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集:天龍八部(21-25)(珍藏本)(套裝共5冊)》講述了北宋年間,外族紛紛覬覦大宋國土,形成漢、胡對立的局面。丐幫幫主喬峰因拒絕副幫主妻康敏之愛遭報復指為契丹人後裔而受盡中原武林人士唾棄。峰為平反遂四出追查身世,期間認識了大理世子段譽及虛竹和尚,並結拜為兄弟。峰追尋身世時屢遭奸人所害,含冤莫白,更錯殺紅顏知已阿朱,後為救朱妹阿紫尋醫至大遼,輾轉成為大遼國南院大王,但與中原關係則更趨惡劣。譽為人豁達開朗,對貌若天仙的王語嫣一見傾心,可惜嫣只鐘情表哥慕容復,令三人陷入一段糾纏不清的苦戀。竹天性純良,宅心仁厚,深得高人指點,武功高強,後被選為西夏駙馬。譽、峰、竹在漢胡相爭的時勢下,竟在異域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究竟三人會如何了斷江湖及感情上的恩恩怨怨呢?
基本介紹
- 書名:金庸作品集:天龍八部21-25
- 出版社:廣州出版社
- 頁數:1633頁
- 開本:32
- 品牌:廣州朗聲
- 作者:金庸
- 出版日期:2009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6201535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圖書目錄
第01章青衫磊落險峰行
第02章玉壁月華明
第03章馬疾香幽
第04章崖高人遠
第05章微步轂紋生
第06章誰家子弟誰家院
第07章無計悔多情
第08章虎嘯龍吟
第09章換巢鸞鳳
第10章劍氣碧煙橫
……
《天龍八部2》
《天龍八部3》
《天龍八部4》
《天龍八部5》
後記
我和陳先生只見過兩次面,夠不上說有深厚交情。他曾寫過兩封信給我,對《天龍八部》寫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慚愧的話。以他的學問修養和學術地位,這樣的稱譽實在是太過份了。或許是出於他對中國傳統形式小說的偏愛,或許由於我們對人世的看法有某種共同之處,但他所作的評價,無論如何是超過了我所應得的。我的感激和喜悅,除了得到這樣一位著名文學批評家的認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為他指出,武俠小說並不純粹是娛樂性的無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寫世間的悲歡,能表達較深的人生境界。
當時我曾想,將來《天龍八部》出單行本,一定要請陳先生寫一篇序。現在卻只能將陳先生的兩封信附在書後,以紀念這位朋友。當然,讀者們都會了解,那同時是在展示一位名家的好評。任何寫作的人,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評。如果讀者看了不感到欣賞,作者的工作變成毫無意義。有人讀我的小說而歡喜,在我當然是十分高興的事。
陳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話:“猶在覓四大惡人之聖誕片,未見。”那是有個小故事的,陳先生告訴我,夏濟安先生也喜歡我的武俠小說。有一次他在書鋪中見到一張聖誕卡,上面繪著四個人,夏先生覺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龍八部》中所寫的“四大惡人”,就買了來,寫上我的名字,寫了幾句讚賞的話,想寄給我。但我們從未見過面,他托陳先生轉寄。陳先生隨手放在雜物之中,後來就找不到了。夏濟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幾次提到我的武俠小說,頗有溢美之辭。我和他的緣份更淺,始終沒能見到他一面,連這張聖誕卡也沒收到。我閱讀《夏濟安日記》等作品之時,常常惋惜,這樣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終究是緣慳一面。
《天龍八部》於一九六三年開始在《明報》及新加坡《南洋商報》同時連載,前後寫了四年,中間在離港外游期間,曾請倪匡兄代寫了四萬多字。倪匡兄代寫那一段是一個獨立的故事,和全書並無必要聯繫,這次改寫修正,徵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刪去了。所以要請他代寫,是為了報上連載不便長期斷稿。但出版單行本,沒有理由將別人的作品長期據為己有。在這裡附帶說明,並對倪匡兄當年代筆的盛情表示謝意。曾學柏梁台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則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作詩填詞我是完全不會的,但中國傳統小說而沒有詩詞,終究不像樣。這些回目的詩詞只是裝飾而已,藝術價值相等於封面上的題簽——初學者全無功力的習作。
一九七八·十· 《天龍八部》的再版本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時,曾作了大幅度修改。這一次第三版又改寫與增刪了不少(前後共歷三年,改動了六次)。有一部分增添,在文學上或許不是必要的,例如無崖子、丁春秋與李秋水的關係,慕容博與鳩摩智的交往,少林寺對蕭峰的態度,段譽對王語嫣終於要擺脫“心魔”等情節,原書留下大量空間,可讓讀者自行想像而補足,但也下免頗有缺漏與含糊。中國讀者們讀小說的習慣,不喜歡自己憑空虛想,定要作者寫得確確實實,於是放心了:“原來如此,這才是了!”尤其許多年輕讀者們很堅持這樣的確定,這或許是我們中國人性格中的優點:注重實在的理性,對於沒有根據的浪漫主義的空靈虛構感到不放心。因此,我把原來留下的空白儘可能地填得清清楚楚,或許愛好空靈的人覺得這樣寫相當“笨拙”,那隻好請求你們的原諒了。因為我的性格之中,也是笨拙與穩實的成分多於聰明與空靈。
