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泉周

鐘泉周（1919～1949），鎮海縣柴橋人。早年在寧波日新街新學會社當學徒，後畢業西南聯大電機系。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青年同盟，自此投身學生運動。1946年，進入上海公交公司保養場工作，被選為公司員工福利會理事長。上海解放前夕，組織公交工人進行“反飢餓”大罷工，並擴大到法商電車和三輪車工人。1949年2月16日，被國民黨上海當局逮捕。次日被害於江灣，被稱為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上海解放後，陳毅市長為“公交三烈士”親筆題詞：“為中國人民事業而犧牲，永遠為人民所懷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鐘泉周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浙江省鎮海縣
• 出生日期：1919年
• 逝世日期：1949年
• 職業：原上海公交公司員工福利會理事長
• 畢業院校：西南聯大
• 代表作品：《科學時代》 

人物生平

背井離鄉 輾轉求學

鐘泉周父親以中醫為業，生有子女4人，泉周是最小的兒子。他4歲喪母，由於家境貧寒，國小畢業後被迫輟學，在家幫助姐姐料理家務，自小體驗了生活的艱苦。鐘泉周雖然幼年失去母愛，但姐弟情深，得到了姐姐的關心，姐姐的言行影響著他後來的人生。

1933年，鐘泉周14歲時，父親送他到寧波的新學會社一家書店當學徒。在書店裡，他每天要乾十幾小時的雜活，因年紀小，一天下來累得精疲力竭，但他還是利用書店的有利條件，起早摸黑、見縫插針，鑽進書堆里，在昏暗的油燈下，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的養分。由於勤奮好學，幾年後鐘泉周考進寧波效實中學，並以優異的成績提前升入高中。3年的學徒生活，還培育了他勤儉樸素、吃苦耐勞的性格。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江浙一帶先後淪陷，鐘泉周目睹日本侵略者對祖國大好河山的踐踏和蹂躪，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在他的心靈中留下了國破家亡的創傷。他無法繼續在家鄉讀書。後由姐姐帶他到重慶，於1938年夏考入合川國立二中為插班生。

在學校學習期間，由於受社會思潮和周圍環境的影響，鐘泉周開始萌發了“科學救國”的思想。1941年高中畢業，進入四川江津白沙大學預修班，同年9月考入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西遷後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工學院電機工程系。在這裡鐘泉周有幸聆聽李公朴、聞一多等愛國民主人士的講演，親自感受革命的激情，這對他的思想影響很大。在“科學救國”志向的激勵下，他白天課餘忙於學校的社會工作，晚上經常通宵達旦地攻讀電機課程，每次考試總是名列前茅。他孜孜不倦、勤奮好學的精神，深為同學們所欽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也面臨淪陷，國民黨中的某些上層人物及其家屬，仗勢用民航機攜帶細軟、家什、寵物從香港出逃，而許多仁人志士卻身陷香港。這使鐘泉周更加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朽和黑暗，“科學救國”的思想在國破家亡的事實面前已徹底破滅。他憤然投入打倒孔祥熙的“倒孔運動”中，不把自己僅有的一條被單捐獻出來，用毛筆書寫“倒孔”兩個大字，作為遊行隊伍的大旗，喚醒人們認清國民黨財閥的偽善真面目。

由於鐘泉周為人正直，待人熱心，做事認真，有正義感，在第二學期就被同學們選入學生會，負責福利工作。1941年，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抗日戰爭的形勢更加複雜。為了把青年發動起來，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向青年們發出“勤學、勤業、交友”的號召。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鐘泉周和進步同學一起深入抗日部隊，教士兵們學文化、學唱歌，傳播進步思想，同時還從事友軍的統戰工作。1944年底，鐘泉周經同學何東昌介紹，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青年同盟。為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抗日思想，他不顧個人安危，白天四處聯絡工作，晚上刻印進步傳單，還與“三青團”分子展開面對面的鬥爭。

支持學運 體察民生

1945年，鐘泉周從西南聯大畢業，到重慶國立中央工專執教。抗戰勝利後，為了反對內戰，西南聯大等昆明的四所大學聯合起來，致電國共兩黨停止內戰，遭到軍警阻撓後，學生組織罷課鬥爭，並成立了罷課聯合委員會。為了破壞學生的罷課鬥爭，國民黨大批軍警、特務、暴徒於12月1日分數路闖入西南聯大等數所學校，毆打師生，搗毀校舍，劫掠財物，並向學生投擲手榴彈，聯大師院學生潘琰（女）、李魯連，南菁中學教師於再，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慘遭殺害，20多人受傷，釀成了昆明國民黨反動派殺害進步師生的“一二·一”慘案。鐘泉周在這一事件發生後，不顧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堅決參加調查反動派行兇真相的行動，並在重慶參與組織聯大校友“一二·一”慘案後援會，呼籲聲援昆明學生反迫害、爭自由的運動。1946年2月，鐘泉周等人又在重慶中央工專籌辦了《科學時代》雜誌，主張必須把科學與民主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只有爭取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才能為科學的發展鋪平道路，否則，科學救國只能是一種幻想。

