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聯合國，全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傳統意義上的“富人俱樂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IMF）正經歷誕生以來的最徹底改革——變身為“金融聯合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融聯合國
- 外文名：Financial United Nations
- 簡稱： IMF
- 全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別名：富人俱樂部
中國力量的崛起尤其令人矚目。不得不改的IMF
六十多年來，IMF和世界銀行一直由發達經濟體掌控。他們推崇的“華盛頓共識”事實上是鼓勵各國效仿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的核心價值觀。
美國、英國是其中的代表，該模式信奉最少政府干預、最大程度競爭、自由的貿易和資本流動，曾經在促進經濟成長和抵禦衝擊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但進入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世界經濟多極化發展，這種已開發國家主導IMF的弊端開始顯現。
風雨飄搖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IMF實施了最大的一次援救行動,先後向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投入了1000億美元貸款。但由於提出的援助條件十分苛刻，受援國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均提出了猛烈而尖銳的抨擊。
而IMF的另一個重要使命——確保成員國的投票權與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角色相稱，同時應使受IMF決策影響的國家能夠具有適當的話語權。這個功能則日漸式微。
已開發國家在IMF份額和投票權中占據主導地位，如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合計份額超過60%，對決策有決定性影響，而開發中國家在IMF的代表性嚴重不足，如中國的投票權在2007年增加後也僅為3.67%，此前長期低於3%。
決策權的不對稱使開發中國家的話語權嚴重缺失，導致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建立在服務於部分國家的利益基礎之上，而不是基於全世界的利益基礎。“G20大會希望IMF來解決問題，可那些人正是制定出使我們現在面臨金融危機的政策的機構和學者，我並不認為他們可以解決他們製造出來的問題。”11月1日在上海，談起IMF，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言辭激烈。
這或許解釋了，當2007年美國人在次貸問題上犯了錯並引發全球性的金融海嘯時，整個世界都在大聲抱怨。批評家甚至指出：“65歲的IMF再不改革，可以直接退休了。”
重分份額
IMF最近的一次改革自2005年9月被提出，在2006年3月形成具體提案，並在2008年4月獲得執行董事會的批准。協商集中在新興市場的份額和投票權上。
根據該計畫，IMF將對成員中代表性明顯不足的中國、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進行特別增資。目前成員國的份額和投票權已經不能反映其實際經濟地位。比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3%，份額和投票權卻少得可憐：80.9億特別提款權，占全部的3.72%；8.1萬個單位投票權，占3.66%。沙烏地阿拉伯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足1%，卻由於持有巨大的“石油美元”外匯儲備，坐擁3.21%的份額和3.16%的投票權。同樣作為開發中國家的大國，巴西和墨西哥的投票權卻不到1.5%。另外，此次改革還提出了一個新的份額計算公式，顯著提高了GDP的權重，一旦得以推行，以後各國將不再需要一次次申請增資，其份額和投票權將自動根據公式進行調整。
上海交通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潘英麗解釋：“公式本身也在改。原來的GDP是按照市場價格來計算的，現在會考慮購買力平價。GDP就分兩塊，按購買來計算占40%，按市場價計算占60%，再通過加權平均。計算方法最近在調整，等調整以後才能測算出來。如果按照不同的方案來測算，中國可以是8%，也可以是10%，這之間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如果按7%或者8%，中國就排在第三位。”“無論是第二還是第三，投票的變化太小了，以至於沒法在IMF中產生什麼實質性的變化。”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則直截了當對南方周末說，“美國仍然有決定性的權力。”
按照IMF的決策模式，在重大問題上，需要總數在60%、總投票權占85%以上的成員國通過。美國的份額占全部的 17.09%，投票權占16.77%，二者都低於美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約25%的比例。但美國就握有一票否決權。
人比票重要
比份額更立竿見影的，是人的影響力，比如說在IMF派駐高管。“增加開發中國家話語權，不僅應關注投票權的調整，還應該努力推動IMF和世界銀行理事會構成及高級管理層的任命改革，增加新興國家在這兩個組織中的高管比例。”經濟學家巴曙松指出。“一國聲音的大小取決於它對IMF工作的參與程度。”潘英麗告訴記者，IMF執董會極少付諸投票表決，身兼執董會主席的總裁將判斷是否形成了共識。
“很多重大決策就是討論決定的，總裁會徵求主要理事國的意見，可能就是喝喝咖啡、喝喝茶就定下來了。基本沒有投票程式，自成立以來通過投票決定的次數很少，主要通過協商。”她說。