《天龍》中的人物個性與武功本領,有很多誇張或事實上不可能的地方,如“六脈神劍”、“火焰刀”、“北冥神功”、無崖子傳功、童姥返老還童等等。請讀者們想一下現代派繪畫中超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的畫風,例如一幅畫中一個女人有朝左朝右兩個頭之類,在藝術上,脫離現實的表現方式是容許的。
迄今尚無一位中外地球物理學家指責《莊子·逍遙遊》的不科學。莊子說大鵬南徙,“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但根據地球物理學,距離地面十七公里以上,叫做tropopause(對流層頂),氣溫極低,再上去到stratosDhere(同溫層),溫度增高,由於物理作用,空氣只方便橫向運動,要縱向再升高就極困難,因為高溫空氣上升後,下面低溫空氣升不上米補充,中間脫節。這一層的上限離地面約五十公里。連空氣都不易升到五十公里以上,莊子這頭大鵬要上升到九萬里(四萬五千公里),只怕有點困難了。相信植物學家也會指責莊子說“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這樣長壽的植物世上恐怕沒有吧;背廣幾千里的大鵬或鯤魚大概也不會有。中國有自然科學家們硬要研究“六脈神劍”是否可能,不知外國的昆蟲學家有沒有研究卡夫卡小說中有人忽然變成了一隻大甲蟲,在人體生理學或昆蟲學上是否可能。
有些文藝批評家要求任何小說均須遵守現實主義原則。毛澤東主席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原則,內地作者在文革前後固非遵守不可,今日尺度放寬,已有可遵可不遵的自由。自古以來,我國文藝創作,即重馳騁想像,今人拘於現實,未免迂矣。從前有迂人評李白詩“白髮三千丈”未免太長;“朝如青絲暮成雪”頭髮白得太快;“桃花潭水深乾尺”太深;“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從白帝城到江陵,萬重山太多,千重百重則差近之。又有迂人(其實沈括非迂人)評白居易《長恨歌》,日:“‘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蛾眉山在嘉州,唐玄宗自長安入四川,不須經峨眉山。”其實詩歌非遊記,此詩不過以峨眉山代表四川。又評杜甫《武侯廟古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徑七尺,樹高二千尺,此柏無乃太細長乎?”有評者說,武松從山東陽穀縣到清河縣去探望其兄武大郎,不必經過景陽岡。但景陽岡武松打虎乃千古奇文,不經景陽岡即不打吊睛白額虎,除稀有動物保護者之外,人人都覺遺憾。
《水滸傳》為極妙奇書,然不合情理之處甚多,如李逵取公孫勝,為羅真人所阻,李逵夜中殺羅真人,流出白血,又殺其童子,但被殺者均不死,原來羅真人以葫蘆相代。行路時,神行太保戴宗以甲馬系李逵兩腿,一念咒語,李逵即飛奔不能停止,可日行八百里,如參加世運會馬拉松長跑,一口氣快跑四十萬公尺,戴宗如再帶一人,三人自必囊括金銀銅獎牌。《三國演義》寫關公為呂蒙所殺,關公鬼魂在玉泉山大叫:“還我頭來!”又上呂蒙之身,使其擊打孫權,隨即倒地而死。《武鄉侯罵死王朗》一節,寫諸葛亮在陣上交鋒時,痛罵敵方主帥司徒王朗,“王朗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兩軍交鋒,大罵一場,便將對方主帥罵死,似亦不可信。然《三國演義》為古今奇書,不能以事實上是否可能判其優劣。
王國維先生盛讚“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詞句,然天涯路千里萬里,獨上高樓,豈能一望而盡?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先生為著名物理學家,常以學術觀點指摘法輪功所宣揚之特異功能不合科學,頗可佩服。作者前年在北京和何先生會談,何先生先言其本人為“金庸小說”之喜愛者,隨即指出:“物理學中之力只有一種,人力應無內力外力之分,但武俠小說言之已久,讀者習慣上已接受,以氣功運內力外擊敵手,讀者並不反對,此為藝術上約定俗成的虛構,不必追究其是否真實。”筆者同意何先生之圓融見解,武俠小說自身有種種習慣性的通用虛構,猶如今人大畫家繪畫華山,極力誇張其雄奇險峻,往往懸崖峭壁,無路可上,實則華山每日上山者往往數百人,繪畫之誇張雖離事實,然畫為好畫(並非地圖),亦無人否定之也。當年蘇東坡曾以朱筆繪竹,風神瀟灑,有人指摘日:“世上豈有紅色竹子?”蘇反問:“然則有黑色墨竹乎?”蓋世人多以墨筆繪竹,習見之即不以為異。筆者並不敢自認本書可與上述藝術品相提並論,但知藝術不必一定與真實相符,優劣皆然。
二○○二·十一
序言
小說寫一個人、幾個人、一群人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感情。他們的性格和感情從橫面的環境中反映出來,從縱面的遭遇中反映出來,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關係中反映出來。長篇小說中似乎只有《魯濱遜飄流記》,才只寫一個人,寫他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但寫到後來,終於也出現了一個僕人“星期五”。只寫一個人的短篇小說多些,尤其是近代與現代的新小說,寫一個人在與環境的接觸中表現他外在的世界、內心的世界,尤其是內心世界。有些小說寫動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們當做人來寫。
西洋傳統的小說理論分別從環境、人物、情節三個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於小說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也是寫人,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鬥爭。任何小說都有它所特別側重的一面。愛情小說寫男女之間與性有關的感情,寫實小說描繪一個特定時代的環境與人物,《三國演義》與《水滸》一類小說敘述大群人物的鬥爭經歷,現代小說的重點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過程上。