國共“重慶談判”後不久，剛剛迎來的和平、民主曙光被國民黨發動內戰的炮火徹底淹沒。1946年夏，鐘泉周隨老師章名濤回上海，先在上海市公用局電車公司籌備處工作，不久轉入公交保養場任工務員（技術員）。他在與工人的接觸中，主動利用業餘時間為工人輔導文化，學習科學技術，經常深入到工人中間，體察工人的疾苦，因而得到了工人們的歡迎和信任，工人們有事常找他商量，願意與他交談，他也非常樂意為工人辦事，替工人說話。

隨著全面內戰的爆發，國民黨政府財政發生了日益嚴重的危機，公用局、公共運輸公司以汽油、配件材料費用激增，難以為繼為由，決定裁減新招收的司機和售票員。1948年7月初，公司公布了被解僱的125名售票員和72名司機名單，發給每人半個月工資作補助費，並要他們立即去所屬營業所辦理離職手續。1948年7月7、8日，上海公交行業爆發了一場反解僱的罷工鬥爭，1500餘名公共運輸公司的工人開著公共汽車舉行大遊行，向社會局、市政府請願，反對公司解僱工人和售票員、技術人員、職員等，挫敗了公交當局利用工賊拉選票的伎倆，於8月30、31日選舉出鐘泉周等人組成的公交員工福利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以取代過去為公司當局服務的員工福利會原班人馬。9月9日，他又以老成持重、辦事認真負責的精神，贏得了廣大職工的信任和擁戴，當選為理事長。

信仰既明 矢志不渝

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統區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加劇，市場混亂、物價飛漲。為了挽救危機，蔣介石於1948年8月19日頒布了《財政經濟處分令》，發行總額為20億元的金圓券，按1元金圓券兌換300萬元法幣的比例限期收兌，不準私藏黃金，這一措施明為限制市場物價，實為進一步搜亂民財。在這種所謂幣制改革政策的影響下，物價依然似脫僵的野馬，不出3個月，行政院又宣傳取消限價，幣制改革失敗，導致市場物價進一步飛漲。10月的上海，出現了搶購的狂潮，11月又出現連續搶米事件，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鐘泉周當選為理事長後，面對這樣的形勢，為了改善職工的一伙食，自告奮勇地挑起辦好職工食堂的重擔。他不負眾望，清除積弊，組織職工膳食委員會，並親自帶領膳食委員會的人員到郊縣採購蔬菜、肉類和柴米，解決了一伙食供應的困難。鐘泉周還根據職工民眾的要求向公司交涉：貸款置辦冬季大衣發給職工禦寒，工傷醫藥費由公司全部承擔等。資方雖然處處刁難，但通過鐘泉周等理事會成員與資方的機智鬥爭，公司不得不勉強答應職工的合理要求。他這種任勞任怨、全心全意地為職工服務的品德，更加贏得了職工們的信任和擁護，新理事會的聲譽也隨之進一步提高。

為了向職工及時宣傳員工福利會的主張，反映職工的呼聲和合理要求，針對《公交旬報》的歪曲宣傳，在鐘泉周等理事會成員的據理力爭下，創辦了《福利導報》，通過這一宣傳陣地傾訴工人的心聲。有人來稿提出：“當官的轎車進出，薪金高，生活優裕，這是為什麼？”“生活的艱難使工人喘不過氣來，餓肚皮出來工作，這又是為什麼？”另外還發表了“公交職工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報導。由於《福利導報》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場上，為工人說話，公交當局指責理事會發表這些工人來信是煽動性的，下令停刊。鐘泉周等人向公司當局指出：“報導是無可非議的，工人們說的都是事實。”於是公司又派人找鐘泉周談話，要求將《福利導報》與《公交旬報》合併，鐘泉周不同意，頂住了公司的壓力，《福利導報》得以繼續出版。

