本賬戶開放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研究方向的轉變。從經典的或內生增長理論強調各種要素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推動經濟成長轉向從金融發展及制度因素方面探求資本賬戶推動經濟成長的路徑。
因此，有必要對中國的具體國情及經濟狀況進行定量分析，並找出資本賬戶開放促進中國經濟成長的有效路徑，得出資本賬戶在中國這一特定經濟體內與中國經濟成長的特殊關係，以此作為指導制定中國在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的各項相關政策。
風險
就目前而言，中國還沒有條件實行資本賬戶開放，風險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首先，中國匯率制度可能導致銀行危機。儘管中國目前對外宣布的匯率制度是“市場供求關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IMF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匯率制度是釘住美元制，本質上說是一種固定匯率制。
中國目前在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前提下，一旦實現了資本賬戶的自由化，投資者就可以在本幣和外幣之間自由套利。其套利多少取決於國際利率與國內利率的差。當國際市場利率提高時，中國國內利率也得提高，否則就會減少資本流入，導致可供利用的資金減少；還可能導致資本外逃，因為流入他國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如果國內利率真的隨著國際市場利率提高而提高，則就有可能發生銀行危機。這是因為銀行的貸款利率多為固定利率，且平均而言，貸款的期限比存款期限長，會形成一個銀行資產負債的期限缺口。這樣，在短期利率突然上升的情況下，銀行對存款客戶所提供的利率必須馬上隨市場利率的升高向上調整，而向債務人收取的利率卻很難在短期內得到調整和同步上升，於是銀行的利潤就會減少甚至出現虧損，嚴重的情況下就會可能出現銀行體系的危機。
雖然可以改變中國的匯率制度來減小國際遊資和貨幣投機給中國帶來的衝擊，但也不能忽視中國銀行本身存在的內部管理問題，尤其是靈活管理銀行的資產和負債，使它們的期限缺口縮小，不至於利率突然上升時會導致整個體系的危機。
其次，中國還未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對銀行進行公司治理也還沒進入實質階段，政府與銀行的關係還很曖昧，這是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另一原因。
因為一旦開放資本賬戶，從國際經驗可得知，一般會有很多的短期資本流入，由此銀行就會有更多的可貸資金。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為了減少資金成本，有可能不通過詳細調查就把資金貸出去，甚至是高風險的產業如房地產，從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譬如，在馬來西亞，不良貸款率自1985年後急劇上升，1988年高達32%。自1990-1994年，印度尼西亞的不良貸款率由4.5%急劇上升到最高時達到了16%。在泰國，80年代的平均不良貸款高達15%。韓國的不良貸款率在上世紀80年代一直控制在較低水平，但90年代初也出現上升勢頭。
因為中國的銀行或多或少和政府有聯繫，政府成了銀行最後貸款人角色，因此銀行並不擔心破產而發生道德風險。如果銀行的貸款收不回來，就會形成大量的不良貸款，嚴重就會導致金融危機。政府與國內銀行徹底擺脫關係，從擁有銀行少量股份到最後的完全不持有應該來說是有益於中國整個金融體系的。這樣可以把風險都歸於銀行，讓銀行利用一切工具來進行風險防範，有利於銀行自身的壯大。
再次，中國資本市場的不健全也可能導致金融風險。雖然中國的資本市場主要是證券市場從建立到現在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主要問題是：市場交易品種單一，投資者可選擇的投資工具較少；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佳；投資者缺乏合理的投資觀念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大大影響了中國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一旦資本賬戶開放，中國的證券市場開放也是在所難免的。
當外國證券資本的大量流入時，會大量投資中國證券市場。由於中國證券市場品種單一，可選擇的投資工具少，會造成債券價格大升，造成證券市場的虛假繁榮，一旦發現中國經濟有衰退跡象或世界其他地方有更大的利潤可賺，這些國際遊資又會迅速逃離中國證券市場，造成中國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困難，進而引發上市公司危機，嚴重破壞中國資本市場。
在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下，突發性的外國基金撤資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無論是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還是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都充分表明了外國基金大規模撤資的現實可能性。當突發性撤資發生時，不僅一國的巨觀經濟穩定會遭受衝擊，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幾乎不可避免，證券市場的穩定也將受到嚴峻挑戰。
作為證券市場基礎設施的一項內容，建立和完善信息公開和披露制度對於開放環境下證券市場的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雖然中國證券監管者早已知道中國的這一問題很突出，中小投資者利益經常受損，也決心建立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證券市場，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意義的建立起來。