小說是藝術的一種,藝術的基本內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廣義的、美學上的美。在小說,那是語言文筆之美、安排結構之美,關鍵在於怎樣將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某種形式而表現出來。什麼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觀的剖析,或者是客觀的敘述故事,從人物的行動和言語中客觀地表達。
讀者閱讀一部小說,是將小說的內容與自己的心理狀態結合起來。同樣一部小說,有的人感到強烈的震動,有的人卻覺得無聊厭倦。讀者的個性與感情,與小說中所表現的個性與感情相接觸,產生了“化學反應”。
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現一種情緒,用鋼琴、小提琴、交響樂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畫家可以選擇油畫、水彩、水墨或版畫的形式。問題不在採取什麼形式,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讀者、聽者、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能不能使他的心產生共鳴。小說是藝術形式之一,有好的藝術,也有不好的藝術。
好或者不好,在藝術上是屬於美的範疇,不屬於真或善的範疇。判斷美的標準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學上的真或不真(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學上是否可能),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經濟上的值錢不值錢,政治上對統治者的有利或有害。當然,任何藝術作品都會發生社會影響,自也可以用社會影響的價值去估量,不過那是另一種評價。
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的勢力及於一切,所以我們到歐美的博物院去參觀,見到所有中世紀的繪畫都以聖經故事為題材,表現女性的人體之美,也必須通過聖母的形象。直到文藝復興之後,凡人的形象才在繪畫和文學中表現出來,所謂文藝復興,是在文藝上復興希臘、羅馬時代對“人”的描寫,而不再集中於描寫神與聖人。
中國人的文藝觀,長期以來是“文以載道”,那和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文藝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標準來衡量文藝。《詩經》中的情歌,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諷刺君主或歌頌后妃。陶淵明的“閒情賦”,司馬光、歐陽修、晏殊的相思愛戀之詞,或者惋惜地評之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釋為另有所指。他們不相信文藝所表現的是感情,認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為政治或社會價值服務。
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中國古代的、沒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不合理社會)中的遭遇。當時的社會和現代社會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卻沒有多大變化。古代人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仍能在現代讀者的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情緒。讀者們當然可以覺得表現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夠成熟,描寫殊不深刻,以美學觀點來看是低級的藝術作品。無論如何,我不想載什麼道。我在寫武俠小說的同時,也寫政治評論,也寫與歷史、哲學、宗教有關的文字,那與武俠小說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訴諸讀者理智的,對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斷,讀者或許同意,或許只部分同意,或許完全反對。
對於小說,我希望讀者們只說喜歡或不喜歡,只說受到感動或、覺得厭煩。我最高興的是讀者喜愛或憎恨我小說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種感情,表示我小說中的人物已和讀者的心靈發生聯繫了。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藝術是創造,音樂創造美的聲音,繪畫創造美的視覺形象,小說是想創造人物以及人的內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實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錄音機、照相機,何必再要音樂、繪畫?有了報紙、歷史書、記錄電視片、社會調查統計、醫生的病歷記錄、黨部與警察局的人事檔案,何必再要小說?