公司當局不甘心失敗，竟然勾結警察局，於同年10月21日、11月2日連續逮捕了一批中共地下黨員和競選工作的積極分子。鐘泉周對敵人迫害公交工人的罪行極為氣憤，一邊努力安慰被捕工友家屬，一邊不顧個人安危，四處奔走，積極開展營救工作。他在11月3月和19日兩次向公交當局提出：“一、被捕的工人在定案前應作假期處理，保留其職務，薪金照發；二、要求公司向特別刑庭提出對被捕的工友予以迅速審判。”雖然公司對有些條件作了答覆，但在“薪金照發”的問題上進行推諉。經過鐘泉周和被捕人員家屬一再交涉努力，公司只得作了讓步，給被捕的工人補發了薪金。在營救被捕工友的過程中，鐘泉周還聯合公交工人和被捕工友家屬向特刑庭施加壓力，請律師、投訴狀，並於1949年1月19日代表員工福利會直接致函特刑庭要求開釋被捕的公交工人，並根據當時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同意釋放政治犯的允諾，向警察局據理力爭。在公交黨組織的積極營救和公眾輿論的強烈呼籲下，國民黨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只得於1月22日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1月25日，被捕工人終於獲釋。

鐘泉周處處為工人爭取權利和一系列營救行動引起反動當局的不安，他們在暗地裡密切注意鐘泉周的動向，準備一旦抓住什麼“把柄”，就將置其於死地。鐘泉周的妻子察覺到敵人可能要下毒手，提醒他要提高警惕，他坦然表示：“我信仰既明，就矢志不渝；目標既定，就勇乾到底”，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忠貞不渝的志向。

被捕入獄 英勇就義

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渡江，國民黨政府如秋後之蟬，在遷都廣州的同時，指示各地做好“應變”準備，並給南京的公教人員發了一筆“應變費”。由於公交工人一直被視為“公教人員”，收入菲薄，生活困難，在這段時間裡，不斷以“停駛”等方式進行抗爭。1月30日，鐘泉周匯集職工意見，以政府要求“應變”為由，向公交當局提出發給“應變費”等項要求。2月12日，鐘泉周主持召開了理事會擴大會議，根據廣大職工的要求又向當局提出發放“應變米”等條件。由於遲遲得不到滿意的答覆，工人們在2月16日清晨開始舉行罷工。當晚，反動當局就派特務闖入鐘泉周家裡翻箱倒櫃地搜查，雖然一無所獲，還是將他逮捕。被押走前，鐘泉周親切地叮嚀懷孕的妻子保重身體，上囚車前還鎮靜地為妻子雇了車，同意她去公司責問：憑什麼亂捕人。那天晚上，公交系統共有9名職工被捕。

鐘泉周等人先被押至警察局，次日凌晨被押到警備司令部受審。軍法處審訊人員對鐘泉周威脅說：“你們這個案子連夜押到這裡來審訊，是非常嚴重的。”隨即將他們9人排在刑具間門口，用意是“不招供就馬上會給你們用刑”。鐘泉周等人深知鬥爭的殘酷性，料到反動派即將滅亡時一定要作垂死掙扎，會更加瘋狂地屠殺革命志士。他們面對敵人的威脅，大義凜然，在審訊時慷慨陳詞。當審訊人員宣布他們犯有擾亂社會治安罪時，鐘泉周冷靜地加以駁斥：“我是全體職工選出來的，我為職工謀福利有何罪？”與鐘泉周一起被捕審訊的戰友顧伯康激昂地說：“你們以為逮捕我們就可以鎮壓工潮，簡直是做夢，一個人被捕，千萬個人會站起來的！”一起被捕審訊的戰友王元在敵人面前高呼：“為大眾謀利益，求生存，爭自由，死也值得！死何可惜”他們還相互勉勵：“不要怕，牙齒要咬緊，要經得起考驗。”鐘泉周對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憤然疾書一封家信，信中聲明：“家中一切，請同學曹淼照顧。”審訊人員目睹他們視死如歸、毫不畏懼的英雄氣概，一籌莫展，只好把9人集中在審訊室門口，惡狠狠地吼道：“你們招供也好，不招供也好，都是要槍斃的。”當天晚上6時，鐘泉周、顧伯康、王元三人在江灣刑場英勇就義，鐘泉周犧牲時年僅30歲。

悼念英烈

上海公交黨支部為了悼念三位烈士，決定組織瞻仰鐘泉周、顧伯康、王元的遺容，以此進一步激發全體職工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號召大家化悲痛為力量，把工人民眾的憤然情緒引導到積極準備護廠、迎接解放的行動中來。國內外進步人士也群情激憤，紛紛譴責國民黨反動派殘殺無辜的暴行。《大公報》在2月19日以《殯儀館中一片悽愴》為標題，報導了公交工人追悼三位烈士的悲壯情景。宋慶齡創辦領導的中國福利會獲悉鐘泉周妻子身懷遺孤，懷著對敵人的無比憤慨和對受害者家屬慰問之情，特為烈士未出世的孩子精心裁製了從幼嬰至16歲的全套服裝。美國依列諾大學內由華羅庚任理事長的科學工作者協會也組織了悼念活動，憤怒譴責國民黨反動派殘殺科技人員的滔天罪行，並募款慰問烈士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