大量外資流入情況下，還任其各種“內幕”交易頻繁發生，就會產生嚴重的市場投機。證券市場開放後，市場將接納來自全球的短期逐利者。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過度投機，那么不僅無法實現利用證券市場來進行長期融資的目的，而且將面臨災難性的金融動盪。
意義
資本賬戶開放與中國很多領域進行的改革密切相關，資本賬戶開放將能夠促進中國許多領域的改革。試舉幾例：(1)為了配合2005年7月21日進行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國家外匯管理局在短時間內密集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做市商制度並引入即期詢價交易方式、開辦銀行間人民幣外匯遠期交易和銀行對客戶的人民幣外匯掉期業務等等。但是效果並不盡如人意，比如遠期交易市場一直比較冷清，交易量非常小。通常情況下，銀行進行遠期結匯時，需要即期在國際市場借入一筆資金，在即期市場換成本幣進行投資，等到將來企業結匯時，銀行買入企業外匯同時償還外債從而抵補風險。如果不允許銀行在國際市場上自由借貸，銀行就不能很好地規避它的風險，遠期市場就難以有效地發展起來。
(2)WTO過渡期之後，中國金融服務業已經全面對外開放，這種金融業開放必然要伴隨大量資本流動。當外國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以及投資銀行能夠在境內給中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提供一系列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時候，就會極大地促進跨境資金流動，如果資本賬戶還進行嚴格管制的話，一方面管制的實際效果會很差，另一方面會妨礙我們獲得金融服務業開放應有的好處。
(3)中國現在的經濟開放度越來越高，貿易依存度達到70%左右，2005年中國對外貿易規模達14221億美元，在商品和服務貿易規模如此巨大的情況下，就必須有相應的國際資產交易開放來對衝風險。目前，由於資本賬戶管制，大量經常賬戶順差所產生的對外債權由中央銀行集中持有，而這種對外債權通過民間主體進行運作是最有效的，由政府來做有很多困難，效率也低下。
(4)人民幣在周邊國家交易中作為支付和結算貨幣使用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我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國際化態度比較消極，主要是擔心境外人民幣現金可能在將來某一天大量回流，對中國經濟造成衝擊。然而如果資本賬戶是開放的，採取人民幣現金交易的情形就會減少，採取人民幣存款交易的情形就會增加，這時境外人民幣貨幣流通就與國內貨幣供給量沒有多少關係，我國貨幣當局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性就會提高。
(5)推動國際貿易採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可以獲得減少外匯風險、增強金融實力、獲得鑄幣稅收入等巨大的好處，有實證研究估計，若2010年實現人民幣區域國際化，10年內中國可獲得近7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國際化利益。但是如果資本賬戶存在諸多管制，非居民不能方便地籌集和運用人民幣，國外貿易商就沒有動力接受人民幣。
趨勢
資本賬戶開放是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一個目標，畢竟所有重要的經濟體資本賬戶都是開放的。所以中國現在面臨的不是要不要開放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開放的問題。就時機而言，不是越遲開放就越好，而是時機成熟越早開放越好。當然需要指出，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是或否的事件。此外，即使實現了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在非常時期(如發生貨幣危機)仍然可以重新實施一時性的短期資本管制。只要它是公開透明的並且有明確的時間表，就不會損害一個國家政策方面的可信度，像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馬來西亞所做的那樣。
目前中國巨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貿易和財政處於盈餘狀態，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在新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正在加大。此外，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國有商業銀行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完成改制並成功上市；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完成、發行體制改革、證券公司整頓等都取得很大進展；已經建立了包括中央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管理局的金融監管體系，金融法規體系基本建立、相關金融法律和管理條例已經實施，金融監管能力有了較大提高。經過20多年的改革，我國利率市場化也取得了很大進展，除了貸款利率下限、存款利率上限外，大多數利率已經實現市場化。可以說現在是資本賬戶開放、取消大部分行政性管制的有利時機，中國政府應該重視並採取積極的步驟開放中國資本賬戶。
現行資本管制體制的效率低下、成本很高，並且管制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務實的做法是取消沒有意義的和繁瑣的行政性管制，轉而依靠基於市場的審慎規制體系來管理中國資本賬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