而且，“IMF執董發言沒有時間限制，這就為那些沒有大額投票權卻有英明見解的執董發揮其影響力創造了條件。”
不過該組織總裁職位長期由歐洲人擔任，副總裁職位從未有中國人擔任過。
IMF的現任總裁是法國前財政部長，而另外三名副總裁則是一個美國人（JP Morgan前副主席，擔任過日本首相顧問、三菱銀行顧問，主管國際事務的日本財政部副部長）、一個日本人（亞開行執行總監），和巴西前財政部副部長（曾任世界銀行執行總監）。
中國需要更多金融外交家
IMF的歷史上很可能出現一名中國籍總裁。
10月20日，央行更新了網站，在領導人介紹一欄中，增加了一名副行長——朱民。之前，他則是中國銀行的副行長。分析人士稱這將為他將來競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職務作準備。
今年56歲的朱民在“文革”時期在糖廠做過搬運工，17歲的男孩白天要扛幾百斤的糖包，晚上則回去練提琴。但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他幫助弟弟一起複習，結果雙雙考進上海復旦大學，這件事曾在復旦大學傳為佳話。
朱民的勤奮曾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赴美留學的第一年，他每天帶著錄音機坐在第一排，總在上課之前跟老師說對不起，說自己英文不太好能不能錄音回去反覆聽。
朱民在外求學多年，並先後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曾師從保羅·沃爾克——前美聯儲主席，現為歐巴馬的頂級經濟顧問。
1989年，朱民擔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員。1991年起，他又擔任世界銀行總部政策局經濟學家一職長達6年。
正因為這些經歷，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稱其為經濟學家而非銀行家。而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朱民本人對這一身份很是滿意。
作為國有銀行的高管，朱民表現活躍。自從2007年次貸風波潮起，他便四處參與各大論壇的討論。
“IMF擁有一位中國副總裁，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正是金融危機給予中國人在國際金融舞台上爭取更多話語權的機會。而中國也的確在這樣做。”經濟學家何帆指出。
但朱民面前的現實難題是，怎樣迎接即將來到的挑戰。
經濟學家沈聯濤曾評論到，亞洲的監管結果尚待發展，要在國際貨幣秩序中有所作為，亞洲的政府官員們既缺乏國際意識，在心理上也準備不足。近十年來，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工作的人數越來越少，這不只是因為國內可能找到更好的機會，還因為他們不看好在這些機構中發展的前景。亞洲幾乎找不到一個智庫是專門研究國際金融秩序的。
潘英麗則認為，中國人才和知識的增長，沒有趕上外匯儲備和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如何提高在國際機構中的參與能力，作出與大國地位相稱的貢獻，將是中國面臨的挑戰。“中國需要改革其任命國際金融機構執董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制度，擴大候選人員的範圍和渠道，不拘一格、公開透明地選擇人才。”她說。“中國需要更多的像朱民這樣的金融外交家。”
六十多年來，IMF和世界銀行一直由發達經濟體掌控。他們推崇的“華盛頓共識”事實上是鼓勵各國效仿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的核心價值觀。
美國、英國是其中的代表，該模式信奉最少政府干預、最大程度競爭、自由的貿易和資本流動，曾經在促進經濟成長和抵禦衝擊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但進入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世界經濟多極化發展，這種已開發國家主導IMF的弊端開始顯現。
風雨飄搖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IMF實施了最大的一次援救行動,先後向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投入了1000億美元貸款。但由於提出的援助條件十分苛刻，受援國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均提出了猛烈而尖銳的抨擊。
而IMF的另一個重要使命——確保成員國的投票權與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角色相稱，同時應使受IMF決策影響的國家能夠具有適當的話語權。這個功能則日漸式微。
已開發國家在IMF份額和投票權中占據主導地位，如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合計份額超過60%，對決策有決定性影響，而開發中國家在IMF的代表性嚴重不足，如中國的投票權在2007年增加後也僅為3.67%，此前長期低於3%。
決策權的不對稱使開發中國家的話語權嚴重缺失，導致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建立在服務於部分國家的利益基礎之上，而不是基於全世界的利益基礎。“G20大會希望IMF來解決問題，可那些人正是制定出使我們現在面臨金融危機的政策的機構和學者，我並不認為他們可以解決他們製造出來的問題。”11月1日在上海，談起IMF，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言辭激烈。
這或許解釋了，當2007年美國人在次貸問題上犯了錯並引發全球性的金融海嘯時，整個世界都在大聲抱怨。批評家甚至指出：“65歲的IMF再不改革，可以直接退休了。”
重分份額
IMF最近的一次改革自2005年9月被提出，在2006年3月形成具體提案，並在2008年4月獲得執行董事會的批准。協商集中在新興市場的份額和投票權上。