武俠小說雖說是通俗作品,以大眾化、娛樂性強為重點,但對廣大讀者終究是會發生影響的。我希望傳達的主旨,是:愛護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也尊重別人的國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幫助,重視正義和是非,反對損人利己,注重信義,歌頌純真的愛情和友誼;歌頌奮不顧身地為了正義而奮鬥;輕視爭權奪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為。武俠小說並不單是讓讀者在閱讀時做“白日夢”而沉緬在偉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讀者們在幻想之時,想像自己是個好人,要努力做各種各樣的好事,想像自己要愛國家、愛社會、幫助別人得到幸福,由於做了好事、作出積極貢獻,得到所愛之人的欣賞和傾心。
武俠小說並不是現實主義的作品。有不少批評家認定,文學上只可肯定現實主義一個流派,除此之外,全應否定。這等於是說: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什麼武當派、崆峒派、太極拳、八卦掌、彈腿、白鶴派、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泰拳等等全部應當廢除取消。我們主張多元主義,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學中的泰山北斗,而覺得別的小門派也不妨並存,它們或許並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創造。愛好廣東菜的人,不必主張禁止京菜、川菜、魯菜、徽菜、湘菜、維揚菜、杭州菜等等派別,所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是也。不必把武俠小說提得高過其應有之分,也不必一筆抹殺。什麼東西都恰如其分,也就是了。
撰寫這套總數三十六冊的《作品集》,是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前後約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長篇小說,兩篇中篇小說,一篇短篇小說,一篇歷史人物評傳,以及若干篇歷史考據文字。出版的過程很奇怪,不論在香港、台灣、海外地區,還是中國大陸,都是先出各種各樣翻版盜印本,然後再出版經我校訂、授權的正版本。在中國大陸,在“三聯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家,是經我授權而出版了《書劍恩仇錄》。他們校印認真,依足契約支付版稅。我依足法例繳付所得稅,餘數捐給了幾家文化機構及資助圍棋活動。這是一個愉快的經驗。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經授權的,直到正式授權給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三聯版”的著作權契約到二○○一年年底期滿,以後中國內地的版本由廣州出版社出版,主因是地區鄰近,業務上便於溝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稅,還在其次。許多版本粗製濫造,錯訛百出。還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寫及出版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於充滿無聊打鬥、色情描寫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灣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筆名出版發行。我收到過無數讀者的來信揭露,大表憤慨。也有人未經我授權而自行點評,除馮其庸、嚴家炎、陳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認真其事,我深為拜嘉之外,其餘的點評大都與作者原意相去甚遠。好在現已停止出版,糾紛已告結束。
有些翻版本中,還說我和古龍、倪匡合出了一個上聯“冰比冰水冰”征對,真正是大開玩笑了。漢語的對聯有一定規律,上聯的末一字通常是仄聲,以便下聯以平聲結尾,但“冰”字屬蒸韻,是平聲。我們不會出這樣的上聯征對。大陸地區有許許多多讀者寄了下聯給我,大家浪費時間心力。
為了使得讀者易於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長、中篇小說書名的第一個字湊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短篇《越女劍》不包括在內,偏偏我的圍棋老師陳祖德先生說他最喜愛這篇《越女劍》。)我寫第一部小說時,根本不知道會不會再寫第二部;寫第二部時,也完全沒有想到第三部小說會用什麼題材,更加不知道會用什麼書名。所以這副對聯當然說不上工整,“飛雪”不能對“笑書”,“連天”不能對“神俠”,“白”與“碧”都是仄聲。但如出一個上聯征對,用字完全自由,總會選幾個比較有意思而合規律的字。
