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論

荀子強調農業在中國古代國家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重農論
• 定義：荀子強調農業在中國古代國家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論

背景與思想來源

從根本上說，荀子的重農論的提出，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分工有很大發展的現實需要。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末年，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進一步分化。士農工商，職業殊途。鐵制農具進一步推廣，農業生產的經驗、技術、水平有很大提高，工貿也逐步繁榮。諸侯爭戰更使農業生產的社會需要顯得緊迫。人們對農業的認識積累了大量的感性材料，許多思想家特彆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農家許行要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儒家孔孟主張統治者無奪農時，足食惠民；墨子主張以農為本業；法家李悝倡盡地力之教，商鞅主張農戰論；道家主張小國寡民，自給自足。但他們的主張缺乏系統性與深刻性。荀子則超前把握了大一統的時代趨勢，根據統一國家發展經濟的需要，繼承儒家孔孟的思想，並吸收和改造法家的富國論以及關於重農抑工商的思想，援法歸儒，提出了重農論。

內容

荀子重農論的立論基礎是：①“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荀子·富國》）農業資源、農業勞動力是財富的本源，其原因在於農業生產是直接而唯一的財富生產活動，是國家財政開支的依靠。②農工商等經濟部門之間，存在著相互為用又相互限制的關係。國家應協調士農工商百業人口的數量比例，避免士工商等對農業的不良作用，維護農業生產正常進行。

荀子重農論的具體主張如下。

①平政裕民，養民養農：荀子要求國家運用政治力量，發揮其對經濟的導向功能，優先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使農民有所節餘貯備，保證農業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以刺激農業生產，安定社會，富民富國強國。荀子肯定：人生而有欲，是人之情實；人生而好利，是生之自然。不過人有社會性，能察物之理，制天命而用之。治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他特別重視運用民力，“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荀子·王霸》）。對於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和創造財富的能力，荀子相當樂觀。他說若得民力，“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荀子·富國》）。因而，他反對墨子憂天下匱乏，希望“儒術誠行”（同上），敬重人為。為了鞏固生產，還要統治者階層做到各盡己職，一切按“明分”的制度行事，務於利民而不爭民利，所謂“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荀子·大略》）。

②節用裕民：國家賦稅對農民生產積極性和生產循環有直接重要的影響。孟子主張制民以恆產，荀子也有類似主張，這就是節用裕民。他主張“田野什一”（《荀子·王制》），“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荀子·富國》）。堅決反對巨斂苛稅，警告說：“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荀子·王制》）荀子還反對：“好功”、“好戰”，攻城掠地，要求政治做到“寬、饒、簡、易”（《荀子·富國》）。

③必須有完善的農政管理制度：他提出國家應設定“司田”、“司空”、“虞師”、“鄉師”等管理各種農事的職官。司田管理農事，司空管理水利建設，虞師管理農業自然資源，鄉師管理執行具體的下層事務等。在此基礎上，荀子還提出農業生產者要“善治”田業，包括掌握生產規律、利用耕作技術器械，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要把善治與周密慮事、戰天役物、善假於物、劬勞疾力結合起來。

④節制工商而求協調百業分工：戰國末期，各諸侯國之間攻城掠地的頻繁戰事，予農業生產以極大破壞；而士農工商百業之間嚴重的比例失衡，也加深了農業的危機。對此，荀子看得十分真切。他說：“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荀子·性惡》）所謂“相為事”就是分工協調。荀子的分工論強調君王應重用儒術，因為儒術的“明分”理論能使社會秩序化，包括使分工得以實現，“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荀子·王霸》）。荀子認為個人智力、能力有限，分工能使分職精一，使人在社會中能其所不能。荀子的重農論著力辨明農業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泉源，釐清農工商的主次，以農為本，使百業相與為事。

荀子並不反對工商業本身及其社會職能和經濟作用。相反，他辯護商業能“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並主張“關市幾而不征”（同上），國家要開關市、通貨財、安商旅。但是，士農工商雖並存分業、相互依賴與相互促進，但工商貿對農業亦隱含著排斥、限制的反作用。荀子主張平衡這種自發限制的機制，要求採取措施，調節士農工商數量比例上的嚴重失調。他指出，士與工商人口存在相對過剩的問題，“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荀子·富國》），要求工商適應農業生產。

荀子主張聖王治國，“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器械”（《荀子·榮辱》）。如此能使“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也。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荀子·王霸》）。這就是他理想的天時、地利、人治和諧統一的“能參”社會。

荀子的重農論與法家的重農主義性質有所不同。荀子雖然強調務本禁末，但並未確指工商為末業，他至多是主張相對地抑制工商，平衡士農工商。法家重農主義以農為本、抑制工商。韓非明確地提出“農本工商末”的觀點，甚至斥工商業者為“五蠹”之一。不過，荀子雖然是儒家，但其理論對法家亦有部分吸收。其隆禮重法的最高主張，反映了儒家與法家雖不合而同流的趨勢。荀子的“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荀子·富國》）的主張，顯示了他的重農是寄希望於國家行政干預來強制推行。

影響與評價

荀子的重農論對以後兩千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有積極的影響。重農抑工商的政策出於法家，而荀子的重農論則較完整，雖有相對地抑制工商的一面，畢竟以求協調士農工商為宗旨。

“民以食為天”。中國古代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重視生產與重視農業幾乎是同義語。重農論之所以有影響，最根本是決定於中國古代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