根據該計畫，IMF將對成員中代表性明顯不足的中國、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進行特別增資。目前成員國的份額和投票權已經不能反映其實際經濟地位。比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3%，份額和投票權卻少得可憐：80.9億特別提款權，占全部的3.72%；8.1萬個單位投票權，占3.66%。沙烏地阿拉伯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足1%，卻由於持有巨大的“石油美元”外匯儲備，坐擁3.21%的份額和3.16%的投票權。同樣作為開發中國家的大國，巴西和墨西哥的投票權卻不到1.5%。另外，此次改革還提出了一個新的份額計算公式，顯著提高了GDP的權重，一旦得以推行，以後各國將不再需要一次次申請增資，其份額和投票權將自動根據公式進行調整。
上海交通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潘英麗解釋：“公式本身也在改。原來的GDP是按照市場價格來計算的，現在會考慮購買力平價。GDP就分兩塊，按購買來計算占40%，按市場價計算占60%，再通過加權平均。計算方法最近在調整，等調整以後才能測算出來。如果按照不同的方案來測算，中國可以是8%，也可以是10%，這之間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如果按7%或者8%，中國就排在第三位。”“無論是第二還是第三，投票的變化太小了，以至於沒法在IMF中產生什麼實質性的變化。”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則直截了當對南方周末說，“美國仍然有決定性的權力。”
按照IMF的決策模式，在重大問題上，需要總數在60%、總投票權占85%以上的成員國通過。美國的份額占全部的 17.09%，投票權占16.77%，二者都低於美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約25%的比例。但美國就握有一票否決權。
人比票重要
比份額更立竿見影的，是人的影響力，比如說在IMF派駐高管。“增加開發中國家話語權，不僅應關注投票權的調整，還應該努力推動IMF和世界銀行理事會構成及高級管理層的任命改革，增加新興國家在這兩個組織中的高管比例。”經濟學家巴曙松指出。“一國聲音的大小取決於它對IMF工作的參與程度。”潘英麗告訴記者，IMF執董會極少付諸投票表決，身兼執董會主席的總裁將判斷是否形成了共識。
“很多重大決策就是討論決定的，總裁會徵求主要理事國的意見，可能就是喝喝咖啡、喝喝茶就定下來了。基本沒有投票程式，自成立以來通過投票決定的次數很少，主要通過協商。”她說。
而且，“IMF執董發言沒有時間限制，這就為那些沒有大額投票權卻有英明見解的執董發揮其影響力創造了條件。”
不過該組織總裁職位長期由歐洲人擔任，副總裁職位從未有中國人擔任過。
IMF的現任總裁是法國前財政部長，而另外三名副總裁則是一個美國人（JP Morgan前副主席，擔任過日本首相顧問、三菱銀行顧問，主管國際事務的日本財政部副部長）、一個日本人（亞開行執行總監），和巴西前財政部副部長（曾任世界銀行執行總監）。
中國需要更多金融外交家
IMF的歷史上很可能出現一名中國籍總裁。
10月20日，央行更新了網站，在領導人介紹一欄中，增加了一名副行長——朱民。之前，他則是中國銀行的副行長。分析人士稱這將為他將來競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職務作準備。
今年56歲的朱民在“文革”時期在糖廠做過搬運工，17歲的男孩白天要扛幾百斤的糖包，晚上則回去練提琴。但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他幫助弟弟一起複習，結果雙雙考進上海復旦大學，這件事曾在復旦大學傳為佳話。
朱民的勤奮曾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赴美留學的第一年，他每天帶著錄音機坐在第一排，總在上課之前跟老師說對不起，說自己英文不太好能不能錄音回去反覆聽。
朱民在外求學多年，並先後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曾師從保羅·沃爾克——前美聯儲主席，現為歐巴馬的頂級經濟顧問。
1989年，朱民擔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員。1991年起，他又擔任世界銀行總部政策局經濟學家一職長達6年。
正因為這些經歷，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稱其為經濟學家而非銀行家。而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朱民本人對這一身份很是滿意。
作為國有銀行的高管，朱民表現活躍。自從2007年次貸風波潮起，他便四處參與各大論壇的討論。
“IMF擁有一位中國副總裁，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正是金融危機給予中國人在國際金融舞台上爭取更多話語權的機會。而中國也的確在這樣做。”經濟學家何帆指出。
但朱民面前的現實難題是，怎樣迎接即將來到的挑戰。
經濟學家沈聯濤曾評論到，亞洲的監管結果尚待發展，要在國際貨幣秩序中有所作為，亞洲的政府官員們既缺乏國際意識，在心理上也準備不足。近十年來，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工作的人數越來越少，這不只是因為國內可能找到更好的機會，還因為他們不看好在這些機構中發展的前景。亞洲幾乎找不到一個智庫是專門研究國際金融秩序的。
潘英麗則認為，中國人才和知識的增長，沒有趕上外匯儲備和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如何提高在國際機構中的參與能力，作出與大國地位相稱的貢獻，將是中國面臨的挑戰。“中國需要改革其任命國際金融機構執董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制度，擴大候選人員的範圍和渠道，不拘一格、公開透明地選擇人才。”她說。“中國需要更多的像朱民這樣的金融外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