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圓券泄密案也稱為“陶啟明案”。1948年蔣經國在國民黨政權於風雨飄搖之際上海“打老虎”，最初，蔣經國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為貪官污吏。身為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在獲得幣制改革機密後，在上海大量拋售永紗股票，獲得暴利80億美元。杜維屏乃杜月笙之子，因涉及陶案，亦遭懲處。一時逼奸商就範，使上海得以暫時平靜。但不久，（四大家族在內的）四面八方的反對勢力，以官商勾結、黑白呼應的方式聯合起來反撲，最終草草收場告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圓券泄密案
- 別名：陶啟明案
- 簡介：是貨幣史上最短命的貨幣之一
- 年份：1948年
- 掠奪性：強
- 欺騙性：強
事由交待,案件始末,
事由交待
金圓券，是貨幣史上最短命的貨幣之一。金圓券的欺騙性和掠奪性之強，歷史上很少有能與之相比的。筆者親眼看到金圓券發行、流通和崩潰的全過程，至今仍歷歷在目。為了讓讀者了解金圓券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欺騙性和掠奪性表現在哪裡？這是筆者撰寫此書的初衷，同時，也想引起加強研究中國近代貨幣史、金融史的必要性。
1946年，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這與人民的意願背道而馳，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注定了必然要失敗的命運。1948年上半年，南京國民政府在軍事上連連失敗，損失慘重，統治區日益縮小。政治上危機四伏，大有朝不保夕之勢。財政上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國內、國外負債累累，信用全失，舉債無門，只有靠發行貨幣來彌補差額，造成惡性通貨膨脹，使整個工商業瀕於破產的地步。農村凋敝不堪，整個社會民怨沸騰，南京國民政府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國民黨並不甘心於失敗，遂作出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的決定。其目的：
一、把票面驟然縮小三百萬分之一，緩和一下人民民眾對惡性通貨膨脹的厭惡情緒；
二、定金圓券與法幣的比率為一比三百萬，等於發行更大面額的鈔票，緩解一下現鈔短缺的危機；
三、金、銀、銀元、外幣禁止人民持有，並限期強行收兌，企圖在逃離大陸前，徹底搜刮一次。
金圓券雖然規定有含金量，但是不能兌現，與法幣無異，仍然是一個空頭的價值符號。第一批發行的金圓券，就是庫存中無法進入流通的小面額法幣。金圓券的金屬輔幣除一分銅幣外，其餘都是舊鑄法幣的輔幣，所謂之金圓不過是一場騙局。
金圓券的發行準備，名義上是五億美元，但絕大部分是空的，同樣也是一場騙局。通過金圓券發行，各階層人民金、銀、銀幣、外幣損失約二億美元，間接的經濟損失就無法計算了。
由於國民政府崩潰迅速，人民存放在國外的外匯資產才幸免於難。國民黨逃離大陸前，將庫存的金、銀和發行準備秘密運往台灣，據不完全統計，有黃金296萬餘兩，白銀69000餘兩，銀幣5300餘萬元，外匯全部。
金圓券於1948年8月20日開始發行，8月23日正式進入流通，七十多天后的11月11日，宣布《修改金圓券發行辦法》，其他三個辦法也作了相應的修改，金圓券貶值百分之八十，實質上就是宣告金圓政策的失敗。
1949年3月，市場上開始出現拒用金圓券，並迅速蔓延，4月份各地已普遍拒用（包括國營鐵路、郵政、電業、交通運輸、稅務等部門），代之以銀元、外幣、銅元以及米、棉布等實物，也就是金圓券在事實上已徹底垮台。
金圓券從發行到垮台，時間並不長，卻在貨幣史上留下不能忘記的一幕。
案件始末
1948年，國民黨政府的法幣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潰邊緣。為挽救因法幣破產而可能導致的國民經濟崩潰，8月19日國民黨政府推行幣制改革方案，發行金圓券。
上海《大公報》記者季崇威8月21日在報上披露，一神秘人士於幣制改革宣布前夕，連夜從南京乘車抵達上海，8月19日一個上午就向市場拋售1000萬股永紗股票，照20日股票慘跌的行市計算，此人獲利高達一千六百多億元。這條訊息猶如重鎊炸彈，引起軒然大波，各界沸騰，血本無歸的股民們更是團團圍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罵社會黑暗，政府腐敗，眼看一場軒然大波就要發生。
8月26日，國民政府監察院簽發通知，派監委唐鴻烈、孫玉琳二委員火速赴上海追查“隱名人”真相。唐鴻烈、宋玉琳抵滬後，直奔京滬經濟管制副督導員蔣經國辦公室。蔣經國眉頭緊鎖，在房中踱來踱去，一旁坐著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長林崇墉。見唐、孫二人到來，蔣經國連忙把他們引入座，寒暄一番後，蔣經國單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鬧得沸沸揚揚，這幾天股市連續狂跌，情形極為嚴重，此案不破，金圓券改革難以繼續執行下去，不知二位監委對此案有何眉目。”
