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垂林(評論員)

鐘垂林，筆名光緒六年，男，海南省海口市人，1984年出生，2002年－2006年在西南政法大學學習法律，2006年—2009年在海南大學學習訴訟法。《中國網》評論員，《光明網》評論員，《阿凡提評論》評論員，《東湖時評》評論員，《大中華網》風雲專欄作家，《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青年學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鐘垂林
• 別名：光緒六年
• 出生日期：1984年
• 職業：評論員

承認社會存在等級是對底層的一種關懷

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最人性的待遇莫過於承認這個社會有等級之分！殘酷的事實並不可怕，那只是第一次傷害，是一種制度上的無意傷害；可怕的是因為我們掩蓋殘酷的事實所造成的第二次傷害，這是一種人為的故意傷害。

——鐘垂林

《皇帝的新裝》的故事是我們每個人都很熟悉的，兩個騙子用織出的“最美麗的布”，縫出了可以讓“不稱職的人或者愚蠢的人”看不見的“奇異衣服”，皇帝穿上這件衣服後，每個人都不敢說看不見這件奇異的衣服，於是便愚昧地稱讚皇帝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只有一個誠實的孩子說了真話：“可是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呀！”

在安徒生寫的這個童話的一百多年後，在中國的大地上，又有一個90後出生孩子誠實地說了一句真話：“擠公交的是下等人。”很多人卻罵她是“十九世紀的破鞋”，“迷茫的90後”等等。和《皇帝的新裝》里那些愚昧的人對比，那些罵這個90後的說真話的孩子的人又有什麼區別呢？都是一樣的愚昧，一樣的隨波逐流。

“炫富女”的很多話雖然有點過激，並且顯得有點不負責任，但是她的這句“擠公交的是下等人”正說中了社會發展所存在的一個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的現實：任何社會都存在等級，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托克維爾在談到“民主怎樣改變著主僕關係”時曾下過這樣的結論：“從古至今，還沒有出現過身份平等得沒有貧富之分，從而也沒有主僕之分的社會。”“炫富女”的話把我們社會主義這位皇帝所穿的“新裝”——沒有等級之分——活生生地描繪了出來，而幫“社會主義皇帝”編織“新裝”、穿上“新裝”的騙子正是我們這些善良的民眾。我們以“人人生而平等”價值追求來抗拒存在社會等級的殘酷現實，殊不知，價值的完美和深入人心並不能否定事實的殘酷。

雖然在法律上沒有“上等人”和“下等人”白紙黑字的名詞之分，但是不同層級的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所享受的社會待遇以及不同層級的人之間對彼此心裡的定位就足以證實我們這個社會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在這個層面上，實質的等級之分已經讓形式變得沒有多大意義。不管是用“等級”、“階級”，還是“階層”形容這些不同的群體，他們所依據的都是社會中的人的地位、身份和權利，地位、身份和權利相近的就組成了共同的群體，這種客觀實在性是無法磨滅的。

我們的法律沒有說過農民是“下等人”，可是現實中的待遇讓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社會的整體結構中，農民的地位是如此的低。就拿過去20年來城鄉的基礎教育來說吧，城市人享受著憲法所規定的義務教育，城市的基礎教育有市、區兩級政府的財政撥款，城市居民只需要為書本和學雜付費；而在農村則實行縣辦高中、鄉辦國中、村辦國小的辦學體制，各級學校的辦學經費分別由縣、鄉和村包辦。對於財政吃緊的基層來說，經費只能由農民來支撐，政府對農村的義務教育不負經濟責任。

讓人感到更悲哀的是，不僅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在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內部還有更深層次的區分，對於中國來說就更深刻了，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等級細化且森嚴的國家，就是已經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還有富農、僱農、中農和貧農之分。

以前的社會是通過法律來區分等級，是一種強制的硬性區分，處於統治者地位的掌握了區分等級的“話語權”，決定了人的等級的三六九等的界限；現在的社會的等級則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通過權力、職業、教育程度、收入等進行的軟性區分，在民主的制度下，權力者很難直接決定人與人之間的等級之分，但是經濟上的區別慢性地、軟性地把人為了三六九等。正像社會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三角形的結構”，處於底層的人最多，越往上層則人越少。

不管是硬性的區分還是軟性的區分，處於底層的人是不能改變社會的等級結構的。處於底層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從底層往上層爬，從這個意義來說，在等級性的結構的發展中，我們既是這個社會等級的叛逆者，同時也是社會等級的締造者。為了考上名牌學校，我們上學的時候拚命的學習考名牌學校；為了能夠擠進領導層，我們又拚命的工作，名牌學校、領導職位都是社會等級的標誌，當我們擁有這些標誌的同時，“萬人過獨木橋”下面的就在競爭中變成了社會底層的人。我們對社會等級的叛逆最終還是幫助構造社會等級，維繫了社會等級結構的生命，無法將之滌除。

不過，我們承認社會存在等級並不代表我們在政策上要幫助建立社會等級，承認社會等級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意義。

首先，承認社會等級是對社會底層的人的最人性的關注。當我們否定了這個社會存在等級之分時，對於處社會等級結構上層的人來說和不會有什麼不利的影響的，相反，在沒有爭議之中，在我們理所當然的接受社會現實的愚昧中，他們享受了更多的優惠待遇，逃避了本該由他們為這個社會所負的人道責任；可是對於社會底層的人來說，不承認社會等級就意味著否定了他們的弱者地位，他們所遭受的不平等將會因為漠視而變得理所當然，他們的悲慘境遇會給他們刻上“愚笨”和“無能”的身份特徵。承認社會存在等級就是承認社會底層人的弱者地位，讓處於社會底層的人知道，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都在關心你們，我們會幫助你們，這才是給以社會底層人最人性的關懷，最人道的待遇。