有不少讀者來信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你所寫的小說之中,你認為哪一部最好?最喜歡哪一部?”這個問題答不了。我在創作這些小說時有一個願望:“不要重複已經寫過的人物、情節、感情,甚至是細節。”限於才能,這願望不見得能達到,然而總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大致來說,這十五部小說是各不相同的,分別注人了我當時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愛每部小說中的正面人物,為了他們的遭遇而快樂或惆悵、悲傷,有時會非常悲傷。至於寫作技巧,後期比較有些進步。但技巧並非最重要,所重視的是個性和感情。
這些小說在香港、台灣、中國內地、新加坡曾拍攝為電影和電視連續集,有的還拍了三四個不同版本,此外有話劇、京劇、粵劇、音樂劇等。跟著來的是第二個問題:“你認為哪一部電影或電視劇改編演出得最成功?劇中的男女主角哪一個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電影和電視的表現形式和小說根本不同,很難拿來比較。電視的篇幅長,較易發揮;電影則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閱讀小說有一個作者和讀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過程,許多人讀同一部小說,腦中所出現的男女主角卻未必相同,因為在書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讀者自己的經歷、個性、情感和喜憎。你會在心中把書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為一,而別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電影和電視卻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觀眾沒有自由想像的餘地。我不能說哪一部最好,但可以說: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壞,最蔑視作者和讀者。
武俠小說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長期傳統。中國最早的武俠小說,應該是唐人傳奇的《虬髯客傳》、《紅線》、《聶隱娘》、《崑崙奴》等精彩的文學作品。其後是《水滸傳》、《三俠五義》、《兒女英雄傳》等等。現代比較認真的武俠小說,更加重視正義、氣節、捨己為人、鋤強扶弱、民族精神、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讀者不必過分推究其中某些誇張的武功描寫,有些事實上不可能,只不過是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聶隱娘縮小身體潛入別人的肚腸,然後從他口中躍出,誰也不會相信是真事,然而聶隱娘的故事,千餘年來一直為人所喜愛。
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韋小寶的父親可能是漢、滿、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角陳家洛後來也對回教增加了認識和好感。每一個種族、每一門宗教、某一項職業中都有好人壞人。有壞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壞的大官,也有真正愛護百姓的好官。書中漢人、滿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壞人。和尚、道士、喇嘛、書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個性和品格。有些讀者喜歡把人一分為二,好壞分明,同時由個體推論到整個群體,那決不是作者的本意。
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看。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漢族和契丹、蒙古、滿族等民族有激烈鬥爭;蒙古、滿人利用宗教作為政治工具。小說所想描述的,是當時人的觀念和心態,不能用後世或現代人的觀念去衡量。我寫小說,旨在刻劃個性,抒寫人性中的喜愁悲歡。小說並不影射什麼,如果有所斥責,那是人性中卑污陰暗的品質。政治觀點、社會上的流行理念時時變遷,人性卻變動極少。
在劉再復先生與他千金劉劍梅合寫的《父女兩地書》(共悟人間)中,劍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談話,李先生說,寫小說也跟彈鋼琴一樣,沒有任何捷徑可言,是一級一級往上提高的,要經過每日的苦練和積累,讀書不夠多就不行。我很同意這個觀點。我每日讀書至少四五小時,從不間斷,在報社退休後連續在中外大學中努力進修。這些年來,學問、知識、見解雖有長進,才氣卻長不了,因此,這些小說雖然改了三次,很多人看了還是要嘆氣。正如一個鋼琴家每天練琴二十小時,如果天分不夠,永遠做不了蕭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諾夫、巴德魯斯基,連魯賓斯坦、霍洛維茲、阿胥肯那吉、劉詩昆、傅聰也做不成。
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許多錯字訛字以及漏失之處,多數由於得到了讀者們的指正。有幾段較長的補正改寫,是吸收了評論者與研討會中討論的結果。仍有許多明顯的缺點無法補救,限於作者的才力,那是無可如何的了。讀者們對書中仍然存在的失誤和不足之處,希望寫信告訴我。我把每一位讀者都當成是朋友,朋友們的指教和關懷自然永遠是歡迎的。
二○○二年四月 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