唐鴻烈欠了欠身，極為自信地說道：“督導員，您不用太擔心，這則訊息最初來源於《大公報》，我們不妨首先從這裡入手，追根溯源，說不定能查出蛛絲馬跡……”一旁的林崇墉打斷唐鴻烈的話：“我和督導員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大公報》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話，我們有什麼對策？”蔣經國點了點頭：“是啊！我看還是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這樣吧，唐監委、孫監委你們二位調查《大公報》，我和林局長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對上海各股票交易所進行調查，核查19日的交易額，二位意下如何？”孫玉琳道：“這樣最好不過，委員長要求我們迅速破案，事不宜遲，我們倆這就去。”
唐、孫二人直訪《大公報》，道明來意後，李子寬經理只好告訴訊息來自記者季崇威，並吩咐手下人把季崇威找來。不管唐、孫二人如何軟硬兼施，季崇威就是不肯吐露實情，並有對簿公堂的決心，李子寬也表示愛莫能助。唐、孫二人碰了壁，怏怏而歸。
正當唐、孫二人一籌莫展時，蔣經國邀請他們出席第二天市警局會議，會同上海市警察局共同破案。會議中，接到南京總統府限令7天破案的追加電令。蔣經國當即命令金管局與警察局抽調精幹人員，組成8個行動組，分赴全市237個交易所，查尋19日交易額在300萬股以上的交易所。行動組很快就在237家交易所中，查出有嫌疑的22家。8月31日下午6時，查出鴻興證券交易所疑點最大，有大筆場外拋股的記錄。鴻興證券號是237號，來頭可謂不少，其經濟負責人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維屏。杜月笙是上海青紅幫三大亨之首，蔣介石早年曾投靠過他，共同發動了反共的四·一二政變，為蔣介石占據上海立下過汗馬功勞。
行動組感到十分棘手，唐鴻烈出了個主意，認為還是請蔣督導員親自出面，可能比較合適，眾人一致贊成，並由唐、孫等人直接向蔣經國匯報。
9月1日，蔣經國笑容可掬地把杜維屏迎進了私人住所，分賓主坐定後，蔣經國與杜維屏拉了一些家常，杜維屏不明就理，忍不住問道：“經國兄今天把我找來，只是為了敘舊？”蔣經國不露聲色地道：“除了敘舊，倒還是有一事請維屏兄幫忙。”杜維屏連忙拍了拍胸部：“經國兄儘管吩咐，在上海，只要我杜維屏能辦到的，一定在所不辭。”蔣經國見時機成熟，這才轉入正題：“維屏兄，貴交易所在19日有二筆數額巨大的股票拋售記錄，不知維屏兄是否知道這事？”“這，這……，”杜維屏一時語塞。“維屏兄，政府內部有人泄露幣制改革秘密，有人利用這一訊息進行股票黑市交易，從中獲取暴利，引發股票市場大動盪，政府經濟改革也難以進行，還請維屏兄助我一臂之力。”杜維屏欲言又止，面色十分尷尬，支吾著說，“經國兄，這件事我恐怕不能幫上大忙，請原諒。”杜維屏異常的神色和舉動，自然沒逃過蔣經國的眼睛。蔣經國順水推舟地說道，“維屏兄，這事就暫擱一邊，還有幾位朋友想與你見見面。”接下來，唐鴻烈、孫玉琳、林崇墉等人輪流盛宴杜維屏。
杜維屏實在過意不去，終於向蔣經國透露了事情的真相：8月19日上午，李伯勤陪同兩個女人來到鴻興交易所，以“蘭記”和“淑記”兩個女人的名號開戶，拋出300萬股永安紗廠股票。
蔣經國如獲至寶，命令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迅速查出李伯勤去向。經查明，李伯勤住在上海市延慶路9弄20號妹妹李國蘭家，李國蘭丈夫陶啟明，兩個月前進入財政部任秘書。當天，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經濟組組長毛克剛派便衣人員潛伏在李家附近，李伯勤一直到晚上12點還未露面。特偵組深夜趕赴李伯勤的摯友高祥生家，也徒勞而返。毛克剛當機立斷，命令該組干將李吉光進入李家探虛實。
李吉光敲開李家的門，自我介紹道：“你是嫂子吧，我是啟明兄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李國蘭一聽是陶啟明的兒時朋友，連忙把李吉光引進屋內，熱情招待。扯了一些家常後，李國蘭對李吉光已沒有任何戒心，氣氛十分隨意，李吉光漫不經心地說道：“本來十九日，我就要來找嫂子，請啟明兄幫忙。上午敲門時，屋內沒有人。”李國蘭衝口而出，“上午我和另外二位朋友，去鴻興交易所炒股去了，你當然找不到我了，不知你有什麼事需要啟明幫忙，我幫你轉告。”李吉光依然不動聲色：“想不到嫂子還炒股，我對這個一竅不通，嫂子以後要多開導開導我，讓我也有發財的機會。”頓了頓，又故作親切地說：“最近我聽說股票大跌，嫂子你這次肯定虧了。”李國蘭得意地說，“這你就有所不知，別人都虧，我炒的永安股卻賺了。”李吉光見目的達到，掏出警員證件，“對不起，你被捕了。”李國蘭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是啟明的朋友，原來你是……”李國蘭嚇得癱倒在地，並供出同案犯楊淑瑤地址。
隨後，特偵組來到湖南路343號石油公司宿舍，逮捕了楊淑瑤，帶回警察局。唐鴻烈、孫玉琳親自提審了二人。李國蘭供認丈夫陶啟明讓她與李伯勤、楊淑瑤出面拋股。另一案犯楊淑瑤是中國石油公司南京營業所主任徐壯懷之妻。
陶啟明由王雲五的親信、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介紹，兩個月前進入財政部任秘書。徐百齊接到林崇墉的電話，得知陶啟明泄密，不敢怠慢，馬上報告王雲五。王雲五立即通知首都警察廳長黃珍吾，逮捕陶啟明。當晚，陶啟明在財政部宿舍被捕。在歷時56個小時的審訊下，陶啟明終於承認泄密罪。他於8月18日連夜從南京坐車返回上海，找到好友徐壯懷、袁柳安等，策劃了狂拋永安紗廠股票事件。陶啟明還供出了頂頭上司徐百齊以及有關人員徐壯懷、袁柳安。袁不久被捕，徐壯懷早已聞風而逃。“隱名人”終於被揭開了面紗，隨著審訊的進一步發展，震驚全國的這起金融泄密案也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