其次，承認社會存在等級有利於做出正確的國家政策。托克維爾說即使“民主制度也不妨礙主僕這兩個階級的存在；但是，它在改變兩者的思想意識，並在調整兩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對待社會等級，我們應該進行調整，通過政策避免由於社會等級所造成的負面效果，通過政策給以底層人民更多更好的待遇，讓他們比上層人有更多的機會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兩級分化的情況。

最後，承認社會存在等級是對領導階層最大的理解。在平等和民主的理念下所構造的社會同樣也會存在等級，等級的存在並非好的制度或者好的領導能夠避免的，人類的追求上進的本性和資源的有限性才是社會存在等級的罪魁禍首。在這樣人性化的理解下，我們就會變得更寬容，國家的正確決策才能有更大的發揮餘地。

殘酷的事實並不可怕，那只是第一次傷害，而且是制度上的無意傷害；可怕的是因為我們掩蓋殘酷的事實所造成的第二次傷害，這是一種人為的故意傷害。

真理標準大討論激發我們繼續解放思想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報》刊登了胡福明等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同時轉載了這篇文章。

該文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觀為指導，具有方向性地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式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要在實踐經受檢驗，經過實踐的積累中不斷增加新的內容。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引發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打開了禁錮我們已久的精神枷鎖。當中的一些語句至今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屬實，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訴為標準一樣。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繫起來的特性，否則就無法檢驗。”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承認為真理，正是千百萬民眾長期實踐證實的結果。”

“我們不僅承認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而且要從發展的觀點看待實踐的標準。實踐是不斷發展的，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它既具有絕對的意義，又具有相對的意義。就一切思想和理論都必須由實踐來檢驗這一點講，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就實踐在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無條件地完全證實或完全駁倒一切思想和理論這一點來講，它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是，今天的實踐回答不了的問題，以後的實踐終究會回答它，就這點來講，它又是絕對的。”

“真理標準”的討論受到了當時黨的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統治的支持，並且一致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這一論斷。正如李長春在紀念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十周年座談會上所說的：“這場討論，為中共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中國邁向改革開放新時期作了思想準備，為中共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從真理標準討論的整個過程可以想像一個國家改革的艱辛。特別是當一個國家充斥著某一種意識形態而不能有其他的意見存在的時候，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礎，引出主流的意識形態將原本存在謬誤的想法根植到群體的思想中，相當於進行思想控制。合理性的改革或者想法在霸權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看來就是異端學說，加上政治上的壓力，一般人都不敢提出和主流意識形態有差異想法。這樣就很容易導致一個時代一群人的集體性無意識和集體性錯誤，這種集體性無意識和集體性錯誤不僅和權威階層有關，而且和集體中的每一個也有關。如果我們說一個錯誤的想法被一個集體所接受，而這個集體卻沒有責任時，我們如何看待人類自己的主體性？我們如何把握自己對對錯的選擇性？由此，我們應該給每個人解放思想的條件，不能通過固定的思維和方式禁錮思想的開放，避免以後再走入那個誰說話就一定是真理的以話語主體判定話語的真理性的錯誤標準。

更進一步的思索一個國家發展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國家到底需要哪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好的意識形態可以提高國家的能力，國家可以在高度認同的權威內動員社會參與國家制定的計畫。不好的意識形態造成的不僅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滯後，而且是全民思想發展的滯後。意識形態不能太多具體化，當意識形態具體化到某個人或者某個事件的時候，局部的真理會以推波助瀾的方式侵襲到整體，最終變成錯誤。特別是在中國這個地大、人口多的地方，任何政策的適用都有空間和時間的個殊化區別，全民類型的意識形態具有一般性的內涵是最好不過的。

從胡福明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中國知識分子具有的“兼濟天下”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知識份子天生有一種濟世安邦的理想追求，這種理想追求鑄造了他們的錚錚鐵骨，鑄造了他們“以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品行，鑄造了他們“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社會良知，鑄造了他們“苟利國家生死與，起因禍福避趨之”的犧牲精神。胡福明也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良知的一員，寫該文時，他就說：“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退而反思今天某些知識份子為了取得權力資源不得不對權力階層哈腰弓背感到可恥。馬爾庫塞在寫給海德格爾的信中極為痛惜的說：：“……難道您真的希望以這種方式載入思想史中嗎？”政治和學術的結合是一個國家進步的催化劑，但是只有學術存在良知時發揮作用，希望那些迷途在政治權力資源里的知識分子拿出你們說真話的本事和良知來。

重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思索這場討論對今天中國發展的意義，我們必須繼續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用實踐來檢驗真理，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號角。這次思想解放讓人聯想到了以前兩次思想解放所帶來的國家的飛躍。在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有人開始懷疑改革的合法性並且準備重回老路時，這次思想解放給人的一個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問題並非是改革除了問題，而是改革不徹底，要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繼續改革。繼續改革面臨的除了思想的束縛之外，最重要的是來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國新聞周刊》就曾發文指出“這次思想解放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觀念問題，而是利益格局的調整，機制的創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顯然只會來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民眾”。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標準的討論將繼續引導我們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